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5　第一章 日本佛教簡史

日本佛教傳自中國，而且一衣帶水，自然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性格之下，它所呈現的信仰方式與內涵也有所差異。一千多年來的繁衍、發展，無論站在宗教實踐或學術研究的立場，都有了解的必要，現在我們從佛教的傳入、各個時代的發展狀況及特色，作簡明的敘述。

中日佛教的來往

一、飛鳥佛教

飛鳥佛教，一般指佛教傳入到大化革新（六四六）期間。由於推古天皇致力佛教興隆為國策，而天皇定都於大和的飛鳥地方，所以這個時代又稱飛鳥時代。

（一）佛教初傳的時間

日本隔海相望於中國，加上自古中日之間有著唇齒相依的密切關係，佛教的傳入日本是極為自然的事。據《扶桑略記》所載，繼體天皇十六年（五二二），漢人司馬達等，由韓國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坂田原結草庵，供奉佛像，這是民間流傳佛教最早傳入的年代。

佛教正式傳入年代有多種說法，目前較為公認的是依據《上宮聖德法王帝說》所記載，欽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濟聖明王遣使致贈天皇金銅釋迦像、幡蓋和經論等，這是佛教正式傳入日本的開始。

（二）初傳期的社會情勢

在《隋書‧倭國傳》中記載有佛教初傳日本的當地現況：「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佛教經論的傳入，方促使日本步入知性文化的時代。

佛教初傳時，大和朝廷還是氏族擅權的時代，天皇相當於部落的首長，各氏族都有自己的保護神（氏神）。面對佛教的傳來，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認為佛是「他國神」，是「蕃神」，他們唯恐佛將引致國神之怒，而把佛視為災厄之神。另有主張奉佛的蘇我氏，則認為佛是招福之神，將佛奉為自己氏族之神。物部與蘇我二氏之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是圍繞在佛究竟是福神或是厄神的問題上，而不是佛教義理上的爭辯。最後，尊佛派獲勝，蘇我稻目便捨其向原的房舍，改建佛寺，取名為向原寺，這是日本有佛寺的開始。後來又有造像、放生、造塔、建精舍、受戒、出家等佛教建設和儀式。

（三）聖德太子與佛教事業

日本初期佛教的弘揚，最大的功臣是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是從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開始攝政。他改革政治，積極吸收中國的文化，更大力弘揚佛法。曾詔令大臣在御前討論佛經，設無遮大會，創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禮請百濟、高麗等地的高僧至日本講學；親製《勝鬘》、《法華》、《維摩》等三經的義疏；又派遣小野妹子來中國求學，也設置僧官制度和頒布僧尼令。

聖德太子更制定「十七條憲法」，其中的第二條規定全民「篤信三寶」，標明以佛教為國教，將佛教作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為根本精神。由於太子篤信三寶，親自下詔興隆佛法，而使當時的佛教綻放燦爛的光彩。

聖德太子雖然深信佛法，卻也不廢除本來的神祇崇拜。那時的社會是信仰與祭神並行，他們信仰釋迦牟尼佛、藥師佛、觀世音、彌勒菩薩、四大天王，而且以消災、延命、治病、祈雨、護國等，作為崇拜的目的。他們是以求神的心態來奉佛，祈求平安如意的現在利益。

太子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六二二）病薨，時年四十九。有名的「天壽國繡帳」是太子妃緬懷太子，命宮女繡製的。上面繡有〈百字銘〉文，內有「世間虛假，唯佛是真」一語，道出太子對宗教體驗的感言，日後被視為太子的至理名言。

二、奈良佛教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是日本一次重大政經改革，史稱大化革新。從大化元年到遷都平安京，約一五〇年間，因為建都於奈良而稱為奈良時代。這是日本律令（刑法、行政法）政治的全盛時代。

（一）聖武天皇的佛化政策

推古朝以來，興隆佛法一直是國策，聖德太子時代的遣隋留學生、留學僧們，在這個時候相繼回國。他們在大化革新中，於建立新國家體制與佛法弘揚上擔綱大任。

在奈良初期，以聖武天皇（七二四～七四九在位）最熱心佛教事業的推展。他以佛教思想來建設國政，曾度僧三千，又花費十年的時間建立壯麗宏偉的東大寺，殿內供奉的奈良大佛，堪稱世界最大的佛像。以東大寺為中心，在諸封國各建有國分寺，法華寺為總國分僧（尼）寺。各國分寺都有封戶與土地，國家希望藉著僧尼的修持活動，達到護國的目的，成為祈禱守護國家的佛教組織體系。

這一時期的佛教，分為傳來佛教、貴族佛教和都市佛教三種。傳來佛教是由朝鮮、中國傳來，可說是純粹的佛教；貴族佛教流行於上層社會，受皇室保護，思想較保守；都市佛教則因寺院建在都市內外，受當地風俗薰習，是為混和的日本佛教。

由於佛教興隆，進展迅速，又受到歷代天皇的尊重，逐漸有政教不分的局面。到了奈良時代末期，律令政治動搖，宮廷腐敗，社會經濟動亂，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佛教僧侶也被捲入政治的漩渦，以致流弊叢生，僧侶和寺院也漸趨衰微。

（二）佛教事業

延續著聖德太子的福田事業，奈良時代的慈善事業非常發達，元正天皇及聖武天皇都設有「施藥院」和「悲田院」來救濟貧病的人民。

日本文學以漢文學為主，由於聖武天皇的提倡，產生了不少佛教詩歌。中國美術品和美術家的不斷輸入，也助長了藝術的發展。目前東大寺所保有當時的美術工藝品、雕刻、繪畫、鑄造、刺繡、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中，可窺知奈良朝的藝術風光。此外，寫經運動的提倡，除了政府官設的寫經事業，還有寺院和貴族私設的寫經所，對於廣布佛法及日本文化有很大貢獻。

（三）奈良六宗

這一時期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有六家，稱為「古京六宗」，就是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華嚴宗。其中，三論宗、法相宗屬於大乘教，成實宗和俱舍宗是小乘教。這四宗都是根據「論部」創立宗派，所以稱為「論宗」。

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六二五），高麗沙門慧觀前往日本，在元興寺弘揚三論宗，被推為日本空宗的始祖，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開始。七世紀末（天武皇朝），百濟僧侶道藏也至日本宣揚成實宗，不過在當時沒有獨立成宗，僅附屬於三論宗。

聖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六），唐朝僧侶道璿帶著華嚴章疏到日本，開始了華嚴宗。聖武天皇非常重視華嚴，他以東大寺為華嚴本宗，以華嚴思想來實現他政教一致的理想，所以當時的華嚴宗可說占有帝王宗教的地位。至於律宗，在鑑真律師到日本之前，雖然已有戒律的講學，但尚未設立戒壇。鑑真律師歷經許多風波災難，經過十一年，第六次才如願抵達日本，舉行傳戒大會，日本才正式有了律宗。

奈良諸大寺中，大多是諸宗並存的，研究者也多數是諸宗並學，學風極為自由，他們不限在某一寺院，而是經常遊學於諸寺之間。

這一時期的佛教，含有現世利益性、國家性、學術性的特性。一般說來，奈良時代的佛教在教理或活動方面，只是傳承中國，還沒有新的發展。

三、平安佛教

（一）佛教與政治關係

奈良末期，政治頹廢，社會秩序混亂，桓武天皇希望借重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國風，在延曆十三年（七九四）遷都平安京，揭開了約四百年歷史的平安時代的序幕，這一時期約從桓武天皇到後鳥羽天皇（七八一～一一九八）之間。

平安佛教依然以護國為目的，佛教學問的重心還是以南都為中心。在平安前期，以最澄、空海從唐朝傳入的新佛教最受矚目，信仰的傾向逐漸由顯到密；到了後期，因為天皇大權旁落、攝關的壟斷朝政及武士階層的抬頭，戰事頻繁，寺院為了自保，而有僧兵的設置，後來僧兵卻受著時政的牽制，背佛而行，仗勢橫行，加上天災不斷，於是末法思想與念佛法門應時而興。

（二）最澄大師與空海大師

最澄（七六七～八二二）較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年長七歲，兩人都是在十九歲時入山修行。最澄因目睹奈良佛教腐敗現象，於是登比叡山結庵自修；空海則因遇到一名僧侶授予「虛空藏菩薩求聞持法」，而放棄已就讀一年的大學明經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兩人同在延曆二十三年（八〇四），隨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後，最澄直訪天台山，從道邃、行滿受天台法脈，道邃並授予大乘菩薩戒。他還向牛頭宗翛然問禪。在等待歸航的一個月期間，隨順曉學密法，並接受灌頂。總計留唐八個月，在延曆二十四年歸國。

空海則輾轉到了長安，後訪寺擇師，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龍寺惠果門下，受到惠果的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示寂，空海於是四處參學，次年十月回國，留唐二年多。

最澄與空海同樣攜回大量的佛教經典，然因所修及專攻的不同，帶給日本佛教界的回響自是不一。

最澄歸國後，呈請天台法華宗獨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八〇六）獲准，這是天台宗正式開宗的一年。

天台法華宗在理論方面以《法華經》為根本，並配合禪、密及大乘戒，四宗融和是其特色。最澄主張顯密一致，在他的教學體系中，密教系統最為薄弱，後來經弟子們的努力，不斷引入中國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為鎌倉佛教的思想源流，而且平安朝後期的日本文化與藝術也以此地作為中心。

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壇的設置，深深影響日本佛教。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八一八），最澄宣布捨棄東大寺所受的小乘戒，並上呈《山家學生式》，說明大乘戒壇的設立是要培養「國寶、國師、國用」的大僧，然未獲核准。翌年，又撰《顯戒論》，依舊未准。直到最澄圓寂後的第七天，才獲敕許。翌年，日本佛教界開始實行他的新制度，傳授大乘戒的戒壇於是正式成立。

空海所傳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歡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八一六）敕准以高野山為真言宗的總本山，作為傳法修觀的道場。弘仁十四年（八二三）受賜東寺，積極以東寺為中心，展開弘法活動，因此後人稱他所傳的密教為東密。

他的弘法活動顧及民眾，遍及全國。又仿唐朝縣鄉辦學，在平安京設立「綜藝種智院」，聘請僧俗教師講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貴賤都可入學，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學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學。

空海盡其一生發揮了多方面的天賦，同時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學體系。他主張「即身成佛」，但並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的。在《辨顯密二教論》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論，以真言為最高，依次是華嚴、天台、三論等宗。又在《十住心論》一書中，將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個階段，稱為十住心；這部書將外道與世間道德納入整個思想體系中。空海示寂之後，真言宗在教理上的變化並不大，後代之所以發生分派，主要在修行儀式的日趨複雜，而引起意見上的爭執。

在最澄和空海來唐前後，也有不少僧侶同時來中國求學，所謂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叡、惠運、圓行、常曉、圓仁、圓珍等八人。他們所學的都與密宗有關，因此回國後，所傳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於教相判釋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東密。

開創天台宗的最澄，和創立密宗的空海，他們最大的貢獻，是將由中國傳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成為以皇室和國民為重點的國家佛教。

（三）平安末期的淨土思想

平安朝末期，武士階級抬頭，加上地方官吏、豪族的專橫奢侈，社會秩序呈現動盪紊亂的局面，佛教各大寺院也受到波及而產生僧兵之亂。傳統的佛教制度開始動搖，新的宗派也乘著不安穩的政局脫穎而出。最先出現的是含有淨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和惠心源信為代表，後來發展成淨土宗、真宗、時宗和融通念佛宗等，以及從台密蛻變出來的日蓮宗。禪宗的臨濟與曹洞兩派也在此時興起。

最澄的弟子圓仁（七九四～八六四）入唐之後，傳回五台山的五會念佛法門，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後天台宗內部漸漸興起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為目的的「不斷念佛」，原則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觀為主。

有「市聖」之稱的空也，在民間傳播淨土思想，以稱念佛號為主。源信撰著《往生要集》，將一百六十多部經典中有關淨土的教義編列一起，系統地闡釋彌陀教法，並以此為結社念佛的指南。此書對鎌倉淨土教的發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天台宗系的念佛者良忍是融通念佛宗的創始人。南都三論宗系的永觀、真言宗的覺鍐都是淨土思想的提倡者。

因此，奈良時代的國家性、學問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時代，便轉變成民間化的佛教了。

佛教日本化與發展

一、鎌倉佛教

源賴朝統一了平安時代末期的混亂，於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一一九二），在鎌倉設置將軍幕府，拉開武家政治的端緒。直到後醍醐天皇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北條高時滅亡為止，這段以鎌倉為政治中心的時代，稱為鎌倉時代。

鎌倉時代約有一五〇年的歷史，日本佛教經過飛鳥時代的定位、奈良時代的兼修、平安時代的融和，到了這一個時代，形成了一個轉變的時期。原先貴族的跋扈、教界的衰微，此時開始了反省、革新，於是產生舊有宗派的復興與新興宗派的興起。

新宗派的祖師們都是出身比叡山天台宗，他們的新主張被視為異端，舊佛教自認為南都諸宗真言與天台才是佛教的正統派。由於時代的動盪，新舊佛教相互之間產生了多元化的影響。今依時間先後次序，分三期介紹。

第一期：代表人物是法然與榮西

（一）法然與淨土宗

法然（一一三三～一二一二）是淨土宗的開祖，以平安的東山吉水為據點，弘布念佛法門。他主張在末法時代，世人應放下深奧難懂的聖道門，轉信簡易的淨土門。他反復強調「往生之道，念佛為先」，大力提倡口稱念佛。由於戰亂頻仍，人心動搖，法然提倡的稱名念佛，簡單易行，於是迅速擴展普及。法然圓寂之後，淨土教團的弟子們各執法然其中一部份的教說為正統，另立流派，宣揚念佛法門。

（二）榮西與臨濟禪

榮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被尊為日本禪的開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章疏三十餘部；歸國後，呈天台座主明雲。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來華，登天台山，師事臨濟宗黃龍派虛庵懷敞禪師。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始行禪規，道俗滿堂，遂於筑前博多建立聖福寺，這是日本禪寺的創始。他主張坐禪是萬人之道，雖大鈍少智之類，若能專心坐禪，必能得道；同時他也告誡弟子們，禪與天台、真言都是禪者應學之教。

榮西認為佛法與王法不可分離，興禪可以護國，因而受到鎌倉幕府的信任，建立壽福寺，亦於京都開創建仁寺，作為台、密、禪三宗兼學的道場，並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的臨濟宗。榮西之後，臨濟禪師輩出，加上宋朝諸位禪師的熱心傳布，形成一股蓬勃的禪風，得到幕府及武家的信奉與護持。

（三）慈圓與貞慶

鎌倉初期，舊佛教改革派對法然教團的責難最多，其中，出身攝關之家，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圓，大力批評法然一派。又有興福寺的貞慶，對於專修念佛的法然採取對峙態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復興，持戒堅固，是彌勒淨土的信奉者。

第二期：代表人物是明惠、親鸞與道元

（一）明惠與信滿成就

南都華嚴宗僧明惠（一一七三～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圓寂後，《選擇本願念佛集》公開於世，明惠讀了此書，驚訝他背離佛道，因此撰著《摧邪輪》嚴加批駁。

代表明惠圓熟思想的是《華嚴修禪觀照入解脫門義》一書，主張「信滿成就」，就是在信心圓滿成就後，即與佛齊等。書中並詳述其修行次第。

（二）親鸞與淨土真宗

親鸞（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又叫綽空，法然的弟子，是淨土真宗的開祖。九歲時登比叡山，居比叡山二十年，在煩惱中度日，離開比叡山後，皈依法然，主張絕對的他力信仰。法然在世曾遭天皇迫害，親鸞等七人也遭連坐之累，被流配邊地，這就是日本淨土史上的「建永法難」。

親鸞被流放五年後，獲得赦免，便轉往東國各地布教。東國地處偏遠，既窮且無文化，如何讓東國民眾們體認彌陀的慈悲與大願，是親鸞淨土思想的主要動力。他著有《教行信證》，闡述淨土真宗的教義，強調以信心為本。他認為一念決定往生，這一念信得自彌陀的功德回向，因此，念佛是報彌陀恩的行為。晚年，他更主張具有真實信心的人，必住於正定聚，與佛等同無異。比起法然的口稱念佛，親鸞的信心為本更簡化了修行的方法。

淨土真宗強調對阿彌陀佛的絕對信仰，主張他力往生。親鸞更自謂食肉帶妻的在俗生活並不妨礙念佛修行，此種生活態度迥異於淨土宗其他支派。

（三）道元與曹洞宗

道元（一二〇〇～一二五三），號希玄，二十三歲入宋求法。在大宋遍訪禪宗諸家，於天童山如淨禪師處證悟。歸國後，在越前的山奧創建永平寺，成為曹洞宗的中心道場。如淨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紹承曹洞宗「默照禪」的禪風；然而道元的禪風並非只是承襲宋代禪風，他的本證妙修是本覺思想的開展。主張修證一如，也就是打坐的同時即是證悟；「只管打坐」是他揭示實踐法門的一句名言。

道元終生不喜接近權貴，雖有後嵯峨天皇御賜紫方袍，但終生不曾披搭，他認為禪者應在山林僻靜處一心坐禪。遺有《正法眼藏》等諸多著作。示寂以後，弟子懷奘以永平寺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礎。

第三期：代表人物是日蓮與一遍

鎌倉末期，到處天災地變，饑饉瘟疫，社會動盪不安。這一時代的新佛教代表人物是日蓮與一遍。

（一）日蓮與日蓮宗

日蓮（一二二二～一二八二）出身漁民之家，一生慘遭法難的影響，卻在一次次的流配當中，逐漸開展出他獨特的思想。

一般天台家將《法華經》大分為前半的跡門與後半的本門二部。中國天台及日本的最澄均以跡門為重，日蓮卻以本門為終極。在他所著的《觀心本尊鈔》中說，觀心是「觀我己心，見十法界」，本尊則指久遠成佛的釋迦，就是法身佛。他主張，觀心（眾生）與本尊（佛）本是一體；《法華經》是一切經的眼目，是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眾生唯有藉著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經題，才能證悟。日蓮提倡口唱經題，並主張積極面對現實社會的奮鬥精神，是日蓮宗的一大特色。

（二）一遍與時宗

一遍（一二三九～一二八九）所創淨土宗的派別，稱為時宗。宗名取自《阿彌陀經》「臨命終時」之文。一遍禮淨土宗西山派的聖達為師，致力稱名念佛的修行。主張「佛法除當體一念無餘談」，否定要通過身語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認稱名念佛，認為佛號本身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亂的念佛，死後就可往生。

一遍採取舞蹈念佛遊行的方式傳教，稱為「踴躍念佛」。他帶著寫上「南無阿彌陀佛決定往生六十萬人」的小紙牌，分送給他勸化的人，又主張修行人應捨棄一切世俗願望，甚至經典，只要一心念佛。因此，日人尊稱他為「捨聖」、「遊行上人」。開始之時，他並沒有固定的傳教場所，至其弟子他阿時，建立了百餘所道場，但仍強調「身雖在此，心在遊行」。

鎌倉後期南都諸宗中，立志八宗兼弘的凝然等的學問佛教，也備受矚目；弘揚戒律的俊芿，以泉涌寺為中心，提倡北京律，頗受上下尊信。此外，叡尊與弟子忍性等在東大寺自誓受戒，並以西大寺為據點，兼倡戒律與密教，且積極發展慈善事業。

二、室町佛教

後醍醐天皇在元弘三年（一三三三）消滅執權的北條高時，結束了鎌倉幕府。後來足利尊氏又背叛天皇，占領鎌倉，後醍醐天皇於是往南遷徙，在吉野定都，北朝的幕府將軍則定都室町，這便是日本史上戰爭頻仍的南北朝時代，稱為室町時代。

（一）社會政治狀況

吉野室町時代的兩百多年裡，將軍獨裁，武士專橫，全國人民痛苦不堪，尤其農民因稅務負擔繁重，生活困苦，紛紛起來反抗，導致大規模的社會抗暴；領導參加抗暴的，有許多是淨土宗和真宗的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蓮如。

在佛教方面，各宗各派延續鎌倉以來的教勢，繼續發展。由於戰亂，佛教遂成為無所依恃的民心的唯一支柱。

（二）禪宗教系的發展

受到政局動亂的牽連，佛教也由鼎盛走向衰微，唯一不受影響的便是禪宗。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旨，很適合戰亂中希求淡泊明志的人心。所以在各宗衰退之時，只有禪宗一枝獨秀地活耀在社會各個階層，也因此產生混合禪味的日本茶道、花道、書道和劍道。禪宗初傳入日本時，就與當時的武士階級結合，武士們以禪宗的修行實踐，作為完成武士人格的培養方法；禪宗的高僧也受到將軍與武士的尊敬和擁護，自然助長了禪宗信仰的盛行。這時期最被推崇的，有臨濟宗的夢窗國師與大燈國師。

（三）五山文學

延續著奈良、鎌倉時代的形式，寺院常常成為學問的中心，僧侶也負起教育民眾的責任。他們藉著漢文典籍作知識的傳授，也重視精神生活的薰陶。

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宋僧一山一寧赴日，他的門下有虎關師鍊、雪村友梅、中嚴圓月、夢窗疏石，夢窗門下則有春屋妙葩、龍湫周澤、義堂周信、絕海中津、古劍妙快等，活躍於南北朝時代，開創了五山文學的黃金時代。

有七朝帝師之稱的夢窗疏石（一二七五～一三五一）確立了五山文學的地位。所謂「五山文學」，是指由當時五山十剎的禪僧開展出來的文學風格。五山十剎的僧侶，一方面與幕府關係密切而備受保護，另一方面又大量引進宋明的新文化，成為當代文化的代表。在漢詩方面，由推崇白樂天而改崇蘇東坡與黃山谷，文體也由駢麗而轉尊韓愈、柳宗元的古體。同時，還輸入宋學與宋代的水墨畫等。這些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創造了「五山文學」漢詩文、新儒學的研究及水墨畫、書道等等高度的文化，這是日本漢文學中表現相當優秀的部份。

後來，藉著日本商船與元朝的貿易往來，中日兩國的僧侶更進一步展開佛教及文化的交流，對日本文學、書法、繪畫等，都有很大的影響。

（四）淨土系諸宗的發展

淨土宗在法然圓寂之後，分為多派，其中，鎮西、西山二派的勢力最強。鎮西派受到江戶幕府的支持，成為淨土宗的正傳。

淨土真宗也是在親鸞歿後分裂為多派，直到第八代主蓮如（一四一五～一四九九）中興，以巧妙的說法，結合了已經分裂的諸派，甚至不少時宗的信徒也改宗信仰。本宗擁有許多農民信徒，並有強大的僧兵集團，在江戶時代之後分為十派，而以東、西本願寺勢力最強。

時宗依然保持其獨特的遊行習慣，或在戰場上與武士同行，稱為陣軍（或稱從軍僧），他們在江戶時代被視為危險分子而飽受彈壓。

（五）日蓮宗系的發展

日蓮歿後，弟子間為了正統之爭而相互對抗，日蓮宗因此分為多派。其中，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以京都為中心，熱心布教，深受京都町眾（工商業者）信奉、支持，形成了所謂「町眾文化」的基盤。此外，由於現世利益追求的傾向愈來愈強，遂逐漸引入諸神信仰、咒術等。本宗也擁有強大的僧兵集團。

三、江戶佛教

戰國時代的動亂，經由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平定，完成統一的局面。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又將秀吉的兒子秀賴殺滅，並於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一六〇〇）在江戶（今東京）設置幕府，直到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共二百六十多年，稱為江戶時代。

（一）社會政治狀況

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對佛教採取壓抑和控制的政策，如焚毀寺院、沒收寺產、掌握寺院經濟等。到了德川家康，時局已漸趨穩定，他頒行的鎖國政策，使日本減少外來的壓力和內部的紛爭，而維持了二百多年的江戶時代。在這時期，佛學和其他文化也在穩定的政局中安然的持續、進展。

德川家康是淨土教的信徒，因此在德川幕府期間，他一直站在保護佛教的立場，但又因惟恐佛教的力量影響政治，因此將佛教納入封建政權的體系中，讓宗派、寺院與僧侶都隸屬於幕府的管轄。例如頒發所謂「寺院法度」的佛教制度，用來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關係、寺院與信徒的依從關係、僧侶職位等級、財務的募化、新寺的建立等等對寺院的各種規定。此外，也實施「寺檀制度」，使全國每一個國民都歸屬於佛教的寺院。法度的限制和寺檀制度的建立，導致佛教的停滯與世俗化。到了江戶末期，在儒學與國學的積極推展之下，「廢佛毀釋」的呼聲高漲，佛教又進入黑暗期。

（二）黃檗宗的開創

江戶時代對外採取鎖國政策，不過對中國商船卻有適度的開放，於是留居日本的中國人漸漸增多，這些華人為了精神需要，在當地建立屬於中國人的寺院。長崎有名的有大唐寺、興福寺、崇福寺、福濟寺，就是在此時建立的。

這時期由中國應邀前往日本的禪師中，最受矚目的就是隱元隆琦（一五九二～一六七三）。隱元本屬於中國臨濟宗，但因受到蓮池大師「禪淨合一」思想的影響，宗風已不同於臨濟宗。他到日本之後，受到日本禪僧們的歡迎與幕府的重視，家綱將軍並賜地為他建寺，隱元以他在中國住的黃檗山萬福寺作為寺號，開創了黃檗宗。黃檗宗和臨濟宗、曹洞宗並稱，成為日本禪宗的第三大派。

為了獎勵佛學研究，各宗紛紛舉辦所謂的學林、檀林等教育機構來研究佛學，只是因為江戶幕府時代的佛教被列入封建制度的體系裡，在一定的法規之下，佛學的研究、宗派的發展，大多延續上一個時代，而無特出的新表現。另一方面，因為社會穩定，學術研究風氣興盛，儒學、國學、文學、史學，乃至日本的神道，也在這時大放異彩，可說是日本文化史上最發達的時代。

日本佛教的改革

一、明治維新期的改革

幕府不斷與外國簽訂商業條約，以致國權喪失，內部分裂和喪失民心。在內憂外患，瀕臨傾覆的情況下，幕府於孝明天皇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將大政奉還，第二年開始了明治維新。

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在「王政復古」、「祭政一致」的原則下，廢除僧位、僧官，規定僧侶只是一種職業，應稱姓氏。認為僧侶有食肉、娶妻、蓄子、蓄髮的自由。在維新的過程中，廢佛毀釋運動越演越熾，寺院佛像被毀，經典被焚，僧侶被迫還俗。佛教界面對這一連串的毀佛行動，最後由大批佛教徒發起「護法一揆」運動來反抗，才停止了這項毀佛的蔓延。

明治政府以神道為國教，並讓佛教依附神道而存在，引發佛教內部的強烈不滿。島地默雷、赤松連城等人在明治五年赴歐洲考察，回國後，將他們在歐洲關於宗教所見所聞，公開介紹，以世界宗教大勢來評駁政府的宗教政策，並要求政教分離、信仰自由。這些意見，受到明治政府的採納。因此，佛教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有幾點改變：

（一）中央集權化的宗教組織

在明治十五年，政府規定神道與佛教各宗設立總本山，各派設本山。各宗各派設管長，由管長負責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宗法規。各宗須在首都東京設本山辦事處，地方設教區，置教務所。按選區遴選宗譯員，組成各宗的譯會，定期召開宗務會議。

（二）熱心辦學

明治政府鼓勵各宗辦學，從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間（一八六八～一九二六），佛教各派興起辦大中小學的風氣。由佛教宗派創立的學校，除了講授宗學、培養佛教人才外，也設文理等其他學科，培養文教科技人才。

明治維新後，佛教學者紛紛前往歐美、印度、斯里蘭卡等國留學考察，在佛教的研究上，採用西方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又藉助漢、梵、巴、藏等文獻的研究比較，在佛典的研究和佛教史、教義、藝術等方面的整理與創新，獲得豐碩的成果。

明治中期以降，各宗派開始海外布教活動，在夏威夷、美、加等地，設置布教中心，派遣專職布教人員。其中，以真宗本願寺派及曹洞宗信徒最多，成效最佳。

此外，佛教社會事業非常興盛，施設的機構一年比一年增加，如佛教創辦的養老院、孤兒院、學校等，不計其數。

（三）鎮護國家的傳統

明治維新後，佛教雖然失去以前備受保護的特殊地位，但從整體看來，還是脫離了傳統佛教鎮護國家的傾向。大正時期，僧侶獲得參政權，各宗管長聯合組成「佛教護國團」。在國家日益軍國主義化時，某些傳統教團表示「護持天皇制，協力戰爭」，展開擁護戰爭的宣傳和資助活動。相對的，佛教界內部也出現一些有民主意識的學僧，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和侵略政策進行批評，並提出各種改革主張。

二、新宗教的抬頭

（一）戰後初期的社會情形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以「盟軍」最高司令部的名義，在日本公布了一系列條例，對日本進行「民主化」改革，其中明文規定：信教自由和政教分離，因此宗教界最突出的現象是新宗教的崛起。

戰後，在佛教方面，都市的寺院在戰火中受到破壞，農村寺院在農地改革中失去舊有的土地和租佃關係，大量的僧侶還俗從事教育、文化和國家公務員的工作，有些雖未還俗，也兼領其他工作。此外，不少教團、寺院積極興辦托兒所、幼稚園、學校、旅館和各種觀光事業。

（二）新宗教的分類與現狀

新興宗教是舊稱，現稱新宗教，這是日本近代宗教史上的新形式教團。從一八〇二年開始，如來教的教主據說被金毗羅大神附體，而定八月十一日是創教日，這是近代日本新宗教最早創教的一派。其後，日本新宗教教團不斷地成立。據日本宗教史學者松野純孝在《新宗教辭典》一書中所載，共有兩千多個新宗教成立。

新宗教大約可分為四類：一、佛教系；二、神道系；三、諸教雜糅系；四、外來的新興教系。在佛教系中，以日蓮系信仰最多，日蓮系教團的信徒人數是所有新宗教信徒的七成，占諸教中的第一位。其次是屬於密教系統的修驗道信仰。淨土與禪宗二宗所開創的新宗教，為數極少。新宗教的大部份教派，教義都相當素樸、簡單，著重在追求現實利益為中心，以人為本的救濟教義。

在二次大戰期間，大部份新宗教的活動被阻止，甚至遭到彈壓。戰後，信仰自由得到保障，各新宗教相繼展開自主性的活動。一九五〇年以降，日蓮系的創價學會教勢急遽擴展。到了現代，新宗教廣泛將都市中的市民、小生意人、農民、婦女、學生等各階層加以組織，成為宗教運動的主流。相反的，舊有的宗教除了學校、學術團體的學術研究外，給人的印象是「葬式佛教」。

有力的新宗教教團在教義的體系化與設施擴充方面，不斷推陳出新，海外布教也頗為活躍。發展較大的有：日蓮系的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靈友會、佛所護念會，真言系的真如苑，諸教雜糅系的 PL 教團、天理教，神道系的出雲大社教等。

日本佛教的特色

日本的佛教，是宗派分明的佛教。在早期，佛教各宗是由中國創設的，傳入日本後，逐漸演變為各宗混合的狀態，例如「禪淨雙修」、「教禪一致」、「八宗兼弘」等，信徒的信仰也以各宗兼修為常態。但在平安時期以後，日本的佛教信徒逐漸傾向專精信奉護持一宗一派，例如念佛的人不坐禪，坐禪的人不念佛，天台就是天台，華嚴就是華嚴，絕不容別宗的混入，所以專持一宗的修法，是日本佛教的特質。

宗派主義的修行法，在個人修養上能夠專一不混雜，固然有其優點，但從整個佛教的立場看，例如鎌倉、室町的佛教，可以說是宗派繽紛，百家齊鳴的時代；到了現代的新宗教間，常有因互不相讓的分歧見解，而引發教團間的紛爭事件，這是無法避免的缺失。因此，日本在近年來有各宗聯合會或友誼會的組織，就是為彌補此一缺點而產生的。

除了上述的特點外，佛教自印度興起，經中國、朝鮮而傳到日本，為適應日本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在彼此相互容攝之下，而產生一種獨特的日本佛教。總結其特色，有以下幾點：

1.日本佛教被視為保護國家的宗教，佛教徒也以護教者自居，因此佛教成為與皇室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佛教。

2.日本為維護國家安危，特重密教的咒術祈禱，因此咒術祈禱深深融入日本民眾的生活之中，成為追求現世利益的良方。

3.日本初期佛教，僧侶並不參與死者的喪葬。到了中世，禪宗傳入以後，中國喪禮法也隨之傳入，僧侶始擔當死者喪禮的主持人。其後，由於淨土信仰普及，因此主持喪禮遂逐漸成為僧侶的重要職務。

4.江戶時代的檀家制度盛行，致使佛教成為家族宗教。

5.日本佛教因與古來的神道思想同化、融和，而有所謂「本地垂跡」思想的產生。本地垂跡說，揭示神祇為佛陀所化現，所以各種神都被指為佛菩薩的化身所變現；神祇既是佛陀，神佛乃是一體，因此佛菩薩變化為神。這樣佛教和神道之間有著共同的領域範圍，而神道也列入了佛教的體系。自此以後，佛教與神道便成為日本宗教思想的一個整體。

6.現代日本的佛教，是現代學術化的佛教。日本每個國立大學裡，幾乎都設有印度哲學科和中國哲學科，以資佛學研究，同時在各宗派中，都設有佛教大學或佛教專科學校，作為佛學的研究機關。由這些佛教教學系統培養出的佛教人才，不計其數。從早期開拓現代佛學，功績顯赫的原垣山、村上專精、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宇井伯壽、荻原雲來、境野黃洋、常盤大定、椎尾辨匡、佐佐木月樵、望月信亨、齊滕唯信、渡邊旭海、羽溪了諦、小野玄妙、南條文雄、河口慧海、衛藤即應、友松圓諦、島地大等，還有前田慧雲、鷲尾順敬、長井真琴、忽滑谷快天、立花俊道、宮本正尊、林屋友次郎，乃至近代的佛學專家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長尾雅人、結城令聞、鎌田茂雄、平井俊榮等，人才濟濟，深深影響了日本現代佛教的走向。

日本全國由各宗派所創建的佛教系大學，簡介如下：

1.駒澤大學（東京都）：曹洞宗於一五九二年所創，一九二五年改制，以道元的禪學一如為校訓，設有佛教學部、禪學科，另外也有文學、商學、法學等科，是一所綜合大學。

2.愛知院大學（愛知縣）：曹洞宗所創，明治九年（一八七六）設立。文學部宗教科，設有佛教學、禪學、宗教學等科。

3.大正大學（東京都）：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天台宗大學和真言宗的豐山大學、淨土宗的宗教大學合併而成，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再加上「智山專門學校」而成三宗四派的聯合大學，佛教學科中設有梵文學、天台學、真言學、淨土學等科。

4.高野山大學（和歌山縣）：古義真言宗所創。大正十五年，為貫徹空海的教育精神而正式成立「高野山大學」，設有密教學科、佛教學科。

5.大谷大學（京都市）：淨土真宗所創，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設，真宗大學是它的前身，以親鸞的佛教精神為基盤。

6.龍谷大學（京都市）：淨土真宗所創，前身起源於一六三九年京都西本願寺建立的一所學堂，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改制。

7.花園大學（京都市）：明治五年（一八七二），臨濟宗所創，設有佛教學科，一九八八年成立國際禪學研究所。

8.佛教大學（京都市）：明治初年，淨土宗總本山知恩院所創。

9.立正大學（京都市）：明治五年（一八七二），日蓮宗所創。

10.種智院大學（京都市）：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真言宗所創。

11.同日大學（名古屋市）：大正十年（一九二一），淨土真宗所創。

其他還有四天王寺女子大學、創價大學、日本福祉大學等。

另外，在學術方面的研究學會有：印度學佛教學會、大谷大學宗教學會、駒澤大學宗教學研究會、駒澤大學禪學研究所、駒大佛教學會、種智院大學密教學會、禪學研究會、大正大學國際佛教研究所、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東北印度學宗教學會、南部佛教研究會、日本宗教學會、日本佛教學會、佛教經濟研究所、佛教大學學會、佛教文學研究會、日本密教學會等，每一個學會都出有學報，半年一期或一年一期。

綜觀日本的佛教，早期在「教理」和「實踐」上，是承襲中國傳統。像天台宗的「圓頓戒」，淨土真宗的「信念主義」，禪宗的「生活即佛法」，密宗的「即身成佛論」等教理，都是中國原有的。日本佛教的優點，也是特色所在，是在教化方面，例如日本的佛教是國家化、社會化，從佛教初傳，日本就是以國家的立場來接受、創辦佛教事業，而且上行下效，佛教自然能深入社會各階層，不只是宗教層面的信仰，更融入人民的生活裡，日本人的婚喪喜慶都和佛教有密切關係，日本的文學、劍道、茶道、繪畫等等，都深受佛教的影響。

到了二十世紀，日本將佛教的理想訴諸於現實層面，一邊參加法會祝禱，祈福消災，一方面做學術性的文獻考證研究，其學術研究成果已取得國際間的重視與肯定，堪稱是當今佛學研究的重鎮。但在另一方面，日本佛教至今仍保有「在家化」的特色。早先最澄主張的「真俗一貫」，空海主張的「真俗不離」，及親鸞提倡的「在家佛教」等，都可以看出日本對出家、在家的界限並不很分明；現在日本的僧侶大都是可以娶妻生子，這種現象成為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但也失去了佛教的原點。

人間佛教在日本

佛光山在日本的弘法，緣於西原佑一居士於美國西來寺親聆開山星雲大師開示後，深受感動，希望在日本也有一個可以聽聞佛法的道場，當地信眾也提出建寺的請求，於是一九九一年在慈容法師的指導下，成立東京佛光協會，西原居士為首任會長；一九九三年佛光山東京別院（後更名「東京佛光山寺」）落成啟用。

此後，因應信眾的需要，先後又成立佛光山大阪道場（後更名「大阪佛光山寺」）、名古屋禪淨中心（後遷址更名為「名古屋佛光山寺」）、福岡佛光山寺、臨濟宗佛光山本栖寺、群馬法水寺，除了帶領當地信眾弘法共修，也提供給寫經班、短歌社和婦女商工會等個人與團體使用，進行文化交流；東京別院在二〇〇七年於原址重建啟用，開辦更豐富多元的社教課程，為日本佛教帶來了新氣象。

一九九九年東京佛光山寺首先由東京都廳取得宗教法人認證。二〇〇一年，大阪佛光山寺也由兵庫縣政府核准通過法人資格；二〇〇三年「臨濟宗東京佛光山寺」升格為全國性宗教法人。

東京佛光山寺二〇一二年開始在池袋車站西口舉辦「台日文化交流」，以園遊會和日本舞、台灣表演舞蹈活動，加強彼此的互動，也因為活動的成功，政府每年都主動邀請續辦。

在公益服務方面，包括清潔環境、急難救助等，也深受當地政府和民間的肯定。尤以災難救助，如二〇一一年三一一震災，佛光山不僅向全世界會員發動募捐，總共送了四百噸的救援物資，同時也提供東北三縣五十名學生三年的獎學金，以及到南華大學全額免費留學，充分讓日本民眾了解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會」的宗旨，因此也和許多政府單位有了密切往來，並得以就援助救災實際功績，在二〇一三年申請通過成立 NPO 法人國際 BLIA，之後對外活動則都能以 NPO 法人為前導，突破了政教分離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