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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會通三教宗密禪師

惠能偈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禪宗教法,始終側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實地親證。然而由於各家祖師學風相異,應機之方有別,遂造成教內各家歧見紛雜。另一方面,佛教東傳後,與儒、道的對話不斷,各方互執立場,即使後來雖有三教共源的思想提出,也難以釐清彼此的關係,直到中唐《禪源諸詮集》和《原人論》的提出,始突破當時狹隘的思想空間。前者為解決教內的矛盾,以及行者之間的相互詆毀,提倡禪教一致的思想及行、證的方法;後者則為會通儒釋道,開闢另一個大格局,給予佛教界及對外關係相當大的衝擊與影響。此位別具創見、援筆寫就兩篇鉅作,以致奠定其後五代、宋明之間佛教基礎,並為儒學開啟肇機的大師,便是華嚴五祖圭峰宗密禪師。

早習儒道 後歸佛門

圭峰禪師(七八〇~八四一),號宗密,世人又稱圭山禪師,俗姓何,果州人(今四川西充縣)。

宗密父母早逝,七歲即開始研讀儒家詩書。十八歲後,聽習佛教經論,茹素斷葷,親近禪門大德高僧,並在自己的田園莊舍設置法筵,禮請法師說法,以在家弟子的身分擔任複講的工作。然而,仍未尋出安身立命之道,於是暫時放下佛典。二十三歲時,重新進業於遂州的義學院,重拾儒學,為他日會通儒道的思想背景奠定深厚的基礎。

宗密極具思辨能力,並且喜好探討生命哲學,然而始終無法從儒釋二家思想獲得圓滿的答案,直到二十八歲(唐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將赴貢舉時,巧遇西川遊化而來的遂州大雲寺道圓和尚。宗密「問法契心,如針芥相投」,於是披剃於道圓門下,從此安頓身心於佛門,領受禪門心法。

三年後某日,宗密隨眾僧前往府吏任灌家中應供受齋,聞道圓和尚講授《圓覺經》時,豁然大悟,身心喜躍。該年稟受具足戒,並奉師命北去進謁益州淨眾寺神會和尚弟子南印禪師,南印稱讚宗密為傳教人。之後,又進謁洛陽報國寺神照禪師,神照更稱美宗密為菩薩中人,可知宗密實為深具潛力的法器。

宗密雖被後人尊為華嚴祖師,然一生中為《圓覺經》作疏、鈔者眾,如《圓覺經大疏》並大疏鈔、大疏科文,《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等十餘部,六十餘卷,力弘《圓覺經》不遺餘力。

清涼座下 遨遊華藏

宗密本為禪宗弟子,後卻成為「華嚴五祖」,此中因緣,實歸功於道圓的眼光深具和心胸寬廣。

道圓在宗密出家兩年後,即授與杜順和尚所著《華嚴法界觀門》,此書啟發宗密的哲學思想;宗密開悟後,道圓又讓宗密向北參學,廣為學習。元和五年(八一〇),宗密在襄漢恢覺寺聆聽澄觀弟子靈峰講授澄觀的《華嚴經疏鈔》,心生歡喜,並誓願盡命弘闡此經。元和六年(八一一),宗密至洛陽,禮敬荷澤神會的祖師塔,並駐錫永穆寺講授華嚴教義。講畢,信徒泰恭自斷一臂以欣慶恭聞此法。此事引起官方注意,預備查辦宗密及其徒眾,後經宗密巧藉「二京法主,三帝國師」的澄觀弟子之名始得以消弭誤解。隨後,宗密致書澄觀,稟明學習華嚴教典及研究心得,並表達崇仰之情與求法的熱切。此信斐然流暢,章句理論分明清晰,澄觀展讀之後,讚歎有加,隨即覆函表示願收其為法子。

元和七年(八一二),宗密抵達長安,一面學習華嚴教義,一面發表心得。澄觀歎賞宗密:「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惺惺之情,溢於言表。

後來,宗密為《華嚴法界觀門》作註,並作《華嚴經綸貫》、《華嚴梵行願疏》並疏鈔、疏科文、《注華嚴心要法門》等,廣演華嚴教法、觀行。趙宋時代,長水子璿(九六五~一〇三八)及弟子晉水淨源(一〇一一~一〇八八)立澄觀為四祖,宗密為五祖,華嚴祖師的傳承,從此確立。

禪教一致 三教和會

元和十一年(八一六)春,宗密前往智炬寺,自誓不下山而廣閱群籍,通讀經藏,歷三年願滿,撰成《圓覺科文》及纂要各一卷,其後又於雲居、草堂、豐德等寺,陸續寫出《金剛纂要書》、要鈔、《唯識疏》、《圓覺經解》、《四分律疏》等著作。

宗密最大貢獻,在於他所提倡「禪教一致」與「和會儒道」的思想,前者見於《禪源諸詮集》,後者則以《原人論》最具代表。由於教內徒眾相互詆毀,或以經律為依歸,或以經律為障道,各家所執不同而相互攻訐,於是宗密積極提倡禪教一致。

宗密以佛法理論研究為解,以實踐體驗為行,又深恐自己的慈悲心行夾雜世俗的貪愛染著,因而入山修習定慧,前後約計十年。此外,宗密更諄諄勤勸諸行者「善自安心行」,提醒「鏡像千差,莫執好醜,鏡明一相,莫忘青黃」、「防非察念在毫釐間」,如此觀照,詮明修行終須落實於生活的實踐。為了希望正法久住,宗密亦鼓勵行者在行解相應後,能旁覽諸家,以增廣見聞。

北周武帝以來,已有三教講論的風氣,唐朝雖定道教為國教,但高祖李淵認為「三教雖異,善歸一揆」,於是召集三教學士以論得失。其後,太宗、高宗乃至武后,一致擁護佛教,一時儒家學人亦習佛道。之後,歷玄宗、德宗、憲宗、文宗等頗具融和精神的帝王,加上論教之人又多能博通他教,於是充分表現唐朝特有公開論難寬容的風度,與學術思想匯通的風貌。在此時代潮流下,宗密提出調和三教思想。

宗密的《原人論》以破邪顯正的方法,給予三教客觀的批判,提出根本思想的差異。其特點在於跳脫各執經卷義理的角度,直接以圓滿人格的實現,提出解決之道。宗密並不否定儒道二家的修身養德,反而肯定其經世致用的教化,以為「孔老釋迦是至聖,內外相資共利群庶」,具備「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於治」的功能。然而如就生命的輾轉去來,則只有佛教的了義法,始能「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透徹生命緣起的真相。

此一立場,擺脫長久以來三教護教濃厚的藩籬,不僅超越教內複雜的思想,並且也以全新看法釐清三家各有的優勢、層次,而開闢另一廣闊的格局。從此,三教關係日趨和緩,奠下五代以降至宋明間佛教的基礎,乃至成為宋後新儒學思想興起的先聲,無怪裴休宰相讚美宗密「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

僧俗唱酬 坦坦朗朗

宗密融和的性格,除了自身的佛教實踐,調解教內外的立場外,由他一生旅詣各處,勤於講學著作,廣度眾生的道風亦可一窺端倪。唐太和二年(八二八)慶成節,文宗詔宗密入內殿,問諸法要,賜紫袍,敕號大德,一時宗密受朝臣百姓敬仰。其中裴休宰相深入堂奧成為外護,二人互負弘法利生、護持道業的重責,兩相呼應,正法因而得以流傳。宗密幾篇重要著作如《禪源諸詮集都序》、《圓覺經略疏》、《註華嚴法界觀門》等,亦由裴休為其作序。

此外,由於提倡儒道和會思想,宗密時與當代文人學士往來,尤其與劉禹錫、白居易交誼更為深厚,前者為宗密奏請歸山時,寫「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謁河南尹白侍郎寺」一詩,後者亦題「贈草堂宗密上人」一首,表達各自的景仰與讚歎,一時佛儒兩相酬唱,更添美談。

宗密雖出入豪門,頗受朝野推崇,然而卻未戀棧權勢,而在敕號後自請歸山駐錫草堂寺,前後將近十年。唐文宗太和九年(八三五),宰相李訓等擬滅宦官失敗被誅,在此「甘露之變」中,宗密幾因涉及宮廷政治鬥爭而險遭不測,危機重重,宗密一本其坦蕩自在,表示:「貧道識訓(李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心中朗朗,菩薩悲情,實可鏡鑒。

唐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正月六日,宗密坐化於興福塔院,世壽六十二,僧臘三十四,荼毘後得舍利數十粒,立塔曰青蓮。裴休宰相為撰碑文,唐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追諡「定慧禪師」,世稱圭峰禪師。

宗密一生致力禪教一致、三教和會,不僅消弭宗派間的執著,也與其他宗教間取了和諧,如此精神深值後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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