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64　佛教與中國帝王

佛教東傳中國，與中國文化融合，產生了「佛教中國化，中國佛教化」的現象。千餘年來，佛教能在中土紮根，繁衍枝葉，開出美麗的花朵，除了早期的譯經僧來華，譯經事業得以開展，各宗派的成立、弘揚，藏經印行，高僧弘化，佛教義理的普及，以及僧團的建立、改革外，歷代帝王對佛教的護持，更是一項重要因素。

中國歷史上護持佛教的帝王

中國歷史上，與佛教因緣深厚的帝王相當多，或與高僧往來問道，或禮請僧侶為國師，輔佐朝政，更有帝王捨棄王位出家，他們護持佛法的精神，在歷史上傳為佳話。

今依據朝代的遞嬗，將之劃分為四個時期，介紹說明如下：

一、東漢至魏晉五胡十六國時期

佛教在東漢傳入中土後，到了魏晉五胡十六國期間，國家、社會長期處於戰亂，這些戰亂的原因，大半來自王室的分崩離析，權力鬥爭，貴族間的傾壓等，一時天災人禍，百姓困苦不已。

佛法的弘傳，除了靠出家僧侶外，要解除人民的苦難，帝王的力量自是不可忽視，因此，道安大師曾說：「今遭荒年，如不依國王，則法事難立；普施教化，自必廣弘流布。」由此可知，帝王護法對佛教的重要影響。

（一）東漢明帝

1.中國佛教的起源：佛教初傳中國，有各種說法，其中較古老而最負盛名者，當推後漢明帝的感夢求法說，據晉袁宏《後漢紀》的記錄：「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此一說法被視為中國佛教的起源。

2.佛道比法，啟信護持：根據《漢法本內傳》記載，在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來到洛陽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七一），有道士上奏，聲稱欲與佛教僧侶論理比法。道士宣稱點火不燒聖典，不料竟付之一炬，而佛陀舍利卻放出五彩光芒，圍觀者無不驚訝嘆息。一時，道士及宮中婦女等數百人，發心出家修道。朝廷於是敕令建寺安僧，是為佛教初傳的佳話。

（二）東漢桓帝

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桓帝在「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設華蓋以祠浮圖、老子」，將佛陀與黃老並行祭祠，把佛教看做是黃老道術的禳災祈福，以求福延壽，長生不老。雖然如此，他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信奉佛教的皇帝。

（三）魏陳思王

中國梵唄的濫觴：魏國陳思王曹植奉行佛教，長於文學。曾經在遊歷魚山（今山東）時，聽到空中梵天唱誦，內心感動不已，與之相和而創作梵唄，這便是中國梵唄唱誦的開始。

（四）石勒、石虎

1.方便度化，消弭殺戮：五胡十六國時，佛圖澄見後趙王石勒殘殺無辜，心生憐憫，於是以神通、咒術等方便度化石勒，石勒自此皈依佛教，並尊稱佛圖澄為「大和上」。石勒死後，暴虐殘忍的石虎為後趙王，因佛圖澄救活其愛子石斌，因而對佛教產生信心，使百姓免於多次的殺戮之災。

2.尊僧度僧，佛教興盛：石虎由於受到佛圖澄的感化，因此將諸多幼子送至寺院學佛，每年佛誕日，親自到寺中為諸兒發願；頒令全國，准予人民信奉佛教，允許漢人出家為僧。在石虎的護持下，佛圖澄興建的佛寺達八九三所，受業弟子近萬人，華北的佛教因此興盛，《高僧傳》中形容：「弘法之盛，莫與先矣。」佛教繁榮之景由此可見。

（五）前秦苻堅

1.禮敬三寶：前秦王苻堅平生禮敬三寶，優遇高僧僧朗、道安等法師，並且躬聆講說。他在迎請道安法師到長安時，曾說：「朕以十萬大軍攻下襄陽，卻只得到一人半而已。」這「一人」指的是道安大師，「半人」則指習鑿齒。他以殊禮恭敬大師，並諮以大政，可見苻堅對道安大師的推崇備至。

2.護持譯經：道安大師駐錫於長安五重寺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致力於經典的翻譯、註疏，一時長安成為當時的譯經中心，另外，他也制訂僧團規矩，令弟子分散各地弘揚佛法。佛教能於中國生根發展，道安大師具有相當的貢獻，其中受到苻堅大力的護持，其力量不可忽視。

此外，苻堅曾送佛經、佛像至高麗，為韓國、日本有佛法之始。

（六）後秦姚興

1.迎請羅什大師：前秦苻堅對鳩摩羅什相當仰慕，派遣大將呂光西征往迎，不料，在回程途中，呂光聽到苻堅過世的消息而於涼州自立為王，鳩摩羅什也就滯留當地十餘年。一直到姚秦時，姚興終於將鳩摩羅什迎回中原。

2.護持譯經：姚興頗具善根，他尊鳩摩羅什為國師，經常一起研討佛法；更設立逍遙園，恭請鳩摩羅什大師譯經說法，全力護持，而他自己也參與譯經工作。當時，有僧略、僧肇、僧叡、僧遷、道標、曇順、道恆等八百多位法師協助譯經，譯出的大量經、論，奠定了中國大乘佛教的基礎，姚興可說功不可沒。

姚興精進禪修，研讀佛經，曾著有〈通三世論〉及〈後秦主姚興與安成侯書述佛義〉二文，安成侯姚嵩受姚興影響，也虔誠信仰佛教。

3.中國僧官制度之始：為僧團設立僧官以規範僧團，是姚興對中國佛教另一重大影響。他敕命鳩摩羅什大師的弟子僧䂮為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慧斌任僧錄，這是中國佛教史上僧官制度的濫觴。

二、南北朝時期

（一）南朝

南朝王室變遷，更相迭起，大部分的帝王都採取保護佛教的政策，尤以梁武帝最負盛名。由於帝王對佛教的保護，外國僧侶來華的情況盛行，隨著譯經事業的發展，啟發對經典的研究，為往後諸學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國、整理內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興盛的時期。

梁武帝起初研究儒學，後逐漸為佛教高妙之理所懾，他在〈捨道歸佛文〉中說：「寧在正法之中長淪惡道，不願依老子教暫得生天。」天監十六年（五一七）廢除天下道觀，令道士還俗。後來更在撰述的〈斷酒肉文〉中堅誓素食，並下詔宗廟不得用葷食祭祀。中國僧眾素食之風從此建立。

梁武帝受菩薩戒，有「皇帝菩薩」之稱；隨皇帝同時受戒者，有四萬八千人，其影響力之大，可見一斑。梁武帝常行普同供養，曾多次開設大規模的齋會，如無遮大會、平等大會、盂蘭盆會等。四次捨身同泰寺時，為四眾講經，這是歷朝帝王中前所未有。梁武帝也熱心於佛教教理的研究，著作有《般若經》、《涅槃經》、《大品經》、《淨名經》、《三慧經》等義疏百卷，其佛學造詣深厚，有以見之。

相傳武帝的皇后郗氏，性好嫉妒，往生後墮為蟒蛇，痛苦不堪，因而求助於武帝。武帝為超度其夫人郗氏，製作《梁皇寶懺》，請僧禮懺。這部懺法，綿延千餘年，至今仍舊不衰。此外，武帝也躬自閱讀經藏而協助編修《水陸儀軌》，並設水陸大齋，使得冥陽兩利，恩被古今。在位期間，創建光宅寺、開善寺、同泰寺等著名寺院，其中更為追薦父母而建大智度寺與大愛敬寺。據說，梁武帝在寺中行供養之際，對父母孺慕之情，油然而生，往往哽咽飲泣，左右使從無不感動流淚。

梁武帝親自撰述佛書、提倡譯經事業、建造寺塔、講經法會，乃至於捨身、放生、布施等，在位時，寺院增加八百餘所，僧尼增加五萬多人，為南朝的佛教灌溉出美麗的花朵。在佛教歷史上，與印度的阿育王，一東一西，相互輝映。

梁朝之後的陳高祖、文帝、宣帝等，也都是信奉佛教的帝王。整個南朝帝王護持佛教的情形，在杜牧膾炙人口的〈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猶可窺見。

（二）北朝

在北朝史上，經歷有二次毀佛事件，對佛教的傷害相當大。然而，隨著毀佛事件的主其事者相繼過往，復興佛教的事業也隨之展開，如文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等，為佛教帶來另一片生機。其中，以沙門曇曜協助北魏諸帝的復佛成就最大。

當時的僧祇戶和佛圖戶，不僅穩固了佛教教團的經濟基礎，對於當時國家、社會的重要設施，和安定人民百姓的生活也有很大的貢獻。另外，在北魏復佛中，以佛教藝術的發展最為燦爛，包括寺院的建築、佛像的雕鑄等，其中以雲岡石窟的雕鑿更是給予中國佛教美術莫大的影響，石窟中，象徵皇帝的佛像，高達六十尺以上，《魏書‧釋老志》形容其「雕飾奇偉，冠於一世」。之後，龍門、鞏縣等石窟相繼並起，雲岡石窟成為亞洲佛教美術的根本。

1.北魏文成帝──下詔復佛，注入蓬勃士氣

北魏文成帝在廢佛的太武帝駕崩後繼位，隨即下詔復佛，其具體措施有：

（1）人口眾多之處允許建築寺院，費用不加以限制。

（2）身家清白，性情善良者，不限年齡，可准許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邊境可度十個人。

據聞，詔令下達當天，即有人開始復建被破壞的佛寺，藏匿的佛像與經書也紛紛出現，為佛教的復興注入一股新士氣，尤其任命沙門統曇曜負責復佛事業的推展，對北魏佛教發展的貢獻相當大。

2.北魏獻文帝──鑄像築塔，佛教都市呈現

北魏獻文帝深信佛教，常讀經論，也好老莊之學。在位雖僅五年，然對佛教亦多有建樹。他曾在西嶺鹿野苑建石窟寺，有「鑿仙窟以居禪，闢重階以通術」的美稱。

皇興元年（四六七），獻文帝於京都平城建造永寧寺，它是一座七級佛塔的建築，高有三百餘尺，規模之大，蔚為天下第一。此外，他也建築了一座三級的石造佛塔，這座佛塔的棟、楹、榱、楣等，都是用石頭交相重疊組合而成，其精巧嚴密，為京都一大壯觀。據《水經注》記述，當時京都平城佛法興盛，佛塔高聳，互相可望，法輪東轉，此為最上。平城由於這七層和三層的佛塔屹立，而呈現「佛教都市」的景觀。

三、隋唐時期

（一）隋代

佛教在北周武帝時受到很大的傷害，由於隋文帝與煬帝積極復興，為中國佛教全盛期的唐代佛教奠定穩固的基礎。

1.隋文帝

（1）結束紛爭，下詔復佛：隋文帝結束中國南北紛爭數百餘年的局勢，即位後，下敕：「好生惡殺，王政之本。」在京城及諸州置官立寺院，行道日禁絕殺生，修復荒廢的寺院，獎勵建立寺院。開皇十一年（五九一），詔稱：「朕位在人王，紹隆三寶，永言至理，弘闡大乘。」此後，不論公私，寺院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從皇帝、皇后到庶民、信眾，皆行敬施，供養絹疋、淨財等。

（2）造寺抄經，僧眾教化：文帝在位期間，建造寺院共三七九二所，抄經四十六藏十三萬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經典三八五三部，造石像大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復舊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尊，對佛教事業的護持不遺餘力。此外，文帝為懷念父母深恩，啟建舍利塔，共有八十三處之多，成為中國佛教史上的巨擘，影響後世極大。

隋文帝興建大興善寺為國寺，殿堂雄偉宏大，是隋唐以來，長安最大的佛寺，也是隋代唯一的國策寺院。文帝在此設有「二十五眾」執行佛教教化的工作，所謂「二十五眾」，是由二十五位通達佛教義理的高僧組成，專門弘揚佛法的組織。另外又設五位熟諳諸經論的「五眾」，從事弘法教化。因此培養了許多學者僧及教化僧，提昇佛法研究及對大眾的教化工作。

（3）宿植善根，簡樸淡泊：隋文帝在馮翊（陝西大荔縣）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師撫養長大。七歲時，尼師告訴他：「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十三歲時，才回到父母家。隋文帝性喜簡樸，喜歡寺院裡的鐘聲，偏好豆類製品，曾自言：「可能前世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後，尼師已圓寂，不僅在群臣前屢次提及尼師的德行，並且親自作傳紀念，對尼師孺慕之情油然可見。文帝與佛教的因緣深遠，以復興佛教為己任的發心，不難想見。

2.隋煬帝

隋煬帝在歷史上褒貶不一，有人以為他好大喜功，勞役百姓，但也有人以為他為國建設，福利社會。儘管如此，他對佛教的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

（1）敬僧迎僧，建立道場：隋煬帝是文帝的次子，篤信佛教，為揚州晉王時，曾延請天台智顗大師到揚州，智顗大師為他授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他也敬贈「智者大師」名號，相惜之情，傳為歷史上一段佳話。

隋煬帝即位前，對佛教護持已相當熱心。他曾創建二所道觀及慧日、法雲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場匯集了當時江南佛教界高僧，並且迎請三論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師入寺住持，是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長安建日嚴寺，高僧彥琮、智脫、法澄、法論、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講學之盛，冠於當世。

（2）啟建道場，弘揚文教：大業三年（六○七），以佛法治國的日本聖德太子派遣學者、僧侶來華留學，隋煬帝特別啟用洛陽鴻臚寺四方館，聘請高僧負責留學僧的教育工作，舉辦講座、法會，從事經典的校勘等。

隋初來自印度的高僧如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陸續應請入住長安，從事翻譯工作，到了煬帝時，更在洛陽設立翻經館，網羅譯經人才，對佛教的文化、教育事業可說相當重視。

隋朝立國雖僅三十餘年，然政治的統一，經濟、社會、文化的穩定發展，加上文帝與煬帝對佛教的貢獻，上承南北朝講經、禪坐之風，下開唐宋各宗大盛之門，成為中國佛教史上重要的轉捩點。

（二）唐朝

佛教在隋朝奠定復興的基礎，唐高祖統一全國後，由於帝王對佛教的護持，使得中國佛教在唐朝達到了頂峰，各宗爭鳴，百花齊放，高僧輩出，隨著國家的威勢，將佛法傳播到東亞各地區。佛教在這個時候達到了成熟期，呈現完全的「中國佛教」，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文學上都有很深的影響與成就。

1.唐太宗

唐太宗是位英明的帝王，他廣納諫言，知人善用，輕賦寬刑，海內昇平，威及域外，世稱貞觀之治。太宗護持佛教，崇敬三寶，歷代罕見，因此在大唐盛世，高僧碩學輩出，譯經事業空前大盛，尤其佛教寺院林立，佛畫推陳出新，諸宗並弘，文物燦然大備，為中國佛教最輝煌的黃金時代。

（1）祈福建寺，度僧護法：唐太宗即位後，詔請有德高僧為國祈福，在七處戰場建立寺院，延請有德僧侶住持，令朝暮鐘鼓不斷，舉行超度法會，以慰亡靈。他曾下令全國三千七百多所寺院，每一寺院度僧五人，授權地方官府度人出家。

唐太宗為報答親恩，將自己的舊宅改為興聖寺。他為表明思慕太后之情，親自撰寫疏文，自稱「菩薩戒弟子」。

（2）崇敬三寶，護持文教：唐太宗對高僧大德相當禮敬，曾禮請華嚴祖師杜順和尚入宮，暢談佛法，讚歎和尚：「深得我心。」因而賜號「帝心」。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回國後，太宗對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幾次勸請大師還俗輔政，但都為其婉拒。後來，太宗為玄奘大師建弘福寺，寺內設置翻經院，一切的經費由國家供給，成就玄奘大師的譯經事業。玄奘大師白天與太宗論道，晚上譯經，先後譯出經論七十五部一三五五卷，為唐宋以下千百年佛教奠定弘化的基礎。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經藏，曾研讀《菩薩藏經》，致力於菩薩道的實踐；並親賜《瑜伽師地論》序，刻於石碑，即聞名至今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文。太宗於駕崩前，專注於佛法研討，不僅感動於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與玄奘大師相見恨晚，未能好好弘傳佛法。事實上，他一生崇法護法，禮遇高僧，促使唐代佛教興盛，功不唐捐。

2.唐高宗

譯經事業的護持：唐高宗與佛教有相當因緣，當他還是太子時，依玄琬法師受菩薩戒；即位後，為感念母恩，在長安建造大慈恩寺，設立譯經院。高宗的太子李顯出生時，便皈依玄奘大師，法號為佛光王，並設齋供養五千僧眾。

高宗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對譯經事業的護持。太宗崩殂，玄奘大師駐錫大慈恩寺，全心從事譯經工作，譯場開支，全由高宗供養。此後，玄奘大師也陸續在洛陽積翠宮、玉華寺等從事翻譯工作，譯有《大般若經》、《大寶積經》、《大毗婆沙論》、《成唯識論》、《唯識二十論》等等，都是佛教經典中的巨擘。

麟德元年（六六四），玄奘大師圓寂，高宗痛失國寶，為此暫罷朝政，舉行隆重的國葬儀式。

3.武則天

武則天原為宮中才人，太宗駕崩後，被安排到感業寺出家。再度入宮時，得到高宗的寵愛，被冊封為皇后。高宗駕崩，廢中宗，立睿宗，後來自登帝位，改國號為周，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歷史上對他的評價毀譽參半，然而他信仰佛教，精通義理，承繼太宗、高宗時的謢佛事業，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熱潮如日中天，功德難量。

（1）奉佛於道教之上：武則天是個虔誠的佛弟子，唐朝以來的帝王都將道教置於佛教之上，武則天即位後，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他以五戒教育世人，並以佛法治國。義淨從天竺返國時，帶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經、律、論及佛舍利三百粒。武后親自到東門外跪迎。

（2）護法濟貧：武后獎挹《華嚴》，曾親自參加《八十華嚴》的譯經工作，完成時，特製御序；華嚴宗三祖法藏大師講《華嚴經》，深獲武后賞識，賜號「賢首大師」，後來法藏大師更以鎮殿「金師子」詮釋華嚴深奧之理，令武后更加佩服，特賜「康藏國師」之號，華嚴宗由於他的護持，更加興盛。此外，武后亦設立悲田養病坊，幫助貧病者。

（3）開經偈的流傳：武后深具才華，文筆流暢，除了為《新譯華嚴》作序外，也曾作〈方廣大莊嚴經序〉和〈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顯示他對佛教義理的深入與實際的體證。尤其他所寫的〈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千百年來，為佛子所讚頌不絕。

（4）開鑿石窟：中國佛教雕塑藝術在唐代能光芒四射，武后的提倡，功不可沒，尤其以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佛的開鑿，最負盛名。據聞，武后為了這尊佛像的開鑿，「助脂粉錢二萬貫」，並主持開光儀式。大佛呈現的宏偉氣魄，正是武后與當時大唐盛世的精神寫照。

四、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佛教雖不似隋唐時期各宗派的光輝燦爛，但已深入人心，不再被認為是外來宗教，有所謂的「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

清初時，順治、康熙、雍正以及乾隆等皇帝雖然興儒，但對於佛教也相當尊重、提倡，是清朝佛教的黃金時期。

（一）順治皇帝

宿慧善根，欣羡出世：順治皇帝篤信佛法，個人精進參禪，與玉琳國師的往來，在歷史上傳為美談。數度想出家未成，著名的〈讚僧詩〉，表達了他對出世修道的欣羨。

（二）康熙皇帝

迎請高僧，重振佛教：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將隱於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請至京師，使明末以來衰微的佛教，重現生機。他振興佛教，出版藏經（於康熙六年，即西元一六六七年，修造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全帙一○八函，費時兩年完成），並撥款重修普陀山普濟寺、金山寺、天竺碑文等。他曾說：「能仁之量，等於好生；佛道之成，關乎民隱。將使般若之門，隨方而啟；仁壽之域，舉世咸登。」自謙弱冠之時，研誦經史，未暇讀覽金經貝葉，尊崇佛教之風，油然可見。

（三）雍正皇帝

矯禪門之病，倡念佛法門：雍正在位時，禮喇嘛章嘉活佛為國師，在參禪方面，頗有造詣，自稱圓明居士，曾撰《御選語錄》及《揀魔辨異錄》。他為了矯正禪門弊病，鼓勵腳踏實地修行，以蓮池大師為模範，提倡淨土法門，促使念佛成為各宗派的基本修行，對於近世佛教的影響很大。

（四）乾隆皇帝

刻印經藏，《龍藏》傳世：乾隆皇帝對佛教最大的貢獻是刻經及翻譯事業的發展。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完成了中國歷代各版欽定大藏經中部帙最大的《龍藏》，共一千六百餘部七千餘卷，工程的浩瀚，古今少見。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令人編纂漢、滿、蒙、藏四譯對照的《大藏全咒》；其後，又以十八年的時間，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一七七三～一七九○），將漢文大藏經譯成滿州語，對於藏經的刻印有卓著的貢獻。

中國歷史上的盛世，都與帝王護持佛教，以佛法治國有關，而中國佛教也在帝王的鼎力護持下，遍撒菩提種子，開出燦爛的花朵，不僅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文學、藝術、文化、社會等，更影響了現在的韓國、日本、越南等地佛教，形成北傳大乘佛教系統。

今日的政治體制已與過去大不相同，我們真心盼望佛教的慈悲、平等、尊重、包容的精神，能夠在民主憲政下繼續發揚光大，啟迪人心，為百姓謀福祉，永遠成為淨化社會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