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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佛教與交通事業

科技昌明,交通發達,舟車航運,何止一日千里。尤其近代各國不斷開拓航線、發展海運,陸路交通更是四通八達,其結果不但促進國際間的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社會繁榮,而且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例如今日旅遊事業興隆,一般人只要坐上幾小時的機程,就可以遨遊洲際,暢遊世界,真是「天涯若比鄰」。

然而,在古代陸海空交通工具尚未發達之前,一切都要靠人的雙腳,靠著意志力,一步一步的走出人際往來的道路。當中尤以佛教徒,特別是佛教僧侶,他們憑著求法、弘法的精神、毅力,一步一腳印的走出佛教弘傳的大道,同時也帶動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佛教僧信對交通的開拓,貢獻極大,此一事實,不論證之中外佛教史,或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都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歷代高僧走出文化交流的道路

中國是世界三大文明古國之一,因地理環境特殊,西為沙漠,東邊臨海,西南是西藏高原,對外交通不易,因而形成保守、閉塞的民風。所幸東漢明帝時,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歷代高僧或為西行求法,或為弘傳佛法於世界,終於走出中國與世界連線的通路。例如:連接歐亞,貫通東西,將中國的絲綢輸往歐洲,並且將西方的希臘、羅馬,與東方的中國、南方的印度文明結合起來的「絲路」,就是佛教僧侶以非凡的毅力和堅定的步伐,一步一腳印開拓出來的。

絲路貫通東西亞細亞大陸,是連接亞洲與歐洲東西交通的要道,全長七千多公里,通過中亞的綠洲和沙漠,綿亙西伯利亞森林地帶南邊的草原地帶,同時從蒙古通哈薩克大平原以及直通南俄草原地帶。進入歐洲以後,首先遇到喀爾巴阡山脈,越過山脈,就是現在的匈牙利。

這條以長安為起點的道路,在許多人心目中是一條充滿夢想和浪漫情調的世界。事實上,絲路沿途有沙漠、綠洲、草原,其中也有像塔克拉馬干一樣的大沙漠,北有天山,南有崑崙山,西方有帕米爾高原,更有喀喇崑崙、興都庫什等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山連綿不斷,所以要越過這些地區是非常艱辛的,尤其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更是難上加險。晉朝高僧法顯大師在西元三九九年曾橫越流沙,經西域到天竺,在他的《佛國記》裡就曾如此記載:「河沙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以,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其艱難險阻,由此可見。

唐朝的玄奘大師,曾到印度留學,歷經風險,最後抱著「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的決心,終於通過八百里流沙,不但取回無數經藏,更重要的是,走出中印的文化交流。

唐朝的高僧鑑真大師,因為悲憫東瀛沒有戒法,遂應日僧榮叡的禮請,前往日本弘法。期間雖然歷經十二年的艱辛困頓,甚至幾度危及生命,大師始終懷抱著「為大事也,何惜生命」的悲願,終於在六十六歲那年,第六次出海成功,得以把佛教、文學、醫理、建築、服飾、美術、工藝、蔬果、文物制度等中國文化,散播在東瀛三島的土地上,使日本民眾能親炙大唐文化,因而受到日本人一致尊崇為「文化之父」。

中國歷代西行求法,乃至弘化各地的高僧,無論走陸路或取海道,所經各國,上至王公,下至庶民,無不熱忱迎接,禮遇優待。他們不僅為了求取佛經,其實也肩負著國民外交的使命,以及宣揚中國文化的責任,實乃文化傳播的先驅。他們對後世造成的影響與貢獻,撮其要者,有二:

一、為海外華僑開發的先驅

東漢時,佛教日漸繁榮。自此以後,佛教徒就往來海內海外,尤其一些求法的出家人,在南北朝時,經由廣州登船,西往印度者,據史籍可考,共有十人。香港青山寺的開山杯度禪師就是從廣州抵達香港的。

降至唐代,國人活躍於南海,由此向海外發展者,仍屬佛教僧侶為多,甚至超過南北朝好多倍以上。義淨三藏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約有近六十人前往印度,其中就有半數以上是經南海乘船而去;《宋高僧傳》也有記載,唐代取海道前往印度的佛教僧侶總數在四十人以上,可見自古以來,佛教僧侶就是向海外發展的先驅了。

今日遠居海外的華僑,殆以南洋群島為數最多,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最早這些地區的移民當中,大部份以信仰佛教為主,甚至到處可見佛教僧侶的足跡。直到近三百多年來,回教進入當地,佛教才日漸沒落。甚至明朝鄭和下南洋,行至麻六甲,所以今天麻六甲的青雲亭,可以說與中華文化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當年飄洋過海的佛教僧侶,他們實不啻為今日華僑海外發展的先鋒。

二、為研究史地學的寶典

歷代高僧西行求取佛經原典——梵文,不但有助於佛教在中國落地生根,甚而開出燦爛的花朵。尤其他們所撰述的西行記錄,更是今日研究中亞及南海史地學風的重要資料,例如法顯所著的《佛國記》,記述了作者親身經歷印度三十餘國的見聞;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則詳載了包括西域、印度、南海等一百三十餘國的地略、政情、宗教、文化、語言、歷史、聖跡等,取材廣博,記事精闢,可以說古今任何地理史籍名著均難望其項背。其次,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前者為義淨留印二十五年的各國佛教見聞記,文中保存了許多有關佛教律儀的珍貴史料;後者為記述中國、朝鮮、南海求法的高僧周遊印度的事跡,並附有著者的親身經歷實況報導,內容有關南海各國的政情、宗教、文化、風俗、異聞等,又為法顯、玄奘之所不及者。

這些西行高僧的旅行記錄,不僅可以提供研究佛教歷史者所必需的資料,也是研究世界地理歷史學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參考資料。它的重要性尤其在於所撰述的旅程記錄,不但使中國與西域、印度、南海間得以溝通,傳播中國文化,尤其改變了世界史地學者對中亞、南海的觀念,增廣見聞。因為從前西方人所撰寫的世界史,大多不知中國有漢唐歷史,更遑論西域諸國了。所以中國高僧西行求法行程記錄,實為今日史學家、考古家、旅行家最確實的嚮導,其於史地學上的貢獻,於此可見一斑!

佛教慈善事業有助交通的開拓

「佛教以慈悲為懷」,這是一般人對佛教的印象與要求。而自古以來,佛教徒也的確一直致力於賑濟貧窮,照顧孤幼,乃至植樹造林,築橋鋪路,施燈照明,建亭施茶等慈善公益事業,以利濟行旅,造福人群。其中築橋鋪路對開發交通,促進地方繁榮,更是發揮了極大的功能,佛教僧侶在這方面所作的貢獻,不勝枚舉。例如南宋的道詢法師,一生築橋二百多座,深受漳州、泉州人士愛戴;普足、了性、守淨法師等人,也是窮畢生之力,以募造橋梁,造福鄉梓為職務;道遇、明慶、思齊、蘊常、道琛、文達等法師,則致力於填壑鋪路,挖溝疏渠,以利舟楫、行人往來。他們為地方的開發、建設與發展所作的貢獻,都一致受到世人的尊崇。

此外,自古寺院舉辦朝山,乃至發明轎子、兜子,以便往來於崎嶇山路之間,這對於道路的開發,交通的發展,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寺院更常於路旁植樹造林、施茶施燈、提供住宿等,這些利濟行旅的措施,正是後來官方設置驛館的啟發。影響所及,鄰近的日本也受惠良多。

日本古代交通非常困難,旅行者必須攜帶糧食,夜宿荒野,大化革新後,效仿唐制,設有驛站,五里設立一驛,養有驛馬供官吏使用,河川設有官船。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三年(七五九),普照法師建議朝廷於驛路兩旁種植果樹,供旅人充饑,這是日本「並木」的起源。

又日本僧侶為免除旅人辛勞,修改道路,立布施屋,架橋、備渡船等。這些事蹟說明,不分中外,佛教對開發交通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印度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後,曾經數度派遣諸王子到斯里蘭卡等地傳教,根據現代考古學家調查顯示,在現在的巴基斯坦、犍陀羅以及阿富汗等地,都曾經發現寫著各種紀念阿育王碑文的石柱,可見在阿育王時代,佛教已經傳播到阿富汗等地。

中國的《梁書》也記載,遠在西元四五九年就有佛教僧侶慧深等五人,從中國(又說罽賓國)到美洲弘法,因此有學者據此研究發現,早在五世紀之初,中國人就已經熟悉了美洲,故有此一說:亞洲顯然是佛教的發祥地,中美洲社會的創立者。

甚至根據多項有力的史料證明,今日的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許多南海群島,遠在耶穌教和伊斯蘭教傳入之前,佛教早已隨著華人前往淘金而在當地生根萌芽,開花結果。可以說,歷代的佛教僧信為了文化交流,為了求法、譯經、參訪,憑著個人的信心、毅力,走遍了世界各國。今日佛光山的四眾弟子們,為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一樣走遍世界五大洲,到處建寺弘法,雖然困難,挫折不斷,終能一一突破,而為國際化的佛教走出了康莊大道。這些都足以證明佛教在開發交通,協助國家開疆拓土,促進文化交流上,具有極大的貢獻。可惜中國自古以來僧侶出國取經,政府不但未予支持,反而加以取締;尤其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內戰不斷,國力大量耗損在戰爭上,而未能對外發展外交,殊為可惜。

反觀西方的天主教、耶穌教,他們有國家政治作為後盾,所謂「聖經與飛機齊來,牧師與兵艦並進」,故今日放眼窮鄉僻壤,高山邊陲,隨處可見到他們的教堂,也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背景與力量。

不過,儘管科技再發達,物質再文明,都不能代替人情、人性。佛教尤其重視人際之間的精神與心意的交通,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除了靠有形的交通溝通、往來之外,更要建立一座心靈的橋梁,唯有透過慈悲的心橋,才能溝通人我,和諧人際。尤其,佛陀說:「我如善導,導人善路。」能夠跟著佛陀的真理前進,才是通往光明、幸福的人生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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