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82　佛教與儒家

佛教於東漢時傳入中國，從古至今，在宗教史上皆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文化方面，也有十分深遠的影響。相對的，佛教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中國化的佛教，深具中國文化的精神與特色。

兩漢時期獨尊儒學，整個社會思潮皆以儒家思想為主流。佛法傳入東土後，由於與儒家思想有許多殊異處，也有不少共通點，因此一經接觸，便互相激盪排斥，也互相融攝吸收，終於形成一股澎湃的新流，使得中國文化日益壯闊。

佛、儒思想由相拒而相和，其間經歷一段相當長的演變過程，就佛教而言，融入濃厚的中國色彩，形成中國化的佛教；就儒家而言，吸取不少佛法的營養，從而復興沉寂千年的儒家，有所謂的「儒表佛裡」、「援佛入儒」的理學。

事實上，無論是儒家或佛教，從今日的觀點來看，皆已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血肉，難以分割。

儒家思想與佛教思想的比較

早在佛教思想出現之前，印度從奧義書到六派哲學，都以研究生死問題及解脫生死為歸趣，直到佛陀，更加以歸納綜合，創立佛教，因此以佛教思想代表印度文化。佛法的內容是三藏十二部，所探討的主題，是以人生解脫為中心，兼論及宇宙等問題。

在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孔子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孔子繼承二千五百年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禮、樂等六經為本，有系統的綜合整理和樹立一套道德倫理，這就是儒家思想。自此以後二千五百多年，一直受其影響。所以，中國文化以孔子的儒家為代表。

佛儒思想，自隋唐以降，曾經彼此融洽、調和，互相影響銷融，但二者還是各具特色，自成一家。今比較概述如下：

一、孝

中國歷代文化以儒家思想為主流，儒家學說則又以倫理道德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而孕育此民族精神者，首稱孝道。因此，歷代典籍莫不以孝道為其主旨，其中尤以孔子言孝最詳。比方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說：「唯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謂「求忠臣，必於孝悌門者」。因為一個人要能忠於職，忠於國，忠於民族，首先就必先求其能孝於父母，友於兄弟。父母的恩德昊天罔極，因此一個人如果對父母都不能行孝，而希望他能對人盡忠，豈不是緣木求魚？

講到佛教的倫理道德，也是以孝為宗，以孝為戒。所以，昔日佛陀曾為淨飯王抬棺，成為眾生報答父母劬勞之恩的典範；親赴忉利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俾使世人行孝奉親；教導弟子目犍連設盂蘭盆會，救度他的母親脫離地獄之苦。此外，佛經中關於闡揚孝道的經典尤多。諸佛聖賢莫不以孝行為百善之首，視作立論之道，因此，佛儒的倫理觀實無衝突。

佛教最重孝道，佛陀在《善生經》中揭示為人子者奉事父母應當：「一者、能奉養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為，恭順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違背；五者、不斷父母所為正業。」在《大寶積經》中說：「夫父母者，皆願利樂所生子故，難作能作，能忍一切難忍之事。假令種種不淨穢惡，皆能忍之。乳哺養育，無疲厭心。」佛陀強調父母的恩情，是要人們由體認父母無限的慈愛而引發孝道的思想。

孝是眾善的根本，若無孝道，則無以為善，所以說「百善孝為先」。孝有世間孝與出世間孝二種，世間的孝道是現世孝，譬如儒家認為甘旨供養，使父母現世安樂，衣食無缺，光宗耀祖，就是孝道。出世間的孝道是永久的孝，不僅要孝養現世父母，接引父母學佛，使他們免於輪迴之苦，就是過去世的累劫父母也要救度，使他們解脫六道輪迴，了生脫死，永得安樂。因此，佛教所說的「孝」是世出世間的大孝。

儒家注重家族制度，為維持代代香火不絕，認為繼承家嗣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而佛教的辭親出家，有乖無後為大之義；斷髮燃頂，有違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之訓。然而佛教卻是以出家為大孝。因為佛教的辭親出家，是為了廣度眾生，報答親恩，更是大孝。法琳的《破邪論》卷上說：「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世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大意也。」強調出家行道是報四恩，以救濟一切眾生為目的。

二、五戒與五常

古今中外，各個國家為安定社會，綱紀人倫的立法條目，都不能超越五戒的範疇。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就是佛教所謂的五戒。不殺生曰仁、不偷盜曰義、不邪淫曰禮、不妄語曰信、不飲酒曰智。但儒家的五常，僅止於勉人律己；而佛教的五戒，約自利而言：受持五戒就是入道的正因，若能精進不懈，則惑業漸消，功德漸長，最後得證聖果。約利他而言：五戒是淨化人心的良藥，一人受持，一人得益；萬人受持，萬人得益；若全世界人類共同受持，則大同世界指日可待。

三、慈悲與仁

《緇門崇行錄》說︰「仁義禮智，人之四端也，而仁為首；慈悲喜捨，佛之四心也，而慈為先。」儒家的仁愛與佛教的慈悲，經常被相提並論。

儒家所說的「仁」，從語原學來說，是二人的組合，孔子就是用「仁」來論述人與人的相互對待的關係，所以儒家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推己及人。」在儒家的觀念裡，愛有親疏，愛由親始，從尊敬自己的長輩推而及於他人的長輩，體恤自己的幼小廣被至他人的幼小；從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進而親戚、朋友，由自己血緣至親推廣開來去愛和自己相關的人。甚而愛心越擴大，連親疏差別都泯除，這就是民胞物與、物我一體的胸襟，也就是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懷，簡要的說，儒家的仁是從五倫「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進而擴大到「人飢己飢，人溺己溺」、「惻隱之心」的發揮。

佛教的慈悲是主動積極的拔苦與樂。《梵網經》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佛教的慈悲是建立在眾生平等上，視一切眾生與自己平等一如，一切有緣無緣眾生都要度化攝受。因此佛教的慈悲像源源不斷的活水，累劫累世綿綿無有止盡。例如地藏菩薩的「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永恆的慈悲；觀世音菩薩的「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也是永恆的慈悲。《金剛經》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一種無私無念的自然悲行。《法華經》的「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為救護」是諸佛如來的慈悲，其力量無限的大，程度無限的深，內容無限的寬，對象無限的廣，價值無限的重，利益無限的多。

所以，佛教提倡素食，以慈悲為懷，就是由於體認因緣法、眾生平等、法性一如的真理，以慈悲的精神，建立自他互易、怨親平等的觀念，愛護一切眾生。如古人說：「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古人為了憐憫老鼠飢餓無食，特地留下剩飯；為了慈恤飛蛾撲火，不敢輕易點燈，在慈悲之前，原本令人厭惡的老鼠也得到了難得的關愛。至於儒家所主張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啖其肉」、「君子遠庖廚」等，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中道與中庸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儒家以中庸為道德的最高標準。

佛教講不落兩端的中道似乎與儒家的中庸相近，事實上，較之中庸之說，其內容更為深廣。因為儒家的中庸，重於人道；佛法，可說一切都是中道。

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場，是離二邊的極端、邪執，取一種不偏於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佛教認為在修行上，要不偏於苦行或縱樂的生活；在思想上，要不離於有或無、常住或斷滅兩種極端的見解。所以，中道具有實踐上與理論上的兩種不同意義。在實踐意義上的中道，以實踐八正道為主；在理論上的中道，可以說就是「緣起」，也就是「空有不二」、「即真即俗」、「色心並舉」的智慧。如《金剛經》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所強調的就是佛法的中道生活。有了中道的生活，不但能不被八風所吹動，而且能在佛法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這就是智慧，就是佛法。

五、業與命

孔子認為人的實際遭遇由命決定，而個人的道德修養、國家的政治廉明，則決定於人的行為意願，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當政治理念不為諸侯眾人採納時，孔子會自我安慰：「老天是了解我的。」這說明他對「天」的信仰，但他也曾說，得罪了老天，禱告是沒有用的，這又顯示孔子並非凡事崇神迷信。闡揚孔子思想的孟子主張：「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這些說法近於佛教的因果業報論，不過佛教說業力是自己創造，不由神力；業報是機會均等，絕無特殊；業是善惡因果，決定有報。因果通於過去、未來、現在，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了解「善惡因果決定有報」的三世因果觀，可以讓我們捨惡行善，轉惡緣為善緣。尤其從三世因果觀中，知道業道眾生世世生生輪迴，互為眷屬。有了這層體認，必能激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慈悲心。能夠清楚的認識因果業報，必能把握業力而謀求自己的幸福。

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但是佛教主張除了順應天命、樂天知命外，更要進一步洗心革命。因為佛教的業是前途光明，希望無窮的，業的定律告訴我們，自己的前途操縱在自己的手裡，即使犯了滔天罪惡，只要依照佛陀所教導的法門，洗去心中的塵垢，淨化生命，終有天清月現，朗照大地的時候。

六、以人為本

在中國歷史上，先秦思想文化首度出現重大轉折，是在春秋時期的孔子。孔子之前的思想界所強調的是對「天」、「帝」的信仰，「天」不僅是眾神之首，而且是社會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宇宙的秩序，萬物的生長，乃至世間王朝的更替，國家的大事，一聽「天命」。從孔子起，開始把視野轉向現實界，把眼光轉向人，注重對人事的探討。而佛陀出生在人間，修行在人間，成道在人間，說法也是以人為本，期望人能學佛、行佛，達到離苦得樂的解脫境地。著重人間教化，以解決現世困厄為課題，佛儒雙方的立場是一致的。

佛教與儒家皆是主張以「人」為本，但兩者間不同的是，儒家的修持階位是屬佛教「五乘」（菩薩、緣覺、聲聞、天、人）中的「人乘」，以獲得現世福樂為旨趣。

佛教是人間的佛教，六祖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求菩提，恰如覓兔角。」佛教認為學佛的最終目標是成佛，但是要進趨佛果的前階是做人，所謂「人成即佛成」，把人做好，佛果也就完成。做人的條件很多，儒家說的是忠、信、孝、悌；佛教則說布施、持戒、禪定，這三者不但能讓我們將人做好，並且能使我們進一步生至天上；而人天福若是具足了，必能從人道漸次進入佛道。

七、自利利他

儒者是經過致知、誠意、正心而完成修身的目的，學佛者則以戒、定、慧三學為修持，兩者都是以自利利他為宗旨。佛教認為菩薩以利他為先，從利他中去完成自利。所以經典上說：「自未得度先度他，菩薩以是初發心。」儒家雖然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時刻不忘仁民愛物，不過在修學的過程，必先完成修身。能修身，然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因此，佛、儒皆認為：為學皆以修身為本，成聖成賢必須先從修己做起；但是佛法主張完成自利的同時，可以廣度眾生，莊嚴國土，儒家則以為修其身而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

佛教的自利利他，可以說是無限的深廣。談修身，是要徹底地去除我見，達到自在解脫；儒家的修身，雖然和佛教意旨相近，但是深度卻不夠。至於佛教的利他，論對象，不光是人類，且遍及一切眾生；論時間，不但是現在，更盡於未來際；論空間，則遍三界，不捨棄一個眾生。儒家但著重於人類，止於現在，局促在這個小天地。

又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於此表露無疑。然而儒家所謂的「天下」，始終以政治為要，因此「學而優則仕」。修身、齊家的目的，往往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但事實並不能盡如理想，或陷溺於名利追逐中，逞個己之私欲；或道行不通，只能獨善其身，明哲保身。

佛教在利己利他的修行過程中，強調菩薩道的無我精神，能淡泊名利，不慕榮華，不逞私欲，不貪求、不分別、不執著，只要是不危害社會而能利於大眾的工作，都願意盡心盡力的努力負責去做，為大眾謀求真正的福利。

儒家與佛教的交互關係

佛教自傳入中國以來，與儒學始終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茲以中國歷代學術思想的演變略加說明。中國學術思想的演進約分為六期︰

1.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

2.兩漢時期，儒學獨尊。

3.魏晉時期，道家特盛。

4.隋唐時期，佛學昌明。

5.宋明時期，儒學復興期（佛儒混合期）。

6.有清一代，古學綜合期。

儒家思想於春秋戰國時期崛起，至兩漢時期取得傳統文化的領導地位。此時佛教初傳，受到中國傳統思想相當的排斥，被視為神仙道術的一類。佛教徒為了讓國人接受此一新的信仰，往往藉由儒、道的經典來說明佛教義理的價值。《牟子理惑論》便是東漢末年牟子融和釋道儒三教思想的作品，論述佛教並不違背儒家與老莊思想。

東漢儒家對佛教的非難主要是：僧侶斷髮違背《孝經》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僧侶不婚無後，有違孝道；僧侶剃鬚髮、披袈裟、袒右肩，見人不行跪拜之禮，違背服飾行儀的禮制。這些問題即使在東漢以後，依然是歷代佛儒爭論的重點，如東晉慧遠大師就曾作《沙門不敬王者論》、《沙門袒服論》駁斥之。

牟子以儒家經典或聖人言行為依據，說明僧侶的行為舉止有其更崇高的道德意義，非比常人；更引用孔子言論，明示儒者對聖道的理解要靈活應用，注重其動機，不拘小節。慧遠大師則指出印度與中國的習俗不同，且僧侶乃出世修行者，與世人有別。他又進一步表示，只要實行儒家的仁愛和佛教的慈悲，則世間將趨於和諧統一。牟子與慧遠大師都是佛教徒致力調和佛儒的有力證明。

以現代觀點來看僧侶斷髮違背孝道的問題，可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詞雖是孝心的表現，但並不是一味的以愚孝的態度，終其一生不剃頭、剪髮；或遇有病痛，需動手術開刀割除肉瘤，則不予以治療；人死後，軀體必會腐爛，為要盡孝，而妄想能不死。再者，僧侶斷髮之舉，實以去除煩惱執著，現大丈夫相的決斷精神，破色身之執，求法身之證，應尚其精神，不重外相；僧侶不婚的行為，有其更崇高的大愛精神，捨小我而成就大我，沒有個人家族的觀念，以一切眾生皆是我的父母、我的親友，慈悲對待，真正實踐儒家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也是佛教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展現。

到了魏晉時期，道家特勝，以儒道融合的老莊玄學為思想主流，佛教則被認為是玄學的一類，因而引進大量佛經，《般若經》尤其受到歡迎。此一時期形成以老莊哲學解釋佛經的格義佛教，吸引許多士大夫學佛，以佛儒融合來接受佛教。

隋唐時期，三教融合的結果，終於使佛教開花結果，自成宗派，達於鼎盛。此時三教仍然不斷交融，佛教提出忠君尊王之說，宣傳佛教對孝道的尊崇，且儘量把佛儒的道德觀相比附，又以佛教的戒律類比儒家的德目。另一方面，道教也不斷與佛儒共融，漸漸形成三教同源論。

儒學經過隋唐的衰微期，直至北宋才有改觀。韓愈主張復古，他在〈原道〉一文中說︰「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說明儒學名存實亡，有千年之久，於是在此期間，佛教又受到儒家學者強烈的攻擊和批評，其所排斥的理由不外就是，佛教違背倫理綱常，佛教危害王道政治，佛教是夷夏之辨。但往往排斥愈烈，所受的影響則愈深，而且佛教此時在中國已有深厚的基礎，儒家唯有主動吸收佛教哲學才能走出一條生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理學」誕生了。

佛教認為學佛的最終目標是成佛，但是要進趨佛果的前階段是做人，所謂「人成即佛成」。

隋唐佛教三百多年的昌明時期，所討論的都是心性問題，其所涉及的範圍既深且廣，所謂「明心見性」、「即心即佛」、「性體圓融」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建立各宗的心性論。至於宋明理學家就在這幾百年間反覆討論心性論的問題，而吸取其中重要的思想，與儒家的綱常名相結合，形成理學，一改過去儒學只重視經論文字及外表的禮制儀節，從而重視追求生命的究竟真實，使得儒家在兩漢衰微後，再度復興。

理學是融合、吸收佛道哲學理論，把儒家倫理道德觀加以哲理化、神學化的產物，著重「心性」與「天道」的闡述，主張天理為本體與至善。宋代的新儒家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邵雍等人，於出入佛老之後，各有一番心得理論。到了南宋，更加發揚光大，如朱熹衍生出天理在人心的「心性論」，認為人要格物才能致知；王陽明則受禪宗「明心見性」、「人心即佛性」的影響，提出「心即理」之說，主張以道德規範來約束人，最後以「知行合一」來圓滿人生。

明朝亡國後，在滿清統治下的漢儒紛紛檢討理學的流弊。他們認為理學空疏無用，導致亡國，提倡解決現實人生問題的經世致用之學，並視為真儒學，被後世稱為「新經學」。然而受到滿清政府的高壓禁止，新經學漸漸淪為脫離現實問題的考據學。

鴉片戰爭後，西風東漸，至此，儒學可說是真正沒落了。清末民初出現了一些革命思想家，企圖透過改革，挽回國家的命運，其中以康有為、譚嗣同、章炳麟等最有貢獻，他們的共同點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康有為所著的《大同書》雖依據儒家《禮記‧禮運篇》，卻以佛教的華嚴思想來說明大同世界。基本上，康有為對傳統的儒教是持批判、改革立場的。譚嗣同通達法相、華嚴，是一位研究佛學的居士，他重視佛教的菩薩道，主張融通佛儒二教，並提出佛教的宇宙觀與自然科學相符之說。章炳麟則完全依據佛教的自覺理念，建立革命道德的理論基礎。他們所推動的自強革新運動雖然失敗，卻引導人們思惟傳統思想革新的路徑。五四運動，先進知識分子對儒家傳統文化加以批判、揚棄，使得儒家的道統徹底崩潰。

二十世紀初，在全盤西化思潮的刺激下，產生新儒家學派，以梁漱溟、熊十力等為代表人物。梁、熊熟諳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吸收西方哲學與新知而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復興。梁漱溟一生兼綜儒佛，希望以佛教的清淨真心完成儒者事業，以儒者事業實現佛教的宗教修養。他努力推展鄉村建設，卻沒有成功。熊十力融通佛儒思想，提出「新唯識論」，希望透過文化的宣導達成革新，以挽救國勢。新儒學派對近代中國的學術思想演進不無貢獻，可惜時至今日，中國儒家的倫常價值觀已不復從前。

人間佛教的佛儒交融

佛陀成道後，周遊五印，說法四十九年，所言所行都是契理應機的人間佛教。佛陀入滅後，印度佛教逐漸分化，經過部派、中觀、瑜伽等演進過程，傳入中國後，其面貌已有別於原始佛教。佛教在中國，與中國文化交融，至隋唐時代大放異彩，宗派林立。其中，禪宗獨具一格，主張「不立文字，見性成佛」。到了六祖惠能大師，提倡「即世間求解脫」，還回人間佛教的本來面目。

《六祖壇經》云︰「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這種平實入世的風格，使禪宗的發展迅速普及，亦深得講究三綱五常，修身齊家的儒者認同。唐宋儒者在人間佛教的接引下融入佛道，走向著重心性理學之路。

晚清時期，國家多難，內憂外患，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倍受打擊，各家紛求革新復興之道。明代以來，被趕入山林的佛教，在面臨教難的危機下，幸逢民初太虛大師積極提出改革，以「人生佛教」為號召，倡導大乘佛教利生濟世的精神，引導現代社會的人心和正思，觀察民族心理特點為何，世界人類的心理如何，希望藉由佛教來達到世界和平。太虛大師曾說：「中國二千多年文化的主流在儒，故在中心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又說︰「只有先成為一個完善的好人，然後才談得上學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麼還能去學超凡入聖的佛陀呢？」因此，唯有本著佛陀的精神，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業，才能讓自己讓國家更祥和，更安定，更有希望。

人間佛教以五乘共法、五戒十善、慈悲喜捨、六度四攝、因緣果報、禪淨中道為基本思想內容，融合了中印佛教，並涵蓋了中國數千年來的思想文化精髓。佛教對儒家予以「人乘」的定位，佛儒依然繼續交融。

中國佛教與儒家關係密切，無論是思想淵源或內容，雙方都有深厚的交互關係及影響。宋朝契嵩大師在〈寂子解〉中說︰「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宋朝孤山智圓大師也曾說︰「夫儒、釋者，言異而理貫，莫不化民，俾遷善遠惡也。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惟身與心，則內外別矣。蚩蚩生民，豈越於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嘻！儒乎，釋乎，其共為表裡乎！」佛、儒二者的交融，正是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要先入世後出世，要先度生後度死，要先生活後生死，要先縮小後擴大，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精神，建設人間淨土。

當代人間佛教具有傳統佛教的出世思想，更具備儒家的積極入世精神，強調隨順世間，利樂有情，把「利他」、「濟世」做為學佛的根本。人間佛教至今已開花結果，奉行人間佛教的國際佛光會遍布世界五大洲，這也正是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