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　佛教與文學

大文豪毛姆說：「文學是人類所見到、經驗到、想像到和感覺到的生動紀錄，是人生最直接、最具體的生活表現。」文學是人類傳達感情、心靈與智識的方式之一。不論是訴諸文字的散文或小說，亦或是透過有影像聲響的戲劇作品，都是人類傳達憂悲喜樂的方法。具有創造性的文學作品，有時更能超越時空的藩籬，展現無拘無束的心靈思想，達到報導、娛樂、教育的效果。

佛教三藏十二部經典，如《維摩經》、《妙法蓮花經》、《楞嚴經》等，本身就是瑰麗的文學作品，為歷代文人所喜愛。《百喻經》被譯為多種文字，流傳到世界各地，是世界公認為文學中的佳作；敘述佛陀本生故事的《本生經》是著名的傳記文學；《大寶積經》有如單元劇；《普曜經》是長篇故事；《須賴經》是小說體作品；《思益梵天所問經》是半小說半戲劇體裁之作；二世紀馬鳴菩薩著作的《佛所行讚》是長篇敘事詩；以舍利弗與目犍連為主題而編成的戲曲《舍利弗之所說》，以佛陀的弟弟難陀的故事為題材所作的美麗詩篇《孫陀利難陀詩》等，是印度古文學的先驅。其他像佛教典籍中的偈頌、贊、散文、故事、俗講、變文、語錄、傳記、遊記、文集等，都是優美的佛教文學。中國、日本、斯里蘭卡的許多著名文學作品，都是在佛教的影響下，汲取本國傳統文學的藝術形式，逐漸形成一種別具風格的文學作品。佛教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與新的遣詞方法；佛經的文學蘊涵信仰，能引起共鳴。

佛經與文學的關係

虔誠的宗教信仰與佛教數千卷的經典向來與文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更影響文學創作的走向。比方佛教的《維摩詰經》、《百喻經》等，鼓舞了中國晉、唐小說的創作；佛教的俗講開示與經變文，對後來的說書、小說戲曲等中國通俗文學的形成，有一定的啟發作用；禪宗語錄不僅為宋明理學家所仿效，也影響到後來的民間文學創作；明朝傳奇神怪小說《西遊記》，是吳承恩從唐朝玄奘大師的《大唐西域記》中所得到的靈感。到了明代，《西遊記》更成為戲劇的話本。其他像《紅樓夢》、《老殘遊記》都是受佛教影響的文學作品。

中國近代白話文學家梁啟超先生說：「我國近代的純文學，若小說歌曲，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字有密切關係，《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等長篇敘事詩的產生，恐受東晉曇無讖所譯馬鳴《佛所行讚》的影響，同時鳩摩羅什所譯馬鳴《大莊嚴論經》，為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說。我國小說自晉人《搜神記》以下一類初期作品，漸漸發展到唐代叢書所收的唐人小說，大半從《大莊嚴論經》的模子裡鎔鑄出來的。這是因為印度人向來匠心獨運之思潮，付於經典刻畫入微、淋漓盡致的文采，此類富於文學性的經典譯出之後，激發了中國人的創造力，改變了中國人的詮釋法，形成了特有的中國文學。」

胡適之博士稱《維摩詰經》是世界上一首最長的新詩。〈佛國品〉說：「目淨修廣如青蓮，心淨已度諸禪定，久積淨業稱無量，導眾以寂故稽首。既見大聖以神變，普現十方無量土，其中諸佛演說法，於是一切悉見聞……各見世尊在其前，斯則神力不共法，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這段偈頌，展現文學的典雅與修辭的優美。經中「天女散花」常被用為歌劇表演的腳本。

又如《華嚴經》，從「法性本淨」的觀點出發，闡明法界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盡緣起，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圓融觀，就是最有價值的文學論文。其中的偈頌「佛面猶如淨滿月，亦如千日放光明，圓光普照於十方，喜捨慈悲皆具足」，是被用來讚頌佛德的梵唄。經中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是戲劇家用來創作小說、戲劇的題材。《法華經》的「七譬喻」是發覺佛性，啟示真如的譬喻文學。

漢譯經典中，如鳩摩羅什的譯本，文筆優雅流暢，堪稱翻譯文學的傑作。文學家描述有關佛教的作品，舉凡僧信禮讚、懺儀之類，優秀的作品不勝枚舉。以文筆知名的僧侶輩出，如隋代的法周，唐代的慧淨、皎然，五代的齊己、貫休、希覺，北宋的思悅，元代的曇噩、大圭，明代的德言，清代的智朴、聖通、照常、讀徹等。

唐朝禪宗六祖惠能大師的《六祖壇經》，被近代國學大師錢穆博士認為是探索中國文化必讀的經典之一，也是中國第一部白話文學作品。六祖惠能大師在廣州法性寺指點兩位僧眾說：「不是幡動，不是風動，是仁者心動。」就只這麼一句話，就直接了當的點出人心的微妙不可思議，益加顯現出《六祖壇經》在文學上的價值。

佛教對文學的影響

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無論是文體的開創、技巧的表現、文藻語法的講究、境界的創新、內容的蘊涵、價值觀的突顯等，對人們思維領域的擴大，產生既深且廣的影響。

一、擴大中國文學詞彙

隨著佛經的翻譯與流傳，佛經中優美的典故和新詞語，漸漸為中國文人所引用。佛教的新詞語豐富了中國文學語言，使中國的文學觀大大的寬闊起來，突破過去人類用字遣詞的局限，並統合了事相上的差別觀念，例如：「眾生」一詞，把一切有意識情感的生命歸納在一起；「三世因果」把人的生命無限的延長，破除過去「人死如燈滅」的愚昧思想。

生死乃人生之大事，大聖如孔子，對這樣的問題，也僅能以「未知生，焉知死」作為回答。而佛教的「諸行無常」、「輪迴轉生」之說，解決了人類自古對生死來去的疑惑；又佛教文學富有上天下地毫無拘束的宇宙觀，如：一心法界、一念三千、三界唯心、三千大千世界、萬法唯識；佛經文首安置「如是我聞」等六成就的體例，除了令人起信之外，更兼備朗誦之利，這是佛經歷久不衰的負責表現，也是中國文學所未開展的領域。

佛教用語因為佛法的普遍弘揚，而成為社會大眾的日常用語，在中國文學裡也增加了三萬五千個以上的新興名詞。如真如、般若、三昧、禪那、不生不滅、六根清淨、四大皆空、四無量心、六波羅蜜、森羅萬象、拋磚引玉、水中撈月、火中生蓮、空中樓閣、盲人摸象、心猿意馬、手忙腳亂、作賊心虛、自作自受、因果報應、開方便門、辯才無礙、五體投地、功德無量、唯我獨尊、天女散花、回頭是岸、立地成佛、皆大歡喜、一心一意、一念萬年、一塵不染、一彈指、善有善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平常心、不增不減、平等、回向、不二法門、公案、不可思議、僧多粥少、菩薩心腸、放下屠刀、借花獻佛等。佛陀曾說：「人命在呼吸間。」因此，「息息相關」一詞，也是出自佛教的成語。佛教不僅豐富漢語的詞句表達，對文學的開拓，實有推波助瀾之功。

二、推動音韻學的發展

據《大智度論》卷四十八說：「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語，因語有名，因名有義。」此四十二字是生諸字之母，因此稱為字母。字母，又作悉曇字數（梵語 mātṛka），譯作母、韻。現今華語的三十七個注音與四聲即是由四十二字母演變而來的。太虛大師說：「中國之反切語音韻是六朝時由華嚴字母等翻譯，使有萌芽，至唐朝時，我國的切音學才得以完成。」

佛教以音聲做佛事，尤其梵唄有醫治身心疲勞及強化記憶的作用，所以梵唄在印度普遍流行。傳到中國之後，曹魏陳思王曹植摹其音節，撰文制音，刪治《太子瑞應本起經》，作〈太子頌〉，又著〈菩薩睒子頌〉，這是印度佛教合漢曲制梵唄的開始。梵唄不僅作為寺院六時行道的朝暮課誦、講經說法的儀式，更成為現代最流行的中國音樂之一。如佛光山在國家音樂廳舉行「梵音海潮音」梵唄音樂會，接引許多有緣人。又大陸及台灣許多音樂出版公司，都是以佛教的梵唄作為題材，創作出許多傑出的音樂作品。

三、文體形式的改變

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為後世留下無盡的寶藏。當時沒有文字，這些教理都是透過口口相傳的方式記憶傳承。佛弟子為了避免遺教散佚和確立教法，乃進行佛教經典的結集。佛陀說法，依其形式與內容，可分為十二部經：1.長行，以散文直接記載佛陀的教法，即一般所說的經；2.重頌，以偈頌重複闡述長行所說的教法；3.記別，又稱授記，佛陀為弟子的未來所作的證言；4.諷頌，全部以偈頌記載佛陀的教說；5.自說，佛陀未待他人問法，而自行開示教說；6.因緣，記載佛陀說法教化的因緣；7.譬喻，以譬喻宣說法義；8.本事，記載本生譚以外，佛陀與弟子前生的行誼；9.本生，記載佛陀前生所修的種種大悲行；10.方廣，宣說廣大深奧的教義；11.未曾有，記載佛陀與弟子希有之事；12.論議，抉擇諸法體性，分別明了其義。這十二部經無非就是十二種文學形式，堪稱文體學的範本。

中國自漢魏以來，散文和韻文日漸駢麗，相對的，佛經卻以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出現於世，經典或以長行、重頌、譬喻宣揚佛法，或純以諷誦傳播教義，這種新文體深深地影響了以後的文學發展。其中，《維摩經》中維摩居士的辯才無礙，應機化導，就是一本絕妙的小說。《法華經》的經文優美，譬喻為人所樂道，而《華嚴經》重重無盡的世界，對思想的開拓，有無限的助益，而這三部經典是歷代文人案邊不可或缺的智慧寶庫。

又如佛經為了表達真理，使讀者更能體會佛法妙處，常以詩偈方式來表達，《金剛經》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兩段四句偈，把般若性空、色心二法的道理親切而明瞭呈現出來。

佛教東傳中土，繼經典大量傳譯之後，佛教徒更致力於佛法的普及，於開講佛經時，盡量改編為通俗的故事體裁，並配以通俗音樂吟唱，此種講經法會稱為俗講。盛行於唐朝、五代。俗講所留下的話本，其體裁通常有押座文、講經文、變文、吟、記、話等。由於講經變文的普遍，而促使講史變文的興起。此外，講經變文所採「說唱」的形式，於我國文學史上影響極大，我國白話小說的鼻祖《宋元話本》，即是萌芽於唐末五代的講經變文。

文字的語體發展到民國以後，產生很大的變化。例如佛經本來是講理論的，但為了使讀者能明白透徹，竟能擺脫句意艱澀的文法，而以白話散文的形式出現，如佛光山編輯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古文艱澀、卷帙浩瀚的佛經典籍，以言簡義賅，深入淺出的白話文學方式寫出，達到雅俗共賞的目的。這一項變革，不但使有意專研佛法的人得以入門，更使一般讀者豁然貫通開朗。

四、豐富詩歌的意境

佛教對於中國詩歌的影響無與倫比，尤其般若空和禪宗的思想，豐富了詩歌的內容、意境，使得詩歌更顯多采多姿。

南北朝時期因為般若學的廣泛傳揚，文人學士多與高僧交往，受其影響，一切皆空的思想也融入詩人的作品中，中國詩歌史也因為佛學而展現新局面。晉代的詩人謝靈運，對佛學有深入的研究，其詩作大都描寫浙江、江西的山水名勝，他把山水與佛教義理結合，被稱為山水詩的鼻祖。

唐代是我國詩的黃金時代，唐詩和禪宗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唐代著名詩人如白居易、王維、杜甫等，常與禪師往來，談禪論道，受禪師們的潛移默化，以詩表達禪理、禪趣，為唐代詩歌創作開了一條路。以禪入詩，是唐詩的特色。如王維的名作〈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表現無常寂滅的心境。而孟浩然、柳宗元等，其詩歌也與佛理相融和，達到以文學弘揚佛法之功。

中國禪師也常常以詩表達禪修的心境，如《碧巖錄》第三十七則「盤山三界無法」的公案附雪竇禪師的詩句：「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將心境託付大自然，以象徵思想境界，深得宋朝翰林學士蘇東坡佳評；天童如淨禪師的〈風鈴頌〉：「渾身是口掛虛空，不問東西南北風，一等為他談般若，滴丁東了滴丁東。」也是繪炙人口的禪詩；又比方唐朝惠能大師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表現出真心本性是一塵不染的清淨廓然；劉宋時代的善慧大士以一首「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勘破世間的差別對待；柴陵郁禪師摔跤悟道時，體會出「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明朝憨山禪師歷經時代動亂、人間瘟疫疾病的災難後，深深體悟「紅塵白浪兩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處隨緣延歲月，終身安分度時光」；宋朝大學士蘇東坡了悟「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透過實體方位的觀察，「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悟出世界萬物因角度的轉變而有不同的意境；唐朝無盡藏比丘尼行腳參學，在走遍大江南北之後，不禁發出「終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日本江戶時代的良寬禪師於其「病起」詩中譬喻「人命如桃花，人生如江河」、「一身寥寥耽枕衾，夢魂幾回逐勝游，今朝病起立江山，無限桃花逐水流」。這些悟道詩把人生體驗、佛法意趣、生命價值，透過文學表露無遺。

現在許多文學作品，由於不重視哲理思想，顯得乏善可陳；然而也有一些哲學家，不重視文學藝術，以致於表達做人處事的道理生硬，不夠親切，無法老少咸宜。望今後文藝界人士，能兼重文學與哲思，並多運用佛教思想的詞彙，自然能打通一切束縛拘限，達到移風易俗的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