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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4 佛教與中國帝王

佛教東傳中國,與中國文化融合,產生了「佛教中國化,中國佛教化」的現象。千餘年來,佛教能在中土紮根,繁衍枝葉,開出美麗的花朵,除了早期的譯經僧來華,譯經事業得以開展,各宗派的成立、弘揚,藏經印行,高僧弘化,佛教義理的普及,以及僧團的建立、改革外,歷代帝王對佛教的護持,更是一項重要因素。

中國歷史上護持佛教的帝王

中國歷史上,與佛教因緣深厚的帝王相當多,或與高僧往來問道,或禮請僧侶為國師,輔佐朝政,更有帝王捨棄王位出家,他們護持佛法的精神,在歷史上傳為佳話。

今依據朝代的遞嬗,將之劃分為四個時期,介紹說明如下:

一、東漢至魏晉五胡十六國時期

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土後,到了魏晉五胡十六國期間,國家、社會長期處於戰亂,這些戰亂的原因,大半來自王室的分崩離析,權力鬥爭,貴族間的傾壓等,一時天災人禍,百姓困苦不已。

佛法的弘傳,除了靠出家僧侶外,要解除人民的苦難,帝王的力量自是不可忽視,因此,道安大師曾說:「今遭荒年,如不依國王,則法事難立;普施教化,自必廣弘流布。」由此可知,帝王護法對佛教的重要影響。

(一)東漢明帝

1.中國佛教的起源:佛教初傳中國,有各種說法,其中較古老而最負盛名者,當推後漢明帝的感夢求法說,據晉袁宏《後漢紀》的記錄:「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此一說法被視為中國佛教的起源。

2.佛道比法,啟信護持:根據《漢法本內傳》記載,在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來到洛陽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有道士上奏,聲稱欲與佛教僧侶論理比法。道士宣稱點火不燒聖典,不料竟付之一炬,而佛陀舍利卻放出五彩光芒,圍觀者無不驚訝嘆息。一時,道士及宮中婦女等數百人,發心出家修道。朝廷於是敕令建寺安僧,是為佛教初傳的佳話。

(二)東漢桓帝

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將佛陀與黃老並行祭祠,把佛教看做是黃老道術的禳災祈福,以求福延壽,長生不老。雖然如此,他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

(三)魏陳思王

中國梵唄的濫觴:魏國陳思王曹植奉行佛教,長於文學。曾經在遊歷魚山(今山東)時,聽到空中梵天唱誦,內心感動不已,與之相和而創作梵唄,這便是中國梵唄唱誦的開始。

(四)石勒、石虎

1.方便度化,消弭殺戮:五胡十六國時,佛圖澄見後趙王石勒殘殺無辜,心生憐憫,於是以神通、咒術等方便度化石勒,石勒自此皈依佛教,並尊稱佛圖澄為「大和上」。石勒死後,暴虐殘忍的石虎為後趙王,因佛圖澄救活其愛子石斌,因而對佛教產生信心,使百姓免於多次的殺戮之災。

2.尊僧度僧,佛教興盛:石虎由於受到佛圖澄的感化,因此將諸多幼子送至寺院學佛,每年佛誕日,親自到寺中為諸兒發願;頒令全國,准予人民信奉佛教,允許漢人出家為僧。在石虎的護持下,佛圖澄興建的佛寺達八九三所,受業弟子近萬人,華北的佛教因此興盛,《高僧傳》中形容:「弘法之盛,莫與先矣。」佛教繁榮之景由此可見。

(五)前秦苻堅

1.禮敬三寶:前秦王苻堅平生禮敬三寶,優遇高僧僧朗、道安等法師,並且躬聆講說。他在迎請道安法師到長安時,曾說:「朕以十萬大軍攻下襄陽,卻只得到一人半而已。」這「一人」指的是道安大師,「半人」則指習鑿齒。他以殊禮恭敬大師,並諮以大政,可見苻堅對道安大師的推崇備至。

2.護持譯經:道安大師駐錫於長安五重寺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致力於經典的翻譯、註疏,一時長安成為當時的譯經中心,另外,他也制訂僧團規矩,令弟子分散各地弘揚佛法。佛教能於中國生根發展,道安大師具有相當的貢獻,其中受到苻堅大力的護持,其力量不可忽視。

此外,苻堅曾送佛經、佛像至高麗,為韓國、日本有佛法之始。

(六)後秦姚興

1.迎請羅什大師:前秦苻堅對鳩摩羅什相當仰慕,派遣大將呂光西征往迎,不料,在回程途中,呂光聽到苻堅過世的消息而於涼州自立為王,鳩摩羅什也就滯留當地十餘年。一直到姚秦時,姚興終於將鳩摩羅什迎回中原。

2.護持譯經:姚興頗具善根,他尊鳩摩羅什為國師,經常一起研討佛法;更設立逍遙園,恭請鳩摩羅什大師譯經說法,全力護持,而他自己也參與譯經工作。當時,有僧略、僧肇、僧叡、僧遷、道標、曇順、道恒等八百多位法師協助譯經,譯出的大量經、論,奠定了中國大乘佛教的基礎,姚興可說功不可沒。

姚興精進禪修,研讀佛經,曾著有〈通三世論〉及〈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二文,安成侯姚嵩受姚興影響,也虔誠信仰佛教。

3.中國僧官制度之始:為僧團設立僧官以規範僧團,是姚興對中國佛教另一重大影響。他敕命鳩摩羅什大師的弟子僧䂮為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慧斌任僧錄,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濫觴。

二、南北朝時期

(一)南朝

南朝王室變遷,更相迭起,大部分的帝王都採取保護佛教的政策,尤以梁武帝最負盛名。由於帝王對佛教的保護,外國僧侶來華的情況盛行,隨著譯經事業的發展,啟發對經典的研究,為往後諸學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國、整理內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興盛的時期。

梁武帝起初研究儒學,後逐漸為佛教高妙之理所懾,他在〈捨道歸佛文〉中說:「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願依老子教暫得生天。」天監十六年(五一七)廢除天下道觀,令道士還俗。後來更在撰述的〈斷酒肉文〉中堅誓素食,並下詔宗廟不得用葷食祭祀。中國僧眾素食之風從此建立。

梁武帝受菩薩戒,有「皇帝菩薩」之稱;隨皇帝同時受戒者,有四萬八千人,其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梁武帝常行普同供養,曾多次開設大規模的齋會,如無遮大會、平等大會、盂蘭盆會等。四次捨身同泰寺時,為四眾講經,這是歷朝帝王中前所未有。梁武帝也熱心於佛教教理的研究,著作有《般若經》、《涅槃經》、《大品經》、《淨名經》、《三慧經》等義疏百卷,其佛學造詣深厚,有以見之。

相傳武帝的皇后郗氏,性好嫉妒,往生後墮為蟒蛇,痛苦不堪,因而求助於武帝。武帝為超度其夫人郗氏,製作《梁皇寶懺》,請僧禮懺。這部懺法,綿延千餘年,至今仍舊不衰。此外,武帝也躬自閱讀經藏而協助編修《水陸儀軌》,並設水陸大齋,使得冥陽兩利,恩被古今。在位期間,創建光宅寺、開善寺、同泰寺等著名寺院,其中更為追薦父母而建大智度寺與大愛敬寺。據說,梁武帝在寺中行供養之際,對父母孺慕之情,油然而生,往往哽咽飲泣,左右使從無不感動流淚。

梁武帝親自撰述佛書、提倡譯經事業、建造寺塔、講經法會,乃至於捨身、放生、布施等,在位時,寺院增加八百餘所,僧尼增加五萬多人,為南朝的佛教灌溉出美麗的花朵。在佛教歷史上,與印度的阿育王,一東一西,相互輝映。

梁朝之後的陳高祖、文帝、宣帝等,也都是信奉佛教的帝王。整個南朝帝王護持佛教的情形,在杜牧膾炙人口的〈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猶可窺見。

(二)北朝

在北朝史上,經歷有二次毀佛事件,對佛教的傷害相當大。然而,隨著毀佛事件的主其事者相繼過往,復興佛教的事業也隨之展開,如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等,為佛教帶來另一片生機。其中,以沙門曇曜協助北魏諸帝的復佛成就最大。

當時的僧祇戶和佛圖戶,不僅穩固了佛教教團的經濟基礎,對於當時國家、社會的重要設施,和安定人民百姓的生活也有很大的貢獻。另外,在北魏復佛中,以佛教藝術的發展最為燦爛,包括寺院的建築、佛像的雕鑄等,其中以雲岡石窟的雕鑿更是給予中國佛教美術莫大的影響,石窟中,象徵皇帝的佛像,高達六十尺以上,《魏書‧釋老志》形容其「雕飾奇偉,冠於一世」。之後,龍門、鞏縣等石窟相繼並起,雲岡石窟成為亞洲佛教美術的根本。

1.北魏文成帝——下詔復佛,注入蓬勃士氣

北魏文成帝在廢佛的太武帝駕崩後繼位,隨即下詔復佛,其具體措施有:

(1)人口眾多之處允許建築寺院,費用不加以限制。

(2)身家清白,性情善良者,不限年齡,可准許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邊境可度十個人。

據聞,詔令下達當天,即有人開始復建被破壞的佛寺,藏匿的佛像與經書也紛紛出現,為佛教的復興注入一股新士氣,尤其任命沙門統曇曜負責復佛事業的推展,對北魏佛教發展的貢獻相當大。

2.北魏獻文帝——鑄像築塔,佛教都市呈現

北魏獻文帝深信佛教,常讀經論,也好老莊之學。在位雖僅五年,然對佛教亦多有建樹。他曾在西嶺鹿野苑建石窟寺,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的美稱。

皇興元年(四六七),獻文帝於京都平城建造永寧寺,它是一座七級佛塔的建築,高有三百餘尺,規模之大,蔚為天下第一。此外,他也建築了一座三級的石造佛塔,這座佛塔的棟、楹、榱、楣等,都是用石頭交相重疊組合而成,其精巧嚴密,為京都一大壯觀。據《水經注》記述,當時京都平城佛法興盛,佛塔高聳,互相可望,法輪東轉,此為最上。平城由於這七層和三層的佛塔屹立,而呈現「佛教都市」的景觀。

三、隋唐時期

(一)隋代

佛教在北周武帝時受到很大的傷害,由於隋文帝與煬帝積極復興,為中國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穩固的基礎。

1.隋文帝

(1)結束紛爭,下詔復佛:隋文帝結束中國南北紛爭數百餘年的局勢,即位後,下敕:「好生惡殺,王政之本。」在京城及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絕殺生,修復荒廢的寺院,獎勵建立寺院。開皇十一年(五九一),詔稱:「朕位在人王,紹隆三寶,永言至理,弘闡大乘。」此後,不論公私,寺院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從皇帝、皇后到庶民、信眾,皆行敬施,供養絹疋、淨財等。

(2)造寺抄經,僧眾教化:文帝在位期間,建造寺院共三七九二所,抄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經典三八五三部,造石像大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復舊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尊,對佛教事業的護持不遺餘力。此外,文帝為懷念父母深恩,啟建舍利塔,共有八十三處之多,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巨擘,影響後世極大。

隋文帝興建大興善寺為國寺,殿堂雄偉宏大,是隋唐以來,長安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國策寺院。文帝在此設有「二十五眾」執行佛教教化的工作,所謂「二十五眾」,是由二十五位通達佛教義理的高僧組成,專門弘揚佛法的組織。另外又設五位熟諳諸經論的「五眾」,從事弘法教化。因此培養了許多學者僧及教化僧,提昇佛法研究及對大眾的教化工作。

(3)宿植善根,簡樸淡泊:隋文帝在馮翊(陝西大荔縣)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師撫養長大。七歲時,尼師告訴他:「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十三歲時,才回到父母家。隋文帝性喜簡樸,喜歡寺院裡的鐘聲,偏好豆類製品,曾自言:「可能前世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後,尼師已圓寂,不僅在群臣前屢次提及尼師的德行,並且親自作傳紀念,對尼師孺慕之情油然可見。文帝與佛教的因緣深遠,以復興佛教為己任的發心,不難想見。

2.隋煬帝

隋煬帝在歷史上褒貶不一,有人以為他好大喜功,勞役百姓,但也有人以為他為國建設,福利社會。儘管如此,他對佛教的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

(1)敬僧迎僧,建立道場:隋煬帝是文帝的次子,篤信佛教,為揚州晉王時,曾延請天台智顗大師到揚州,智顗大師為他授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他也敬贈「智者大師」名號,相惜之情,傳為歷史上一段佳話。

隋煬帝即位前,對佛教護持已相當熱心。他曾創建二所道觀及慧日、法雲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場匯集了當時江南佛教界高僧,並且迎請三論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師入寺住持,是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長安建日嚴寺,高僧彥琮、智脫、法澄、法論、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講學之盛,冠於當世。

(2)啟建道場,弘揚文教:大業三年(六〇七),以佛法治國的日本聖德太子派遣學者、僧侶來華留學,隋煬帝特別啟用洛陽鴻臚寺四方館,聘請高僧負責留學僧的教育工作,舉辦講座、法會,從事經典的校勘等。

隋初來自印度的高僧如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陸續應請入住長安,從事翻譯工作,到了煬帝時,更在洛陽設立翻經館,網羅譯經人才,對佛教的文化、教育事業可說相當重視。

隋朝立國雖僅三十餘年,然政治的統一,經濟、社會、文化的穩定發展,加上文帝與煬帝對佛教的貢獻,上承南北朝講經、禪坐之風,下開唐宋各宗大盛之門,成為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轉捩點。

(二)唐朝

佛教在隋朝奠定復興的基礎,唐高祖統一全國後,由於帝王對佛教的護持,使得中國佛教在唐朝達到了頂峰,各宗爭鳴,百花齊放,高僧輩出,隨著國家的威勢,將佛法傳播到東亞各地區。佛教在這個時候達到了成熟期,呈現完全的「中國佛教」,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文學上都有很深的影響與成就。

1.唐太宗

唐太宗是位英明的帝王,他廣納諫言,知人善用,輕賦寬刑,海內昇平,威及域外,世稱貞觀之治。太宗護持佛教,崇敬三寶,歷代罕見,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碩學輩出,譯經事業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畫推陳出新,諸宗並弘,文物燦然大備,為中國佛教最輝煌的黃金時代。

(1)祈福建寺,度僧護法:唐太宗即位後,詔請有德高僧為國祈福,在七處戰場建立寺院,延請有德僧侶住持,令朝暮鐘鼓不斷,舉行超度法會,以慰亡靈。他曾下令全國三千七百多所寺院,每一寺院度僧五人,授權地方官府度人出家。

唐太宗為報答親恩,將自己的舊宅改為興聖寺。他為表明思慕太后之情,親自撰寫疏文,自稱「菩薩戒弟子」。

(2)崇敬三寶,護持文教:唐太宗對高僧大德相當禮敬,曾禮請華嚴祖師杜順和尚入宮,暢談佛法,讚歎和尚:「深得我心。」因而賜號「帝心」。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回國後,太宗對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幾次勸請大師還俗輔政,但都為其所婉拒。後來,太宗為玄奘大師建弘福寺,寺內設置翻經院,一切的經費由國家供給,成就玄奘大師的譯經事業。玄奘大師白天與太宗論道,晚上譯經,先後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三五五卷,為唐宋以下千百年佛教奠定弘化的基礎。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經藏,曾研讀《菩薩藏經》,致力於菩薩道的實踐;並親賜《瑜伽師地論》序,刻於石碑,即聞名至今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文。太宗於駕崩前,專注於佛法研討,不僅感動於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與玄奘大師相見恨晚,未能好好弘傳佛法。事實上,他一生崇法護法,禮遇高僧,促使唐代佛教興盛,功不唐捐。

2.唐高宗

譯經事業的護持:唐高宗與佛教有相當因緣,當他還是太子時,依玄琬法師受菩薩戒;即位後,為感念母恩,在長安建造大慈恩寺,設立譯經院。高宗的太子李顯出生時,便皈依玄奘大師,法號為佛光王,並設齋供養五千僧眾。

高宗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對譯經事業的護持。太宗崩殂,玄奘大師駐錫大慈恩寺,全心從事譯經工作,譯場開支,全由高宗供養。此後,玄奘大師也陸續在洛陽積翠宮、玉華寺等從事翻譯工作,譯有《大般若經》、《大寶積經》、《大毘婆沙論》、《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等等,都是佛教經典中的巨擘。

麟德元年(六六四),玄奘大師圓寂,高宗痛失國寶,為此暫罷朝政,舉行隆重的國葬儀式。

3.武則天

武則天原為宮中才人,太宗駕崩後,被安排到感業寺出家。再度入宮時,得到高宗的寵愛,被冊封為皇后。高宗駕崩,廢中宗,立睿宗,後來自登帝位,改國號為周,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歷史上對他的評價毀譽參半,然而他信仰佛教,精通義理,承繼太宗、高宗時的謢佛事業,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熱潮如日中天,功德難量。

(1)奉佛於道教之上:武則天是個虔誠的佛弟子,唐朝以來的帝王都將道教置於佛教之上,武則天即位後,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他以五戒教育世人,並以佛法治國。義淨從天竺返國時,帶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經、律、論及佛舍利三百粒。武后親自到東門外跪迎。

(2)護法濟貧:武后獎挹《華嚴》,曾親自參加《八十華嚴》的譯經工作,完成時,特製御序;華嚴宗三祖法藏大師講《華嚴經》,深獲武后賞識,賜號「賢首大師」,後來法藏大師更以鎮殿「金師子」詮釋華嚴深奧之理,令武后更加佩服,特賜「康藏國師」之號,華嚴宗由於他的護持,更加興盛。此外,武后亦設立悲田養病坊,幫助貧病者。

(3)開經偈的流傳:武后深具才華,文筆流暢,除了為《新譯華嚴》作序外,也曾作〈方廣大莊嚴經序〉和〈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顯示他對佛教義理的深入與實際的體證。尤其他所寫的〈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千百年來,為佛子所讚頌不絕。

(4)開鑿石窟:中國佛教雕塑藝術在唐代能光芒四射,武后的提倡,功不可沒,尤其以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佛的開鑿,最負盛名。據聞,武后為了這尊佛像的開鑿,「助脂粉錢二萬貫」,並主持開光儀式。大佛呈現的宏偉氣魄,正是武后與當時大唐盛世的精神寫照。

四、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佛教雖不似隋唐時期各宗派的光輝燦爛,但已深入人心,不再被認為是外來宗教,有所謂的「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

清初時,順治、康熙、雍正以及乾隆等皇帝雖然興儒,但對於佛教也相當尊重、提倡,是清朝佛教的黃金時期。

(一)順治皇帝

宿慧善根,欣羡出世:順治皇帝篤信佛法,個人精進參禪,與玉琳國師的往來,在歷史上傳為美談。數度想出家未成,著名的〈讚僧詩〉,表達了他對出世修道的欣羨。

(二)康熙皇帝

迎請高僧,重振佛教: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將隱於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請至京師,使明末以來衰微的佛教,重現生機。他振興佛教,出版藏經(於康熙六年,即西元一六六七年,修造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全帙一〇八函,費時兩年完成),並撥款重修普陀山普濟寺、金山寺、天竺碑文等。他曾說:「能仁之量,等於好生;佛道之成,關乎民隱。將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仁壽之域,舉世咸登。」自謙弱冠之時,研誦經史,未暇讀覽金經貝葉,尊崇佛教之風,油然可見。

(三)雍正皇帝

矯禪門之病,倡念佛法門:雍正在位時,禮喇嘛章嘉活佛為國師,在參禪方面,頗有造詣,自稱圓明居士,曾撰《御選語錄》及《揀魔辨異錄》。他為了矯正禪門弊病,鼓勵腳踏實地修行,以蓮池大師為模範,提倡淨土法門,促使念佛成為各宗派的基本修行,對於近世佛教的影響很大。

(四)乾隆皇帝

刻印經藏,《龍藏》傳世:乾隆皇帝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刻經及翻譯事業的發展。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完成了我國歷代各版欽定大藏經中部帙最大的《龍藏》,共一千六百餘部七千餘卷,工程的浩瀚,古今少見。乾隆二十四年,令人編纂漢、滿、蒙、藏四譯對照的《大藏全咒》;其後,又以十八年的時間,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將漢文大藏經譯成滿州語,對於藏經的刻印有卓著的貢獻。

中國歷史上的盛世,都與帝王護持佛教,以佛法治國有關,而中國佛教也在帝王的鼎力護持下,遍撒菩提種子,開出燦爛的花朵,不僅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文學、藝術、文化、社會等,更影響了現在的韓國、日本、越南等地佛教,形成北傳大乘佛教系統。

今日的政治體制已與過去大不相同,我們真心盼望佛教的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的精神,能夠在民主憲政下繼續發揚光大,啟迪人心,為百姓謀福祉,永遠成為淨化社會的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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