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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第十一章 唐宋佛教文人的風采

隨著佛經的翻譯與流傳,僧眾與文人名士交往更加頻繁,再加上寺院講經的普及,佛教對中國文學也產生無比的影響力,魏晉以來,無論是詩歌、散文、小說、戲曲,都呈現出與先秦、兩漢文學不同的風貌,佛教經典的文體或佛教的精神思想,都灌注到文學的內涵中。因此,佛教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體裁等,使其形式和內容均產生重大的變化。在形式上,佛教對於律體詩和俗文學,包括講唱文學、通俗小說、戲曲等,產生直接的作用;在內容上,一是佛教苦空無常的人生觀、廣闊變動的宇宙觀,為文人開拓了新境界。所以唐代以來的一些文學作品,偏重宣揚隱惡揚善、因果報應的佛教思想。二是佛教無量無邊的時空觀,如三千大千世界、十方三世、三十三天,或無邊無際等新天地,推動了中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

中國文學家有的皈依佛教,有的對佛教抱著深刻的關懷,例如晉代孫綽,梁代劉勰,北齊顏之推,唐代王維、柳宗元、白居易,宋代蘇軾、黃庭堅,明代宋濂、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等,可以說是個中的代表人物。

唐宋時期文學創作的貢獻,堪稱為中國文學史上的黃金時代,所以本章特別列舉幾位唐宋的知名文人,描述他們畢生最精彩的生命風華,和佛教結下的殊勝因緣,為中國文學開闢了一處別有洞天的廣大領域,他們猶如深山大海中的寶礦奇珍,為中國佛教留下許多不朽詩篇,為佛教文學開出一朵爍古耀今的奇葩。

詩佛王維

以禪入詩,為唐詩注入特有禪趣的王維(七〇一~七六一,一作六九八~七五九),出生時,他的母親夢見維摩詰進入室中,故取字號「摩詰」。開元九年(七二一),舉中進士。張九齡為宰相時,擢升他為右拾遺,不久轉任監察御史;一直到他辭官退朝之前,官拜至尚書右丞,當時的人尊稱他為「王右丞」。歸隱後,時常與高僧共遊,又和處士裴迪等日談經典,興趣濃厚,不覺疲乏。曾經皈依荷澤神會禪師,從之參禪。他是唐代著名的詩人、畫家、書法家,兼通音樂。當時有被推崇的詩仙李白、詩聖杜甫,而王維則被稱為「詩佛」,三人在盛唐詩壇上多有建樹,可說是居三足鼎立的重要地位。

王維早年就信仰佛教,曾「十年座下,俯伏受教」於道光法師。他一生習禪,與南、北二系的禪師均有交往,先受北宗神秀一系禪學思想的薰陶,又受南宗荷澤一系禪學思想的影響。他的母親崔氏曾「師事大照禪師三十餘歲,褐衣蔬食,持戒安禪,樂住山林,志求寂靜」,大照禪師就是神秀的高足普寂。王維並寫有〈為舜闍黎謝御題大通大照和尚塔額表〉、〈謁璇上人并序〉、〈過福禪師蘭若〉等,大通就是神秀的諡號,璇上人就是瓦官寺的道璇,出於神秀門下,福禪師就是受神秀親傳,與普寂同門的義福或惠福,可見王維與北宗禪師有密切的接觸交往。

王維與南宗的關係更為深厚,他除了皈依惠能大師的弟子神會外,還受神會之託,撰著〈能禪師碑〉,這是最早撰述南宗創始人思想的文獻資料。他經常向神會請教佛法,他的許多詩作更常常「遙契南宗」,說明王維深受惠能、神會禪學思想的影響。另外,王維在〈送衡岳瑗公南歸詩序〉中寫到「滇陽有曹溪學者,為我謝之」,曹溪是惠能的傳法處,曹溪學者是指南宗禪師,由此可知,他與南宗禪師交往的頻繁密切。

王維非常推崇佛教史上的維摩詰居士,尤其《維摩詰經》的「淨名杜口,文殊絕名」的「不二法門」,對禪宗影響很大。所以王維推崇禪宗與推崇維摩詰居士是一致的。

此外,王維對於淨土宗的信仰,也傾心歸向,他在〈西方淨土變盡贊并序〉中說:「願以西方為導首,往生極樂性自在。」王維常去聽法的香積寺,就是淨土宗寺院。他還與傳揚密宗的溫古和尚交往頗深。這一切都說明了王維對於佛教十分崇信,而且涉獵很廣。

在安史之亂時,王維被安祿山拘留在洛陽,並被迫擔任官職,待動亂平息,朝廷以附賊之罪要將他下獄,後來肅宗憐惜他的詩才,只貶了他的官職,讓他任「太子中允」,再經多年的升遷,才任職尚書右丞。但是經過這一次的動亂,王維自覺倍受屈辱,又看到朝廷綱紀紊亂,不思振作,使他更想落盡繁華,回歸田園。當時他一再表示要奉佛報恩,苦行齋戒,避開紛擾人世。於是他在京師每天供養十數名僧侶,以玄談為樂。三十歲喪妻後,就不再續絃,獨自生活三十年。平日茹素,不著彩衣,居室當中,只有茶鐺、藥臼、經案、繩床,此外一無所有,完全過著禪僧一般的生活。每當退朝後,在淨室焚香坐禪誦經,別無餘念。又營建輞川別墅,與友人裴迪談禪賦詩,悠遊度日,以至終老。

王維不僅對佛學有深厚素養,還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修行者,他把自己的生活體驗與禪宗思想相互印證後,而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他主張「自性內照」,強調以內心的自我解脫來克服現世的苦難,因為自性本自清淨,一切苦難的感受不過是自尋煩惱罷了,要做到明心見性,就要能忍。這是他對禪宗哲學的一種深刻領會。

王維是一位優秀詩人,他不僅寫過一些闡揚佛理的詩文,還把宗教思想與宗教感情化為詩思,在唐代詩壇上獨樹一格。他所作的詩文,風格淡遠,意境幽絕,王維的詩篇主要是山水詩,通過田園山水的描繪,宣揚隱居生活和佛教禪理。如《輞川集‧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他善於在詩中表現一種「空」、「寂」、「閒」的境界,正是得力於他的禪學修養的完美呈現。如〈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

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禪宗影響王維的詩歌創作藝術,可分為三個層次:以禪語入詩,以禪趣入詩,以禪法入詩。如〈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這是一首好詩,參入禪語,影響整體的禪趣。另有一首〈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

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這是表現隨遇而安,自由自在的生活象徵,也是「禪心」的流露。

王維的詩歌受佛教影響很深,因此早在生前,就得到「當代詩匠,又精禪理」的讚譽,後來更有「詩佛」的美稱。他不僅能把佛教義理化為詩的語言來表現,而且能以其對佛教的認識來豐富詩的內涵。

為大顛禪師折服的韓愈

唐代大顛寶通禪師(七三二~八二四),廣東潮陽人,法號寶通,自號大顛和尚。據《潮州府志》記載,大曆年中,大顛禪師與藥山惟儼禪師一同在西山師事惠照禪師,受戒後,往南嶽參謁石頭希遷禪師,大悟宗旨,並得曹溪之法。唐貞元初年,入羅浮,至潮陽開闢牛巖道場,並於潮州西幽嶺下創建靈山禪院,出入有猛虎相隨,門人傳法者多達千餘人。大師駐錫潮州時,折服了一代大文豪韓退之,後來韓愈對大顛禪師問道留衣致敬,成為千古佳話,大顛禪師也因此聞名於當代與後世。

唐代有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大文豪韓愈(七六八~八二四),大半生不信佛法,反對佛教。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唐憲宗遣使率領眾僧至法門寺奉迎佛骨,次年將佛骨迎到京城長安。憲宗敕令先在宮中供養三天,再送往京城各寺院讓僧俗禮拜。這件事可說是朝野震動,王公士庶奔相走告,掀起全國上下迎佛骨的熱潮。韓愈因反對佛教,竟上書〈諫迎佛骨表〉,觸怒憲宗,被貶官到潮州做刺史。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遇見他的姪子韓湘,引發無限的感慨,作了一首詩送給他姪兒。該詩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朝陽路八千,

本為聖朝除弊政,敢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被貶到潮州做刺史的韓愈,當時因為潮州文化未開,知識分子少,幾乎沒有可以論談的對象,而上表哀謝並祈求東封泰山的表疏也久未見回報,因此鬱鬱寡歡。閒暇無處排遣寂寞,便四處遊山玩水,以遣孤寂不得志的心情。一日,在登靈山時,偶遇大顛禪師。

大顛禪師問韓愈:「聽說使君是因直言犯上,才來此做地方官的嗎?」

韓愈答道:「是的,我本在朝做刑部侍郎,因上表諫迎佛骨,被放逐到這瘴毒疫癘之地。我自幼體弱多病,而今更是髮白齒搖,怎受得了這裡的氣候與苦毒?所以一到此地便上表請皇上東封泰山,希望早日召我回去,然而至今仍杳無音訊。唉!」

大顛禪師聽了,責問他:「我聽說為人臣者,不能擇地而安,不重名位而行其所當行。今竟遭放逐而不樂,趨時求名,實非善臣之表現。何況你敢直言犯上,是忠於君而不顧自身,心安理得,又有何怨言呢?唐室自天寶之亂,奸臣亂國,皇上討伐都來不及了,做為人臣,既不能助上戡平內亂,以安邦國,尚且起動心意,觸聖發怒,如今還要上表討封泰山之地,豈不是不識時務呢?以窮治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動天下人心而無安邦定國之志,是不知仁;強言以干上怒,遇困而悒悒孤憂,是不知義;以亂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又說:「你既然上表諫迎佛骨,不贊成皇上信奉佛教,想必一定對佛教了解甚深,所以才不贊成。」

韓愈聽了大顛禪師一番開示,很不滿的批評:「你們佛教,口不說先王之言,而妄談輪迴生死之法;身不力行禮儀,而詐傳禍福報應之說;無君臣之義,沒有父子之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殘賊先王之道,我怎能默然不語?」

韓愈口無遮攔,一派狂妄的態度,令大顛更下決心要折服他。

禪師便問韓愈:「你批評佛教如此的不合先王之道,不言仁義,無父無君之事,你是在哪些佛經上看到的?」

韓愈回答:「我哪有閒暇讀那些書?」

於是大顛禪師對韓愈說:「你該知道『跖狗吠堯』的故事吧!盜跖畜養一隻狗,有一天,堯經過跖的家門,那隻狗竟然向堯吠叫,這是狗不認識堯,並非堯是壞人。今天你不看佛經,不諳佛理,而肆意攻訐佛教,與跖的狗相差又有多少?」又說:「今天你貴為唐室大學子,文章自成一家,然而你的文章能比得上姚秦時代的羅什法師嗎?知往預來,能媲美晉朝的佛圖澄嗎?披剝萬象,不動其心,能如蕭梁時代的寶誌禪師嗎?」

韓愈默然良久,說:「不如。」

禪師說:「你既不如先賢,而先賢所從事者你又反對,這豈是智者所當為?今天你將自己局限在小小形器之內,奔走於聲色利欲之間,稍有不如意,便憤懣鬱悲,如此,與蚊虻爭穢壤於積蒿之間,又有何不同?」

良久,韓愈問大顛禪師說:「禪師還有指示嗎?」

禪師說:「去爾欲,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天之命,然後再來聽聞佛法的至理吧。」

由於這一次的機鋒論辯,使得一向自視甚高的韓愈對大顛禪師的智慧由衷佩服。從此,大顛禪師便成為韓愈被貶潮州時唯一交往的高僧,因而漸漸改變他對佛教的看法。

有一天,韓愈抱著問難的心情去拜訪大顛禪師,此時,正當大顛禪師禪坐入定,不好上前問話,因此苦等了很久。侍者看出韓愈的不耐煩,於是上前拿起引磬在禪師耳邊一敲,輕聲對禪師說:「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韓愈在一旁聽了侍者的話後,立刻行禮告退,他說:「禪師門風高峻,我已由侍者得到佛法的入門。」這一次,韓愈不再請開示了。

關於韓愈與大顛禪師的因緣,在《韓子外傳》有所記載,世傳有:「一見大顛禪師後,文豪畢竟也低頭。」

宋儒也曾詠詩道: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黃山谷說:「韓愈自從見過大顛以後,他的文章出情入理,而排佛之論亦不見了。」

由此可知,大顛和尚對韓愈的影響有多麼深遠。

香山居士白居易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陝西下邽(今渭南縣東北)人。儒家出身,敏悟過人。貞元十六年(八〇〇),中進士,元和二年(八〇七),任翰林學士,後來又遷任左拾遺。他熱心世務,志在兼濟,耿直敢言,曾經因為上表諫言,得罪權貴,被貶為江州司馬。晚年以太子賓客及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官拜至刑部尚書。在洛陽時,居於龍門香山寺,與如滿禪師等結交,作詩參禪,共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他是一代詩壇宗主,以寫諷喻詩和「新樂府」知名朝野,在「新樂府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上,都顯示了最優秀的成果,成為中唐詩歌的代表人物。

白居易出身平民,寒窗苦讀,到了「口舌成瘡」的地步。由於親身體驗到貧窮的艱苦,從政之後,憂國憂時,一心想造福社會人群,但自江州之貶後,深知仕途艱險,於是寄情於山水詩酒之間,借曠達樂天以自遣,轉而煉丹服食,進而皈依佛教,正如他在〈贈杓直〉詩中所說:

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遙篇;

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

在他早歲進士及第回到洛陽時,就師事洛陽聖善寺的法凝禪師,從禪師那裡聽受了禪的心要。法凝禪師在世時,白居易便積極地求取佛教的真髓,將禪師的八言心要——「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銘記在心,此時白居易心中已經蘊釀著宗教的情操。

白氏中年親近高僧,從受淨戒,勤習禪法,他奉佛的虔篤及受佛教思想影響的深刻,可從他的遺編中看出。後來他在自撰的〈醉吟先生墓誌銘〉中記述自己生平的志行,有這樣的句子:「外以儒行修其身,內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他還作了一首讚佛詩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

我今盡知,無如佛者。

巍巍堂堂,為天人師,

故我禮足,讚歎皈依。

他曾經向牛頭宗的道林禪師問禪,禪師常在松樹上棲止修行,故有「鳥窠禪師」之名。

據說,有一天白居易來到樹下拜訪禪師,看到禪師端坐在搖搖欲墜的鵲窠邊上,就說:「禪師住在樹上,太危險了!」

禪師回答:「我坐在樹上一點也不危險,倒是你的處境才非常危險。」

白居易問:「何以見得?」

禪師說:「薪火相交,縱性不停,怎能說不危險?」意思是官場沉浮,勾心鬥角,危險就在眼前。

白居易似乎略有領悟,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禪師回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居易對這一回答頗感失望,認為這是三歲小孩也懂的道理。禪師便說:「三歲小孩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

白居易才恍然大悟,便作一偈請教禪師:「特入空門問苦空,敢將禪事問禪翁,為當夢是浮生事?為復浮生是夢中?」意謂人生本身就是夢,就是幻影,無須對夢與人生橫加區別。從此,白居易對佛理完全折服,遂拜禪師為師。

對於佛教各宗,白居易採取通融態度。他曾經研習南宗禪,在洛陽時結交的惟寬禪師,在江州時結交的智常禪師,都出於馬祖道一門下,晚年結交智如、如滿二禪師也都是南宗弟子。在東林寺的經藏中,白居易披閱了慧遠大師的遺文集,並且得到了很大的啟發。所以,晚年的白居易整理自己的詩文集,捐贈給曾經結過緣的寺院,如廬山東林寺、洛陽的聖善寺等。白居易除了捐贈詩文集以外,足不出戶,一來想修心養性,同時發願以自己的文學來貢獻社會國家。

到了晚年,白居易道心更加堅固,既歸心南宗,又信仰淨土,如他重修洛陽香山寺,至心念佛,發願往生西方,不怠不墮,以迄終年。他去世後也葬在寺內,至今香山寺仍有白居易的墓。在他的〈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詩中所云:

南祖心應學,西方社可投,

生宜知止足,次要悟浮休。

可見白居易的佛教思想與佛教信仰,對於他詩歌的創作影響很大。除了那些直接宣揚佛教的作品之外,他的整個創作傾向的轉變,佛法給他帶來了積極的啟發作用。

以佛濟儒的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是古文運動的主將,傑出的散文家與詩人,在文壇上與韓愈齊名。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東(山西)。他的父親柳鎮,歷任錄事參軍、長安主簿及殿中御史等官職,為人剛正,富有學識,所交多天下善士。母親盧氏,是一位具有文化素養的婦女。有一次,柳鎮在吳地為官,他帶著孩子在長安,家中缺少書籍,於是,他憑著記憶,為剛滿四歲的柳宗元傳授十幾篇深奧的辭賦。家庭的教養、父母的為人,對柳宗元性格的形成以及學習造就,都有深刻的影響。十三歲那年,柳宗元作了一篇向德宗道賀的奏表,這是他在中唐文壇上初露頭角。

柳宗元自幼信佛,這與他家庭環境有關。他少年時,隨父親去任職的洪州(今山西南昌),馬祖道一禪師正在那裡傳法,稱為洪州禪,受到江西觀察使李兼的禮重。李兼正是柳鎮的長官,也是後來他的夫人楊氏的外祖父。當柳宗元在長安做官時,正值德宗崇信佛教,在朝廷上講三教講論,對佛教的發展具有風吹草偃之功。柳宗元本人也與文暢、靈澈等法師有密切往還。他很讚賞東晉、劉宋以來謝安、王羲之、習鑿齒、謝靈運等人與高僧支道林、道安、慧遠大師交遊的事蹟,也稱揚社會上尊禮聖教的人。

「永貞革新」失敗,所謂「八司馬」被貶,柳宗元謫居南荒永州,當時他處在壯年時期。剛到永州時,他沒有官舍,寄居在一座古廟龍興寺,那時他已鰥居,老母盧氏年近七旬,同赴永州,僅半年就因為水土不服而病逝。柳宗元在身心上都受到嚴重摧殘,龍興寺重巽和尚是湛然的弟子,對他多所照應,兩人成為方外知交,經常共同探討佛理,因此,柳宗元為他寫了〈巽公院五詠〉,其中〈淨土堂〉一首: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

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

華堂開淨域,圖像煥且繁,

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

稽首愧導師,超遙謝晨昏。

柳宗元描寫重巽和尚重修淨土院煥然一新的景象,表示自己領悟我空、法空、空空等三空的真理,同時肯定西方淨土。

另一首〈禪堂〉寫道:

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

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

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

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

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跡。

這是借詩談禪,表現空有雙亡、心境一如的境界。

這段期間,他寫了不少宣揚佛教的詩文,其中包括一些釋教碑。他寫釋教碑是因為他結交的多為僧侶,在佛教界中有很高的聲望。這些碑文中,以寫惠能的〈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鑑禪師碑〉為最重要的佛學著作。

元和四年(八〇九)九月,柳宗元至永州法華寺遊覽,飽覽西山勝景的山巒秀色,寫下了〈始得西山宴遊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等四篇遊記。當時住在法華寺構西亭,認識一位僧侶「覺照」,他當下就著法師的名號,寫了〈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發揮佛教義理「覺」與「照」的真義。三年後,柳宗元又遊覽袁家渴一帶,寫下〈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四篇。以上八篇遊記,就是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永州八記」。

柳宗元自認為對佛教有獨特的認識與領會,他注重佛教義理的闡揚。例如他與韓愈之間就佛教問題進行過激烈的論爭。他兩人是好朋友,對於文學觀,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古文創作上互相服膺推崇,共同成為古文運動的領袖;但是,韓愈是儒學古文主義者,認為佛道橫流是綱紀紊亂的根源,要挽救世運就要承襲周孔聖人之道,因而大力辟佛。

柳宗元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士大夫,所以當晚年在永州做官,仍是兢兢業業,盡心吏治,他接受佛教的同時,也努力以佛濟儒,把佛教的觀念納入儒家的理論系統。他強調佛教的倫理觀,主張孝敬父母,並提出佛經中有《大方便佛報恩》等十篇宣揚孝道的經典。他把佛教的心性學說與儒家的性善說相結合,又把儒家的禮義與佛教的戒律等同起來。在〈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中說:「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柳宗元的這種思想,正是佛教思想進一步與中國儒家融合的表現。

佛教思想在柳宗元的創作中有相當大的影響,佛教的碑文、記祠廟、贈僧侶的文章等,在他文集中占有相當的分量,一百四十多首詩中,與僧侶贈答或宣揚禪理的就有二十首。他的釋教碑多涉及僧史、僧傳,也有不少談到佛理。

元和十年(八一五)正月,柳宗元接到長安的赦令,於二月回到京城長安,但三月又被貶到更遠的柳州去作刺史。六月,抵達柳州任上,開始了解當地的民情風俗,引導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興辦學校,使當地青年獲得教育的機會。由於柳宗元堅持「以民為本」的政治理想,經過三年的努力,使柳州面貌一新,呈現出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十四年的邊地謫居生活,嚴重地摧殘了柳宗元的身心,在永州時已是病魔纏身,到柳州後,因為工作辛苦,病情更加惡化。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十一月八日,病逝柳州,終年四十七歲。他在臨死之前,寫了一封信給劉禹錫,請他整理保存自己全部文稿,後來劉禹錫替他編為《柳河東集》,並為他作序。柳州人民在他死後三年,興建了廟宇。現在的柳州市有一座人民公園,裡面還完好保存著柳侯祠和他的衣冠塚,表示對他永遠的懷念。

天才詩人蘇東坡

蘇東坡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個人間修道者的最佳寫照,他才華洋溢,履進仕途,也因此遭忌遇陷,多災多難;然而他始終保持赤膽忠誠、豁達放曠的胸襟,與禪門高僧多所往來,對佛性的顯發無不助益,坎坷的政治命運更洗鍊出他的內證境界,留下多首膾炙人口的禪詩。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自號東坡,北宋眉山(四川眉山)人。出生文學世家,高祖蘇杲,曾祖蘇祐,祖父蘇序,都是蜀中名士;父親蘇洵在蘇軾誕生後,發憤苦讀,後來在散文和學術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蘇軾的家學淵源與個人教養,和他後來學佛的關係很大。他的故鄉四川地區,自唐代以來佛教就很發達。我國第一部官版大藏經——《開寶藏》,就是宋初在益州刊刻的。蘇洵與蜀地雲門宗圓通居訥和寶月惟簡禪師時相往來,母親也篤信佛教,弟弟蘇轍也是虔誠的佛教徒,他在與蘇軾的唱酬詩中寫道: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

目斷家山空記路,手披禪冊漸忘情。

宋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蘇軾奉派到陝西鳳翔任簽判,這是他第一次出仕。在蘇轍相送的途中,他寫下了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從這首詩可以看見早熟的蘇軾對去來無常的人生已略有所悟。在鳳翔任上,他隨同事王大年習佛,真正接觸佛教。因此,他在〈王大年哀詞〉中說:「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略,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

在〈鳳翔八觀〉中,蘇軾初次以佛教為題材作詩,歌詠鳳翔天柱寺的維摩詰像:「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無言師?」

蘇軾推崇維摩詰是一位不懼生死的「至人」,他一生中也常以維摩詰自比,而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

蘇軾在鳳翔任簽判三年,期滿回到汴京,值宋英宗初即位,英宗打算重用蘇軾,范仲淹以養深積厚為由諫止。英宗在位三年即病逝,神宗繼位,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蘇軾因極力反對新法求治太急,進人太銳,終被新黨誣陷販賣私鹽。後來此事查無罪證,真相大白,蘇軾無意再留汴京與王安石等人相爭,遂請調出任地方官,神宗奏准,命他任杭州通判。

杭州自吳越以來就是佛教興盛之地,高僧雲集,蘇軾在此結交了許多具有文化素養的大德,如杭州都僧正慧辯、天竺觀音道場辯才、天台知禮的高足梵臻、圓通居訥的弟子懷璉、《輔教篇》作者契嵩、孤山的惠勤、惠思、詩僧清順、可久、宗本等法師,杭州名僧與他有交往者十之八九。他在〈海月辨公真贊〉中提到與慧辨法師交往的心境:

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

杭州任滿,蘇軾又請調至山東任職,以便與在濟南的蘇轍就近往來。不久,蘇軾奉派到山東密州為太守,一本勤政愛民的作風,頗得民心。但是密州連年蝗災、旱災,蘇軾為官清廉,並無積蓄,在此過了幾年窮苦困頓的生活。從他在密州超然台所作的〈水調歌頭〉,不難看出他超塵出世之志和熱愛人間生活的兩種心情: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神宗熙寧十年(一〇七七),蘇軾改任徐州,在任二年,和徐州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元豐二年又改知江蘇湖州。到達湖州上任之後,他在給神宗的謝表中寫到:

臣荷先帝之誤恩,擢置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以兩州。……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想不到變法派藉此對蘇軾群起攻之,紛紛上書彈劾他愚弄朝廷的妄自尊大,神宗在眾人的連連上章奏請之下,終於下令拘提蘇軾進京審問。變法派有意借此機會根除舊黨勢力,因而牽連甚廣,這就是有名的「烏台詩案」。但宋神宗並無意置蘇軾於死地,不久就將他貶謫到黃州。

蘇軾的繼室王氏閏之也好佛,他在熙寧七年(一〇七四)從蘇軾,到元祐八年(一〇九三)往生,臨終遺言,令他的兒子繪製阿彌陀佛聖像供養叢林,蘇軾禮請著名畫家李龍眠繪畫佛陀及十大弟子像供奉於京師,並親自作〈阿彌陀佛贊〉。他的妾朝雲也學佛,早年皈依於泗上比丘義沖門下,後與蘇軾一起到惠州,以念佛為自課。於紹聖三年(一〇九六)臨終前,仍誦讀《金剛經》中「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的偈頌。蘇軾做了一首〈悼朝雲詩〉: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

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

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

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

元豐八年(一〇八五),神宗病逝,十歲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攝政,起用舊黨,蘇軾也被召回汴京,在短時間內他連連被擢升,官拜翰林學士。汴京三年是他一生官運亨通的極盛期,具有朝廷重臣、文壇領袖的地位。後來蘇軾因直言不諱,得罪程頤,為了避免再度陷入官場鬥爭,他向高太后乞請外仕,而以龍圖閣學士的身分出知杭州。

久別十五年,再蒞杭州,蘇軾已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重視教育、賑濟災荒、減免百姓積欠、興修水利,杭州至今留存「蘇堤」,成為西湖勝景之一。在《宋史‧蘇軾傳》也記載著:

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

蘇軾的仁政待民,堪稱是人間菩薩。

自元祐六年(一〇九一)起四年之間,朝政變化不定,蘇軾兩次被召回汴京任職,三次出任知州,一旦被召回汴京就遭打擊,一再從他的詩詞中去挑剔。哲宗親政後,排斥舊臣,蘇軾雖然做過他的老師,也難免貶謫的罪過,從此再無回朝之日。

蘇軾先被派往宋朝北部的邊防要地定州,他並不氣餒,打算努力作為,建樹邊功。正當蘇軾認真整飭邊防,撫恤軍民時,厄運又接連而來,先是被貶至廣東英州,再又被貶到更遠的嶺南惠州,據說古來就是罪臣流放之處,被稱為「蠻貊之鄉,瘴癘之地」。年近六十的蘇軾,在流放遷徙的路途中,舟車疲頓,疾病纏身,資用不濟,潦倒窘迫,但是他始終關懷人民疾苦,為文載詩,歎頌各地民情。

到了惠州,蘇軾深深為當地的山清水秀,人情淳厚所吸引,決定在此終老,認作第二故鄉。朝中政敵一聽說蘇軾不僅沒死,而且還怡然自得,又奏請朝廷,將他貶謫至海外的瓊州(海南島)。瓊州之地,極其荒涼,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碳,夏無泉,縱然如此,蘇軾隨緣自適,盡一己之力裨益當地。他講學著述,培養人才,宣導教育,開發民智,環境愈是艱難,他的精神創作愈是更上層樓。

蘇軾曾發願作〈觀世音菩薩頌〉、〈南華寺〉詩,他早年寫的詩,往往流露不堪世事滄桑困頓以求解脫之感,但是後期的詩作,則能以禪理來認識人生,超然物外。從他的詩文所引據的佛經來看,他最熟悉的是《維摩》、《圓覺》、《楞伽》等諸經及禪師語錄。此外,他也曾研習華嚴著作,曾作詩云:

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

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

乃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東坡居士的學佛,不執著於齋戒、持律、誦經,也不喜歡虛玄之談,而是希望佛教能真正裨益各級各層的現實人生。在佛寺的清幽環境中,焚香靜坐,悟得物我兩忘、身心皆空的道理是他最大的收穫。他曾作〈阿彌陀佛頌〉:

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

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

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

因為有這種萬法唯心的信念,使他能超然於苦、樂、興、衰、稱、譏、毀、譽之外,而有人生如夢的大乘空觀思想,自然面對世事變化無常,也能坦然適應,無所牽掛。

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徽宗即位後,大赦,蘇軾終於結束他多年的流放生活。蘇軾回到常州,遠離汴京,不久即病歿,享年六十六歲。一代天才詩人蘇軾,給人的懷念不僅是詩詞歌賦,他的散文、書法、繪畫、音樂、醫學、建築、水利、農業等,各方面的才能,都曾嘉惠世人,而最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有一顆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菩薩心。

傳說蘇軾的前世是位高僧,從他的詩中發現他自己也頗有感悟:

靈峰山下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

前世德雲今是我,依稀猶記妙高台。

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

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習題】

1.試述佛教對唐宋文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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