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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佛教與繪畫

利用色彩、線條,描繪各種形像並表達情意的作品,稱為繪畫。

繪畫在中國以藝術形式出現,始見於旗幟、服裝、門板、牆壁及各種平面的繪飾之上。漢代以後,繪畫藝術技法日臻成熟,一般廳堂、宮殿的內部更以壁畫作為裝飾,甚至到了唐朝,寺廟幾乎全以壁畫作為壁飾,形成一種獨特的繪畫藝術。

繪畫與雕塑、建築同為「視覺藝術」的三個主要類別。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不論是建築、雕刻、繪畫,凡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藝術作品,無不與佛教淵源深厚,其中尤以佛教繪畫在中國繪畫史上更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東漢到六朝,佛教繪畫不但成為整個中國藝術的主流,在六朝時期,凡從事繪畫的藝術家幾乎都能創作佛畫,佛畫已然是繪畫的中心。除此,享譽世界的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等石窟中的壁畫,更為中國繪畫史留下光輝燦爛的一頁。根據《歷代名畫記》記載,在西安、洛陽兩地就有數百片繪有極樂世界、地獄變相圖以及佛陀、菩薩、羅漢、力士等圖像的壁畫。可惜這類作品今日在中原地區幾乎已經蕩然無存,所幸在絲路途中的敦煌石窟還保存了豐富的佛教壁畫資料,因此可以說,佛教繪畫不但豐富了中國的繪畫藝術,尤其石窟壁畫更發揮了保存中國文化的功能,可謂厥功甚偉。

佛教繪畫的源流

佛教發源於印度,佛教繪畫當然也溯源於印度。根據佛經記載,早在佛陀時代,寺院就已經有了佛教繪畫的流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七說:

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我欲裝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聞佛聽已,集諸彩色,並喚畫工,報言:「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作五趣生死之輪;檐下畫本生事;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畫持餅藥叉;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堂處畫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並畫少多地獄變;於瞻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禮足而去,依教畫飾。

從這段經文記載可知,當時繪畫有四個目的:一、莊嚴寺院道場;二、宣揚佛陀教法;三、顯揚佛陀聖德;四、增益修道因緣。

後來,佛教在東漢明帝時傳入中國,佛像繪畫也隨著盛行於中國,這在《弘明集》卷一有詳細的記載: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台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這就是佛教繪畫在中國流傳的起源,隨後並伴隨著佛教的南北傳布而流傳於諸邦,譬如南傳的錫蘭、暹羅、緬甸等,及北傳的尼泊爾、于闐、西藏、韓國和日本等地寺院的雕刻、繪畫,處處均充滿著佛教藝術色彩,誠如西藏佛教史上所載:「佛教流行之處,便有宗教藝人之高手。」由此可見佛教對繪畫藝術影響之鉅。

佛教壁畫的特色

壁畫是繪畫藝術表現的方式之一。在中國的繪畫史上,以唐代的佛教繪畫最興盛,尤其壁畫一時蔚為繪畫藝術的主流。石窟、墓室、宮廷、寺觀的壁畫,成為眾多畫家競相獻藝的舞台。聞名於世的敦煌壁畫,就是一部中國唐代繪畫史的縮影。

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西端,在甘肅省的鳴沙山千佛洞,又稱為「莫高窟」。莫高窟建於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最興盛。從南到北全長一六一八米,至今尚有四九二個石窟,石窟內有二千軀以上千姿百態的塑像和許多瑰麗的壁畫。根據統計,如果將這些壁畫連接起來,至少有五、六十華里長,因此被譽為「牆壁上的博物館」,甚至是全世界最宏偉、最壯觀的美術館。

莫高窟的壁畫內容,可分為五項:

1.經變:經,乃佛經;變,是變易。意思是把佛經中的種種故事,變成形像化的圖畫。如「維摩示疾」、「彌勒淨土變」、「阿彌陀淨土變」,畫師們運用豐富的想像力,將經文的情景以生動的描繪技術表達出來。這種壁畫是莫高窟最主要的部份。

2.本生故事:為釋迦牟尼佛的前生事蹟。在過去世中,佛陀曾生為國王、王子、比丘、長者、商人、鹿王等等,但每一世他都是行善布施,為眾生服務,因此發生許多感人的故事,這正是本生故事的內容。

3.尊像圖:包括佛、菩薩、阿羅漢、說法圖等各種圖像。畫師們將人物的特色,以巧妙的方法描繪,讓人一眼便能看出畫中所代表的意義,如仙女圖的飛天,畫師在仙女身上畫上兩條飄帶,以飛騰的身姿揮灑仙女飛翔的神韻。

4.供養人像:凡是捐資建窟或布施供養的功德主,在圖龕的下方繪上供養者的人像或刻上「〇〇〇一心供養」的字樣,以示洞窟是其所供養。供養像一般都畫在四壁近地處,立像居多,跪像較少,大者約一公尺,小者僅十多公分。供養人像的衣冠,具有相當的真實性,對古代衣冠服飾的研究有莫大的助益。

5.圖案裝飾:為了增加描繪的絢麗,以圖案裝飾來凸顯壁畫的多采多姿。

這些壁畫不僅是藝術的作品,更點綴出現實社會的景象,帝王的仁慈或殘暴,人間生活的情趣,庶民的喜怒哀樂。因此,佛教藉由壁畫與社會的情感願望相結合,融入於當代的社會生活,使得佛教繪畫藝術開拓出更寬廣的空間。

佛教對繪畫藝術的影響

中國與日本、印度,同被舉世公認為亞洲國家中,繪畫藝術最古老,成就最卓越者。這三個國家的共同特徵是,他們的繪畫都受佛教很深的影響。例如中國繪畫最早的表現形式之一是壁畫,而中國壁畫有史可考的年代為漢朝,當時佛教初傳中國,塑像及壁畫隨之茁壯蓬勃,南方以寺廟壁畫發展為主,北方則多石窟造像。南方佛畫的先導,如晉代戴逵、戴顒父子增損塑像,使其具有我國藝術的比例尺度,達到光顏圓滿的境界;顧愷之畫維摩詰像,光照一室,成為千古楷模。

唐朝繪畫空前繁榮,中國藝評家對吳道子、王維、周昉等名家,推崇備至。當中吳道子繪製了數以百計的壁畫,大都以佛教故事為主題,由於筆法強勁,氣勢壯闊,以筆奮掃,衣裾飛舞飄動,世人美稱為「吳帶當風」。又根據史書記載,唐代繪製了大量的佛、菩薩以及佛經故事的卷軸和壁畫,可惜至今倖存者寥寥無幾。

南宋的繪畫屬於中國山水畫的古典時期,許多畫家受到禪宗的影響,揚棄以往注重色彩與線條的畫風,以最精簡的筆法表現一種空靈的意境,展現出柔和、抒情的風格。

此外,中國肖像畫受到佛畫的影響,在衣紋的「骨法」表現上,南北朝有「張家樣」、「曹家樣」,唐代有「吳家樣」、「周家樣」的說法,這是說明人物畫於佛畫表現中各種類型的演變。梁朝張僧繇筆跡周密完美,暈染成「沒骨法」,也是受佛畫影響發展而成。初唐的閻立德、閻立本兄弟即承襲此類衣紋的染法,至今為人稱道。印度在四世紀初建立笈多王朝,雕刻人像,衣服緊貼全身而顯露曲線,北齊的曹仲達乃仿照這種型式而開創出新的風格,後人稱為「曹衣出水」。

由以上敘述可知,中國歷代畫風深受佛教影響,而佛經故事更豐富了繪畫體裁。以成都大聖寺為例,九十六個院落,壁畫有八五二四間,佛、菩薩、羅漢、天王神將等數以萬計,此已是會昌法難以後的殘況,最興盛時期的狀況可想而知。甚至佛教寺院更成為繪畫的競技場,提供了畫家揮灑的舞台。洛陽敬愛寺、成都大聖慈寺、鎮江甘露寺,都是名家壁畫薈萃的地方。不但歷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畫,尤其是在唐代,當時畫家若被任命繪製寺院壁畫,必引為一生中的殊遇。著名的畫家有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袁子昂、吳道子、李公麟等。可惜當時這些佛寺多為磚木所造,每易毀於兵燹水火,只有敦煌、吐魯番等地的石窟壁畫得以倖免災厄,燦然存在。

明清以降,士大夫作品見於寺壁者,已如鳳毛麟角,一般匠人繪畫一則投世俗所好,二則沿用民間傳說,除釋迦、觀音、羅漢、藥王外,另有關羽、張飛、《西遊記》、《封神榜》、《施公案》等小說中的故事角色;目前台灣各處寺院即大都呈現這種以民俗為主的風格,不容易再看到早年整壁的經變,或整堵佛像懾人心魄、氣象萬千的景象,殊為可惜。

除此,印度自古以來就有在佛教寺院中保存佛像、壁畫的習慣,作為輔助修道之用。若就客觀而言,此舉亦具有如同公共美術館保存藝術珍品、教育民眾等功能。

在中國、日本,常有信徒將自己的珍藏品布施給寺院,因此寺院的珍藏除佛教文物外,間有收藏一般工藝品者。此類寶物收藏館,在日本有東大寺的正倉院較為著名,在台灣則以佛光山所設的「佛教文物陳列館」(今佛光山寶藏館)蜚聲中外。

佛光山近年來更陸續在本山增設「佛教文物展覽館」、「宗史館」,以及興建「佛陀紀念館」。在國內台北道場、台南講堂、屏東講堂,美國西來寺、澳洲南天寺等地,設立「佛光緣美術館」,展覽歷代著名的繪畫、書法、陶瓷、雕刻以及當代有名的各項作品。尤其佛教珍貴的佛像、文物、法具、畫冊等凡數千件,均分類陳列,並附上說明文字,以令信徒遊客從認識佛教的文物法典而了解佛教的具體內涵。這不僅有弘法度眾之功,同時亦兼具有保存佛教文物,勿令流失之效,這也是我一再努力把「佛教與藝文結合」的初步成就。

甚至為了籌建佛光大學,佛光山曾數度舉行書畫義賣,因此得以和許多當代畫家或書畫收藏家結識,並承他們慨然捐出畫作,贊助佛光大學,例如史國良、田雨霖、任福興、侯晏然、丁紹光、周以鴻、李自健、何山、章金生等,因為這個因緣,不但接引不少書畫名家皈依佛教,與佛教結緣,尤其讓佛教徒乃至社會大眾對書畫藝術有了真正的認識與重視,這應該是近代佛教對繪畫藝術的一大貢獻。

畫僧對繪畫藝術的貢獻

印度昔時即有以繪畫為業的畫師,如阿姜塔石窟的初期作品,就是佛教壁畫的最早製作。在中國,畫僧的出現及所能見到的最早作品,是五代的貫休,他以畫羅漢著名,而西域出身的尉遲乙僧被譽為初唐第一位佛畫家,他以獨特的「遠近法」繪製成西域風的變相圖,獨樹一格。

此外,我國禪僧普遍鍾愛水墨畫,這類僅藉著上墨色來表現宇宙風貌精神的畫風,可視為禪宗特有的風格,也是中國藝術的奇葩,至今仍被畫界所重。

宋代以後,大型壁畫的獨特畫風逐漸衰微,代之以禪宗祖師像、羅漢像為題材,並在禪僧指導下,墨繪與書法因而發達,著名的禪畫代表有牧谿、梁楷、石濤、八大山人、漸江、玉磵等,他們繪畫技巧的特出、氣概的壯大,給予畫界極大的影響,其中尤以石濤最具代表性,其「一筆畫」的絕創,成為我國禪畫最佳的寫照。

石濤,明末僧,以書畫著稱於世,為我國繪畫史上「明末四僧」之一。嘗從學於本月,佛學之外,兼習書畫詩文。稟性耿介,不與人俯仰,中年多居於安徽宣城,並常遊黃山,自云得黃山之性,其山水畫實以黃山為其骨脈,遂開黃山一派。晚年定居揚州,交遊甚廣,與石谿髡殘齊名,人稱二石。平生最擅繪畫,尤精於山水、蘭、竹,構圖古雅,時人推許為江南第一。撰有《苦瓜和尚畫語錄》,以畫法闡明佛理,融禪法於繪畫技巧中,識者譽為得未曾有之佳作,各國均有譯本,為畫家所必讀。其書畫,人爭藏之,有寸紙尺璧之譽,影響後世至鉅。由於畫僧的出現,使得原本宗教氣味濃厚的佛教繪畫自然滲入了一份清麗儒雅的書香氣息,構成繪畫藝術的另一種風格,也是中國文化的另一種特色。尤其藉著佛畫藝術的傳播,佛教義理也在不知不覺中融入社會,深入人心。因此,中國的畫僧不論是在佛教史上,或是繪畫藝術史上,乃至中國文化史上,都占有相當重要的一席之地。

自古以來,由於佛教與藝術的緊密結合,不但使得繪畫技巧一再創新,更豐富了繪畫題材,因此一流頂尖的藝術作品均非佛教莫屬。如上所述,中國著名的敦煌、龍門、雲岡、麥積山、炳靈寺、鞏縣、天龍山、響堂山、陀山、雲門山等石窟繪畫,都是令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藝術典範,甚至名山叢林也因收藏名家畫作而名聞藝術界。這些萬世不朽的佛教藝術,是中國文化之傲,也是世界人類共同的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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