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　佛教與文人

佛教在中國盛行千餘年，與儒家思想融和而為我國文化最重要的內涵，並對中國的社會民生產生全面性的影響，諸如：政治、經濟、建築、信仰、風俗、飲食、服飾等。尤其在文學方面，由於不少文人受到佛教博大精深的教義影響，寫下了名垂千古的不朽著作，如：吳承恩的《西遊記》、曹雪芹的《紅樓夢》、劉鶚的《老殘遊記》、陶潛的《續搜神記》等，均可看出佛教的思想濃厚。這些家喻戶曉的曠古之作，不但為中國文學平添光彩，同時也間接的傳播了佛教的教義，發揮佛教教化、啟迪人心之功。

文人的佛緣

佛教傳入中國，何以能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並且深受文人的青睞？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文人對人生的體驗較常人為切，對境遇的感悟較常人為深，而佛法的微妙教理，如因緣果報、無常苦空、三世輪迴等思想，闡明了宇宙人生的實相，正可以解開他們對人生的迷惑，滿足他們追求真理的飢渴，並且開闊了他們的思想領域與創作空間，所以歷來為文人所喜愛。

此外，自古文人多雅士，文人一般性喜「雅、適、靜」，而佛教寺院大多建築在山林水邊，不但景致優美，而且環境清幽、寧靜，尤其大部分的僧侶又多能吟詩作詞，談古論今，所以文人大都喜愛與僧侶結交。

再者，中國古代實施以文取士的科舉制度，不少文人學士都曾廁身廟堂，身居高位。這些文人往往執著於理想，敢向當權進言，常常因此獲罪被貶。當這些學養淵博、滿懷理想的知識分子一旦仕途不得志，而且身處文化未開的蠻荒之地，精神、心靈的孤寂無以為寄，便轉而移情山水，或者出入高僧之門，終而在佛法裡找到了心靈安頓的皈依之處。歷代的文學家如蘇軾、柳宗元、王安石、白居易、王維、謝靈運、陶淵明、黃庭堅等，都曾與佛教結下了深厚的因緣。其中白居易、王維、蘇軾、黃庭堅更是皈依了佛教，甚至曾經反佛激烈的韓愈、歐陽修也分別在親近大顛禪師與明教禪師之後，省悟以往之不是，懺悔罪愆，在佛法裡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佛教與文人的關係密切，古今皆然，以下列舉一些文人與佛教的因緣，以資佐證。

1.劉勰：南朝梁代東莞莒人，刻苦修學，博通內外，樂於布施，依止大學僧僧祐十餘年，深研經論，協助僧祐編定《出三藏記集》十五卷，此乃我國佛典目錄的名著；另撰《滅惑論》，痛詆道家之說。所撰《文心雕龍》十卷，與鍾嶸之《詩品》並稱中國文學批評典籍的雙璧，書中多取佛教的教條，以建立文章的軌則，傳至今日，猶見重於學界。晚年出家，法號慧地。

2.陶淵明：東晉江西潯陽人，世稱靖節先生。嘗因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解職辭官，歸隱田園，耽樂詩、酒、琴、書，自號羲皇上人。據說他時常到廬山東林寺拜訪慧遠大師；有一次，又與道士陸修靜相攜造訪，歸途中三人談笑而行，送客的慧遠大師不自覺間險些跨越自我禁足的虎溪，因此留下「虎溪三笑」的美談。其詩作中蘊藏濃厚的佛教思想，如「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復如何」，充滿了無常的感慨，可見佛教對他的影響匪淺。

3.謝靈運：南朝宋詩人，篤信佛教，與曇隆、慧琳、法流、道生等高僧交往密切，對道生的「頓悟說」甚為服膺，因著〈辯宗論〉以闡釋頓悟之義。東晉義熙年間，至廬山參禮慧遠，甚得慧遠的賞識，邀其撰寫〈佛影銘〉。慧遠圓寂後，為作〈慧遠法師誄〉及碑銘。又以烏衣寺慧叡法師精通梵語，遂往請益經中諸字，會通眾音異旨。時值《大涅槃經》初至宋土，以品數疏簡，文義艱異，初學難入，乃與東安慧嚴、道場慧觀等改訂之，流行迄今。涅槃之學、頓悟之說得弘布於當時，謝氏之功不可沒，另撰有《金剛般若經注》、《涅槃經疏》等。對於佛經的翻譯，佛法的宣揚，多有貢獻。

4.王維：唐代太原祁（山西）人，字摩詰，因崇佛而取典於《維摩詰經》的維摩居士。平生奉佛，長年茹素，被稱為「詩佛」，皈依荷澤神會學禪，並曾師事道光、普寂、義福等禪師。他的詩精緻巧妙，頗具禪味，像〈鹿柴〉的「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詩中「返照」、「空寂」即是透過鹿柴深林傍晚的景色，表現佛教寂滅無常的心境。

王維的母親崔氏，篤信佛教，往生後，王維為紀念母親，乃捨宅為寺。自己晚年信佛更加專誠，每日魚磬為伴，經書為侶，過著無異於出家人的修道生活。臨命終時，預知時至，並作書遍寄知友。

5.韓愈：唐代鄧州南陽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讚揚儒教，反對佛教、道教。後因諫迎佛骨，被貶為潮州刺史，因而結識大顛禪師，經常參禪訪道，後受佛教感召，懺悔過去所作所為，對佛教不再排斥，反而讚揚有加。

6.白居易：唐代陝西下邽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中年時皈依道林禪師，受淨戒，習禪法，遍訪名山高僧，奉佛之虔篤，可由遺編中得見。譬如他的香山寺一詩：「愛風巖上攀松蓋，戀月潭邊坐石稜，且共雲泉結緣境，他日當作此山僧。」詩中充滿悠閒、飄逸的意境。晚年醉心於念佛，嘗作〈念佛偈〉云：「余年七十一，不復事吟哦，看經費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聲阿彌陀。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日暮而途遠，吾生已蹉跎，旦夕清淨心，但念阿彌陀，達人應笑我，多卻阿彌陀。達又作麼生，不達又如何？普勸法界眾，同念阿彌陀。」學佛有得的心境表達無餘。曾重建洛陽香山寺，並與洛陽佛光寺如滿禪師結香火社以修佛事，發願往生西方，不怠不墮，以迄終年。

7.柳宗元：唐代河東人，字子厚，唐宋八大家之一。自幼信佛，南遷後，與禪僧交遊，南方諸大德碑銘之文，多出其手，六祖惠能大師碑為其所著。以詩文宣揚佛法，嘗作《東海若》闡釋淨土法門。

8.蘇軾：北宋四川眉山人，自號東坡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主張禪淨兼修，以詩文弘揚佛法。蘇軾家鄉位於佛教勝地，全家皆信佛，父親蘇洵雖以儒學為宗，但不僅不排斥佛教，甚至結交名僧雲門宗圓通居訥和寶月大師惟簡。他以禪喻詩、論詩，發人深省。曾與佛印禪師往來，佳話頻傳。訪江州東林禪院常總禪師，於對談中有悟，遂贈詩偈一首：「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吐露其悟境，至今仍膾炙人口。

9.黃庭堅：宋朝洪州分寧人，字魯直，號山谷。擅長詩、文、詞、草書。舉進士，曾入仕途，政績卓著，然以黨見遭謫貶。崇奉佛教，以居士而嗣黃龍祖心之法。嘗遊學安徽山谷寺，自號山谷道人。晚年築精舍於涪濱，修行淨土之法，又號涪翁。門人於其逝世後，私諡文節先生。所作的詩文，廣為流行於日本足利時代的五山僧侶之間，予日本漢文學史的影響頗鉅。

10.范仲淹：宋代吳人，自幼居佛寺，宿聞正法，淨持戒律，刻苦淬勵。既仕，喜親近高僧，參究禪法，樂善好施。嘗購置義田以贍養族人，平日賴以維生的有數十戶。往生時，聞者莫不嘆息，仕女哭泣於路，如喪所親。

11.歐陽修：北宋吉州盧陵人，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唐宋八大家之一。對於佛、老思想原本極為排斥，曾著《本論》毀謗佛法，獲得多人響應，明教禪師於是針對時弊，倡導釋、道、儒三教思想一貫，著《輔教編》加以辯正。歐陽修看到此書之後，讚歎道：「不意僧中有此龍象。」於是整裝拜見明教禪師，請求開示，從此一改對佛教的錯誤觀念。後來又經祖印禪師的啟迪，深體佛法的奧妙，於是懺悔往昔毀佛之罪，從此信仰佛教，時常行文勸善，並與佛門高僧往來甚歡，成為當時文壇的佳話。

12.王安石：宋代臨川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晚年崇信佛教，退居金陵，定居鍾山。曾奏請神宗捨宅為寺，神宗遂賜報寧寺額。隱居鍾山時，終日研治佛典，嘗疏解《楞嚴經》，因閱讀《楞嚴經》而開悟，茹素清苦一如比丘。

13.袁了凡：明朝江蘇吳江人，本名袁黃，博學廣知，無所不通。曾於棲霞山受教於雲谷會禪師，信受佛法，精勤奉行，改號「了凡」。著《了凡四訓》談論心性因果，極力勸人為善，自明清以來甚為流行。

14.楊仁山：清代安徽石埭人，二十七歲接觸佛法，為清末復興中國佛教的樞紐人物。一八六六年，與同道十餘人在南京北極閣創立金陵刻經處，不僅刻印、流通佛典，還從事佛學研究，興辦佛教教育事業，並提供佛教典籍數百種給日本編印《卍字藏經》。一九〇七年設立祇洹精舍，自編課本，招生教習佛典、梵文、英文，培育後進，興辦「佛學研究會」，定期講經。為近代佛教培養了許多卓越人才，如譚嗣同、章太炎、桂伯華、歐陽漸、黎端甫等人，開一代居士佛學的新風，對中國近代佛教的復興和發展影響深遠。

15.譚嗣同：清末湖南瀏陽人，戊戌六君子之一。與梁啟超、夏曾佑等諸名士相交，並從楊仁山學華嚴、唯識等，有深懷菩薩悲願救中國之志。

16.梁啟超：廣東新會人，武昌佛學院第一任董事長，撰〈論佛教與群眾之關係〉一文，力闡世人誤認佛教為消極、厭世、迷信的說法，指出佛教乃智信、兼善、入世、無量、平等、自力的信仰。著《佛學研究十八篇》，為研究佛教的論集，所撰諸文皆以文史學術態度處理佛教問題，為民初以學術方法研究佛教的先河。

17.梁漱溟：北平人，青年時寄寺苦讀有成，著作頗多與佛學有關，如《印度哲學概論》、《唯識學與佛學》、《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唯識述義》等。晚年捨馬克斯思想，皈依佛門，並自認為前世曾作僧人。

18.章炳麟：浙江餘杭人，字太炎。精研國學，富民族思想。光緒二十九年被捕，於獄中鑽研佛學，精讀因明及唯識法相等經論。對大乘佛法的緣起性空、無我、唯識等真義，有甚深體會，在佛學方面著書頗多。於廟產興學之際，曾發表〈告佛子書〉，一方面喚醒僧眾認清時代，須自辦學校迎頭趕上，一方面忠告世人不應對佛教有荒謬的舉動。

19.呂碧城：安徽旌德人，諳英、法、德、日等語文。二十歲時任《大公報》編輯，廣蒐歐美各國佛教發展資料，彙集成書，於一九三二年出版《歐美之光》，並著有《阿彌陀經》、《普門品》、《法華經》的中英對照譯本。

20.蔣維喬：江蘇武進人，早年任江蘇省教育廳長，其時主張毀寺興學，後皈依諦閑大師，乃頓改以往作風。曾在南京大學開講「佛教入門」、《百法名門論》等課程，其中《中國佛教史》曾被選為武昌佛學院教材。

21.丁福保：江蘇無錫人，幼通經史，長而中西兼貫，曾任京師大學堂及譯學館教習。於一九一二年，致力於《佛學大辭典》的編纂，歷時十年，為中國佛教有史以來第一部大辭典。後又編印《翻譯名義集新編》、《一切經音義匯編》二書，與該辭典相輔而行。

除此以外，近年來隨著佛教的弘揚日益普及，文人學佛的風氣日盛，尤其佛光山開山以來，一直積極推展文教事業，舉凡建校辦學、出版佛書、舉辦各項學術會議及素齋談禪、佛學會考等，無形中提供文人更多接觸佛教的機會。歷年來曾與佛光山結過緣的文人、學者、作家，可以說多得不勝枚舉，諸如：司馬中原、尹雪曼、傅偉勳、鄭石岩、龔鵬程、劉枋、書道圭、吉廣輿、孟瑤、郭嗣汾、應未遲、蕭滬音、李中和、趙寧、于凌波、姚家彥、符芝瑛等。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並曾來山小住，或從事寫作，或課堂教書，或編輯佛書等。也有應邀講演，或純粹來山參訪、座談者，甚至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蘇俄大文豪索忍尼辛更於一九八二年來山訪問；乃至由女作家組成的文友合唱團郭晉秀、邱七七等一行三十餘人，由邱七七領隊，李中和教授任顧問，蕭滬音教授指揮，曾數度來山演唱，並曾在台北國父紀念館星雲的佛經講座會中獻唱佛教聖歌。由於佛光山推動佛教文藝化，主張佛教與文藝結合，不但成功的讓佛教走向社會，融入生活，讓社會大眾普遍認識佛教，尤其因而開拓文人學佛的空間，促使文人與佛教結緣。

文人與禪師

禪宗是中國八大宗派之一，是一個極為特出的宗派，既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然而語錄公案又特別多。尤其自古以來不少文人專喜找禪師談禪論道，彼此往來酬答唱和，留下不少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公案。以下列舉數則，從中可見禪師的智慧，是歷代文人能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的重要因素。

一、惟寬禪師與白居易

唐朝詩人白居易，自號香山居士，一生虔誠信仰佛教，曾經發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為來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晚年尤其向道彌篤，頻與高僧往來問道，他與鳥窠禪師的酬答唱和，留下「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的公案，至今膾炙人口。

此外，他與如滿禪師、惟寬禪師等高僧，也時有往來。

有一天，白居易問惟寬禪師：「既曰禪師，何以說法？」

惟寬禪師回答：「無上菩提妙道，身體力行者，是為律；口宣言說者，是為法；行之於心者，是為禪。應用之道雖然有別，但其結果目的是一致的；譬如江、淮、河、漢，依處立名，名雖有別，水性不二。所以律就是法，法不離禪，為何要在這個當中妄起分別呢？」

白居易再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

禪師答：「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

白居易不解，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

禪師說：「如人的眼睛，容不得一物。金屑雖珍貴，入眼亦為病。」

白居易又問：「無修無念，與凡夫又有何差別？」

禪師答：「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為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此為心要耳。」

白居易聽後，深感敬佩，越發對佛法生起信仰。

二、藥山禪師與李翱

藥山禪師，唐灃州人，素懷大志，曾說：「大丈夫當有聖賢志，焉能屑細行於布巾耶？」遂投石頭禪師出家，因住在藥山而聲譽震遐邇。

當時，名學者李翱久慕禪師德行高遠，一天特地親自前往禪師住處拜訪。李翱雖然是一位有名的學者，但藥山禪師聽說他來了，仍舊看經，如如不動。李翱憤憤地說了一句：「見面不如聞名。」意思是說：我仰慕你藥山禪師的名聲，特地親自前來，想不到你卻拒人千里之外，只不過是個虛有其名的禪師罷了。說完便要離開。這時，禪師開口說話了：「何必貴耳賤目？」

李翱聽了禪師的話，馬上拱手道歉，並虛心請教禪師：「如何是道？」禪師手往上指又往下指，李翱不懂，禪師便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李翱欣然有得，於是做了一首偈子：「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讚歎藥山禪師行解合一，心中坦蕩蕩，已見自性本源。

三、圓通秀禪師與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宋代文學大家，自號山谷居士，擅於詩詞文章，尤好作豔詞，為時人所傳誦。

有一天，黃庭堅拜謁圓通秀禪師，禪師正色的告訴他：「你的文章辭藻華美，文約義豐，難道只甘於做這種惑人耳目的文章嗎？」

正當那個時候，有一位李伯時擅長畫馬，禪師曾告誡他，如果每天念念於揣摩馬態，只怕他日要投生馬胎為畜生。李伯時一聽，從此收拾畫筆，不再畫馬。黃庭堅知道這件事，因此笑著對禪師說：「難道你也要告誡我，他日恐會投胎馬腹之中嗎？」

秀禪師說：「你以綺語撥動天下人的淫心，只怕將來要墮入地獄泥犁中，而不只是投生牛胎馬腹而已呢！」

黃庭堅一聽，幡然悔悟，立即懺悔謝罪。後來又經靈源清禪師等善知識的激勵，終於盡摒舊習，銳志學佛，發願戒絕酒、肉、淫欲。曾做詩一首：「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祇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甘肥為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應如何？」詩中充滿護生的思想。

四、佛印禪師與蘇東坡

蘇東坡為文壇巨匠，詩、書、琴、藝無不精通。學佛多年，悟性甚高，頗能領會佛法妙諦。蘇東坡和佛門高僧多有來往，尤其和佛印禪師，過從甚密。

一日，蘇東坡到金山寺和佛印禪師打坐，蘇東坡覺得身心舒悅，於是問禪師說：「禪師！你看我坐的樣子怎麼樣？」

「好莊嚴喔，像一尊佛！」蘇東坡聽了非常高興。

佛印禪師接著反問蘇東坡：「學士！你看我坐的姿勢怎麼樣？」

蘇東坡從來不放過嘲弄禪師的機會，馬上回答說：「像一堆牛糞！」佛印禪師聽了也很高興。

蘇東坡由於禪師被自己譬喻為牛糞，終於占了優勢，欣喜之餘，逢人就說：「我一向都輸給佛印禪師，今天我可贏了！」

消息傳到蘇小妹耳中，天資聰穎，才華出眾的蘇小妹卻正色的對蘇東坡說：「哥哥！你輸了，徹底的輸了！佛印禪師的心如佛菩薩，所以他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的心像牛糞，所以你看他才像一堆牛糞。」

又有一次，自命不凡的蘇東坡到荊南，聽說玉泉承皓禪師駐錫此地，機鋒辯才很高，心中不服氣，想去試試禪師的悟境，於是化裝成達官貴人的模樣去見禪師。禪師看到他，上前招呼說：「請問高官貴姓？」

蘇東坡答以：「我姓秤，專門秤天下長老有多重的秤？」

玉泉禪師大喝一聲，說：「請問我這一聲有多少重？」蘇東坡啞口無言，歎服不已。

此外，蘇東坡與佛印禪師「一屁打過江」的公案，以及蘇東坡欲以佛印禪師的身體為禪座，卻因禪師一句：「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請問學士要坐在哪裡呢？」把玉帶輸給了佛印禪師，至今成為金山寺的鎮寺之寶，這都是流傳千古的美談。

五、慧覺禪師與范仲淹

范仲淹，北宋吳縣人，官至參政，清廉愛民，曾說過「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千古名言。他和佛教因緣深厚，年少時曾在寺院寄讀，致仕後，與承古、圓悟等禪門高僧過從甚密，並嘗問道於瑯琊慧覺禪師，言下有悟，道業日進，遂得法於瑯琊慧覺禪師。曾寄贈慧覺禪師偈曰：「連朝共話釋疑團，豈謂浮生半日閒？直欲與師閑到老，盡取識性入玄關。」欣聞佛法的心情表露無遺。

范仲淹一生尊崇三寶，每到一地則造寺度僧，嘗捨宅為寺，寺名天平，並且創置「義田」，澤被族人，一生的嘉言懿行，永為後人所稱道。

六、明教禪師與歐陽修

宋朝理學興盛，一代碩儒歐陽修以儒家立場著《本論》毀謗佛教，獲得不少人的響應。當時居錢塘佛日山的契嵩禪師針對時弊，倡導釋、道、儒三教思想一貫，著《輔教篇》加以辯正，深獲仁宗的讚賞，賜號「明教大師」。

當時歐陽修看過此書以後，完全改變以往錯誤的觀念，說：「佛教只二百六十字的《心經》，都未明其義理，還談什麼佛法？」並且讚歎大師道：「不意僧中有此龍象。」自此，經常親近明教大師，對佛法有截然不同的體認。後來又經祖印禪師的啟迪，更加肅然起敬，大有省悟，並對自己過去的狂妄謝罪：「余舊著《本論》，孜孜以毀佛法為要務，誠不知天地之廣大，不知佛法之奧妙，更不知佛之為聖者，今修胸中已釋然矣。」於是信仰佛教，自稱為六一居士，時常行文勸善，與佛門高僧來往甚歡，成為當時文壇流傳的佳話。

七、大顛禪師與韓愈

韓愈是唐代古文大家，因見當時朝廷上下護持佛教，遂以尊儒排佛為己任。當時唐憲宗非常崇信佛法，迎接佛陀舍利入宮殿供養，韓愈上表「諫迎佛骨」，觸怒憲宗，於是被貶到潮州當刺史。

當時潮州地處南荒，文化未開，大顛禪師道行超邁，深為大眾所推崇，韓愈耳聞此地有一高僧，便帶著問難的心情去拜訪大顛禪師。時值禪師入定坐禪，不好上前問話，因此苦等許久。侍者看出韓愈的不耐煩，遂上前用引磬在禪師耳邊敲了三下，輕聲對禪師說道：「先以定動，後以智拔。」

韓愈在旁聽了侍著的話後，立刻行禮告退，並說：「幸於侍著口邊得個消息！」

不久，韓愈再次拜訪大顛禪師，彼此論議往返數次，卻仍息不下對佛教的鄙視之心。最後大顛禪師終於忍不住問道：「公自認自己的學問知識能比得上晉朝的佛圖澄、姚秦的鳩摩羅什、梁朝的寶誌公禪師等人嗎？」

韓愈說：「與他們比起來，我自愧不如！」

大顛禪師說：「既然自覺不如他們高明，對於他們的善行懿德，公卻不以為然，這是為什麼？」

一句話問得韓愈啞口無言，從此一改對佛教的態度，並且和大顛禪師相交甚深。

此外，近代高僧與文人的方外之交，如中興南山律宗的弘一大師與佛教文學家夏丏尊、一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與大思想家梁啟超、革命僧人宗仰上人與國學大師章太炎、愛國詩僧曼殊大師與擔任過中共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的現代文學家郭沫若等，他們彼此相知相惜，交固誼深，都是為人傳頌的千古佳話。

文人看佛教

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文人、學者，他們雖非佛教徒，卻對佛教崇高的真理發自內心的敬慕、讚歎，例如德國大哲學家康德，對佛教的因果輪迴很感興趣，他在臨終時對友人堅定的表示，他相信因果輪迴的道理。

同為德國的哲學名人謝林、黑格爾、叔本華、尼采等，也都對佛教有相當的涉獵、認識。其中叔本華更以佛教徒自命，不但在家中供奉佛像，生前幾收藏歐洲所有的佛書。他認為佛教是世界上最尊貴的宗教，不僅是亞洲之光，更是照亮世界的一盞明燈。他在著作中並且提到：「如以我的哲學來探測真理，我承認佛教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卓越的。」

另一大哲學家尼采是耶穌教牧師之子，卻讚揚佛教說：「佛教的教義比耶穌教崇高、真實一百倍。佛教對問題的處理是客觀的，並且是冷靜和理智的。佛教裡沒有無上命令，就是在僧團裡也絕沒有強制的事情，他不與異教徒們相諍。佛教的教誡尤其不容許修學佛法的人存有報復心、敵視心、憎恨心。」

由於許多文人對佛教心存好感與嚮往，因此佛教傳入歐洲，起初是經過學者的研究和發揚，尤其他們著書立說，翻譯佛書等，讓許多人經由閱讀佛書而得以認識佛教、信仰佛教，而成為佛教徒。例如：德國最高法院退休的法官喬治‧格利姆博士，就是由於閱讀了叔本華著作的佛書而學佛，進而接引韓斯‧穆克醫生成為佛教徒。

韓斯‧穆克是醫學界有名的「穆克顆粒」的發現者，他是經由喬治‧格利姆的書《佛陀的教理——理性與禪定之宗教》而走上學佛之路。他曾說道：「此書改變了我的一生，當我讀到格利姆對『無我』觀念的解釋後，我覺得好像佛陀把我置於指掌之間。」

事實上不只韓斯‧穆克因佛教而改變一生，有更多的學者、文人因受到佛陀的教義所感動，啟發了創作的靈感，不但提昇作品的意境、內涵，同時也把佛教無遠弗屆的傳播到世界各國，改變了更多人的一生。因此，正如叔本華所說：「佛教是照亮世界的一盞明燈。」而在這個當中，毫無疑問的，文人的筆應是傳播佛法的重要媒介之一。

文學是人類感情、思想的發抒，一篇好的文學作品，除了要有美麗動人的文采與扣人心弦的情節以外，更要在思想、理念的傳達上，發揮教化世道人心、陶冶人格性情，導人向真、向善、向美的功能，所謂「文以載道」，正說明了文人負有以文字教化人心的使命。

從歷代以來，許許多多的文人或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或經常與高僧往來，酬答唱和，可以看出佛教對文人有相當的影響。由於文人受到佛教的薰陶，故能在文字上發揮補偏救弊、使人心轉惡向善之功，而不致流於無病呻吟、遣辭造句的文字遊戲。可以說，佛法豐富了文人的生命，開拓了文學的新面貌，而文人學佛則助長了佛法的宣揚。例如蘇東坡在佛法中得到法益之後，非常護持佛教，有一位范蜀公不信佛法，並且非議說：「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東坡聽了就說：「怎可如此？吾人患病，請醫生把脈醫療，醫生說：內太寒則服熱藥，內太熱則服寒藥。你何嘗見過脈動，但是對體內的寒熱則信之不疑，何以獨對佛法講求眼見才肯相信呢？」

佛教與文人，兩者相得益彰，彼此相互輝映，為人間激盪出智慧的火花，留下千古絕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