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17　中興錫蘭佛教的達摩波羅

達摩波羅是近代錫蘭（今稱斯里蘭卡）的民族英雄、佛教的復興者及社會的改革家，更是弘揚佛法於世界的先驅。

錫蘭佛教始自西元前三世紀，由阿育王之子摩哂陀傳入，間接促成錫蘭文化的發達。西元十九世紀，錫蘭受葡、荷、英帝國主義統治近三百年以來，隨著長老教會及基督教的文化入侵，佛教日漸式微，達摩波羅懷著宗教家奉獻的精神，不憚勞煩地激勵錫蘭人民為復興民族、文化及錫蘭佛教而精進不懈。

達摩波羅創立聞名世界的「摩訶菩提會」，致力於整建聖地「菩提伽耶」，復興印度及世界各地佛教，分會遍及世界各洲，百年以來，各處佛蹟大為復興，佛教傳道之風日益盛行。

達摩波羅又戮力於慈善事業，復興佛教，進一步發展工業革命與提昇教育水準，一生為國為教竭盡心力，奔走於各國之間，以舟車為床，以佛法為糧，以頭陀苦行自勉，以捨我其誰的氣度立足世界舞台，不但在印度、錫蘭大有斬獲，西方人士亦深受其影響，儼然成為近代錫蘭之先導者。

為了便於傳教，達摩波羅以居士身分遊走於世界各國，直至臨終前披剃具戒，方實踐多年來成為比丘的心願，為其一生佛教事業畫下了圓滿句點。

少立宏願　興邦復教

十九世紀，在英國殖民政府鼓勵下，大量基督教傳教士湧入錫蘭，各式教會紛紛成立，協助英殖民政府建立學校，企圖以教育來間接廢除佛教。就讀這類學校較之佛教學校有更多特別優厚的權利，舉凡學費、假期、就業等，皆由政府輔助安排。因此，為了謀生，即使是佛教徒，最後也只得屈服於政策之下，一時之間，基督教人口暴增，錫蘭佛教受到嚴重威脅。

一八六四年，達摩波羅生於錫蘭可倫坡一個貴族家庭。父母親都是虔誠的佛教徒，但受到當時風氣影響，為第一個孩子取了英國化的名──唐大衛‧赫瓦韋塔拉納（Don David He-vavitharana）。

時正值十九世紀民族復興運動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各地展開，這一波世紀革命浪潮由歐洲席捲至亞洲，在錫蘭掀起了民族主義與佛教的復興運動，儘管自幼受基督教的洗禮，達摩波羅受此影響，立志要喚醒錫蘭的民族意識，掃除次等公民的恥辱。

其時逢美國陸軍上校奧葛（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及其俄藉夫人波拉瓦斯基（H. P. Blavatsky，美國哲學家），加入錫蘭弘法行列，成為影響達摩波羅在佛教發展的啟蒙者。

誓救聖地　創設組織

一八八四年，達摩波羅二十歲，受到波拉瓦斯基夫人的鼓勵，開始研究巴利文，並加入奧葛上校成立的「佛教靈智學會」任秘書長，發願以佛教福利事業為終生職志，積極為宣揚佛法而工作。

一八八五到一八八九年間，他同時管理佛教學校、佛教出版社及《山德拉薩報》（Sandarasa），並身兼護教委員會的助理秘書，為了能全力投入工作，甚至辭去政府公職。一八八八年，有別於報導當地佛教新聞的《山德拉薩報》，更進一步出版《佛教徒雜誌》，探討佛法與西方社會及心理學的關係，發行網遍及歐洲、美洲、澳洲、日本、印度等地，引起各國對佛教的重視。

一八八六年，二十二歲的達摩波羅隨著奧葛上校，擔任兩個月環島巡迴演說的翻譯工作。這次活動使他對錫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看到淳樸的百姓盲目的崇洋心理──一昧地喝洋酒，取洋名，著洋服，以及其他墮落的行徑，甚且認為佛教是落伍的。他強烈意識到基督教種種具有破壞性的傳教活動所引起的危機，也悲痛於西方文化正腐蝕錫蘭民族性中的高貴特質。身為錫蘭人，拯救錫蘭的佛教及民族意識，成為他責無旁貸的工作。

此時，達摩波羅完全投入於佛教復興運動，他自詡為修道人，將名字「大衛」改為「安那加利卡‧達摩波羅」（Anagarika Dharmapala），意為捨離眷屬的護法者，開始了如頭陀般的傳教生活。

一八八九年，達摩波羅與奧葛上校赴日訪問，身負親善大使之責。

兩年之後，與日籍友人首次赴印度參訪佛陀聖地──鹿野苑及菩提伽耶。他乍見殘破不堪的聖地，成為印度教徒摩漢人招徠生意的搖錢樹，達摩波羅情緒激動地在菩提樹下立下大願：誓為拯救幾世紀來被遺忘的聖地而奉獻生命！

他開始寫信給各個佛教國家，向他們說明聖地的處境，並安排會議，爭取支援。又前往加爾各答募款，計畫從摩漢人手裡買回聖地。

一八九一年五月，二十七歲的達摩波羅，進一步於可倫坡創立國際性佛教組織──「摩訶菩提會」，開始向外國宣傳佛教，推行佛教復興運動，並提高錫蘭人民的教育水準。同年十月，於菩提伽耶首度召開國際佛教會議，出席者有錫蘭、中國、日本、緬甸及印度等各國代表。翌年五月，發行《摩訶菩提雜誌》，正式以文字向全世界報導該會的活動，互通消息，一百年來，已啟發了無數人研究佛教並皈依三寶。

同年，「摩訶菩提會」總會由可倫坡遷往加爾各答，內設有管理部、執行委員會、財政委員會等部門。復於鹿野苑、孟買等處興建寺廟、圖書館、學校、施診所等機構，從事修葺佛塔、保存佛蹟、提供醫療服務、興辦教育、安排朝聖者的食宿，以及佛書的整理、翻譯、出版等振興佛教的事業。

由於摩訶菩提會的努力，使錫蘭人民逐漸覺醒。數年後，錫蘭佛教徒成立諸如「青年佛教會」等組織，都是受到該會的啟發與鼓勵，拯救了錫蘭佛教。

屢仆屢進　各地傳教

一八九二年，達摩波羅除了應邀參加芝加哥世界宗教會議外，仍不斷募款、安排會議，並與西藏佛教徒建立良好關係。

翌年二月，達摩波羅偕同奧葛上校及歐洲靈學家艾居先生訪問菩提伽耶，適逢摩漢人為了驅趕佛教徒，長久以來連續攻擊駐錫當地的錫蘭法師，而引發抗議風波，摩漢人明白地表示絕不放棄菩提伽耶。

面對摩漢人的蠻橫霸道，達摩波羅並不灰心，旋即轉往東京、上海演說募款，並在泰國成立摩訶菩提會分會。期間鼓勵贊助者有之，嘲笑漠視者亦不少。而愈挫愈勇的性格，使他四處碰壁之後，仍能懷著滿腔的熱血，繼續為拯救聖地而奔走。

第二年（一八九四）年底，達摩波羅率領著第一支朝聖隊伍，由錫蘭出發，再次踏上菩提伽耶，將所攜來的佛像安奉於菩提伽耶寺中。不料摩漢人強行將佛像搬走，棄置於庭院中，雙方為此展開長達六年的訴訟，爭取菩提伽耶的管理權。

然而一九○○年末，印度加爾各答最高法院偏袒摩漢人，將菩提伽耶寺劃歸其所有，並驅逐駐錫其內的比丘。遭受如此打擊，達摩波羅毫不沮喪，在他極力爭取之下，當地政府同意佛教徒於印度舉辦「衛塞節」的慶祝活動。至此，印度佛教的曙光初露，達摩波羅之功不可沒。

自一八九六起，兩年間，達摩波羅馬不停蹄地又動身前往美、英、法等國，為宣揚佛法及提醒各國關注佛教現狀而奔走疾呼，甚至有鑑於歐洲人藉著宗教，將西方不良風氣引進錫蘭的情形，試圖親往羅馬，要求與教宗面晤，無奈得不到任何回應而作罷。

一八九八年，達摩波羅三十四歲，決定再次環遊錫蘭全島。

在這次行旅之中，他不斷提醒同胞重視佛教及民族的偉大遺產，並以批評西方及復興佛教來提高錫蘭人的民族意識，因此在他的演說、論著中清楚地指明異族統治是國家衰微的主因，以「白種婆羅門」強烈地抨擊英國殖民政府。他的毅力與真誠，帶動了一股新熱潮，使佛教漸漸成為百姓的精神依靠。

次年，他籌組「北印度真理尋訪隊」。在為期四個月的旅程中，或與印度的朝聖者同行，或與當地過往的村民結伴，吃粗鄙的食物，睡臥在舖著乾草的泥地上。達摩波羅絲毫不在意環境的惡劣，只用心於體會中下階層因為無知、迷信所帶來的痛苦。貴族出身的他，因此與大眾的心更為接近了。

尋訪隊結束後，藉著受邀訪問南印度之便，他又舉辦了一系列巡迴演說，內容以排除加諸於賤民身上不平等待遇為主，灌輸大眾民族平等的觀念。

推廣工業　提升國力

二十世紀初年，受英國統治的錫蘭仍是一個未開發國家，達摩波羅在參訪西方工業文明國家之後，認為要使錫蘭國力強大，必須改進現有落後生產技術，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故於一九○二年，第三度訪美，拜會多所研究機構及工業技術單位，期使自己在短時間內完全認識西方先進科技，進而引進到東方。

達摩波羅熱切期盼加速錫蘭這方面的發展，因而在四十歲這一年（一九○四）取道印度，經福斯特女士協助，於鹿野苑創辦第一所工業發展的組織。回到錫蘭後，他決定再以環遊全島的方式，推廣發展工業的理念，因此錫蘭人民在聆聽佛法的同時，首次明白藉由西方工業文明改善目前貧困生活的可能，心中對未來重新燃起了希望。

達摩波羅先安排一些錫蘭年輕人赴日學習紡織及其他手工藝，然後藉著福斯特女士的財力支援，在加里近郊開辦第一所紡織學校，隨後又在可倫坡附近成立另一所。這是錫蘭工業革命的肇始，也是邁向開發中國家的一大步。

不論身處何地，達摩波羅一定把握任何傳教的機會。

在訪問美國期間，他聽講了波士頓哈佛大學一堂心理學的課，是由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教授所指導。該教授對達摩波羅為教為國的熱忱極表敬意，早已心儀這位國際知名的佛教領袖，遂邀請他上台授課。在聽完達摩波羅概述佛教心理學之後，詹姆斯教授大為讚歎佛法的奧祕與廣袤，他鄭重表示這將是未來二十五年內，人人都必須學習的心理學。達摩波羅將深奧的佛教理論介紹給西方社會的貢獻，由此昭然可知。

一九○六年五月，除了對抗各種團體的反佛教運動，達摩波羅為了鼓勵同胞愛佛教和國家，又創辦《錫蘭佛教徒（Sinhala Buddhaya）週報》，具體藉由媒體來推動民族復興運動，揭露錫蘭人民的盲點，呼籲大眾重拾對文化、宗教的認同，重建經濟自主權，擺脫基督教及回教的壟斷壓迫。這份週報，使他在一九一一起兩年內，再度環遊全島推行民族復興運動時，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九一五年，由於印度回民攻擊一列遊行的佛教隊伍，引發遍及錫蘭全島的暴動，英國殖民政府下令戒嚴，以叛亂的罪名，恣意濫殺具有影響力的佛教領袖，佛教徒在此高壓政治中惶惶度日，《錫蘭佛教徒》也被迫停刊。達摩波羅雖身處印度，免除刑戮，此地英國殖民政府仍將他列為特殊人士，拘留在加爾各答五年之久。

留印期間，達摩波羅繼續弘化工作，政府的留難並不影響他的佛教事業。包括利用福斯特夫人的善款及自己勸募所得，在加爾各答籌建了「法王精舍」，禮請市長班果（Bengal）主持開光落成典禮。

最後工程　滿願示寂

自從達摩波羅誓願為復興佛陀聖地而獻身以來，便不辭舟車勞頓地周遊世界，也不因外在環境的躁動，或健康狀況的惡化而動搖信念，即使在一九二五年病況最嚴重，被迫住院開刀治療時，仍計劃在倫敦籌建精舍，並組織摩訶菩提會分會。

同年八月出院，年逾六十的達摩波羅即刻趕往英國倫敦勘查地形。幾場演講之後，為籌措款項再轉往美國三藩市。十二月，到了紐約都市講堂，舉辦了一場精闢的演說，隨後又至哈本城講堂為衛塞會議而演講。他所散發出的宗教家氣質，征服了眾多基督子民，如雷灌耳的掌聲，此起彼落地響徹西半球的天空。但就在佛教事業如日中天之際，達摩波羅不幸感染了嚴重的支氣管炎，過去的宿疾──胃病及心臟疾病，亦不斷啃噬著他衰殘的色身，因此不得不中斷所有的行程，回到錫蘭靜養。

一九三一年，病況不見起色，達摩波羅思及終生為教獻身，該是完成自己多年心願的時候了。三月底，抱病乘坐輪椅赴加爾各答鹿野苑，啟建其生命中最後一件建築工程，同時也在巴魯加穆威‧瑞巴塔法師（Baruggamuve Revata Thera）座下圓頂，成為沙彌，法號吉祥天友（Devamitta），年底並如願見到工程完工，舉行啟用典禮，命名為「根本香室精舍」。

一九三二年，達摩波羅六十九歲，健康狀態每況愈下，他深知將不久於人世，遂發願在命終前成為一名真正的比丘。次年元月十六日，由一群錫蘭首座比丘主持下，完成具足戒儀式，這時候他已到了病羸孱弱的地步了。

四月中旬，病危，達摩波羅拒絕用藥，他說：「這是我最後的時刻，為了復興佛教，我願再生印度婆羅門家，為了弘揚佛法，我希望再轉世二十五次！」多麼偉大的菩薩行者啊！

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圓寂於根本香室精舍，世壽七十。

達摩波羅投入佛教改革運動五十年，所從事的事業含括宗教教育、文化、經濟、工業、慈善等範疇，可說是全面性的國家復興者。而他對國際佛教的貢獻亦是成績斐然，「摩訶菩提會」的分會遍及各洲，強大的組織系統在世界各地發揮著相當的功能，扮演著承先啟後的角色。達摩波羅不愧為一代佛教弘法的導師，也是人間佛教徹底的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