p110　佛教與書法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對中國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在文化方面，因為佛經的翻譯與流傳，影響了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為中國文化史寫下了光輝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藝術家，將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國的建築、雕塑、繪畫、工藝、書法、音樂裡，而開創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風格。

書法是中國傳統書寫方式之一，所以當佛教與書法藝術結合之後，佛法的傳播更為普遍；書法家們受到佛教的影響，常以佛教為題材來豐富書法的內容，這使書法藝術更增意趣與內涵。

佛教對書法的看法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由於印刷術尚未昌明，佛經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紙墨抄繕，於是在寫經、抄經等需要下，佛教即與中國書法結下不解之緣。尤其對佛弟子而言，書法抄經不但是自我修行之道，同時具有助揚佛教之功。

一、書法是修行培福之道

1.寫經功德殊勝：《金剛經》云：「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法華經‧法師品》中說道：「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放光般若經》、《瑜伽師地論》亦云，「書寫」不僅於「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遠離魔害，得天龍護衛，不久當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勳法師，原名胡文柱，在天啟年間為中書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瘡，痛不可忍。後來由於書寫《法華》、《金剛》、《楞嚴》等經及《水懺》，遂使疾患不藥而癒。又如宋代溫州參軍，書寫《金剛經》一卷，恭入佛殿供養，於買舟涉海還鄉途中，雖遇風難，而能平安抵岸。

2.易於收攝身心：書法不同於一般寫字，從磨墨、執筆到下筆，都必須專注，不可輕忽。因此，在文字書寫當中，即可收攝精神，達到一個靜穆的境界，身心安泰舒暢。所以，書法也是一種修行方法。

由於書法寫經的殊勝，在佛門的修持，多設有抄經堂。例如：在日本的寺院，大多設有抄經堂；佛光山本山及各別分院也都設有抄經堂，具備筆墨紙硯供信徒抄經修持。

二、書法有助揚佛教之功

古時筆、墨、紙、硯文房四寶，原本就是主要且唯一的書寫工具。無論是宰輔高官，還是布衣百姓，都操作著一副筆墨，所以書法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幾乎是中國傳統文人共同的精神素養。佛教初傳，為弘通經教，自然也需藉書法之助，即便是佛經翻譯時擔任筆受、潤筆等初期工作者，亦無不仰賴之。

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侶大書法家。於是寺院、僧侶以書法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書法抄經等酬報助揚佛法，所以歷代書法名家，幾無不曾寫過相關佛教的經典或碑文書帖。如王羲之曾書《遺教經》；張旭寫過《心經》；柳公權亦書有《心經》、《金剛經》和《清淨經》；蘇軾所寫更多，有《心經》、《金剛經》、《華嚴經》等經、序十餘種傳世；另如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顏真卿、黃庭堅、趙子昂、米芾等亦有與佛教相關的書法作品行世。近代的印光大師、弘一大師就經常以書寫佛法義理與信徒結緣。歷代著名書法家寫經、碑文、題記者，更是不勝枚舉，如六朝的謝敷專門為人寫經；唐代王知敬專門為寺院寫經；奉詔寫經者，如元代曾遇；祈福報德超薦寫經者，如唐玄宗的宮人；為布施寫經者，如元仁之管夫人；為賜贈寫經者，如五代的李後主等；為供養經典寫經者，如唐代的楚金書；乃至有為生活而寫經者，如唐朝王紹宗。這些人寫經、書碑的目的雖然不一，但是抄寫經典的普遍，使得佛教與書法因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於佛法的弘傳與書法藝術的發展，都具有正面的影響。

佛教對書法的貢獻

比之書法對佛教助揚之功，佛教對書法的貢獻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列舉二點說明如下：

一、保存書法文化

佛教大量的寫經、抄經，甚至刻經，累積了無數有關書法文化遺產，這對研究各朝的書法貢獻匪淺。例如：

1.寫經：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在敦煌祕密石室內，發現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間的經卷文書，其中寫本佛經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約三萬卷左右。經、律、論三藏的各種譯本，應有盡有。這些大量寫本經稱為「經生書」，多是佛教徒發願寫成，有的自寫，有的請人寫。清朝錢泳《履園叢話‧書學‧唐人書》云：「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所以敦煌經生書的風格，自與內地寫本不同，反應一種特有虔誠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難得的文化瑰寶，更是研究書法藝術的珍貴史料。六朝寫經在僧俗之間極為盛行，此內地「經生書」，就書體而論，代表名家風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體兼具，為當時及後人所宗仰學習。因此所謂「唐人寫經」之名，至今仍享譽國際，這份文化遺產，帶給中國人的驕傲，可見一斑。

2.刻經：佛教有關書法藝術的另一種表現是刻經。刻經可分為木刻與石刻二種。現存最早的木刻佛經，是唐咸通九年（八六八），王玠出資雕刻的《金剛經》，今存於英國。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敕雕的開寶藏（或稱蜀藏），為中國第一部刻本藏經，然今已無全本，零卷亦少。

佛經石刻的目的基於：紙帛易壞，不便長久保存；經歷北魏、北周兩次滅佛，大量燬損佛經後，加深佛教徒的「末法」思想，於是有人發願石刻以保存佛經。石刻發明於北齊高王時期，代表作有：山東泰山山麓經石峪的《金剛經》、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河南北響堂山的《維摩詰經》，而以河北房山縣雲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經》規模最大。此石經是由北齊慧思大師發願，弟子靜琬創刻，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始成。後經唐、遼、金、元、明千餘年，刻經之風不斷。據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國佛教協會對房山石經調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經一五○○○張，殘缺的石經七百八十多張，碑、銘、題記等七十多張，共刻佛經數千卷。此歷時長久的大規模石經，確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見的壯舉，堪與名聞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遺產。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書法風格的石經，更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書法的變遷史，及研究佛法與書法關係的珍貴史料。

3.造像題記：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銘文題記，其中以六朝時代書法最精美，且品類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極高的地位，對書法藝術影響至深。如清朝阮元所著《北碑南帖論》說：「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於是清朝一代皆重碑體。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也說：「吾見六朝造像數百種，中間雖野人之所書，筆法亦渾樸奇麗有異態。」並將南北朝碑按高低分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級，入選者共七十七種，其中造像題記銘頌有二十四種，約占三分之一，足見六朝時代的造像題記在書法藝術史上占多麼重要的地位。難怪有人曾舉譬說：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類宗教藝術的一個巔峰，那麼，造像題記的書法，則是代表中國書法藝術的另一高峰。

除了上述寫經、抄經、刻經、造像題記等外，有關佛教的碑、銘、志、記、帖等數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對書法藝術的貢獻亦難以勝書。

二、影響書法藝術創作

佛教與書法的結合，自然豐富了書法創作的題材；當書者在寫經、書碑、銘、題記的同時，佛教的思想亦必無形中滲入書者八識田中，進而影響書法的意境。因為書法之所以被認定為藝術的表現，除涵蓋從點、線、面於筆墨運行的或濃、淡、乾、濕、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澀、迴、暢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現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關注與思想人格，簡單的說，精神修養常是書法表現的條件之一。所以有「書法家一動筆，就可從筆勢造形的特徵與筆跡的動律關係中得知書者的心理人格」。也就是說，書法家本身若曾涉略佛法，其佛學體驗必將投射於書法中。

歷代書法家受佛法影響，又學有所成，受推崇者，不勝枚舉。其中，宋朝蘇軾、米芾、黃庭堅等三大文豪，就是因與禪師常相酬往，因此書法中禪趣併生。如米芾依守一禪師聽杭州辯才法師講其隱居的圓蓋而方址的「方圓庵」，於是以方圓概括宇宙萬有，以「無所住而住焉」、「無所觀而觀之」為文，而書就完成《龍井方圓庵記》，將方圓之理和書法相通；黃庭堅書「山雨溪雲散墨痕，松風清坐息塵根，筆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來不二門」，他從佛法與書法中體悟如來的不二法門。他用行草書寫過寒山子的詩：「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激箭，人生若浮萍，痴屬根本業，愛為煩惱坑，輪迴幾許劫，不解了無明。」蘇東坡的〈洞庭春色賦〉「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何其艱」，發人深省。明朝董其昌以行草書蘇東坡帖「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將佛法蘊涵於書法之中，更顯出書法的價值。

又初唐三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其晚期的代表作〈雁塔聖序〉，其用筆結構、字體，與隋朝著名的兩個寺碑中的〈龍藏寺碑〉相類似，尤其是〈龍藏寺碑〉特有細勁多姿的橫畫，完全為褚遂良所接受。褚遂良曾進入北魏書法寶窟學習，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北朝書法的影響，到了後期雖有改變，但仍脫離不了佛教書法的範疇。

歷代書法的作品，都是世人臨摹學習的典範，其受佛法影響的創作，也是一代代傳承不息。所以有人說：若將佛教書法的部份拿掉，中國書法史將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見佛教影響書法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

佛教於書法的成就

歷代以來，佛教僧侶擅長書法者，多不勝數，比方曾是東晉王羲之的七世孫，南北朝陳代的智永禪師，曾居住於永欣寺閣樓上抄經達三十年之久，創作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真草《千字文》，乃是以一千個不同的字書寫所成，被後代書法家奉為典範，從此紛紜的草書漸歸統一，奠定了唐朝以來千餘年草書的筆法。後代臨此《千字文》的書法大家有：懷素、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蔡襄、趙孟頫、董其昌、文徵明等。開後代書法家愛寫《千字文》的風氣。目前其真蹟《千字文》珍藏於日本，也許是八百本中唯一僅存的一本，所以被日本視為「國寶」之一。

智永禪師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的另一貢獻是「永字八法」的發明。「永字八法」是：一側，即點；二勒，即橫畫；三努，即直畫；四趯，即勾；五策，即斜畫向上者；六掠，即撇；七啄，即右之短撇；八磔，即捺。這八法能通一切字，是書法家必由之徑。

唐朝懷仁法師所集王羲之的行書〈大唐三藏聖教序〉，是唐太宗於玄奘大師佛經翻譯完成時所撰寫的，因太宗酷愛王羲之的書法，遂由懷仁大師按內容匯集王羲之的行書，再勒石刻碑，因名「集王書聖教序碑」。相傳王羲之行書的真跡，包括〈蘭亭序〉，全都萃集於此碑。故此碑流行之後，唐宋以來，凡是學習王羲之行書的人，莫不以〈聖教序〉為範本；另一方面，自從開啟集字的先例後，繼起唱和集書者舉袂成幕，不一而足，光是收集王羲之的書法者就有十八家。所以說，懷仁法師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確有卓著的貢獻。

唐朝的懷素禪師，是中國僧侶中對書法藝術史影響最大者。他擅長草書，生性疏放，不拘細行，《高僧傳》中形容他：「時酒酣興發，遇寺壁裡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所以時人稱他為醉僧。他最初學習書法時，身貧無錢買紙，就在誦經參禪之餘，利用白漆在木板和圓盤上書畫寫字，寫滿一遍再抹去油漆重新書寫。後來禪師在寺院附近種一萬多株芭蕉，每天就以摘下的芭蕉葉臨帖揮毫，並自署所居房舍為「綠天庵」。漸漸地，用過的芭蕉葉竟然堆滿了整整一房間。過了不久，老芭蕉葉全部被剝光了，懷素禪師索性拿起筆墨在芭蕉樹的嫩葉上面書寫，雖然盛夏的太陽烤得他汗流浹背，嚴冬的寒風凍得他十指麻木，但是他依然不為所動，繼續練筆。有一天黃昏，他觀夏雲隨風行運而頓悟筆意，自謂已得草聖三昧。當時甚得顏真卿的欣賞，顏公問他：「夫草書於師授之外，師有自得之乎？」懷素答：「貧道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由於懷素禪師的不斷揣摩，領悟出字內字外的運筆方法，而成為一代草書宗師。出自他手中的〈自敘帖〉、〈苦笋帖〉，至今仍是書法中的瑰寶。

歷代評論懷素書法者有很多人，如宋代懷璉〈跋懷素草書佛說四十二章經〉云：「師書妙絕古今，落筆縱橫，揮毫電掣，怪雨狂風，隨手變化，隱見莫測……如青蓮花開向筆端，此亦書中第一義也，非師之廓然無聖，何以能至此乎？」又明代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評懷素《千字文》中的「知過必改，得莫能忘；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云：「字字欲仙，筆筆欲飛。」可見懷素的書法已融入禪心妙境之中，為佛門中繼智永禪師以後傑出的大書法家，自唐、宋、元、明，乃至於今，凡學草書者，無不取法於懷素，論贊其書者，亦不下數十百家。

佛法自東漢傳入中國以來，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影響是非常的深、廣、長、遠。但是在西方文明東漸後，鋼筆文化已然代替了毛筆文化，今日的電腦更取代了寫字工具，以致研習書法者比起往昔人人操著一副筆墨的書寫情景，實有天壤之別。因此，極欲振此傳統文化之士，深感今日仍孜孜努力於書法藝術者，概佛教寺院莫屬；君不見寺宇大殿門楹必刻著翰墨筆跡，客堂牆頭必掛著書法條幅，這不正是古今文人墨客最喜賞遊之處嗎！佛光山的「百人碑牆」，更集刻了古今中外歷代具有啟發人心，勸人向善的書法大作，有如房山石刻盛景的重現。這在在都足以證實佛教對於書法的貢獻，是古今一同的。

現代人雖然很難終日專心於書法，然而在物質文明發達，精神文明缺乏的時代裡，以佛法來蕩滌俗塵，以書法來怡情養性，不失為明智的抉擇。試想：就在奮筆欲書之際，神與道交，如懷素之在世，如二王之重生。超然之情，彷彿世人皆濁，唯我獨清；灼然之智，猶若眾生皆醉，唯我獨醒。其寄情於物外也，渾然而忘我；其遊藝於超俗也，怡然而自得。其形象也，像風谷之雲湧；其氣勢也，如驚濤之裂岸。峰迴路轉，游刃有餘；嘎然即止，乾坤盡收。如此的境界，非自證者不知其味，個中三昧，為書與寫乃能究了。若能以佛法超然的意境，付予書法脫俗的雅趣，則佛法、書法將相得益彰，綿延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