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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第二章 西行高僧傳

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年間(西元一世紀頃)傳入我國,歷經百年,到桓帝、靈帝時期才有長足的發展。然而初期傳譯的經典,都由西域間接傳來,譯經諸師既不通漢語,筆述者也未必精通教義,故難免有錯誤或未能盡善的缺憾。所以朱士行說:「文意隱質,諸未盡善。」《宋高僧傳》卷三贊寧論述初期譯經的情形是:「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因此,歷代高僧冒千險,歷萬難,非西行求得正法,則不能安心。

古代西行者,多數走陸路,經甘肅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爾高原,過克什米爾,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數走海路的,經南海,過麻六甲海峽,到斯里蘭卡和印度。以陸路一線為主,當時雖有商路可通,但困難重重。除了大漠與高山的險惡外,加上漢人求法僧侶多缺資財,不諳各地語言,只有少數人結伴前行,更加艱難。唐代義淨描述自古以來西行的艱苦情形:

觀夫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則創闢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期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聖跡,罄五體而歸禮;俱懷旋踵,報四恩以流望。然而勝途多難,寶處彌長。苗秀盈十而蓋多,結實罕一而全少。實由茫茫象磧,長川吐赫日之光;浩浩鯨波,巨壑起滔天之浪。獨步鐵門之外,亙萬嶺而投身;孤漂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幾日,輟飲數晨,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留者僅有幾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遑遑,停託無所,遂使流離蓬轉,牢居一處,身既不安,道寧隆矣?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冀傳芳於來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序)

求法者艱苦備至,飽嘗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勞頓積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于闐、高昌諸國;有些人久居他鄉而歸不得。見於記載的,則是不畏死亡,風塵僕僕在路途上的極少數人;更多人是齎志以歿,或永遠的隱姓埋名了。在這些無以計數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夠留芳千古的,以法顯、玄奘和義淨等三位高僧最為著名。

西行求法,先後達五百年,最熱烈時期,也有兩世紀之久,求法高僧多達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國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繼朱士行之後,東晉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於蒐集經典者有支法領,師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于法蘭與智嚴,尋訪聖蹟者有寶雲、智猛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資卓絕,學養豐碩,所以能吸收異國思想,也善能參究佛典奧義。他們不只帶回大批梵典,對譯經事業貢獻鉅大,同時傳播中國文化於國外,並且把印度的天文、曆法、醫學、因明、工藝等傳入中國。就隋唐時代而言,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極大極深。西行者遊歷諸國的記錄,如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所記西域及南海各國人種、宗教、文化、語言、政經、地理等資料,不只有助於當代國防軍政的研究,並且也成為後世研究歷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東漢末年,有支讖和竺佛朔譯出《道行般若經》,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出家之前,已在洛陽研究和講解該經,然發現譯文的文句簡略,義理艱澀,前後不能貫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經》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從雍州(陝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直抵于闐國。于闐是天山南路南道的東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經由此地傳到我國內地,此地大乘雖廣為流行,但居正統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于闐抄錄《大品般若經》的梵本,共有九十章,總計六十萬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將該經送回洛陽。于闐國的小乘信徒卻橫加阻撓,將《大品般若經》誣衊為外道經典,向國王稟告說:「漢地沙門將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大王如果准許他們出國,大法勢必斷滅,這將是大王的罪過。」因此國王不許弗如檀出國。這件事令朱士行憤慨不已,所以主張以燒經為證,誓言道:「若火不焚經,則請國王允許送經赴漢土。」說完就將《大品般若經》投入火中,火燄即刻熄滅,整部經典卻絲毫未損。弟子弗如檀終於在晉太康三年(二八二)將該經送回洛陽,前後達二十餘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無羅叉、竺叔蘭等人合力譯成漢本,取名為「放光般若經」。朱士行以八十高齡終老于闐。

後世著名的佛教學者,如湯用彤和呂澂,都對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壯舉給予極高的評價,他們一致認為,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來看,朱士行可說是開創風氣的先鋒,當時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乏人引導,朱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然達到了目的,這種熱忱足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經典雖然只限於《大品般若經》一種,譯出也不夠完全,但對於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所以翻譯佛典的風氣隨即風行於京華一帶,凡是有心講習者都奉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貢獻是求得《大品般若經》,從而在我國開啟了義學的先河;同時將西域佛教傳入我國,也促進了東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敦煌菩薩竺法護

鳩摩羅什尚未來到中國以前,中國佛教初期最偉大的譯經家就是竺法護。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經典《法華經》,也是竺法護以《正法華經》為題譯出,流布於世。羅什以前,到中國的譯經僧雖然很多,但以譯經部數來看,竺法護的成績最為可觀。

竺法護,又稱曇摩羅剎(梵Dharmarakṣa),月氏國人,世居敦煌郡,八歲出家,禮印度高僧為師,隨師姓「竺」,具有過目不忘的能力,讀經能日誦萬言。為了立志於求學,不辭辛勞,萬里尋師,不但精通六經,且涉獵百家之說。

晉武帝泰始年間(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圖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經》等方等部的經典還在西域,未能完全傳布於中國。竺法護發憤立志弘法,隨師遊歷西域諸國。據載,他能通達西域三十六國語言,熟諳印度、西域各國的字體、發音等,具備這樣的能力,確立了他翻譯經典的基礎。

竺法護為求《般若經》,隨師從敦煌經西域南道,先往于闐國,再到疏勒,轉往西域北道,經龜茲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週之旅。大致遊歷了安息、月氏、大秦、劍浮、龜茲、于闐、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鮮卑等十幾個地方。依傳記所載,他攜帶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從敦煌到長安之間,隨時隨地都在從事譯經工作。總計一生遊化二十餘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譯出《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其後,直到懷帝永嘉二年(三〇八)為止,共有二十幾年歲月,便是他在長安積極從事翻譯事業的巔峰時期。竺法護從最初譯經到晚年,在譯經事業上得到許多得力助手,如聶承遠、聶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擔任潤筆譯校的工作。總計竺法護翻譯的經典共有一五四部三〇九卷(《出三藏記集》載),其中,流傳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經》、《光讚般若經》、《漸備一切智經》、《舍利弗悔過經》、《普曜經》等。竺法護的晚年,世局動亂,以七十八高齡入寂,窮其一生心力從事譯經大業,是一位偉大的譯經家。

橫渡沙漠遊歷印度的法顯大師

法顯,俗姓龔,平陽郡武陽(山西臨汾)人。幼年時,三個兄弟先後夭折,父母惟恐法顯也遭遇不測,在三歲時就讓他剃度為沙彌,但仍住在家中。後因患病將死,才將他送往寺院。病癒之後,法顯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歲受具足戒,慨嘆律藏殘缺,因而發願前往西域、印度尋求戒律原典。

東晉隆安三年(三九九),法顯約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人,由長安出發,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張掖。適逢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慇勤挽留,竭誠護持供養他,法顯因而在此結夏安居。

在張掖期間,一行人又加入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人,彼此結伴,向西前進至敦煌。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廣大無垠的沙漠,幸而當時有太守李浩供給橫渡沙漠的資糧,法顯等人於是與智嚴、寶雲等分別隨使先行。沙漠之中,氣候酷熱,多惡風,沿途所經,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目所極,茫然一片,只憑偶爾見到的枯骨為標幟。後經鄯善國(今新疆鄯善)、烏夷國(今新疆焉耆),與寶雲等一行人相逢。當時的烏夷國奉行小乘教,一般居民不知禮儀,拒絕資助求法的費用,智嚴、慧簡、慧嵬遂轉向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求助,而法顯等人則得到符公孫的供給,又繼續向西南方前進。在杳無人煙的沙漠中橫渡,實為艱難困苦,一行人走了一個多月後,終於到達于闐國(今新疆和闐)。此地物產豐饒,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顯等人因而受到優厚的禮遇。不久,慧景、道整隨著慧達先出發前往竭叉國,法顯等人則滯留在于闐國三個月,主要是為了觀看從四月一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會。結束後,僧紹獨自一人隨胡僧到罽賓,法顯等人則經子合國,南行入蔥嶺,到達麾國過夏。其後,法顯等人再翻山越嶺,經過了二十五天,到達與印度接境的竭叉國,與慧景等人會合,並參加國王所舉行的五年大施會。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四〇二),法顯等人向北印度前進,越過蔥嶺,地勢驚險,常有惡龍吐毒風,又經年飄雪,當地人稱為雪山。到北印度境內的陀歷國後,一行人又沿著蔥嶺向西南行,山路崎嶇,千仞石壁,萬丈絕崖。法顯等人戰戰兢兢地攀過了七百多所簡陋艱險的梯道,踏踩繩橋,越印度河,到達烏萇國,在此結夏安居。然後南下,歷宿呵多國、犍陀衛國、竺剎尸羅國,到弗樓沙國,其間,僧景、寶雲隨慧達回國,慧應在此病故。法顯獨自前往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和,並在這裡度過嚴寒的冬天。

元興二年,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風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氣絕身亡,法顯撫屍,悲痛難抑。

法顯一行越過雪山,又先後經歷三十餘國,印度已在望。他們抵達王舍城後,打算前往城東北的靈鷲山禮拜,卻遭一僧規勸:「路況不佳,噬人黑獅經常出沒,不可前往。」法顯說:「我遠涉數萬里,經歷艱險,只有一個心願,就是參拜佛陀當年說法處,縱有險難,也絕不退縮。」後來法顯獨自上山,並感化了黑獅。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四〇五),他再回到巴連弗邑,廣為搜求經律,當時的北印度諸國皆用口傳,並無經本可抄,因此法顯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訶僧伽藍取得《摩訶僧祇律》。據說,這就是祇洹精舍所傳的律本,十八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時,大眾所共同奉行的法規。此外,他又得到《薩婆多部鈔律》七千偈、《雜阿毗曇心論》六千偈、《綖經》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及《摩訶僧祇阿毗曇》。法顯在印度停留期間,也用心學習梵文與梵語,抄得經律等,達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與願望。同行的道整,遠來印度的本意雖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團的法則及眾僧的威儀嚴正,深受感動,因而決心留住於此。法顯則堅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漢土為目的,祇好獨自一人回國。法顯沿著恆河東下,經瞻波國,於義熙四年到達東印度的多摩梨帝國,停留兩年之後,泛海前往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在獅子國停留兩年,得到《彌沙塞律》及《長阿含經》、《雜阿含經》、《雜藏》等梵本各一部。

義熙七年,法顯搭乘載有二百餘人的商船泛海東行歸國,遇風飄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國(爪哇),在此住了五個月。

義熙八年,法顯再搭乘貿易商船,航向廣州,又遇暴風,經八十餘日,才到達長廣郡界的嶗山(山東青島)。法顯登陸後,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請法顯到郡城,熱忱款待,法顯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經是六十歲左右的「耳順」之年,一路西行,經六年到達印度中部,停留六年,歸程經獅子國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後已經過了十五年,遊歷三十國。

義熙九年,法顯到京都建康,在道場寺與佛馱跋陀羅從事翻譯,前後譯出《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祇比丘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經》六卷、《雜藏經》、《雜阿毗曇心論》等,共計百萬餘言。

法顯在建康居住數年後,再轉往荊州(今湖北江陵)的辛寺,在此圓寂,享壽八十六歲。

法顯把西行求法的經歷,寫成《佛國記》(又稱《法顯傳》)一書,記載求法經驗、見聞及遊歷各國的風土民情、佛教狀況等,提供後人西行求法的指南。這本書是我國僧侶旅遊印度傳記中,現存最古的典籍。書中內容保存有關西域諸國的古代史地資料,為研究西域及南亞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歷史文獻。至今,《佛國記》仍是世人公認的不朽之作,近代並有英、法、德等譯本,備受各國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的重視。

法顯在佛教史上,不獨為佛教的高僧,在我國留學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人,他對民族文化貢獻與影響,可說是光耀千古。

東晉末年,受法顯影響,西行求法者絡繹不絕,如康法朗、慧叡、智猛等人西行。南北朝時代西行求法者更為盛行,有曇無竭、曇朗一行二十五人,法力等三人,寶暹一行八人,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覽、道藥、法獻、惠生、雲啟等,均獨自西行。其中較有成就者,以曇無竭為代表。

中印佛教之光——玄奘大師

我國西行求法諸師,有的以于闐或大月氏為目的,有的甚至把大月氏當成印度。但從于闐和大月氏傳來的經典皆屬間接,因此,唐代西行求法諸師大多以印度為目的地,直探法源。自法顯之後,三百年間赴印度求法的沙門以唐代為最多,以玄奘最著名。

玄奘,世稱唐三藏,俗姓陳,河南陳留人,生於隋文帝仁壽二年(六〇二),圓寂於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世壽六十三。十三歲時出家,遍讀佛經,深體宗旨,抉發隱微,威振中國,馳名海外,然玄奘不以既有成就而稍感自足,於是周遊國內各地,遍訪高僧。玄奘發現既有經論之義或隱或顯,時或不免有所出入,令人莫知所從。乃欣慕法顯的壯舉,慨然決志西行求法,以釋眾疑。於唐太宗貞觀三年(六二九),隻身自長安出發,那時是玄奘二十八歲之年。

當時的政府明令不許人民私自出國,各主要道路關隘的稽查很嚴,然而玄奘意志堅決,晝伏夜行,終得偷出國門。取道哈密、高昌、龜茲,越天山,至素葉城,出鐵門,渡縛芻河,越大雪山,進入北印度。當他渡過八百里沙漠時,曾有四日四夜無一滴水入口,然玄奘矢志西行,誓願:「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終於冒險西行數萬里到達印度。

玄奘在印度受到各國的歡迎和禮遇。當時印度東北的摩竭陀國、西南的摩臘婆國兩國最重學術,而以摩竭陀國的那爛陀寺為當時最大的佛教大學,約兩萬多人,大師薈萃,玄奘在此居住五年,從戒賢法師受學,屢次參加宗教辯論大會,與婆羅門教等論師辯論獲勝,聲譽日隆,升任那爛陀寺副主講。

東印度迦摩縷波國國王拘摩羅王慕名遣使來請,玄奘到達該國時,國王率領群臣迎拜讚歎。戒日王也聞名來請,拘摩羅王便偕同玄奘來到曲女城,戒日王大喜,召集各國僧侶在曲女城召開辯論大會,五印度十八國國王全都列席,三千多名大小乘高僧、兩千多位婆羅門等教徒,以及一千多位的那爛陀寺寺僧,全都參與盛會,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曲女城辯論大會」。玄奘受請為論主,登上寶座,稱揚大乘佛教,他說:「如果我所說的有一字無理,誰能發論折服的話,我願斬首謝罪。」從早到晚,連續十八天,他高坐寶位,發揮宏論,大眾無一人敢與其辯論。散會時,各國國王都送珍寶,玄奘一概辭謝。依照印度的通例,凡是辯論勝利,便乘象出巡,以示榮耀。於是,戒日王禮請玄奘乘象出巡,並遣人執旗前導巡行,將大會盛事宣告於眾,這是有史以來國人在印度的最高光榮。

由於玄奘受到戒日王的推崇,戒日王便與中國通使,因而有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的事。以後玄奘在印度又周遊各國,巡禮佛蹟,遊歷以佛教壁畫、雕刻等藝術聞名世界的南印度阿姜塔石窟等地之後,攜帶經、像、舍利等,經由疏勒、于闐歸國,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五月返抵長安。

玄奘載滿名震五印的聲譽回到長安,夾道相迎的有數十萬人之多。次日,長安街上陳列著玄奘帶回來的佛舍利一五〇粒,金檀佛像七尊,經論五二〇夾六五〇七部,從朱雀街排到弘福寺,長達數十里,群聚無數瞻仰者,燒香散花不斷。玄奘的西行求法,往返共歷十七年,行程高達五萬里,「所見所聞,百有三十八國,其中親踐者一一〇國,傳聞者二十八國」,大大促進了中印文化的交流,並為佛教在中土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道路。

唐太宗召見玄奘,敕住弘福寺,與弟子窺基等人專心致力於梵文經典的翻譯,前後十九年間,共譯出經律論七十五部,總計有一三三五卷之多。所譯經典數量的龐大,不但驚人,而且譯筆信實,講究逐字逐句符合原典的忠實原則,杜絕古代譯經家信筆直譯的翻譯手法。因此,後世的譯經家把玄奘以前所譯的經典稱為「舊譯」,自玄奘之後所譯的經典稱為「新譯」,同時尊他為我國佛教史上的四大譯經家之一。在他所譯的經典之中,大多是唯識經論,玄奘也成為中國唯識宗的初祖。中國佛教經過法顯、玄奘等人的西行求法,窮本探源,已得佛教的全部精義,從此佛學也日益昌盛於中國。

玄奘歸國後,將沿途各國的風土習俗以及政治、歷史、宗教上的遺跡軼聞,寫成《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所記印度情形,在各種印度遊記的著作中,最為詳備,堪稱是我國第一個印度通。同時,他把「天竺」的名稱改譯為「印度」。書中所記印度地理的概要,極為精到,很能描繪出印度真實的輪廓。如:

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澙滷,東則川野沃潤,疇壠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确,斯大概也,略可言焉。

他記載印度風俗:印度人大多赤足,衣服不用裁剪和縫製,把布纏在身上。吃飯不用刀叉和筷子,飯和菜合成一盤,再用右手手指略加調和,就抓向口中吃,飯後則口嚼楊柳枝。地上塗擦牛糞,表示潔淨。敬禮之時,以五體投地,頭面禮足,表示十二萬分的敬意。以上種種的記述,即使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不能不歎服他的觀察入微,筆觸趣妙無比。

我國去印度求法的高僧,以玄奘名聲最高,成就也最大,因此後世對玄奘西行的事蹟,附會了很多傳說。例如《獨異志》一書記載唐僧取經的事蹟,便有「誦經驅虎」的傳說。其他如宋代的平話、元代的戲曲等,也有不少採取玄奘的故事為題材的作品。另外如明人吳承恩,根據《大唐西域記》書中所記西域各地道路艱險的情形,改寫成神話式小說《西遊記》,更是我國通俗性文學作品中的一大傑作。可以說,印度佛教不但影響世界各國的思想,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也很大。其他如繪佛畫、塑佛像、建寺塔、做道場、放燄口等,也同樣使中國的繪畫、雕刻、建築、音樂等藝術有著創新的發展。

總之,這部被譯成多種文字而蜚聲中外的世界名著《大唐西域記》,為研究中亞、南亞史地和社會風俗以及中西交通史、文化關係史等,提供了極寶貴的資料,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玄奘是我國佛教史上偉大的譯經家,開闢中國譯經史的新紀元,同時他還積極講經弘法,熱心佛教教育,門下人才輩出。玄奘的譯經傳教,使長安成為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日本和韓國的僧侶也紛紛皈投到玄奘門下,再把中國佛教傳到各國。玄奘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代偉人,他被稱為「中國佛學界第一人」,實在當之無愧!

玄奘西遊印度,所經過的各國,道俗莫不景仰歸從。他向西域爭取藩屬,歸向唐朝,安定邊疆,立下汗馬功勞。因為玄奘西行,未帶一兵一卒,教化所被,非憑武力,而是以大乘佛法作為文化交流的媒介,這是國際間民族相互了解,增進情感的最勝法門。所以玄奘不僅是溝通中印文化的導師,更使千餘年來東亞各國浸潤在中印兩大文化之中。

《南海寄歸傳》的著者——義淨三藏

唐代以前,中印之間的交通大多取道陸路,選擇海路者較少。到了唐代,由於海路較陸路安全,因此西行求法高僧多改由海路前往。唐代國人前往南海的,也多半是僧侶。在唐代各種敘述南海史地的記傳著作中,記載最詳盡的,首推義淨三藏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書,書中共記載了六十多位西行求法者的事蹟,其中,取道南海前往印度的,多達三十餘人。這些記錄不但有助於南海文化的研究,而且對後世海外華僑事業的開展,更具有很大的鼓勵和啟發。

義淨,俗姓張,齊州(山東濟南)人,年少出家,欣慕法顯、玄奘西遊的壯舉,在他三十七歲那年,就是唐高宗咸亨二年(六七一)時,在廣州搭乘波斯船泛海南行,到了室利佛逝,又通過麻六甲海峽,行經馬來半島西岸的羯荼國(今吉打州)、裸人國,再經孟加拉灣各海岸,抵達印度,由東印度的南岸登陸。前後參訪了菩提伽耶、那爛陀等聖蹟,途中與越南沙門大乘燈相識,留住一年,學梵語,習聲明。後來跟隨大乘燈一起往西行,同行的還有商人數百名。抵達中印度後,一一巡禮靈鷲峰、雞足山、鹿野苑、祇園精舍等佛教聖蹟,再回到那爛陀寺,勤學十年,又前往室利佛逝遊學七年,證聖元年(六九五)返國。義淨的西行求法,總計二十五年,遊歷三十餘國,攜回的梵本經論約有四百部,舍利三百粒,抵達洛陽時,武則天女皇親自到上東門外迎接,敕住於佛授記寺。

在義淨的西行之旅中,停留在室利佛逝的時間最久,往來於南海之間也有十幾年。室利佛逝,相當於現在蘇門答臘的東南一帶,地處東西交通要衝,為印度文化東漸的第一站。此國文化雖古,與中國的交通僅盛於唐、宋、元、明四朝。唐代求法高僧取道南海的,大多會在這裡停留多時。

回國之後,義淨最初與于闐三藏實叉難陀合譯《華嚴經》,後來又譯出戒律、唯識、密教等典籍。從聖曆二年到景雲二年(六九九~七一一),歷時十二年,共譯出五十六部,總計二三〇卷經典,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現在所傳的《有部毗奈耶》等戒律典籍,大多出自其手。在佛教史上,與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等三人並稱為四大譯經家。義淨在譯述之餘,常以律範教授後學,盛名傳於京洛一帶。此外,義淨還將印度拼音法首度傳到中國,編有《梵語千字文》一書,是中國第一部的梵文字典。

西行求法的路線與動機

從隋煬帝銳意開拓西域,到唐初國威遠揚,甚至達到中印度,中外交通因之開闢。而法顯、玄奘等人的西行求法,更進一步地開展了從中國到印度的通路,僧侶欣慕高名而西去求法的日益增多。綜觀當時西行的路線,計有如下幾條:

1.天山北路:涼州——玉門關——高昌(吐魯番)、阿耆尼(焉耆)——龜茲(庫車)——越天山——大清池——颯秣建——鐵門——大雪山,再向東南行至犍陀羅。這是玄奘前往印度經歷的路線。

2.天山南路:自玉門關西行,經天山南路,由于闐及羯盤陀,再越過蔥嶺,抵達印度境內。這是玄奘歸國所經的路線。

3.河西走廊:自張掖——敦煌——鄯善——焉耆——疏勒——于闐,再越過蔥嶺,抵達印度境內。這是法顯前往印度所經歷的路線。

4.吐蕃道:由西藏出尼泊爾,達北印度。唐代初期,土蕃強盛,文成公主信仰佛教,派遣玄照到北印度求法新開闢的通道。

5.海路:廣州——室利佛逝——訶陵國——麻六甲,到耽摩立底國,或經獅子國,再轉往印度。這是義淨所經的路線。義淨之外,先在訶陵國的是會寧,而由獅子國轉往耽摩立底國的是大乘燈。

又每一位高僧西行的動機並不盡相同,有的意在禮拜聖蹟,有的為了求取經典。其中,求得律藏的有義淨、道琳,求得唯識的是玄奘,會寧得到《涅槃》,義輝獲得《攝論》、《俱舍》等。在當時,可供求法留學之處,雖不得詳知,然從記載上,可以知道有下列著名的道場:

1.那爛陀寺:位於恆河右岸,古王舍城的北邊。在唐代時,是印度最大的寺院,重視大乘之學。當玄奘前往參學之時,戒賢、智光同時在此弘揚性相二宗,當時寺眾二萬人。義淨時,寺中住有僧眾三千五百人,是印度第一大道場。

2.大覺寺:距王舍城不遠,位於菩提伽耶,是佛陀成道處,為求法者所必定瞻仰之處。

3.信者寺:在菴摩羅跋國,是學習小乘教法的所在。

4.新寺:是大雪山以北的大寺,屬於小乘道場。

5.大寺:在獅子國的都城中,兼容大小乘,但上座部較有力量。

6.般涅槃寺:為佛陀涅槃處,在俱尸城中。

7.羝羅荼寺:離那爛陀寺不遠。

以上所列舉朱士行、法顯、玄奘、義淨四人,是我國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們不只在佛教史上功績卓著,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們遊歷印度的史地著作,至今已成為研究中亞、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唐代以後,西行求法者日漸稀少。悟空法師,俗名車奉朝,天寶十年(七五一),朝廷遣中使張韜光率領四十幾位朝臣西行罽賓,當時悟空還沒出家,也是隨行者當中的一位。回程時,因病無法隨行歸國,後疾漸癒,投三藏舍利越摩出家,歷遊印度,前後四十年,在德宗貞元六年(七九〇),才回到長安,是史料記載中,唐代西行的最後一人。

宋太祖在乾德二年(九六四),請繼業法師等三百人赴印度求取舍利及梵本經典,這是西行求法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繼業三藏的行程,是由階州出塞西行,途經靈武、西涼、甘肅、瓜州、沙州等地,進入伊吾、高昌、焉耆、于闐、疏勒、大石等諸國,越過雪嶺,到達印度。回國之前,還轉往尼泊爾遊歷。他在太平興國元年(九七六)入京,那時宋太宗已經即位,將所得的梵夾、舍利等物獻給太宗,而後隱居在峨眉山,享年八十四歲。他的旅行記現存於宋范大成所著《吳船錄》上卷,該書全文只有九百字,所記雖然簡略,但也足以補充法顯、玄奘、義淨等人的遊記所未提及之處,是佛門掌故的珍貴資料。

繼業之後,雖然還有人陸續西行,但西夏勢力擴張,西行道阻。直到十二世紀回教徒入侵西北印,求法的壯舉就從此終止。

西行求法是我國高僧大德向外尋求新思想、新知識所展現的具體行動,他們為了探求佛教教義的完美,翻山越嶺,橫穿亞洲大陸,周遊佛教世界,留給後人為求真理冒險犯難的偉大精神,實為千古的楷模;他們所遺留的著作,更是後代珍藏的文化寶藏。

【習題】

1.朱士行西行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2.試述東晉時代繼法顯之後的智嚴、寶雲、智猛等人西行求法的事蹟。

3.試述法顯與玄奘兩位大師西行求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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