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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中國佛教史上的教難

佛教東傳中國後,雖有南北朝時代的各派爭鳴,也有隋唐的百花齊放,逐漸與中國文化相融,彼此血脈不分;然而由於儒、道思想深入民間,有心者對佛教予以壓抑、扭曲,加上君主專制,當權者的政策壓迫,使佛教倍受摧殘迫害。

雖然如此,歷史上仍有許多佛弟子不畏強權壓迫,奮勇衛道,抗拒法難,如:北周武帝滅佛時,曾欲欽賜官位予道安大師,大師不願就任,不惜以死相拒;鳩摩羅什為大法能傳震旦,不惜個人含垢忍辱,暫住逍遙園;智實法師捨身上奏唐太宗,只為讓後世知道唐朝還有佛教。這種為法的堅毅精神,朗如日照,足為後世模範。

而在每次法難中主導毀佛者,均不得好下場,如北魏太武帝,聽信道士寇謙之之言,下令廢寺、焚經、毀像、殺害僧尼,未及五、六年,終於被臣下所弒;北周武帝聽信讖言,恐懼黑衣當王,決心排佛,北齊四萬餘寺皆充王公第宅,三百萬僧侶皆令還俗,未及三年,身感惡疾,遍體糜爛而死。

唐武宗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官,亟力排佛,寺材造廨驛,金銀交度支官,鐵像造農具,銅像、銅器鑄錢,不及一年,因服道士金丹,疽發背死;周世宗毀佛,廢寺三萬餘,在位不滿六年而死;近代馮玉祥毀佛,自己竟被俄人毒死,在在印證了因果報應的真實不虛。

明清以來,佛教為外力逼往山林,許多僧侶也以為出家即是「入山清修」、「了生脫死」,如惟政禪師所說:「為僧只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這種消極、避世,自私自利的心態,使得中國佛教在遇到法難的時候,往往無法團結有力的人士護教。

我們不希望教難發生,便要有金剛護法的衛教勇氣;我們不希望佛法衰微,就要有韋陀菩薩的降魔精神。只要有人肯把生命奉獻給佛陀,只要有人肯為大法殉難,佛教必能光大於世界,佛法必定流傳於千古。

中國佛教史上的法難

一、三武一宗法難

(一)北魏太武帝

北魏太武帝(四二四~四五二在位)即位,繼承太祖、太宗的佛教政策,信仰佛教,常禮聘高僧入宮談法;浴佛節行像時,也親至門樓,對經過的佛陀聖像散花禮敬。

當時宰相崔浩信奉道教,結識道士寇謙之,常常在皇帝面前誹謗佛教,皇帝由於他的善辯,於是採信道教的說法。適逢盧水的胡人蓋吳聚眾謀反於杏城,帝進兵長安,入一佛寺中,發現寺中藏有弓矢兵器,認為沙門所行非法,大為震怒。

於太平真君六年(四四五),下令誅殺長安僧侶,焚毀佛像,全國廢佛。翌年,再度下令各地官員焚毀佛像、經籍,坑殺寺僧。幸有太子晃暗中相告,各地僧侶得以隱匿,免去劫難。然而北魏境內一切的佛像、經典,全遭破壞。《梁傳》描述廢佛情況:「以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這次事件在中國佛教史上,劃下第一道傷痕。

魏太武帝廢佛的第二年(四四七),有一天,宮中突起雷電,瞬間內殿傾倒,太武帝受重傷,癘疾復發,群臣歸罪於崔浩的毀佛。同時,崔浩自撰國史數卷,書中蔑視胡族,觸太武帝之諱,於是下令將他處斬。崔浩受腰斬時,連累了親族一百二十人,口中還被灌以尿水,據說他曾焚毀其妻郭氏的佛經,並將灰燼丟入茅坑。正平二年(四五二),太武帝被宦臣宗愛謀弒而亡。

(二)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五六〇~五七八在位)的廢佛,主要起因於迷信「黑衣當王」的讖記。

據《廣弘明集》第八卷記載,道士張賓對武帝奏言:「沙門身纏黑衣,於國不祥。」一語道出為政者心中大忌,加上還俗沙門衛元嵩附和:「沙門怠惰,多貪財食,不足為尚。」張賓也一再讒言,歷經七次的釋、儒、道三教論爭,建德二年(五七三),武帝決定下令:沙門、道士還俗;禁絕儒家以外的祭祀;官立或私立寺院一概撤去,還給王公作舍地;寺院財物盡充官府,廢去四萬寺院;三百萬僧眾還俗為軍民,充作攻伐北齊的軍容。

當時,所有經像都遭焚毀,靜靄法師以毀教報應力諫武帝,卻不被採信,後來遁入終南山,切腹自殺,為教殉難。五七七年,北周滅掉北齊,境內仍推行滅佛詔令,使「北地佛教,一時絕其聲跡」。史上稱為第二武之厄。

第二年,北周武帝突患劇瘡而殂亡,眾人莫不感其報應之速。

(三)唐武宗

唐武宗會昌年間(八四一~八四六)的法難,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三次法難,其傷害幾乎令佛教在中土絕跡。

武宗本好道術,即位後,寵信道士趙歸真等人,令修金籙道場,親受法籙。翌年,命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錄大夫、崇玄館學士。由於武宗一心求作神仙,對趙歸真極為崇敬,認為佛教「非中國之教,蠹害生靈」。會昌五年(八四五),毅然下詔廢佛。

《舊唐書‧武宗本紀》載:「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加上改鑄鐘磬銅像為通錢、農具,此一空前浩劫,史稱「會昌法難」,是我國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法難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翌年,武宗因服道士金丹,中毒而亡,享年三十三歲,在位僅六年。宣宗即位後,趙歸真一行十二人即被下令誅殺,唐朝佛教才漸漸恢復生機。

(四)後周世宗

佛教歷經會昌法難及晚唐至五代亂世的摧殘,已經相當衰弱,到後周世宗,又下詔廢佛,佛教法脈已如游絲。世宗即位後,認為佛教僧尼寺院是構成國家財政負荷的原因,在顯德二年(九五五)斷然實行廢佛政策,下詔禁止私自出家,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廢止未受敕額寺院,民間佛像、銅器皆交由官司鑄錢。總計被毀寺院有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大量佛像、鐘、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

當時北周武帝不敬菩薩聖像,以斧破鎮州觀音銅像面胸。顯德六年(九五九),在北征途中,胸發瘡疽而亡。

二、明清法難

中國佛教到了明清,已經逐漸衰微。明太祖出身沙彌,知道宗教對社會大眾的影響力,令僧侶移居山林,嚴格禁止社會大眾擅入寺院,也禁止僧眾接觸信眾,以防止僧俗混淆之名,行壓抑佛教之實。

清朝,由於皇室多崇拜喇嘛教,對佛、道亦行打壓。清大律更禁止婦女至寺院燒香供佛,僧眾不可以在街市中誦經托缽,這些政策都使得佛教一轉成為山林佛教,遠離了群眾,對佛教發展造成莫大的傷害。

明清時期的白蓮教,打著「彌勒當興,釋迦退位」的口號,在北方各省大舉興兵,四處殺害官吏、搶劫府庫、焚毀寺院、銷毀經像,行徑幾同流匪,使得北方正統佛教幾乎滅絕。

咸豐年間(一八五一~一八六一),洪秀全以「上帝是天父,耶穌是天兄」,被推為上帝會教主,組織太平軍,將家中佛像、百家經書、《論語》等,全部焚毀。所到之處,「無廟不焚,無像不毀」,十五年間遍布全國十八省,將素有佛教花園的江南一帶,幾乎摧殘殆盡,與三武一宗的法難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使得佛教奄奄一息。

三、清末民國以來法難

(一)廟產興學

民初時,有些知識分子及政府官員誤解佛教,加上野心份子對廟產的覬覦,於是有假興學之名,行併吞寺產之實的情況發生,許多寺院財產被侵占,僧尼被迫還俗。如:

1.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張之洞主張用全國寺院財產作為興學辦教育用,引起各地土豪劣紳藉辦學名義,公然併吞寺田,影響所及,軍隊、警察、各種團體亦一併侵占寺廟,而當時教界竟無力維護自身權益。後來幸有學者對此重視,如章太炎發表〈告佛子書〉,呼籲教徒應自辦學校,以迎頭趕上時代趨勢,並且忠告世人對佛教應加以保護發揚。

2.一九一二年,袁世凱頒布「管理寺廟條例」,企圖將全國佛教寺產納入社會公益事業。幸賴當時天童山寄禪法師等教內外人士發起設立「中華佛教總會」,共擬保護廟產對策。

3.一九三〇年,南京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廟產興學案,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眾,劃撥廟產,振興教育」,組織廟產興學促進委員會,消息傳來,教界譁然,形成全國佛教徒的大團結。翌年,太虛大師撰〈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見書〉陳國民會議,同年,政府公布保護寺產規定,廟產興學風波方告平息。

(二)馮玉祥

北伐時期,軍閥馮玉祥是位耶穌徒,對佛教不甚友善。一九二七年,為擴充武力,對勢力所在的大小寺院苛捐雜稅,以「打倒迷信」為由,包圍相國寺,沒收寺院財產,搗毀佛像,改為市場,於是千年佛寺毀於一旦。當地學閥地痞趁火打劫,沒收寺產作為升官發財之路,如中土第一座佛寺——白馬寺及達磨祖師面壁九年的少林寺,無一倖免。

三十萬僧尼,勒令還俗,寺院改為救濟院,乃至成為娛樂場所。北伐後,時任內政部部長的薛篤弼更建議將寺廟改為學校,欲以行政命令壓迫佛教。這種種的傷害,對清末民初以來的佛教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

據言,馮玉祥毀佛後,政治聲望一落千丈。二次大戰時,企圖利用第三國際關係東山再起,不料,竟被俄人毒死。曾有的風發意氣,終致煙消雲散。

(三)文革時期的毀佛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雖然歷經三武一宗等法難,卻遠不及文革時期馬列主義對佛教的嚴重迫害,全國各地大寺,百年古剎叢林,乃至鄉間淳樸寺院,或拆或焚,被破壞者,不知凡幾。

所拆除的法物,或當燃料,或蓋廁所,唐宋寫經、木刻經卷、唐彩佛像,無一逃過劫難。僧侶或被迫還俗、勞改、鬥爭,乃至槍殺等,從東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風雲變色,有如置身地獄之中。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渡海來台,政治軍事上仍風聲鶴唳,不但有省籍疑忌,也有保安工作的反應過當,連出家人都不免遭池魚之殃,或被捕入獄,或日夜派人跟監;寺院庵堂政府不但不予以保護,反而任意糟踏。例如舊有的寺院住滿了軍隊、軍眷、機關,魚肉葷腥充天,失去清淨莊嚴的價值;新寺院則限制修建。可以說,佛教處處受到打擊。

四十年來在佛教僧信的努力弘法下,伴隨著台灣政治生態的改變,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國佛教走上了國際化的道路。目前社會亂象叢生,需要有更多具足正知正見的宗教徒發揮護教的精神,不以一己安樂為滿足,為人間佛教的理想,為佛教的前途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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