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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中興錫蘭佛教的達摩波羅

達摩波羅是近代錫蘭(今稱斯里蘭卡)的民族英雄、佛教的復興者及社會的改革家,更是弘揚佛法於世界的先驅。

錫蘭佛教始自西元前三世紀,由阿育王之子摩哂陀傳入,間接促成錫蘭文化的發達。西元十九世紀,錫蘭受葡、荷、英帝國主義統治近三百年以來,隨著長老教會及基督教的文化入侵,佛教日漸式微,達摩波羅懷著宗教家奉獻的精神,不憚勞煩地激勵錫蘭人民為復興民族、文化及錫蘭佛教而精進不懈。

達摩波羅創立聞名世界的「摩訶菩提會」,致力於整建聖地「菩提伽耶」,復興印度及世界各地佛教,分會遍及世界各洲,百年以來,各處佛蹟大為復興,佛教傳道之風日益盛行。

達摩波羅又戮力於慈善事業,復興佛教,進一步發展工業革命與提昇教育水準,一生為國為教竭盡心力,奔走於各國之間,以舟車為床,以佛法為糧,以頭陀苦行自勉,以捨我其誰的氣度立足世界舞台,不但在印度、錫蘭大有斬獲,西方人士亦深受其影響,儼然成為近代錫蘭之先導者。

為了便於傳教,達摩波羅以居士身分遊走於世界各國,直至臨終前披剃具戒,方實踐多年來成為比丘的心願,為其一生佛教事業畫下了圓滿句點。

少立宏願 興邦復教

十九世紀,在英國殖民政府鼓勵下,大量基督教傳教士湧入錫蘭,各式教會紛紛成立,協助英殖民政府建立學校,企圖以教育來間接廢除佛教。就讀這類學校較之佛教學校有更多特別優厚的權利,舉凡學費、假期、就業等,皆由政府輔助安排。因此,為了謀生,即使是佛教徒,最後也只得屈服於政策之下,一時之間,基督教人口暴增,錫蘭佛教受到嚴重威脅。

一八六四年,達摩波羅生於錫蘭可倫坡一個貴族家庭。父母親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受到當時風氣影響,為第一個孩子取了英國化的名——唐大衛‧赫瓦韋塔拉納(Don David Hevavitharana)。

時正值十九世紀民族復興運動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各地展開,這一波世紀革命浪潮由歐洲席捲至亞洲,在錫蘭掀起了民族主義與佛教的復興運動,儘管自幼受基督教的洗禮,達摩波羅受此影響,立志要喚醒錫蘭的民族意識,掃除次等公民的恥辱。

其時逢美國陸軍上校奧葛(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及其俄藉夫人波拉瓦斯基(H. P. Blavatsky,美國哲學家),加入錫蘭弘法行列,成為影響達摩波羅在佛教發展的啟蒙者。

誓救聖地 創設組織

一八八四年,達摩波羅二十歲,受到波拉瓦斯基夫人的鼓勵,開始研究巴利文,並加入奧葛上校成立的「佛教靈智學會」任秘書長,發願以佛教福利事業為終生職志,積極為宣揚佛法而工作。

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九年間,他同時管理佛教學校、佛教出版社及《山德拉薩報》(Sandarasa),並身兼護教委員會的助理秘書,為了能全力投入工作,甚至辭去政府公職。一八八八年,有別於報導當地佛教新聞的《山德拉薩報》,更進一步出版《佛教徒雜誌》,探討佛法與西方社會及心理學的關係,發行網遍及歐洲、美洲、澳洲、日本、印度等地,引起各國對佛教的重視。

一八八六年,二十二歲的達摩波羅隨著奧葛上校,擔任兩個月環島巡迴演說的翻譯工作。這次活動使他對錫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看到淳樸的百姓盲目的崇洋心理——昧地喝洋酒,取洋名,著洋服,以及其他墮落的行徑,甚且認為佛教是落伍的。他強烈意識到基督教種種具有破壞性的傳教活動所引起的危機,也悲痛於西方文化正腐蝕錫蘭民族性中的高貴特質。身為錫蘭人,拯救錫蘭的佛教及民族意識,成為他責無旁貸的工作。

此時,達摩波羅完全投入於佛教復興運動,他自詡為修道人,將名字「大衛」改為「安那加利卡‧達摩波羅」(Anagarika Dharmapala),意為捨離眷屬的護法者,開始了如頭陀般的傳教生活。

一八八九年,達摩波羅與奧葛上校赴日訪問,身負親善大使之責。

兩年之後,與日籍友人首次赴印度參訪佛陀聖地——鹿野苑及菩提伽耶。他乍見殘破不堪的聖地,成為印度教徒摩漢人招徠生意的搖錢樹,達摩波羅情緒激動地在菩提樹下立下大願:誓為拯救幾世紀來被遺忘的聖地而奉獻生命!

他開始寫信給各個佛教國家,向他們說明聖地的處境,並安排會議,爭取支援。又前往加爾各答募款,計畫從摩漢人手裡買回聖地。

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歲的達摩波羅,進一步於可倫坡創立國際性佛教組織——「摩訶菩提會」,開始向外國宣傳佛教,推行佛教復興運動,並提高錫蘭人民的教育水準。同年十月,於菩提伽耶首度召開國際佛教會議,出席者有錫蘭、中國、日本、緬甸及印度等各國代表。翌年五月,發行《摩訶菩提雜誌》,正式以文字向全世界報導該會的活動,互通消息,一百年來,已啟發了無數人研究佛教並皈依三寶。

同年,「摩訶菩提會」總會由可倫坡遷往加爾各答,內設有管理部、執行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等部門。復於鹿野苑、孟買等處興建寺廟、圖書館、學校、施診所等機構,從事修葺佛塔、保存佛蹟、提供醫療服務、興辦教育、安排朝聖者的食宿,以及佛書的整理、翻譯、出版等振興佛教的事業。

由於摩訶菩提會的努力,使錫蘭人民逐漸覺醒。數年後,錫蘭佛教徒成立諸如「青年佛教會」等組織,都是受到該會的啟發與鼓勵,拯救了錫蘭佛教。

屢仆屢進 各地傳教

一八九二年,達摩波羅除了應邀參加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外,仍不斷募款、安排會議,並與西藏佛教徒建立良好關係。

翌年二月,達摩波羅偕同奧葛上校及歐洲靈學家艾居先生訪問菩提伽耶,適逢摩漢人為了驅趕佛教徒,長久以來連續攻擊駐錫當地的錫蘭法師,而引發抗議風波,摩漢人明白地表示絕不放棄菩提伽耶。

面對摩漢人的蠻橫霸道,達摩波羅並不灰心,旋即轉往東京、上海演說募款,並在泰國成立摩訶菩提會分會。期間鼓勵贊助者有之,嘲笑漠視者亦不少。而愈挫愈勇的性格,使他四處碰壁之後,仍能懷著滿腔的熱血,繼續為拯救聖地而奔走。

第二年(一八九四)年底,達摩波羅率領著第一支朝聖隊伍,由錫蘭出發,再次踏上菩提伽耶,將所攜來的佛像安奉於菩提伽耶寺中。不料摩漢人強行將佛像搬走,棄置於庭院中,雙方為此展開長達六年的訴訟,爭取菩提伽耶的管理權。

然而一九〇〇年末,印度加爾各答最高法院偏袒摩漢人,將菩提伽耶寺劃歸其所有,並驅逐駐錫其內的比丘。遭受如此打擊,達摩波羅毫不沮喪,在他極力爭取之下,當地政府同意佛教徒於印度舉辦「衛塞節」的慶祝活動。至此,印度佛教的曙光初露,達摩波羅之功不可沒。

自一八九六起,兩年間,達摩波羅馬不停蹄地又動身前往美、英、法等國,為宣揚佛法及提醒各國關注佛教現狀而奔走疾呼,甚至有鑑於歐洲人藉著宗教,將西方不良風氣引進錫蘭的情形,試圖親往羅馬,要求與教宗面晤,無奈得不到任何回應而作罷。

一八九八年,達摩波羅三十四歲,決定再次環遊錫蘭全島。

在這次行旅之中,他不斷提醒同胞重視佛教及民族的偉大遺產,並以批評西方及復興佛教來提高錫蘭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在他的演說、論著中清楚地指明異族統治是國家衰微的主因,以「白種婆羅門」強烈地抨擊英國殖民政府。他的毅力與真誠,帶動了一股新熱潮,使佛教漸漸成為百姓的精神依靠。

次年,他籌組「北印度真理尋訪隊」。在為期四個月的旅程中,或與印度的朝聖者同行,或與當地過往的村民結伴,吃粗鄙的食物,睡臥在舖著乾草的泥地上。達摩波羅絲毫不在意環境的惡劣,只用心於體會中下階層因為無知、迷信所帶來的痛苦。貴族出身的他,因此與大眾的心更為接近了。

尋訪隊結束後,藉著受邀訪問南印度之便,他又舉辦了一系列巡迴演說,內容以排除加諸於賤民身上不平等待遇為主,灌輸大眾民族平等的觀念。

推廣工業 提升國力

二十世紀初年,受英國統治的錫蘭仍是一個未開發國家,達摩波羅在參訪西方工業文明國家之後,認為要使錫蘭國力強大,必須改進現有落後生產技術,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故於一九〇二年,第三度訪美,拜會多所研究機構及工業技術單位,期使自己在短時間內完全認識西方先進科技,進而引進到東方。

達摩波羅熱切期盼加速錫蘭這方面的發展,因而在四十歲這一年(一九〇四)取道印度,經福斯特女士協助,於鹿野苑創辦第一所工業發展的組織。回到錫蘭後,他決定再以環遊全島的方式,推廣發展工業的理念,因此錫蘭人民在聆聽佛法的同時,首次明白藉由西方工業文明改善目前貧困生活的可能,心中對未來重新燃起了希望。

達摩波羅先安排一些錫蘭年輕人赴日學習紡織及其他手工藝,然後藉著福斯特女士的財力支援,在加里近郊開辦第一所紡織學校,隨後又在可倫坡附近成立另一所。這是錫蘭工業革命的肇始,也是邁向開發中國家的一大步。

佛學西傳 錫蘭法難

不論身處何地,達摩波羅一定把握任何傳教的機會。

在訪問美國期間,他聽講了波士頓哈佛大學一堂心理學的課,是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教授所指導。該教授對達摩波羅為教為國的熱忱極表敬意,早已心儀這位國際知名的佛教領袖,遂邀請他上台授課。在聽完達摩波羅概述佛教心理學之後,詹姆斯教授大為讚歎佛法的奧祕與廣袤,他鄭重表示這將是未來二十五年內,人人都必須學習的心理學。達摩波羅將深奧的佛教理論介紹給西方社會的貢獻,由此昭然可知。

一九〇六年五月,除了對抗各種團體的反佛教運動,達摩波羅為了鼓勵同胞愛佛教和國家,又創辦《錫蘭佛教徒(Sinhala Buddhaya)週報》,具體藉由媒體來推動民族復興運動,揭露錫蘭人民的盲點,呼籲大眾重拾對文化、宗教的認同,重建經濟自主權,擺脫基督教及回教的壟斷壓迫。這份週報,使他在一九一一起兩年內,再度環遊全島推行民族復興運動時,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九一五年,由於印度回民攻擊一列遊行的佛教隊伍,引發遍及錫蘭全島的暴動,英國殖民政府下令戒嚴,以叛亂的罪名,恣意濫殺具有影響力的佛教領袖,佛教徒在此高壓政治中惶惶度日,《錫蘭佛教徒》也被迫停刊。達摩波羅雖身處印度,免除刑戮,此地英國殖民政府仍將他列為特殊人士,拘留在加爾各答五年之久。

留印期間,達摩波羅繼續弘化工作,政府的留難並不影響他的佛教事業。包括利用福斯特夫人的善款及自己勸募所得,在加爾各答籌建了「法王精舍」,禮請市長班果(Bengal)主持開光落成典禮。

最後工程 滿願示寂

自從達摩波羅誓願為復興佛陀聖地而獻身以來,便不辭舟車勞頓地周遊世界,也不因外在環境的躁動,或健康狀況的惡化而動搖信念,即使在一九二五年病況最嚴重,被迫住院開刀治療時,仍計劃在倫敦籌建精舍,並組織摩訶菩提會分會。

同年八月出院,年逾六十的達摩波羅即刻趕往英國倫敦勘查地形。幾場演講之後,為籌措款項再轉往美國三藩市。十二月,到了紐約都市講堂,舉辦了一場精闢的演說,隨後又至哈本城講堂為衛塞會議而演講。他所散發出的宗教家氣質,征服了眾多基督子民,如雷灌耳的掌聲,此起彼落地響徹西半球的天空。但就在佛教事業如日中天之際,達摩波羅不幸感染了嚴重的支氣管炎,過去的宿疾——胃病及心臟疾病,亦不斷啃噬著他衰殘的色身,因此不得不中斷所有的行程,回到錫蘭靜養。

一九三一年,病況不見起色,達摩波羅思及終生為教獻身,該是完成自己多年心願的時候了。三月底,抱病乘坐輪椅赴加爾各答鹿野苑,啟建其生命中最後一件建築工程,同時也在巴魯加穆威‧瑞巴塔法師(Baruggamuve Revata Thera)座下圓頂,成為沙彌,法號吉祥天友(Devamitta),年底並如願見到工程完工,舉行啟用典禮,命名為「根本香室精舍」。

一九三二年,達摩波羅六十九歲,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他深知將不久於人世,遂發願在命終前成為一名真正的比丘。次年元月十六日,由一群錫蘭首座比丘主持下,完成具足戒儀式,這時候他已到了病羸孱弱的地步了。

四月中旬,病危,達摩波羅拒絕用藥,他說:「這是我最後的時刻,為了復興佛教,我願再生印度婆羅門家,為了弘揚佛法,我希望再轉世二十五次!」多麼偉大的菩薩行者啊!

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圓寂於根本香室精舍,世壽七十。

達摩波羅投入佛教改革運動五十年,所從事的事業含括宗教教育、文化、經濟、工業、慈善等範疇,可說是全面性的國家復興者。而他對國際佛教的貢獻亦是成績斐然,「摩訶菩提會」的分會遍及各洲,強大的組織系統在世界各地發揮著相當的功能,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達摩波羅不愧為一代佛教弘法的導師,也是人間佛教徹底的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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