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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 皇帝菩薩梁武帝

梁武帝為中國歷史上極富傳奇性的人物,一方面由於他在位四十八年,為六朝統治時間最長、政治最安定,也最有作為的帝王;另一方面更因為他定佛教為國教,被譽為「中國的阿育王」。

佛教史上,梁代為南朝佛教最盛時代。當時,梁武帝廣造佛寺、註經弘法、度僧修福,留下種種慈善事蹟,而他的〈斷酒肉文〉更影響中國僧侶成為素食的奉行者。梁武帝捐棄榮華,四次捨身同泰寺,更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佛化的帝王。

才華洋溢 文武兼善

梁武帝蕭衍,字叔達,生於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四六四),蘭陵(江蘇武進)人。武帝青年時代即嶄露頭角,精通玄學、儒學及文史之學,《梁書武帝紀》描述他「六藝備閒,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南齊文宣王蕭子良集聚文人學士相與交遊時,武帝已是著名的八友之一(蕭衍、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及陸倕),可見其廣學博究,兼具士大夫與文人雅士氣質。

同時,武帝也是驍勇善戰的武將。王融頗具鑑人識才眼光,他肯定蕭衍「宰制天下,必在此人」。果然建武二年(四九五),武帝出兵大破北魏軍。隔兩年,又立軍功,轉任雍州刺史。後因齊主東昏侯殘暴無道,他在攻陷建康後,別立和帝。中興二年(五〇二),和帝禪讓,三十四歲的蕭衍即位,改國號梁,開啟南朝建國最長的朝代。

皈依佛教 尊重儒道

即位後,武帝雖日理萬機,仍手不釋卷。他平日自奉儉樸,葛布粗衣,日中一食,戒絕辛羶,努力持守佛門戒律。

武帝信仰佛教前,曾崇奉道教,其〈會三教詩〉云:「少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年闡釋卷,猶月映眾星。」而武帝的學佛因緣,早在與蕭子良等八人同遊時,便植下深厚基礎。即位後第三年(五〇四)四月八日,他與道俗二萬人聚於重雲殿,手書〈捨道歸佛文〉,誓文充分表露出世思想及對佛法的虔誠,播下後來以佛治國的種子。

梁武帝雖然鼓勵王公貴族乃至平民百姓信仰佛教,但仍尊重儒、道「乃世間之善」。當時人心浮薄,以儒學作為處世準則的士大夫,多不能保持品格與氣節。梁武帝為拔擢人才,設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培養後進,曾下詔:「建國軍民,立教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令皇太子、宗室、王侯等亦學儒。而武帝為《中庸》所作的註釋,更開啟自唐朝李翱以後,中國尊重《中庸》的端始。可知他的治國理念,尚遵循儒家優秀的傳統。

對於道教方面,雖言捨道,但仍採取包容尊重的態度。東晉以來,南朝士大夫和當時一般社會賢達對老莊思想十分推崇。武帝崇道,可由他與道士陶弘景交遊的情況一窺梗概。武帝即位前與陶弘景素有來往,即位後,仍以禮相待,亦曾遣使拜訪,提供珍貴藥材煉治神丹;遇有國事決策,武帝也曾致書諮詢,因而人們尊稱陶弘景為「山中宰相」。此外,武帝亦著有《老子講述》等書。

武帝在位期間,大弘佛法,整敕文教,為南朝士大夫兼具儒家、道家思想的典型,國勢因而強盛,武帝並有「皇帝菩薩」的雅號。

積極入世 普施無遮

從個人身心修持,到利濟社會人民的佛教事業,乃至與僧團往來密切,梁武帝信奉佛教日篤,由於他全心投入,使梁朝佛教臻於鼎盛,而成為梁朝的國教。唐詩人杜牧如是描寫南朝佛教中心——建康(今南京):「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其盛況不難想見。

武帝為孝順的帝王,他所建造的大愛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同泰寺、開善寺等著名寺院中,前二者即為追薦父親(太祖文皇帝)、母親(獻后)而造,期為二老薦福。天監十一年(五一二),鍾山大愛敬寺創建後,武帝每到此地,躬申供養,欷歔哽咽,不能自已,連侍從左右亦不禁感動淚下。

武帝十分積極於社會福利事業,設立十三個「無盡藏」儲蓄寺院募集的財物,在每月齋會中布施貧民。此種金錢的運用,對於當時的經濟活動助益良多。武帝曾以百十四萬錢廣行布施,命家臣張文休四處買放待宰的家禽、走獸、魚龜、鳥類等,隨緣放生。此外,武帝常聚集道俗,舉辦各種法會,包括救苦濟會、平等會、無礙法喜食,還有多次無遮大會及孝親報恩的盂蘭盆會等,甚至在政治上實行大赦。同時,命寶唱法師撰集佛教懺儀約上百卷,我們熟知的《梁皇寶懺》便在此時完成。武帝不僅施行仁政,還以本身的孝行作為百姓的典範,同時引導人們從佛教儀禮中恭敬禮懺、改過向善,達到心靈的淨化。梁朝能在動盪的大時代中,安穩四十八年,其來有自。

通達義理 演廣長舌

梁武帝闡揚佛教義理不遺餘力,帶動當時學術風氣,譯經事業因而盛行。

當時,南方交通發達,諸國或仰慕梁朝佛法興隆及法會盛況,或讚頌武帝盛德,或欣羨揚都繁榮,紛紛遣使入朝,來華的佛教僧侶逐漸增多,包括伽婆羅、曼陀羅仙、僧伽婆羅、月婆首那,乃至後期對中國佛教思想有重要影響的真諦三藏。對於這些外國僧侶,武帝都給予相當的援助與禮遇。其中,真諦三藏受武帝之邀來華,曾到建康寶雲殿謁見武帝,後雖因侯景之亂而輾轉顛沛,但他所譯的《攝大乘論》等學說,成為南北朝到唐朝這段時間,中國佛教思想變遷、佛教轉盛的橋梁。

梁武帝十分尊重譯經事業,每每親臨法座,筆受經文,再對照原譯本,請寶唱法師等人作成完整譯本,所譯章句華麗,結構謹嚴而不失本旨。譯經之外,武帝博覽群書,勤於著述,《梁書本紀》稱他:「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尤長釋典,「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其中包括〈淨業賦〉、〈注解大品經序〉、〈金剛般若懺文〉、〈摩訶般若懺文〉等重要論文、懺本,創作量十分豐富,而從他所注《大品》序中,援引《法華經》、《涅槃經》相互比較,可知武帝的佛學造詣深厚。

此外,武帝也善於講經,所講經文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金字三慧經》、《金字般若經》等。武帝講經,與會人士包括王室、宗親、外戚,乃至外國使節、義學僧等千餘人,一時名人緇素、知識百官雲集。

中大通五年(五三三),武帝廣開法筵,當時一位外國沙門沙呵耶奢,年已百歲,原在檀特山坐禪,聽說中國有大規模講經活動,不遠萬里前來聽講;更有波斯使者安拘越或語言不通者,經過翻譯後也法喜充滿,可謂頗具國際規模的講經法會。

持守戒律 誓斷酒肉

武帝通達佛理,既有積極入世的熱誠,又能躬持戒律,而逐漸歸向恬淡的出世生活。晚年時,他穿著樸素,不聽音樂,不食酒肉,有時只吃豆類、糙米等。武帝對啖食酒肉的態度尤其嚴厲,他根據《涅槃經‧四相品》等大乘經典,於天監十年(五一一)親至華林殿發表〈斷酒肉文〉,嚴禁僧尼肉食——

「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申約誓,今日僧眾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賊盜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

又「弟子蕭衍從今以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婬欲,欺誑妄語,噉食眾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蘇酪,願一切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眾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

武帝誓斷酒肉及堅守戒律的決心,日月可鑑。

數年後,武帝進一步頒旨廢除宗廟犧牲,令出家僧侶應持佛戒,蔬食斷欲,並下詔:「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官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剪有乖仁恕,至遂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披之含識。郊廟皆以麵為牲牷,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此後,中國佛教僧侶及在家菩薩戒者,一律改為素食。同年,武帝廢全國道觀、道士。

武帝以戒律鞏固僧團,提高僧尼在廣大信徒中的威信,佛教因此有了長足的發展,而提倡慈愛戒殺,也緩和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

天監十八年(五一九)四月八日,武帝發心依高僧慧約受菩薩戒,脫下龍袍,恭敬領受縵衣,誓願守持淨戒。影響所及,上從皇太子、王姬,下至道俗士庶等四萬八千人,都成為正信佛弟子。

四次捨身 皇帝菩薩

武帝一生中,最令人矚目的,在於他四次捨身同泰寺。

武帝盡脫御服,改著法服,行羯磨法,使用葛布、瓦器,自降帝位為「佛奴」,凡事親執勞役。梁武帝淡然於榮華富貴,捨下名利地位,雖為一國之尊,亦能超然於俗世之外。然而終因身分特殊,諸侯百官紛紛前往寺中上陳奏章,請天子視事,再由群臣以萬錢贖回,如此四次,在政治動亂的南朝竟未發生政變,實為一大政治奇蹟。

梁朝由盛而衰,侯景反叛是為轉捩點,這場浩劫將原有二十八萬餘戶人口的繁華京都,轉瞬化為一片廢墟。後人治史,往往將梁朝的加速滅亡,歸咎於梁武帝大量從事佛教活動,加重人民負擔,影響社會生產及風氣。

然而,當時風俗柔靡,浮虛不切實際,談玄之風盛行,卻是另一重要因素。《顏氏家訓‧涉務篇》敘述當時士大夫的風氣:「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寬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及侯景之亂,膚脫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卒者,往往而然。」由此觀知,武帝要求全國人民齋戒,實不無緣由。他最大的缺失,在於治國未能致力於鞏固國防,始有小人覬覦之過,以致招喪國之禍。

史實記載:武帝受困時,不廢齋戒,因口苦索蜜不得,乃右脅而臥,安詳示寂於淨居殿,時年八十六。

綜觀梁武帝一生,真可謂一佛教徒的衷心實踐,從個人持戒修行到以佛治國,以出世的精神,積極入世行道,「皇帝菩薩」之名,真乃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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