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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9 日本佛教之父聖德太子

日本初期佛教的建立,以及佛教在日本傳播基礎的奠定,主要是在聖德太子時代。推古元年(五九三),聖德太子開始攝政,下詔興隆三寶,推行法王之治,數度於御前講經說法,更親製《勝鬘》、《法華》、《維摩》三經義疏,設無遮大會,創建四天王、法隆等七寺,大力弘揚佛法。

聖德太子積極引進中國的文化、政治制度,運用佛教、儒教、法家的思想來治理國政。推古十二年(六○四),聖德太子制定冠位,以杜絕世襲門閥的弊端,廣開仕途之路;並制定憲法,確立國家體制;又派遣隋使及緇素留學生至中國學習佛法,吸收文物制度,以繁榮滋長日本文化,為日本飛鳥時代政治、文化的指導者,奠定日本佛教傳播的共同基礎。

天資敏慧 通達內外

聖德太子(五七四~六二二),父親為用明天皇,母親為穴穗部間人皇女。相傳聖德太子母親曾夢見西方的救世菩薩化身為金色僧人前來請托后胎,發願度化眾生,其母寤即有妊。

敏達天皇三年(五七四),聖德母親巡遊至馬廄時,太子俄然降誕,當時西方有赤黃光照耀宮中。由於聖德誕生在馬廄,故稱廄戶皇子。聖德四個月就會說話,知人舉止,香氣襲身;年甫二歲,自己即會向西合掌稱念「南無佛」;長大後可同時聽聞八個人訴訟而無誤,並給予正確的判斷,因而號稱豐耳聰,或豐聰八耳命。用明天皇對太子照護備至,允許住於宮南上殿,故又號上宮太子。

推古元年(五九三),太子姑母推古天皇即位,立聖德為太子,攝理皇政,聖德時年二十。推古三年(五九五),聖德追隨高麗僧慧慈、百濟僧慧聰修學佛法,由於聖德聰慧過人,聞一知十,所以二僧讚歎聖德為真人。在世典方面,聖德向博士覺哿習儒學,同時通達曆算、天文、地理等學問。

關於聖德的博學,在《上宮聖德法王帝說》中曾提到:「(太子)悟解涅槃常住五種佛性之理,開顯法華三車權實之趣,通達維摩不思議解脫之宗。且知經部、薩婆多兩宗之別,亦知三玄五經之旨,徹了天文地理之道。」由此可知,聖德對大小乘之學、儒道二教,乃至自然科學,都已能深解義趣,了達徹知。

推古十四年(六○六),聖德受天皇之請,開講《勝鬘經》,經三日圓滿。同年又於岡本宮宣講《法華經》,天皇大喜,欽賜播磨國水田百町,聖德轉施法隆寺。

聖德不但講經,並且為經製疏,著有《法華經疏》四卷、《維摩經疏》三卷、《勝鬘經疏》一卷,合稱《上宮御製疏》。這是日本最早的佛經注疏,其中聖德親撰《法華經疏》手稿,至今仍保存於日本皇室,視為國寶。

太子對文獻的應用,除參考前人各家的論義外,常獨自判斷或為之作說明詮釋,此為聖德義疏的特徵。他選擇此三經作疏,是受到中國佛教界的影響。中國在南北朝時代,此三經與《般若經》、《大涅槃經》、《華嚴經》盛行一時,內容以實踐慈悲、捨身命財、行法王之治為鵠的,為大乘佛教弘揚菩薩道的理念。

頒定官位 制定憲法

推古十年(六○二),百濟僧觀勒抵日,納貢日本朝廷有關曆本、天文、地理等典籍,包括遁甲方術之書。聖德選派數人隨觀勒學習,因此習得五行思想。後來為抑制豪族,加強皇權,聖德在推古十二年(六○四),親自制定冠位十二階與憲法十七條,成為日本國政的基石。十二階的名稱是取自中國儒家倫理觀念的禮制及五行的思想,令五常與五行相調和,依五行相生的順位而立十二階位。冠位的名稱依序為:德、仁、禮、信、義、智等六種,每一種各分大小,共十二階。不同的冠位用不同顏色的絲綢縫製,分為紫、青、赤、黃、白、黑六種,顏色的濃淡則表示同一冠位的大小,其中以德位的紫冠為最高,統率諸大臣。

自古天皇握有冠位授與的大權,聖德制定十二冠位後,天皇須根據個人的才能和功績來訂定冠位的高低,而非取決於出身門第。聖德引進中國的政治組織,運用佛教的精神來攝理朝政,在內政上打破原有世襲的官職制度,一掃門閥政治的弊端,廣開仕途之路,可謂創新推古朝的開明作風。

此外,日本憲法十七條為聖德對理想國家體制的宣言,主要規定修國修身的行為規範、道德原則,以建立統一的國家。其內容貫徹佛、儒、法三家思想,以佛教教義為精神指導,用儒家倫理為政治設施,採法家手段為推行方法。憲法所引用的思想辭彙係採自《詩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孟子》等經書;《左傳》、《史記》、《漢書》等史書,以及管、墨、莊、韓非子等諸子百家,還有《文選》等多種文獻。聖德遣辭造句精練平易,頗有漢魏之風,其漢文素養之高,取材之廣,令人歎為觀止。

聖德將十七條憲法親自手書上奏,天皇大悅,敕令群臣各寫一本,廣傳天下。這部憲法不僅成為日本成文法的起源,亦為後來立法的基礎,更開啟大化革新的序幕,對於佛教在日本的傳播,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創建佛寺 派遣隋使

聖德信仰佛教,進而廣興佛寺,讓寺院在各地發揮教化的功能,漸漸成為民眾的信仰中心。聖德共建造七所寺院,即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宮寺、橘寺、蜂岳寺、池後寺、葛木寺。其中以四天王寺、法隆寺最著名,前者以守護佛國的四天王為本尊,後者為紀念用明天皇而興建。就法隆寺來說,原為天皇所頒賜之地,聖德在推古十五年(六○七)納施興建。為興建此寺,聖德特向百濟招募寺工、瓦工、雕刻師、畫匠等,充分展現中國魏晉南北朝佛教藝術的精華,其造型之美,成為日本飛鳥時代最佳代表作品。該寺曾於天智天皇(六七○)時毀於祝融,現存的法隆寺是後來重建,因地名的關係,又稱斑鳩寺,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寺院。

同年,聖德為加強日本與中國的外交關係,致力於引進中國文化及佛教信仰,正式派遣大禮小野妹子率同數十人出使中國。主要目的是派遣留學僧前往學習佛法,研究中國文物制度,以提升日本文化,其次則是要求以獨立國的對等地位與中國接觸。因此在向隋煬帝進呈的國書中即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並有「日出之處」國名的簽署,隋煬帝雖大為不悅,但小野妹子隨即說道:「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以此讚揚隋煬帝興隆佛法,煬帝也就不以為意。後來「日出之處」即改以「日本」為正式國名。

翌年,隋煬帝派遣文林郎裴世清偕小野妹子回日本答禮。當聖德知悉隋朝對佛教信仰深厚,流布四方的盛況後,便希望能再度遣使。不久,再命小野妹子為大使伴同入隋,一起同行的留學生及學問僧共有八人。所攜帶的國書,首款題有:「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可看出聖德對維持對等關係的堅持。第一批留學僧的史跡已不可考,第二批成員在中國留學時間極長,最長的是停留二十五年,直至唐朝初年才歸返日本。他們把隋唐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帶回日本,在大化革新中發揮了大用。

親善鄰國 國史編修

聖德攝政期間,一直與鄰國維持友好互惠的關係。從推古三年(五九五),高麗僧慧慈來日,聖德奉事為師;推古十三年(六○五),大興王進貢黃金以興造佛像;五年後,高麗王又遣送曇徽、法定二僧赴日,其中曇徽通曉五經,能製造顏料、紙墨及碾磑,二人大大提高日本文化水準,並豐富佛教藝術,尤其是彩繪佛像、書寫經文等技術;推古二十六年(六一八),高麗又遣使來日,介紹新文化並獻納中國的鼓吹、弩、拋石之類等十種戰鬥武器。

聖德與百濟的往來,除見於寺院建築外,百濟人「味摩之」傳來伎樂,又稱吳樂,在肅穆莊嚴的法會上,穿戴假面具,演出讚佛伎樂,縮短百姓與佛教的距離,在弘揚佛法上扮演重要角色。

聖德也與新羅維持友善的關係,但在太子薨後,征伐新羅的議論又起,與新羅的關係開始出現裂痕。由此可窺知聖德的外交能力確實勝人一籌。

推古二十八年(六二○),聖德與島大臣共同協議,著手輯錄「天皇記」、「國記」,以及「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公民」等的記事。

「天皇記」,是記錄以天皇為中心的系譜,寫下歷代天皇的事蹟。其次「國記」,為搜羅古來不可思議的傳說,包括諸國的風土記。又「臣連伴造國造百八十部公民」則是描述各階層人士的歷史。其編修之事業可反映聖德對國家、歷史的重視。

法王之治 後人景仰

推古三十年(六二二)二月,聖德向妃說:「流傳佛法,吾事畢矣,不樂久住,今夜當行。」翌朝,聖德與妃膳氏共薨。天地為之變色,天皇悲慟,人民哀號滿四衢道,如失依怙。聖德與妃容顏不變,身輕如衣而香氣越發。宮僚持香華幡蓋,鳴磬諷吟梵唄引送靈轝,安葬於河內磯長,世壽四十九歲。

短短四十九年生命中,聖德太子努力推行法王之治,教導人民奉行三寶,建立悲田院、敬田院,大興國民救濟事業,造福當代百姓,也嘉惠後世佛子,故薨後以「聖德」二字作為諡號,被推崇為「日本佛教之父」。又據《公式令集解》,其賜諡之名號有「上宮太子」、「聖德王」。後人追仰其豐績,稱歎為聖王、法王、法大王、法主等。親鸞上人視聖德為「日本的釋迦」,或「日本佛教的始祖」,聖德實為古代日本的建設者,也是日本文化的創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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