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32　中國佛教史上的教難

佛教東傳中國後，雖有南北朝時代的各派爭鳴，也有隋唐的百花齊放，逐漸與中國文化相融，彼此血脈不分；然而由於儒、道思想深入民間，有心者對佛教予以壓抑、扭曲，加上君主專制，當權者的政策壓迫，使佛教倍受摧殘迫害。

雖然如此，歷史上仍有許多佛弟子不畏強權壓迫，奮勇衛道，抗拒法難，如：北周武帝滅佛時，曾欲欽賜官位予道安大師，大師不願就任，不惜以死相拒；鳩摩羅什為大法能傳震旦，不惜個人含垢忍辱，暫住逍遙園；智實法師捨身上奏唐太宗，只為讓後世知道唐朝還有佛教。這種為法的堅毅精神，朗如日照，足為後世模範。

而在每次法難中主導毀佛者，均不得好下場，如北魏太武帝，聽信道士寇謙之之言，下令廢寺、焚經、毀像、殺害僧尼，未及五、六年，終於被臣下所弒；北周武帝聽信讖言，恐懼黑衣當王，決心排佛，北齊四萬餘寺皆充王公第宅，三百萬僧侶皆令還俗，未及三年，身感惡疾，遍體糜爛而死。

唐武宗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官，亟力排佛，寺材造廨驛，金銀交度支官，鐵像造農具，銅像、銅器鑄錢，不及一年，因服道士金丹，疽發背死；周世宗毀佛，廢寺三萬餘，在位不滿六年而死；近代馮玉祥毀佛，自己竟被俄人毒死，在在印證了因果報應的真實不虛。

明清以來，佛教為外力逼往山林，許多僧侶也以為出家即是「入山清修」、「了生脫死」，如惟政禪師所說：「為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這種消極、避世，自私自利的心態，使得中國佛教在遇到法難的時候，往往無法團結有力的人士護教。

我們不希望教難發生，便要有金剛護法的衛教勇氣；我們不希望佛法衰微，就要有韋陀菩薩的降魔精神。只要有人肯把生命奉獻給佛陀，只要有人肯為大法殉難，佛教必能光大於世界，佛法必定流傳於千古。

中國佛教史上的法難

一、三武一宗法難

（一）北魏太武帝

北魏太武帝（四二四～四五二在位）即位，繼承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信仰佛教，常禮聘高僧入宮談法；浴佛節行像時，也親至門樓，對經過的佛陀聖像散花禮敬。

當時宰相崔浩信奉道教，結識道士寇謙之，常常在皇帝面前誹謗佛教，皇帝由於他的善辯，於是採信道教的說法。適逢盧水的胡人蓋吳聚眾謀反於杏城，帝進兵長安，入一佛寺中，發現寺中藏有弓矢兵器，認為沙門所行非法，大為震怒。

於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下令誅殺長安僧侶，焚毀佛像，全國廢佛。翌年，再度下令各地官員焚毀佛像、經籍，坑殺寺僧。幸有太子晃暗中相告，各地僧侶得以隱匿，免去劫難。然而北魏境內一切的佛像、經典，全遭破壞。《梁傳》描述廢佛情況：「以太平七年（四四六），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這次事件在中國佛教史上，劃下第一道傷痕。

魏太武帝廢佛的第二年（四四七），有一天，宮中突起雷電，瞬間內殿傾倒，太武帝受重傷，癘疾復發，群臣歸罪於崔浩的毀佛。同時，崔浩自撰國史數卷，書中蔑視胡族，觸太武帝之諱，於是下令將他處斬。崔浩受腰斬時，連累了親族一百二十人，口中還被灌以尿水，據說他曾焚毀其妻郭氏的佛經，並將灰燼丟入茅坑。正平二年（四五二），太武帝被宦臣宗愛謀弒而亡。

（二）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五六○～五七八在位）的廢佛，主要起因於迷信「黑衣當王」的讖記。

據《廣弘明集》第八卷記載，道士張賓對武帝奏言：「沙門身纏黑衣，於國不祥。」一語道出為政者心中大忌，加上還俗沙門衛元嵩附和：「沙門怠惰，多貪財食，不足為尚。」張賓也一再讒言，歷經七次的釋、儒、道三教論爭，建德二年（五七三），武帝決定下令：沙門、道士還俗；禁絕儒家以外的祭祀；官立或私立寺院一概撤去，還給王公作舍地；寺院財物盡充官府，廢去四萬寺院；三百萬僧眾還俗為軍民，充作攻伐北齊的軍容。

當時，所有經像都遭焚毀，靜靄法師以毀教報應力諫武帝，卻不被採信，後來遁入終南山，切腹自殺，為教殉難。五七七年，北周滅掉北齊，境內仍推行滅佛詔令，使「北地佛教，一時絕其聲跡」。史上稱為第二武之厄。

第二年，北周武帝突患劇瘡而殂亡，眾人莫不感其報應之速。

（三）唐武宗

唐武宗會昌年間（八四一～八四六）的法難，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三次法難，其傷害幾乎令佛教在中土絕跡。

武宗本好道術，即位後，寵信道士趙歸真等人，令修金籙道場，親受法籙。翌年，命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錄大夫、崇玄館學士。由於武宗一心求作神仙，對趙歸真極為崇敬，認為佛教「非中國之教，蠹害生靈」。會昌五年（八四五），毅然下詔廢佛。

《舊唐書‧武宗本紀》載：「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加上改鑄鐘磬銅像為通錢、農具，此一空前浩劫，史稱「會昌法難」，是我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法難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翌年，武宗因服道士金丹，中毒而亡，享年三十三歲，在位僅六年。宣宗即位後，趙歸真一行十二人即被下令誅殺，唐朝佛教才漸漸恢復生機。

（四）後周世宗

佛教歷經會昌法難及晚唐至五代亂世的摧殘，已經相當衰弱，到後周世宗，又下詔廢佛，佛教法脈已如游絲。世宗即位後，認為佛教僧尼寺院是構成國家財政負荷的原因，在顯德二年（九五五）斷然實行廢佛政策，下詔禁止私自出家，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廢止未受敕額寺院，民間佛像、銅器皆交由官司鑄錢。總計被毀寺院有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大量佛像、鐘、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

當時北周武帝不敬菩薩聖像，以斧破鎮州觀音銅像面胸。顯德六年（九五九），在北征途中，胸發瘡疽而亡。

二、明清法難

中國佛教到了明清，已經逐漸衰微。明太祖出身沙彌，知道宗教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力，令僧侶移居山林，嚴格禁止社會大眾擅入寺院，也禁止僧眾接觸信眾，以防止僧俗混淆之名，行壓抑佛教之實。

清朝，由於皇室多崇拜喇嘛教，對佛、道亦行打壓。清大律更禁止婦女至寺院燒香供佛，僧眾不可以在街市中誦經托缽，這些政策都使得佛教一轉成為山林佛教，遠離了群眾，對佛教發展造成莫大的傷害。

明清時期的白蓮教，打著「彌勒當興，釋迦退位」的口號，在北方各省大舉興兵，四處殺害官吏、搶劫府庫、焚毀寺院、銷毀經像，行徑幾同流匪，使得北方正統佛教幾乎滅絕。

咸豐年間（一八五一～一八六一），洪秀全以「上帝是天父，耶穌是天兄」，被推為上帝會教主，組織太平軍，將家中佛像、百家經書、《論語》等，全部焚毀。所到之處，「無廟不焚，無像不毀」，十五年間遍布全國十八省，將素有佛教花園的江南一帶，幾乎摧殘殆盡，與三武一宗的法難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使得佛教奄奄一息。

三、清末民國以來法難

（一）廟產興學

民初時，有些知識分子及政府官員誤解佛教，加上野心份子對廟產的覬覦，於是有假興學之名，行併吞寺產之實的情況發生，許多寺院財產被侵占，僧尼被迫還俗。如：

1.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張之洞主張用全國寺院財產作為興學辦教育用，引起各地土豪劣紳藉辦學名義，公然併吞寺田，影響所及，軍隊、警察、各種團體亦一併侵占寺廟，而當時教界竟無力維護自身權益。後來幸有學者對此重視，如章太炎發表〈告佛子書〉，呼籲教徒應自辦學校，以迎頭趕上時代趨勢，並且忠告世人對佛教應加以保護發揚。

2.一九一二年，袁世凱頒布「管理寺廟條例」，企圖將全國佛教寺產納入社會公益事業。幸賴當時天童山寄禪法師等教內外人士發起設立「中華佛教總會」，共擬保護廟產對策。

3.一九三○年，南京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廟產興學案，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眾，劃撥廟產，振興教育」，組織廟產興學促進委員會，消息傳來，教界譁然，形成全國佛教徒的大團結。翌年，太虛大師撰〈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見書〉陳國民會議，同年，政府公布保護寺產規定，廟產興學風波方告平息。

（二）馮玉祥

北伐時期，軍閥馮玉祥是位耶穌徒，對佛教不甚友善。一九二七年，為擴充武力，對勢力所在的大小寺院苛捐雜稅，以「打倒迷信」為由，包圍相國寺，沒收寺院財產，搗毀佛像，改為市場，於是千年佛寺毀於一旦。當地學閥地痞趁火打劫，沒收寺產作為升官發財之路，如中土第一座佛寺──白馬寺及達磨祖師面壁九年的少林寺，無一倖免。

三十萬僧尼，勒令還俗，寺院改為救濟院，乃至成為娛樂場所。北伐後，時任內政部部長的薛篤弼更建議將寺廟改為學校，欲以行政命令壓迫佛教。這種種的傷害，對清末民初以來的佛教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

據言，馮玉祥毀佛後，政治聲望一落千丈。二次大戰時，企圖利用第三國際關係東山再起，不料，竟被俄人毒死。曾有的風發意氣，終致煙消雲散。

（三）文革時期的毀佛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雖然歷經三武一宗等法難，卻遠不及文革時期馬列主義對佛教的嚴重迫害，全國各地大寺，百年古剎叢林，乃至鄉間淳樸寺院，或拆或焚，被破壞者，不知凡幾。

所拆除的法物，或當燃料，或蓋廁所，唐宋寫經、木刻經卷、唐彩佛像，無一逃過劫難。僧侶或被迫還俗、勞改、鬥爭，乃至槍殺等，從東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風雲變色，有如置身地獄之中。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渡海來台，政治軍事上仍風聲鶴唳，不但有省籍疑忌，也有保安工作的反應過當，連出家人都不免遭池魚之殃，或被捕入獄，或日夜派人跟監；寺院庵堂政府不但不予以保護，反而任意糟踏。例如舊有的寺院住滿了軍隊、軍眷、機關，魚肉葷腥充天，失去清淨莊嚴的價值；新寺院則限制修建。可以說，佛教處處受到打擊。

四十年來在佛教僧信的努力弘法下，伴隨著台灣政治生態的改變，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國佛教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目前社會亂象叢生，需要有更多具足正知正見的宗教徒發揮護教的精神，不以一己安樂為滿足，為人間佛教的理想，為佛教的前途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