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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佛教與書法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對我國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在文化方面,因為佛經的翻譯與流傳,影響了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為中國文化史寫下了光輝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藝術家,將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國的建築、雕塑、繪畫、工藝、書法、音樂裡,而開創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風格。

書法是中國傳統書寫方式之一,所以當佛教與書法藝術結合之後,佛法的傳播更為普遍;書法家們受到佛教的影響,常以佛教為題材來豐富書法的內容,這使書法藝術更增意趣與內涵。

佛教對書法的看法

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由於印刷術尚未昌明,佛經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紙墨抄繕,於是在寫經、抄經等需要下,佛教即與中國書法結下不解之緣。尤其對佛弟子而言,書法抄經不但是自我修行之道,同時具有助揚佛教之功。

一、書法是修行培福之道

1.寫經功德殊勝:《金剛經》云:「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法華經‧法師品》中說道:「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放光般若經》、《瑜伽師地論》亦云,「書寫」不僅於「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遠離魔害,得天龍護衛,不久當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勳法師,原名胡文柱,在天啟年間為中書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瘡,痛不可忍。後來由於書寫《法華》、《金剛》、《楞嚴》等經及《水懺》,遂使疾患不藥而癒。又如宋代溫州參軍,書寫《金剛經》一卷,恭入佛殿供養,於買舟涉海還鄉途中,雖遇風難,而能平安抵岸。

2.易於收攝身心:書法不同於一般寫字,從磨墨、執筆到下筆,都必須專注,不可輕忽。因此,在文字書寫當中,即可收攝精神,達到一個靜穆的境界,身心安泰舒暢。所以,書法也是一種修行方法。

由於書法寫經的殊勝,在佛門的修持,多設有抄經堂。例如:在日本的寺院,大多設有抄經堂;佛光山本山及各別分院也都設有抄經堂,具備筆墨紙硯供信徒抄經修持。

二、書法有助揚佛教之功

古時筆、墨、紙、硯文房四寶,原本就是主要且唯一的書寫工具。無論是宰輔高官,還是布衣百姓,都操作著一副筆墨,所以書法在我國文化發展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幾乎是中國傳統文人共同的精神素養。佛教初傳,為弘通經教,自然也需藉書法之助,即便是佛經翻譯時擔任筆受、潤筆等初期工作者,亦無不仰賴之。

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侶大書法家。於是寺院、僧侶以書法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書法抄經等酬報助揚佛法,所以歷代書法名家,幾無不曾寫過相關佛教的經典或碑文書帖。如王羲之曾書《遺教經》,張旭寫過《心經》,柳公權亦書有《心經》、《金剛經》和《清淨經》,蘇軾所寫更多,有《心經》、《金剛經》、《華嚴經》等經、序十餘種傳世,另如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顏真卿、黃庭堅、趙子昂、米芾等亦有與佛教相關的書法作品行世。近代的印光大師、弘一大師就經常以書寫佛法義理與信徒結緣。歷代著名書法家寫經、碑文、題記者,更是不勝枚舉,如六朝的謝敷專門為人寫經;唐代王知敬專門為寺院寫經;奉詔寫經者,如元代曾遇;祈福報德超薦寫經者,如唐玄宗的宮人;為布施寫經者,如元仁之管夫人;為賜贈寫經者,如五代的李後主等;為供養經典寫經者,如唐代的楚金書;乃至有為生活而寫經者,如唐朝王紹宗。這些人寫經、書碑的目的雖然不一,但是抄寫經典的普遍,使得佛教與書法因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對於佛法的弘傳與書法藝術的發展,都具有正面的影響。

佛教對書法的貢獻

比之書法對佛教助揚之功,佛教對書法的貢獻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列舉二點說明如下:

一、保存書法文化

佛教大量的寫經、抄經,甚至刻經,累積了無數有關書法文化遺產,這對研究各朝的書法貢獻匪淺。例如:

1.寫經: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在敦煌祕密石室內,發現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間的經卷文書,其中寫本佛經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約三萬卷左右。經、律、論三藏的各種譯本,應有盡有。這些大量寫本經稱為「經生書」,多是佛教徒發願寫成,有的自寫,有的請人寫。清朝錢泳《履園叢話‧書學‧唐人書》云:「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所以敦煌經生書的風格,自與內地寫本不同,反應一種特有虔誠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難得的文化瑰寶,更是研究書法藝術的珍貴史料。六朝寫經在僧俗之間極為盛行,此內地「經生書」,就書體而論,代表名家風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體兼具,為當時及後人所宗仰學習。因此所謂「唐人寫經」之名,至今仍享譽國際,這份文化遺產,帶給中國人的驕傲,可見一斑。

2.刻經:佛教有關書法藝術的另一種表現是刻經。刻經可分為木刻與石刻二種。現存最早的木刻佛經,是唐咸通九年(八六八),王玠出資雕刻的《金剛經》,今存於英國。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敕雕的開寶藏(或稱蜀藏),為我國第一部刻本藏經,然今已無全本,零卷亦少。

佛經石刻的目的基於:(1)紙帛易壞,不便長久保存;(2)經歷北魏、北周兩次滅佛,大量燬損佛經後,加深佛教徒的「末法」思想,於是有人發願石刻以保存佛經。石刻發明於北齊高王時期,代表作有:山東泰山山麓經石峪的《金剛經》、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河南北響堂山的《維摩詰經》,而以河北房山縣雲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經》規模最大。此石經是由北齊慧思大師發願,弟子靜琬創刻,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始成。後經唐、遼、金、元、明千餘年,刻經之風不斷。據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國佛教協會對房山石經調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經一五〇〇〇張,殘缺的石經七百八十多張,碑、銘、題記等七十多張,共刻佛經數千卷。此歷時長久的大規模石經,確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見的壯舉,堪與名聞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遺產。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書法風格的石經,更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書法的變遷史,及研究佛法與書法關係的珍貴史料。

3.造像題記: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銘文題記,其中以六朝時代書法最精美,且品類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極高的地位,對書法藝術影響至深。如清朝阮元所著《北碑南帖論》說:「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於是清朝一代皆重碑體。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也說:「吾見六朝造像數百種,中間雖野人之所書,筆法亦渾樸奇麗有異態。」並將南北朝碑按高低分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級,入選者共七十七種,其中造像題記銘頌有二十四種,約占三分之一,足見六朝時代的造像題記在書法藝術史上占多麼重要的地位。難怪有人曾舉譬說: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類宗教藝術的一個巔峰,那麼,造像題記的書法,則是代表中國書法藝術的另一高峰。

除了上述寫經、抄經、刻經、造像題記等外,有關佛教的碑、銘、志、記、帖等數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對書法藝術的貢獻亦難以勝書。

二、影響書法藝術創作

佛教與書法的結合,自然豐富了書法創作的題材;當書者在寫經、書碑、銘、題記的同時,佛教的思想亦必無形中滲入書者八識田中,進而影響書法的意境。因為書法之所以被認定為藝術的表現,除涵蓋從點、線、面於筆墨運行的或濃、淡、乾、濕、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澀、迴、暢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現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關注與思想人格,簡單的說,精神修養常是書法表現的條件之一。所以有「書法家一動筆,就可從筆勢造形的特徵與筆跡的動律關係中得知書者的心理人格」。也就是說,書法家本身若曾涉略佛法,其佛學體驗必將投射於書法中。

歷代書法家受佛法影響,又學有所成,受推崇者,不勝枚舉。其中,宋朝蘇軾、米芾、黃庭堅等三大文豪,就是因與禪師常相酬往,因此書法中禪趣併生。如米芾依守一禪師聽杭州辯才法師講其隱居的圓蓋而方址的「方圓庵」,於是以方圓概括宇宙萬有,以「無所住而住焉」、「無所觀而觀之」為文,而書就完成《龍井方圓庵記》,將方圓之理和書法相通;黃庭堅書「山雨溪雲散墨痕,松風清坐息塵根,筆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來不二門」,他從佛法與書法中體悟如來的不二法門。他用行草書寫過寒山子的詩:「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激箭,人生若浮萍,痴屬根本業,愛為煩惱坑,輪迴幾許劫,不解了無明。」蘇東坡的〈洞庭春色賦〉「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何其艱」,發人深省。明朝董其昌以行草書蘇東坡帖「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將佛法蘊涵於書法之中,更顯出書法的價值。

又初唐三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其晚期的代表作〈雁塔聖序〉,其用筆結體,與隋朝著名的兩個寺碑中的〈龍藏寺碑〉相類似,尤其是〈龍藏寺碑〉特有細勁多姿的橫畫,完全為褚遂良所接受。褚遂良曾進入北魏書法寶窟學習,所以他的早期作品受到北朝書法的影響,到了後期雖有改變,但仍脫離不了佛教書法的範疇。

歷代書法的作品,都是世人臨摹學習的典範,其受佛法影響的創作,也是一代代傳承不息。所以有人說:若將佛教書法的部份拿掉,中國書法史將失去一半的光彩。可見佛教影響書法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

佛教於書法的成就

歷代以來,佛教僧侶擅長書法者,多不勝數,比方曾是東晉王羲之的七世孫,南北朝陳代的智永禪師,曾居住於永欣寺閣樓上抄經達三十年之久,創作真草《千字文》八百餘本。真草《千字文》,乃是以一千個不同的字書寫所成,被後代書法家奉為典範,從此紛紜的草書漸歸統一,奠定了唐朝以來千餘年草書的筆法。後代臨此《千字文》的書法大家有:懷素、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蔡襄、趙孟頫、董其昌、文徵明等。開後代書法家愛寫《千字文》的風氣。目前其真蹟《千字文》珍藏於日本,也許是八百本中唯一僅存的一本,所以被日本視為「國寶」之一。

智永禪師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的另一貢獻是「永字八法」的發明。「永字八法」是:一側,即點;二勒,即橫畫;三努,即直畫;四趯,即勾;五策,即斜畫向上者;六掠,即撇;七啄,即右之短撇;八磔,即捺。這八法能通一切字,是書法家必由之徑。

唐朝懷仁法師所集王羲之的行書〈大唐三藏聖教序〉,是唐太宗於玄奘大師佛經翻譯完成時所撰寫的,因太宗酷愛王羲之的書法,遂由懷仁大師按內容匯集王羲之的行書,再勒石刻碑,因名「集王書聖教序碑」。相傳王羲之行書的真跡,包括〈蘭亭序〉,全都萃集於此碑。故此碑流行之後,唐宋以來,凡是學習王羲之行書的人,莫不以〈聖教序〉為範本;另一方面,自從開啟集字的先例後,繼起唱和集書者舉袂成幕,不一而足,光是收集王羲之的書法者就有十八家。所以說,懷仁法師對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確有卓著的貢獻。

唐朝的懷素禪師,是我國僧侶中對書法藝術史影響最大者。他擅長草書,生性疏放,不拘細行,《高僧傳》中形容他:「時酒酣興發,遇寺壁裡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所以時人稱他為醉僧。他最初學習書法時,身貧無錢買紙,就在誦經參禪之餘,利用白漆在木板和圓盤上書畫寫字,寫滿一遍再抹去油漆重新書寫。後來禪師在寺院附近種一萬多株芭蕉,每天就以摘下的芭蕉葉臨帖揮毫,並自署所居房舍為「綠天庵」。漸漸地,用過的芭蕉葉竟然堆滿了整整一房間。過了不久,老芭蕉葉全部被剝光了,懷素禪師索性拿起筆墨在芭蕉樹的嫩葉上面書寫,雖然盛夏的太陽烤得他汗流浹背,嚴冬的寒風凍得他十指麻木,但是他依然不為所動,繼續練筆。有一天黃昏,他觀夏雲隨風行運而頓悟筆意,自謂已得草聖三昧。當時甚得顏真卿的欣賞,顏公問他:「夫草書於師授之外,師有自得之乎?」懷素答:「貧道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由於懷素禪師的不斷揣摩,領悟出字內字外的運筆方法,而成為一代草書宗師。出自他手中的〈自敘帖〉、〈苦笋帖〉,至今仍是書法中的瑰寶。

歷代評論懷素書法者有很多人,如宋代懷璉〈跋懷素草書佛說四十二章經〉云:「師書妙絕古今,落筆縱橫,揮毫電掣,怪雨狂風,隨手變化,隱見莫測……如青蓮花開向筆端,此亦書中第一義也,非師之廓然無聖,何以能至此乎?」又明代王世貞《弇州山人稿》評懷素《千字文》中的「知過必改,得莫能忘;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云:「字字欲仙,筆筆欲飛。」可見懷素的書法已融入禪心妙境之中,為佛門中繼智永禪師以後傑出的大書法家,自唐、宋、元、明,乃至於今,凡學草書者,無不取法於懷素,論贊其書者,亦不下數十百家。

佛法自東漢傳入中國以來,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影響是非常的深、廣、長、遠。但是在西方文明東漸後,鋼筆文化已然代替了毛筆文化,今日的電腦更取代了寫字工具,以致研習書法者比起往昔人人操著一副筆墨的書寫情景,實有天壤之別。因此,極欲振此傳統文化之士,深感今日仍孜孜努力於書法藝術者,概佛教寺院莫屬;君不見寺宇大殿門楹必刻著翰墨筆跡,客堂牆頭必掛著書法條幅,這不正是古今文人墨客最喜賞遊之處嗎!佛光山的「百人碑牆」,更集刻了古今中外歷代具有啟發人心,勸人向善的書法大作,有如房山石刻盛景的重現。這在在都足以證實佛教對於書法的貢獻,是古今一同的。

現代人雖然很難終日專心於書法,然而在物質文明發達,精神文明缺乏的時代裡,以佛法來蕩滌俗塵,以書法來怡情養性,不失為明智的抉擇。試想:就在奮筆欲書之際,神與道交,如懷素之在世,如二王之重生。超然之情,彷彿世人皆濁,唯我獨清;灼然之智,猶若眾生皆醉,唯我獨醒。其寄情於物外也,渾然而忘我;其遊藝於超俗也,怡然而自得。其形象也,像風谷之雲湧;其氣勢也,如驚濤之裂岸。峰迴路轉,游刃有餘;嘎然即止,乾坤盡收。如此的境界,非自證者不知其味,個中三昧,為書與寫乃能究了。若能以佛法超然的意境,付予書法脫俗的雅趣,則佛法、書法將相得益彰,綿延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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