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30　佛教與交通事業

科技昌明，交通發達，舟車航運，何止一日千里。尤其近代各國不斷開拓航線、發展海運，陸路交通更是四通八達，其結果不但促進國際間的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社會繁榮，而且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例如今日旅遊事業興隆，一般人只要坐上幾小時的機程，就可以遨遊洲際，暢遊世界，真是「天涯若比鄰」。

然而，在古代陸海空交通工具尚未發達之前，一切都要靠人的雙腳，靠著意志力，一步一步的走出人際往來的道路。當中尤以佛教徒，特別是佛教僧侶，他們憑著求法、弘法的精神、毅力，一步一腳印的走出佛教弘傳的大道，同時也帶動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佛教僧信對交通的開拓，貢獻極大，此一事實，不論證之中外佛教史，或從人類文明發展史來看，都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歷代高僧走出文化交流的道路

中國是世界三大文明古國之一，因地理環境特殊，西為沙漠，東邊臨海，西南是西藏高原，對外交通不易，因而形成保守、閉塞的民風。所幸東漢明帝時，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歷代高僧或為西行求法，或為弘傳佛法於世界，終於走出中國與世界連線的通路。例如：連接歐亞，貫通東西，將中國的絲綢輸往歐洲，並且將西方的希臘、羅馬，與東方的中國、南方的印度文明結合起來的「絲路」，就是佛教僧侶以非凡的毅力和堅定的步伐，一步一腳印開拓出來的。

絲路貫通東西亞細亞大陸，是連接亞洲與歐洲東西交通的要道，全長七千多公里，通過中亞的綠洲和沙漠，綿亙西伯利亞森林地帶南邊的草原地帶，同時從蒙古通哈薩克大平原以及直通南俄草原地帶。進入歐洲以後，首先遇到喀爾巴阡山脈，越過山脈，就是現在的匈牙利。

這條以長安為起點的道路，在許多人心目中是一條充滿夢想和浪漫情調的世界。事實上，絲路沿途有沙漠、綠洲、草原，其中也有像塔克拉馬干一樣的大沙漠，北有天山，南有崑崙山，西方有帕米爾高原，更有喀喇崑崙、興都庫什等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山連綿不斷，所以要越過這些地區是非常艱辛的，尤其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更是難上加險。晉朝高僧法顯大師在西元三九九年曾橫越流沙，經西域到天竺，在他的《佛國記》裡就曾如此記載：「河沙中多有惡鬼熱風，遇則皆死，無一全者。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望極目，欲求度處，則莫知所以，唯以死人枯骨為標幟耳。」其艱難險阻，由此可見。

唐朝的玄奘大師，曾到印度留學，歷經風險，最後抱著「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回東土一步生」的決心，終於通過八百里流沙，不但取回無數經藏，更重要的是，走出中印的文化交流。

唐朝的高僧鑑真大師，因為悲憫東瀛沒有戒法，遂應日僧榮叡、普照的禮請，前往日本弘法。期間雖然歷經十二年的艱辛困頓，甚至幾度危及生命，大師始終懷抱著「為大事也，何惜生命」的悲願，終於在六十六歲那年，第六次出海成功，得以把佛教、文學、醫理、建築、服飾、美術、工藝、蔬果、文物制度等中國文化，散播在東瀛三島的土地上，使日本民眾能親炙大唐文化，因而受到日本人一致尊崇為「文化之父」。

中國歷代西行求法，乃至弘化各地的高僧，無論走陸路或取海道，所經各國，上至王公，下至庶民，無不熱忱迎接，禮遇優待。他們不僅為了求取佛經，其實也肩負著國民外交的使命，以及宣揚中國文化的責任，實乃文化傳播的先驅。他們對後世造成的影響與貢獻，撮其要者，有二：

一、為海外華僑開發的先驅

東漢時，佛教日漸繁榮。自此以後，佛教徒就往來海內海外，尤其一些求法的出家人，在南北朝時，經由廣州登船，西往印度者，據史籍可考，共有十人。香港青山寺的開山杯度禪師就是從廣州抵達香港的。

降至唐代，國人活躍於南海，由此向海外發展者，仍屬佛教僧侶為多，甚至超過南北朝好多倍以上。義淨三藏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約有近六十人前往印度，其中就有半數以上是經南海乘船而去；《宋高僧傳》也有記載，唐代取海道前往印度的佛教僧侶總數在四十人以上，可見自古以來，佛教僧侶就是向海外發展的先驅了。

今日遠居海外的華僑，殆以南洋群島為數最多，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最早這些地區的移民當中，大部份以信仰佛教為主，甚至到處可見佛教僧侶的足跡。直到近三百多年來，回教進入當地，佛教才日漸沒落。甚至明朝鄭和下南洋，行至麻六甲，所以今天麻六甲的青雲亭，可以說與中華文化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當年飄洋過海的佛教僧侶，他們實不啻為今日華僑海外發展的先鋒。

二、為研究史地學的寶典

歷代高僧西行求取佛經原典──梵文，不但有助於佛教在中國落地生根，甚而開出燦爛的花朵。尤其他們所撰述的西行記錄，更是今日研究中亞及南海史地學風的重要資料，例如法顯所著的《佛國記》，記述了作者親身經歷印度三十餘國的見聞；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則詳載了包括西域、印度、南海等一百三十餘國的地略、政情、宗教、文化、語言、歷史、聖跡等，取材廣博，記事精闢，可以說古今任何地理史籍名著均難望其項背。其次，義淨的《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前者為義淨留印二十五年的各國佛教見聞記，文中保存了許多有關佛教律儀的珍貴史料；後者為記述中國、朝鮮、南海求法的高僧周遊印度的事跡，並附有著者的親身經歷實況報導，內容有關南海各國的政情、宗教、文化、風俗、異聞等，又為法顯、玄奘之所不及者。

這些西行高僧的旅行記錄，不僅可以提供研究佛教歷史者所必需的資料，也是研究世界地理歷史學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參考資料。它的重要性尤其在於所撰述的旅程記錄，不但使中國與西域、印度、南海間得以溝通，傳播中國文化，尤其改變了世界史地學者對中亞、南海的觀念，增廣見聞。因為從前西方人所撰寫的世界史，大多不知中國有漢唐歷史，更遑論西域諸國了。所以中國高僧西行求法行程記錄，實為今日史學家、考古家、旅行家最確實的嚮導，其於史地學上的貢獻，於此可見一斑！

佛教慈善事業有助交通的開拓

「佛教以慈悲為懷」，這是一般人對佛教的印象與要求。而自古以來，佛教徒也的確一直致力於賑濟貧窮，照顧孤幼，乃至植樹造林，築橋鋪路，施燈照明，建亭施茶等慈善公益事業，以利濟行旅，造福人群。其中築橋鋪路對開發交通，促進地方繁榮，更是發揮了極大的功能，佛教僧侶在這方面所作的貢獻，不勝枚舉。例如南宋的道詢法師，一生築橋二百多座，深受漳州、泉州人士愛戴；普足、了性、守淨法師等人，也是窮畢生之力，以募造橋梁，造福鄉梓為職務；道遇、明慶、思齊、蘊常、道琛、文達等法師，則致力於填壑鋪路，挖溝疏渠，以利舟楫、行人往來。他們為地方的開發、建設與發展所作的貢獻，都一致受到世人的尊崇。

此外，自古寺院舉辦朝山，乃至發明轎子、兜子，以便往來於崎嶇山路之間，這對於道路的開發，交通的發展，也有相當的影響力。寺院更常於路旁植樹造林、施茶施燈、提供住宿等，這些利濟行旅的措施，正是後來官方設置驛館的啟發。影響所及，鄰近的日本也受惠良多。

日本古代交通非常困難，旅行者必須攜帶糧食，夜宿荒野，大化革新後，效仿唐制，設有驛站，五里設立一驛，養有驛馬供官吏使用，河川設有官船。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三年（七五九），普照法師建議朝廷於驛路兩旁種植果樹，供旅人充饑，這是日本「並木」的起源。

又日本僧侶為免除旅人辛勞，修改道路，立布施屋，架橋、備渡船等。這些事蹟說明，不分中外，佛教對開發交通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印度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後，曾經數度派遣諸王子到斯里蘭卡等地傳教，根據現代考古學家調查顯示，在現在的巴基斯坦、犍陀羅以及阿富汗等地，都曾經發現寫著各種紀念阿育王碑文的石柱，可見在阿育王時代，佛教已經傳播到阿富汗等地。

中國的《梁書》也記載，遠在西元四五九年就有佛教僧侶慧深等五人，從中國（又說罽賓國）到美洲弘法，因此有學者據此研究發現，早在五世紀之初，中國人就已經熟悉了美洲，故有此一說：亞洲顯然是佛教的發祥地，中美洲社會的創立者。

甚至根據多項有力的史料證明，今日的南美洲、非洲、澳洲，以及許多南海群島，遠在耶穌教和伊斯蘭教傳入之前，佛教早已隨著華人前往淘金而在當地生根萌芽，開花結果。可以說，歷代的佛教僧信為了文化交流，為了求法、譯經、參訪，憑著個人的信心、毅力，走遍了世界各國。今日佛光山的四眾弟子們，為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一樣走遍世界五大洲，到處建寺弘法，雖然困難，挫折不斷，終能一一突破，而為國際化的佛教走出了康莊大道。這些都足以證明佛教在開發交通，協助國家開疆拓土，促進文化交流上，具有極大的貢獻。可惜中國自古以來僧侶出國取經，政府不但未予支持，反而加以取締；尤其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內戰不斷，國力大量耗損在戰爭上，而未能對外發展外交，殊為可惜。

反觀西方的天主教、耶穌教，他們有國家政治作為後盾，所謂「聖經與飛機齊來，牧師與兵艦並進」，故今日放眼窮鄉僻壤，高山邊陲，隨處可見到他們的教堂，也就可以看出他們的背景與力量。

不過，儘管科技再發達，物質再文明，都不能代替人情、人性。佛教尤其重視人際之間的精神與心意的交通，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除了靠有形的交通溝通、往來之外，更要建立一座心靈的橋梁，唯有透過慈悲的心橋，才能溝通人我，和諧人際。尤其，佛陀說：「我如善導，導人善路。」能夠跟著佛陀的真理前進，才是通往光明、幸福的人生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