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71　皇帝菩薩梁武帝

梁武帝為中國歷史上極富傳奇性的人物，一方面由於他在位四十八年，為六朝統治時間最長、政治最安定，也最有作為的帝王；另一方面更因為他定佛教為國教，被譽為「中國的阿育王」。

佛教史上，梁代為南朝佛教最盛時代。當時，梁武帝廣造佛寺、註經弘法、度僧修福，留下種種慈善事蹟，而他的〈斷酒肉文〉更影響中國僧侶成為素食的奉行者。梁武帝捐棄榮華，四次捨身同泰寺，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佛化的帝王。

才華洋溢　文武兼善

梁武帝蕭衍，字叔達，生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四六四），蘭陵（江蘇武進）人。武帝青年時代即嶄露頭角，精通玄學、儒學及文史之學，《梁書武帝紀》描述他「六藝備閒，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南齊文宣王蕭子良集聚文人學士相與交遊時，武帝已是著名的八友之一（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及陸倕），可見其廣學博究，兼具士大夫與文人雅士氣質。

同時，武帝也是驍勇善戰的武將。王融頗具鑑人識才眼光，他肯定蕭衍「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果然建武二年（四九五），武帝出兵大破北魏軍。隔兩年（四九七），又立軍功，轉任雍州刺史。後因齊主東昏侯殘暴無道，他在攻陷建康後，別立和帝。中興二年（五○二），和帝禪讓，三十四歲的蕭衍即位，改國號梁，開啟南朝建國最長的朝代。

皈依佛教　尊重儒道

即位後，武帝雖日理萬機，仍手不釋卷。他平日自奉儉樸，葛布粗衣，日中一食，戒絕辛羶，努力持守佛門戒律。

武帝信仰佛教前，曾崇奉道教，其〈會三教詩〉云：「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闡釋卷，猶月映眾星。」而武帝的學佛因緣，早在與蕭子良等八人同遊時，便植下深厚基礎。即位後第三年（五○四）四月八日，他與道俗二萬人聚於重雲殿，手書〈捨道歸佛文〉，誓文充分表露出世思想及對佛法的虔誠，播下後來以佛治國的種子。

梁武帝雖然鼓勵王公貴族乃至平民百姓信仰佛教，但仍尊重儒、道「乃世間之善」。當時人心浮薄，以儒學作為處世準則的士大夫，多不能保持品格與氣節。梁武帝為拔擢人才，設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培養後進，曾下詔：「建國軍民，立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令皇太子、宗室、王侯等亦學儒。而武帝為《中庸》所作的註釋，更開啟自唐朝李翱以後，中國尊重《中庸》的端始。可知他的治國理念，尚遵循儒家優秀的傳統。

對於道教方面，雖言捨道，但仍採取包容尊重的態度。東晉以來，南朝士大夫和當時一般社會賢達對老莊思想十分推崇。武帝崇道，可由他與道士陶弘景交遊的情況一窺梗概。武帝即位前與陶弘景素有來往，即位後，仍以禮相待，亦曾遣使拜訪，提供珍貴藥材煉治神丹；遇有國事決策，武帝也曾致書諮詢，因而人們尊稱陶弘景為「山中宰相」。此外，武帝亦著有《老子講述》等書。

武帝在位期間，大弘佛法，整敕文教，為南朝士大夫兼具儒家、道家思想的典型，國勢因而強盛，武帝並有「皇帝菩薩」的雅號。

積極入世　普施無遮

從個人身心修持，到利濟社會人民的佛教事業，乃至與僧團往來密切，梁武帝信奉佛教日篤，由於他全心投入，使梁朝佛教臻於鼎盛，而成為梁朝的國教。唐詩人杜牧如是描寫南朝佛教中心──建康（今南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其盛況不難想見。

武帝為孝順的帝王，他所建造的大愛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開善寺等著名寺院中，前二者即為追薦父親（太祖文皇帝）、母親（獻后）而造，期為二老薦福。天監十一年（五一二），鍾山大愛敬寺創建後，武帝每到此地，躬申供養，欷歔哽咽，不能自已，連侍從左右亦不禁感動淚下。

武帝十分積極於社會福利事業，設立十三個「無盡藏」儲蓄寺院募集的財物，在每月齋會中布施貧民。此種金錢的運用，對於當時的經濟活動助益良多。武帝曾以百十四萬錢廣行布施，命家臣張文休四處買放待宰的家禽、走獸、魚龜、鳥類等，隨緣放生。此外，武帝常聚集道俗，舉辦各種法會，包括救苦濟會、平等會、無礙法喜食，還有多次無遮大會及孝親報恩的盂蘭盆會等，甚至在政治上實行大赦。同時，命寶誌法師撰集佛教懺儀約上百卷，我們熟知的《梁皇寶懺》便在此時完成。武帝不僅施行仁政，還以本身的孝行作為百姓的典範，同時引導人們從佛教儀禮中恭敬禮懺、改過向善，達到心靈的淨化。梁朝能在動盪的大時代中，安穩四十八年，其來有自。

通達義理　演廣長舌

梁武帝闡揚佛教義理不遺餘力，帶動當時學術風氣，譯經事業因而盛行。

當時，南方交通發達，諸國或仰慕梁朝佛法興隆及法會盛況，或讚頌武帝盛德，或欣羨揚都繁榮，紛紛遣使入朝，來華的佛教僧侶逐漸增多，包括伽婆羅、曼陀羅仙、僧伽婆羅、月婆首那，乃至後期對中國佛教思想有重要影響的真諦三藏。對於這些外國僧侶，武帝都給予相當的援助與禮遇。其中，真諦三藏受武帝之邀來華，曾到建康寶雲殿謁見武帝，後雖因侯景之亂而輾轉顛沛，但他所譯的《攝大乘論》等學說，成為南北朝到唐朝這段時間，中國佛教思想變遷、佛教轉盛的橋梁。

梁武帝十分尊重譯經事業，每每親臨法座，筆受經文，再對照原譯本，請寶誌法師等人作成完整譯本，所譯章句華麗，結構謹嚴而不失本旨。譯經之外，武帝博覽群書，勤於著述，《梁書本紀》稱他：「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其中包括〈淨業賦〉、〈注解大品經序〉、〈金剛般若懺文〉、〈摩訶般若懺文〉等重要論文、懺本，創作量十分豐富，而從他所注《大品》序中，援引《法華經》、《涅槃經》相互比較，可知武帝的佛學造詣深厚。

此外，武帝也善於講經，所講經文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金字三慧經》、《金字般若經》等。武帝講經，與會人士包括王室、宗親、外戚，乃至外國使節、義學僧等千餘人，一時名人緇素、知識百官雲集。

中大通五年（五三三），武帝廣開法筵，當時一位外國沙門沙呵耶奢，年已百歲，原在檀特山坐禪，聽說中國有大規模講經活動，不遠萬里前來聽講；更有波斯使者安拘越及語言不通者，經過翻譯後也法喜充滿，可謂頗具國際規模的講經法會。

持守戒律　誓斷酒肉

武帝通達佛理，既有積極入世的熱誠，又能躬持戒律，而逐漸歸向恬淡的出世生活。晚年時，他穿著樸素，不聽音樂，不食酒肉，有時只吃豆類、糙米等。武帝對啖食酒肉的態度尤其嚴厲，他根據《涅槃經‧四相品》等大乘經典，於天監十年（五一一）親至華林殿發表〈斷酒肉文〉，嚴禁僧尼肉食──

「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申約誓，今日僧眾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

又「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眾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眾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

武帝誓斷酒肉及堅守戒律的決心，日月可鑑。

數年後，武帝進一步頒旨廢除宗廟犧牲，令出家僧侶應持佛戒，蔬食斷欲，並下詔：「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剪有乖仁恕，至遂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披之含識。郊廟皆以麵為牲牷，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此後，中國佛教僧侶及在家菩薩戒者，一律改為素食。同年，武帝廢全國道觀、道士。

武帝以戒律鞏固僧團，提高僧尼在廣大信徒中的威信，佛教因此有了長足的發展，而提倡慈愛戒殺，也緩和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

天監十八年（五一九）四月八日，武帝發心依高僧慧約受菩薩戒，脫下龍袍，恭敬領受縵衣，誓願守持淨戒。影響所及，上從皇太子、王姬，下至道俗士庶等四萬八千人，都成為正信佛弟子。

四次捨身　皇帝菩薩

武帝一生中，最令人矚目的，在於他四次捨身同泰寺。

武帝盡脫御服，改著法服，行羯磨法，使用葛布、瓦器，自降帝位為「佛奴」，凡事親執勞役。梁武帝淡然於榮華富貴，捨下名利地位，雖為一國之尊，亦能超然於俗世之外。然而終因身分特殊，諸侯百官紛紛前往寺中上陳奏章，請天子視事，再由群臣以萬錢贖回，如此四次，在政治動亂的南朝竟未發生政變，實為一大政治奇蹟。

梁朝由盛而衰，侯景反叛是為轉捩點，這場浩劫將原有二十八萬餘戶人口的繁華京都，轉瞬化為一片廢墟。後人治史，往往將梁朝的加速滅亡，歸咎於梁武帝大量從事佛教活動，加重人民負擔，影響社會生產及風氣。

然而，當時風俗柔靡，浮虛不切實際，談玄之風盛行，卻是另一重要因素。《顏氏家訓‧涉務篇》敘述當時士大夫的風氣：「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寬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及侯景之亂，膚脫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由此觀知，武帝要求全國人民齋戒，實不無緣由。他最大的缺失，在於治國未能致力於鞏固國防，始有小人覬覦之過，以致招喪國之禍。

史實記載：武帝受困時，不廢齋戒，因口苦索蜜不得，乃右脅而臥，安詳示寂於淨居殿，時年八十六。

綜觀梁武帝一生，真可謂一佛教徒的衷心實踐，從個人持戒修行到以佛治國，以出世的精神，積極入世行道，「皇帝菩薩」之名，真乃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