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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第一章 日本佛教簡史

日本佛教傳自中國,而且一衣帶水,自然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性格之下,它所呈現的信仰方式與內涵也有所差異。一千多年來的繁衍、發展,無論站在宗教實踐或學術研究的立場,都有了解的必要,現在我們從佛教的傳入、各個時代的發展狀況及特色,作簡明的敘述。

中日佛教的來往

一、飛鳥佛教

飛鳥佛教,一般指佛教傳入到大化革新(六四六)期間。由於推古天皇致力佛教興隆為國策,而天皇定都於大和的飛鳥地方,所以這個時代又稱飛鳥時代。

(一)佛教初傳的時間

日本隔海相望於中國,加上自古中日之間有著唇齒相依的密切關係,佛教的傳入日本是極為自然的事。據《扶桑略記》所載,繼體天皇十六年(五二二),漢人司馬達等,由韓國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坂田原結草庵,供奉佛像,這是民間流傳佛教最早傳入的年代。

佛教正式傳入年代有多種說法,目前較為公認的是依據《上宮聖德法王帝說》所記載,欽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濟聖明王遣使致贈天皇金銅釋迦像、幡蓋和經論等,這是佛教正式傳入日本的開始。

(二)初傳期的社會情勢

在《隋書‧倭國傳》中記載有佛教初傳日本的當地現況:「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佛教經論的傳入,方促使日本步入知性文化的時代。

佛教初傳時,大和朝廷還是氏族擅權的時代,天皇相當於部落的首長,各氏族都有自己的保護神(氏神)。面對佛教的傳來,排佛派代表物部氏認為佛是「他國神」,是「蕃神」,他們唯恐佛將引致國神之怒,而把佛視為災厄之神。另有主張奉佛的蘇我氏,則認為佛是招福之神,將佛奉為自己氏族之神。物部與蘇我二氏之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是圍繞在佛究竟是福神或是厄神的問題上,而不是佛教義理上的爭辯。最後,尊佛派獲勝,蘇我稻目便捨其向原的房舍,改建佛寺,取名為向原寺,這是日本有佛寺的開始。後來又有造像、放生、造塔、建精舍、受戒、出家等佛教建設和儀式。

(三)聖德太子與佛教事業

日本初期佛教的弘揚,最大的功臣是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是從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開始攝政。他改革政治,積極吸收中國的文化,更大力弘揚佛法。曾詔令大臣在御前討論佛經,設無遮大會,創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禮請百濟、高麗等地的高僧至日本講學;親製《勝鬘》、《法華》、《維摩》等三經的義疏;又派遣小野妹子來中國求學,也設置僧官制度和頒布僧尼令。

聖德太子更制定「十七條憲法」,其中的第二條規定全民「篤信三寶」,標明以佛教為國教,將佛教作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為根本精神。由於太子篤信三寶,親自下詔興隆佛法,而使當時的佛教綻放燦爛的光彩。

聖德太子雖然深信佛法,卻也不廢除本來的神祇崇拜。那時的社會是信仰與祭神並行,他們信仰釋迦牟尼佛、藥師佛、觀世音、彌勒菩薩、四大天王,而且以消災、延命、治病、祈雨、護國等,作為崇拜的目的。他們是以求神的心態來奉佛,祈求平安如意的現在利益。

太子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六二二)病薨,時年四十九。有名的「天壽國繡帳」是太子妃緬懷太子,命宮女繡製的。上面繡有〈百字銘〉文,內有「世間虛假,唯佛是真」一語,道出太子對宗教體驗的感言,日後被視為太子的至理名言。

二、奈良佛教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是日本一次重大政經改革,史稱大化革新。從大化元年到遷都平安京,約一五〇年間,因為建都於奈良而稱為奈良時代。這是日本律令(刑法、行政法)政治的全盛時代。

(一)聖武天皇的佛化政策

推古朝以來,興隆佛法一直是國策,聖德太子時代的遣隋留學生、留學僧們,在這個時候相繼回國。他們在大化革新中,於建立新國家體制與佛法弘揚上擔綱大任。

在奈良初期,以聖武天皇(七二四~七四九在位)最熱心佛教事業的推展。他以佛教思想來建設國政,曾度僧三千,又花費十年的時間建立壯麗宏偉的東大寺,殿內供奉的奈良大佛,堪稱世界最大的佛像。以東大寺為中心,在諸封國各建有國分寺,法華寺為總國分僧(尼)寺。各國分寺都有封戶與土地,國家希望藉著僧尼的修持活動,達到護國的目的,成為祈禱守護國家的佛教組織體系。

這一時期的佛教,分為傳來佛教、貴族佛教和都市佛教三種。傳來佛教是由朝鮮、中國傳來,可說是純粹的佛教;貴族佛教流行於上層社會,受皇室保護,思想較保守;都市佛教則因寺院建在都市內外,受當地風俗薰習,是為混和的日本佛教。

由於佛教興隆,進展迅速,又受到歷代天皇的尊重,逐漸有政教不分的局面。到了奈良時代末期,律令政治動搖,宮廷腐敗,社會經濟動亂,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佛教僧侶也被捲入政治的漩渦,以致流弊叢生,僧侶和寺院也漸趨衰微。

(二)佛教事業

延續著聖德太子的福田事業,奈良時代的慈善事業非常發達,元正天皇及聖武天皇都設有「施藥院」和「悲田院」來救濟貧病的人民。

日本文學以漢文學為主,由於聖武天皇的提倡,產生了不少佛教詩歌。中國美術品和美術家的不斷輸入,也助長了藝術的發展。目前東大寺所保有當時的美術工藝品、雕刻、繪畫、鑄造、刺繡、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中,可窺知奈良朝的藝術風光。此外,寫經運動的提倡,除了政府官設的寫經事業,還有寺院和貴族私設的寫經所,對於廣布佛法及日本文化有很大貢獻。

(三)奈良六宗

這一時期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有六家,稱為「古京六宗」,就是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華嚴宗。其中,三論宗、法相宗屬於大乘教,成實宗和俱舍宗是小乘教。這四宗都是根據「論部」創立宗派,所以稱為「論宗」。

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六二五),高麗沙門慧觀前往日本,在元興寺弘揚三論宗,被推為日本空宗的始祖,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開始。七世紀末(天武皇朝),百濟僧侶道藏也至日本宣揚成實宗,不過在當時沒有獨立成宗,僅附屬於三論宗。

聖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六),唐朝僧侶道璿帶著華嚴章疏到日本,開始了華嚴宗。聖武天皇非常重視華嚴,他以東大寺為華嚴本宗,以華嚴思想來實現他政教一致的理想,所以當時的華嚴宗可說占有帝王宗教的地位。至於律宗,在鑑真律師到日本之前,雖然已有戒律的講學,但尚未設立戒壇。鑑真律師歷經許多風波災難,經過十一年,第六次才如願抵達日本,舉行傳戒大會,日本才正式有了律宗。

奈良諸大寺中,大多是諸宗並存的,研究者也多數是諸宗並學,學風極為自由,他們不限在某一寺院,而是經常遊學於諸寺之間。

這一時期的佛教,含有現世利益性、國家性、學術性的特性。一般說來,奈良時代的佛教在教理或活動方面,只是傳承中國,還沒有新的發展。

三、平安佛教

(一)佛教與政治關係

奈良末期,政治頹廢,社會秩序混亂,桓武天皇希望借重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國風,在延曆十三年(七九四)遷都平安京,揭開了約四百年歷史的平安時代的序幕,這一時期約從桓武天皇到後鳥羽天皇(七八一~一一九八)之間。

平安佛教依然以護國為目的,佛教學問的重心還是以南都為中心。在平安前期,以最澄、空海從唐朝傳入的新佛教最受矚目,信仰的傾向逐漸由顯到密;到了後期,因為天皇大權旁落、攝關的壟斷朝政及武士階層的抬頭,戰事頻繁,寺院為了自保,而有僧兵的設置,後來僧兵卻受著時政的牽制,背佛而行,仗勢橫行,加上天災不斷,於是末法思想與念佛法門應時而興。

(二)最澄大師與空海大師

最澄(七六七~八二二)較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年長七歲,兩人都是在十九歲時入山修行。最澄因目睹奈良佛教腐敗現象,於是登比叡山結庵自修;空海則因遇到一名僧侶授予「虛空藏菩薩求聞持法」,而放棄已就讀一年的大學明經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兩人同在延曆二十三年(八〇四),隨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後,最澄直訪天台山,從道邃、行滿受天台法脈,道邃並授予大乘菩薩戒。他還向牛頭宗翛然問禪。在等待歸航的一個月期間,隨順曉學密法,並接受灌頂。總計留唐八個月,在延曆二十四年歸國。

空海則輾轉到了長安,後訪寺擇師,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龍寺惠果門下,受到惠果的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示寂,空海於是四處參學,次年十月回國,留唐二年多。

最澄與空海同樣攜回大量的佛教經典,然因所修及專攻的不同,帶給日本佛教界的回響自是不一。

最澄歸國後,呈請天台法華宗獨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八〇六)獲准,這是天台宗正式開宗的一年。

天台法華宗在理論方面以《法華經》為根本,並配合禪、密及大乘戒,四宗融和是其特色。最澄主張顯密一致,在他的教學體系中,密教系統最為薄弱,後來經弟子們的努力,不斷引入中國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為鎌倉佛教的思想源流,而且平安朝後期的日本文化與藝術也以此地作為中心。

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壇的設置,深深影響日本佛教。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八一八),最澄宣布捨棄東大寺所受的小乘戒,並上呈《山家學生式》,說明大乘戒壇的設立是要培養「國寶、國師、國用」的大僧,然未獲核准。翌年,又撰《顯戒論》,依舊未准。直到最澄圓寂後的第七天,才獲敕許。翌年,日本佛教界開始實行他的新制度,傳授大乘戒的戒壇於是正式成立。

空海所傳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歡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八一六)敕准以高野山為真言宗的總本山,作為傳法修觀的道場。弘仁十四年(八二三)受賜東寺,積極以東寺為中心,展開弘法活動,因此後人稱他所傳的密教為東密。

他的弘法活動顧及民眾,遍及全國。又仿唐朝縣鄉辦學,在平安京設立「綜藝種智院」,聘請僧俗教師講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貴賤都可入學,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學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學。

空海盡其一生發揮了多方面的天賦,同時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學體系。他主張「即身成佛」,但並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的。在《辨顯密二教論》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論,以真言為最高,依次是華嚴、天台、三論等宗。又在《十住心論》一書中,將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個階段,稱為十住心;這部書將外道與世間道德納入整個思想體系中。空海示寂之後,真言宗在教理上的變化並不大,後代之所以發生分派,主要在修行儀式的日趨複雜,而引起意見上的爭執。

在最澄和空海來唐前後,也有不少僧侶同時來中國求學,所謂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叡、惠運、圓行、常曉、圓仁、圓珍等八人。他們所學的都與密宗有關,因此回國後,所傳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於教相判釋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台密,和空海一派的東密。

開創天台宗的最澄,和創立密宗的空海,他們最大的貢獻,是將由中國傳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成為以皇室和國民為重點的國家佛教。

(三)平安末期的淨土思想

平安朝末期,武士階級抬頭,加上地方官吏、豪族的專橫奢侈,社會秩序呈現動盪紊亂的局面,佛教各大寺院也受到波及而產生僧兵之亂。傳統的佛教制度開始動搖,新的宗派也乘著不安穩的政局脫穎而出。最先出現的是含有淨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和惠心源信為代表,後來發展成淨土宗、真宗、時宗和融通念佛宗等,以及從台密蛻變出來的日蓮宗。禪宗的臨濟與曹洞兩派也在此時興起。

最澄的弟子圓仁(七九四~八六四)入唐之後,傳回五台山的五會念佛法門,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後天台宗內部漸漸興起以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為目的的「不斷念佛」,原則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觀為主。

有「市聖」之稱的空也,在民間傳播淨土思想,以稱念佛號為主。源信撰著《往生要集》,將一百六十多部經典中有關淨土的教義編列一起,系統地闡釋彌陀教法,並以此為結社念佛的指南。此書對鎌倉淨土教的發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天台宗系的念佛者良忍是融通念佛宗的創始人。南都三論宗系的永觀、真言宗的覺鍐都是淨土思想的提倡者。

因此,奈良時代的國家性、學問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時代,便轉變成民間化的佛教了。

佛教日本化與發展

一、鎌倉佛教

源賴朝統一了平安時代末期的混亂,於後鳥羽天皇建久三年(一一九二),在鎌倉設置將軍幕府,拉開武家政治的端緒。直到後醍醐天皇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北條高時滅亡為止,這段以鎌倉為政治中心的時代,稱為鎌倉時代。

鎌倉時代約有一五〇年的歷史,日本佛教經過飛鳥時代的定位、奈良時代的兼修、平安時代的融和,到了這一個時代,形成了一個轉變的時期。原先貴族的跋扈、教界的衰微,此時開始了反省、革新,於是產生舊有宗派的復興與新興宗派的興起。

新宗派的祖師們都是出身比叡山天台宗,他們的新主張被視為異端,舊佛教自認為南都諸宗真言與天台才是佛教的正統派。由於時代的動盪,新舊佛教相互之間產生了多元化的影響。今依時間先後次序,分三期介紹。

第一期:代表人物是法然與榮西

(一)法然與淨土宗

法然(一一三三~一二一二)是淨土宗的開祖,以平安的東山吉水為據點,弘布念佛法門。他主張在末法時代,世人應放下深奧難懂的聖道門,轉信簡易的淨土門。他反復強調「往生之道,念佛為先」,大力提倡口稱念佛。由於戰亂頻仍,人心動搖,法然提倡的稱名念佛,簡單易行,於是迅速擴展普及。法然圓寂之後,淨土教團的弟子們各執法然其中一部份的教說為正統,另立流派,宣揚念佛法門。

(二)榮西與臨濟禪

榮西(一一四一~一二一五)被尊為日本禪的開祖。仁安三年(一一六八)入宋,至天台山求法,得天台章疏三十餘部;歸國後,呈天台座主明雲。文治三年(一一八七),再次來華,登天台山,師事臨濟宗黃龍派虛庵懷敞禪師。建久二年(一一九一)返日,始行禪規,道俗滿堂,遂於筑前博多建立聖福寺,這是日本禪寺的創始。他主張坐禪是萬人之道,雖大鈍少智之類,若能專心坐禪,必能得道;同時他也告誡弟子們,禪與天台、真言都是禪者應學之教。

榮西認為佛法與王法不可分離,興禪可以護國,因而受到鎌倉幕府的信任,建立壽福寺,亦於京都開創建仁寺,作為台、密、禪三宗兼學的道場,並融和三宗而形成日本的臨濟宗。榮西之後,臨濟禪師輩出,加上宋朝諸位禪師的熱心傳布,形成一股蓬勃的禪風,得到幕府及武家的信奉與護持。

(三)慈圓與貞慶

鎌倉初期,舊佛教改革派對法然教團的責難最多,其中,出身攝關之家,四度登天台座主的慈圓,大力批評法然一派。又有興福寺的貞慶,對於專修念佛的法然採取對峙態度,一心致力法相宗的復興,持戒堅固,是彌勒淨土的信奉者。

第二期:代表人物是明惠、親鸞與道元

(一)明惠與信滿成就

南都華嚴宗僧明惠(一一七三~一二三二),最初仰慕法然,法然圓寂後,《選擇本願念佛集》公開於世,明惠讀了此書,驚訝他背離佛道,因此撰著《摧邪輪》嚴加批駁。

代表明惠圓熟思想的是《華嚴修禪觀照入解脫門義》一書,主張「信滿成就」,就是在信心圓滿成就後,即與佛齊等。書中並詳述其修行次第。

(二)親鸞與淨土真宗

親鸞(一一七三~一二六二),又叫綽空,法然的弟子,是淨土真宗的開祖。九歲時登比叡山,居比叡山二十年,在煩惱中度日,離開比叡山後,皈依法然,主張絕對的他力信仰。法然在世曾遭天皇迫害,親鸞等七人也遭連坐之累,被流配邊地,這就是日本淨土史上的「建永法難」。

親鸞被流放五年後,獲得赦免,便轉往東國各地布教。東國地處偏遠,既窮且無文化,如何讓東國民眾們體認彌陀的慈悲與大願,是親鸞淨土思想的主要動力。他著有《教行信證》,闡述淨土真宗的教義,強調以信心為本。他認為一念決定往生,這一念信得自彌陀的功德回向,因此,念佛是報彌陀恩的行為。晚年,他更主張具有真實信心的人,必住於正定聚,與佛等同無異。比起法然的口稱念佛,親鸞的信心為本更簡化了修行的方法。

淨土真宗強調對阿彌陀佛的絕對信仰,主張他力往生。親鸞更自謂食肉帶妻的在俗生活並不妨礙念佛修行,此種生活態度迥異於淨土宗其他支派。

(三)道元與曹洞宗

道元(一二〇〇~一二五三),號希玄,二十三歲入宋求法。在大宋遍訪禪宗諸家,於天童山如淨禪師處證悟。歸國後,在越前的山奧創建永平寺,成為曹洞宗的中心道場。如淨是洞山良价的法系,紹承曹洞宗「默照禪」的禪風;然而道元的禪風並非只是承襲宋代禪風,他的本證妙修是本覺思想的開展。主張修證一如,也就是打坐的同時即是證悟;「只管打坐」是他揭示實踐法門的一句名言。

道元終生不喜接近權貴,雖有後嵯峨天皇御賜紫方袍,但終生不曾披搭,他認為禪者應在山林僻靜處一心坐禪。遺有《正法眼藏》等諸多著作。示寂以後,弟子懷奘以永平寺為中心,初步奠定日本曹洞宗的基礎。

第三期:代表人物是日蓮與一遍

鎌倉末期,到處天災地變,饑饉瘟疫,社會動盪不安。這一時代的新佛教代表人物是日蓮與一遍。

(一)日蓮與日蓮宗

日蓮(一二二二~一二八二)出身漁民之家,一生慘遭法難的影響,卻在一次次的流配當中,逐漸開展出他獨特的思想。

一般天台家將《法華經》大分為前半的跡門與後半的本門二部。中國天台及日本的最澄均以跡門為重,日蓮卻以本門為終極。在他所著的《觀心本尊鈔》中說,觀心是「觀我己心,見十法界」,本尊則指久遠成佛的釋迦,就是法身佛。他主張,觀心(眾生)與本尊(佛)本是一體;《法華經》是一切經的眼目,是諸宗的核心,因此末法眾生唯有藉著稱念「南無妙法蓮華經」的經題,才能證悟。日蓮提倡口唱經題,並主張積極面對現實社會的奮鬥精神,是日蓮宗的一大特色。

(二)一遍與時宗

一遍(一二三九~一二八九)所創淨土宗的派別,稱為時宗。宗名取自《阿彌陀經》「臨命終時」之文。一遍禮淨土宗西山派的聖達為師,致力稱名念佛的修行。主張「佛法除當體一念無餘談」,否定要通過身語意的一切修行,只承認稱名念佛,認為佛號本身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只要一心不亂的念佛,死後就可往生。

一遍採取舞蹈念佛遊行的方式傳教,稱為「踴躍念佛」。他帶著寫上「南無阿彌陀佛決定往生六十萬人」的小紙牌,分送給他勸化的人,又主張修行人應捨棄一切世俗願望,甚至經典,只要一心念佛。因此,日人尊稱他為「捨聖」、「遊行上人」。開始之時,他並沒有固定的傳教場所,至其弟子他阿時,建立了百餘所道場,但仍強調「身雖在此,心在遊行」。

鎌倉後期南都諸宗中,立志八宗兼弘的凝然等的學問佛教,也備受矚目;弘揚戒律的俊芿,以泉涌寺為中心,提倡北京律,頗受上下尊信。此外,叡尊與弟子忍性等在東大寺自誓受戒,並以西大寺為據點,兼倡戒律與密教,且積極發展慈善事業。

二、室町佛教

後醍醐天皇在元弘三年(一三三三)消滅執權的北條高時,結束了鎌倉幕府。後來足利尊氏又背叛天皇,占領鎌倉,後醍醐天皇於是往南遷徙,在吉野定都,北朝的幕府將軍則定都室町,這便是日本史上戰爭頻仍的南北朝時代,稱為室町時代。

(一)社會政治狀況

吉野室町時代的兩百多年裡,將軍獨裁,武士專橫,全國人民痛苦不堪,尤其農民因稅務負擔繁重,生活困苦,紛紛起來反抗,導致大規模的社會抗暴;領導參加抗暴的,有許多是淨土宗和真宗的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蓮如。

在佛教方面,各宗各派延續鎌倉以來的教勢,繼續發展。由於戰亂,佛教遂成為無所依恃的民心的唯一支柱。

(二)禪宗教系的發展

受到政局動亂的牽連,佛教也由鼎盛走向衰微,唯一不受影響的便是禪宗。禪宗明心見性的宗旨,很適合戰亂中希求淡泊明志的人心。所以在各宗衰退之時,只有禪宗一枝獨秀地活耀在社會各個階層,也因此產生混合禪味的日本茶道、花道、書道和劍道。禪宗初傳入日本時,就與當時的武士階級結合,武士們以禪宗的修行實踐,作為完成武士人格的培養方法;禪宗的高僧也受到將軍與武士的尊敬和擁護,自然助長了禪宗信仰的盛行。這時期最被推崇的,有臨濟宗的夢窗國師與大燈國師。

(三)五山文學

延續著奈良、鎌倉時代的形式,寺院常常成為學問的中心,僧侶也負起教育民眾的責任。他們藉著漢文典籍作知識的傳授,也重視精神生活的薰陶。

日本正安元年(一二九九),宋僧一山一寧赴日,他的門下有虎關師鍊、雪村友梅、中嚴圓月、夢窗疏石,夢窗門下則有春屋妙葩、龍湫周澤、義堂周信、絕海中津、古劍妙快等,活躍於南北朝時代,開創了五山文學的黃金時代。

有七朝帝師之稱的夢窗疏石(一二七五~一三五一)確立了五山文學的地位。所謂「五山文學」,是指由當時五山十剎的禪僧開展出來的文學風格。五山十剎的僧侶,一方面與幕府關係密切而備受保護,另一方面又大量引進宋明的新文化,成為當代文化的代表。在漢詩方面,由推崇白樂天而改崇蘇東坡與黃山谷,文體也由駢麗而轉尊韓愈、柳宗元的古體。同時,還輸入宋學與宋代的水墨畫等。這些對日本文化影響深遠,創造了「五山文學」漢詩文、新儒學的研究及水墨畫、書道等等高度的文化,這是日本漢文學中表現相當優秀的部份。

後來,藉著日本商船與元朝的貿易往來,中日兩國的僧侶更進一步展開佛教及文化的交流,對日本文學、書法、繪畫等,都有很大的影響。

(四)淨土系諸宗的發展

淨土宗在法然圓寂之後,分為多派,其中,鎮西、西山二派的勢力最強。鎮西派受到江戶幕府的支持,成為淨土宗的正傳。

淨土真宗也是在親鸞歿後分裂為多派,直到第八代主蓮如(一四一五~一四九九)中興,以巧妙的說法,結合了已經分裂的諸派,甚至不少時宗的信徒也改宗信仰。本宗擁有許多農民信徒,並有強大的僧兵集團,在江戶時代之後分為十派,而以東、西本願寺勢力最強。

時宗依然保持其獨特的遊行習慣,或在戰場上與武士同行,稱為陣軍(或稱從軍僧),他們在江戶時代被視為危險分子而飽受彈壓。

(五)日蓮宗系的發展

日蓮歿後,弟子間為了正統之爭而相互對抗,日蓮宗因此分為多派。其中,日像(一二六九~一三四二)以京都為中心,熱心布教,深受京都町眾(工商業者)信奉、支持,形成了所謂「町眾文化」的基盤。此外,由於現世利益追求的傾向愈來愈強,遂逐漸引入諸神信仰、咒術等。本宗也擁有強大的僧兵集團。

三、江戶佛教

戰國時代的動亂,經由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的平定,完成統一的局面。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又將秀吉的兒子秀賴殺滅,並於後陽成天皇慶長五年(一六〇〇)在江戶(今東京)設置幕府,直到明治維新(一八六八),共二百六十多年,稱為江戶時代。

(一)社會政治狀況

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對佛教採取壓抑和控制的政策,如焚毀寺院、沒收寺產、掌握寺院經濟等。到了德川家康,時局已漸趨穩定,他頒行的鎖國政策,使日本減少外來的壓力和內部的紛爭,而維持了二百多年的江戶時代。在這時期,佛學和其他文化也在穩定的政局中安然的持續、進展。

德川家康是淨土教的信徒,因此在德川幕府期間,他一直站在保護佛教的立場,但又因惟恐佛教的力量影響政治,因此將佛教納入封建政權的體系中,讓宗派、寺院與僧侶都隸屬於幕府的管轄。例如頒發所謂「寺院法度」的佛教制度,用來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關係、寺院與信徒的依從關係、僧侶職位等級、財務的募化、新寺的建立等等對寺院的各種規定。此外,也實施「寺檀制度」,使全國每一個國民都歸屬於佛教的寺院。法度的限制和寺檀制度的建立,導致佛教的停滯與世俗化。到了江戶末期,在儒學與國學的積極推展之下,「廢佛毀釋」的呼聲高漲,佛教又進入黑暗期。

(二)黃檗宗的開創

江戶時代對外採取鎖國政策,不過對中國商船卻有適度的開放,於是留居日本的中國人漸漸增多,這些華人為了精神需要,在當地建立屬於中國人的寺院。長崎有名的有大唐寺、興福寺、崇福寺、福濟寺,就是在此時建立的。

這時期由中國應邀前往日本的禪師中,最受矚目的就是隱元隆琦(一五九二~一六七三)。隱元本屬於中國臨濟宗,但因受到蓮池大師「禪淨合一」思想的影響,宗風已不同於臨濟宗。他到日本之後,受到日本禪僧們的歡迎與幕府的重視,家綱將軍並賜地為他建寺,隱元以他在中國住的黃檗山萬福寺作為寺號,開創了黃檗宗。黃檗宗和臨濟宗、曹洞宗並稱,成為日本禪宗的第三大派。

為了獎勵佛學研究,各宗紛紛舉辦所謂的學林、檀林等教育機構來研究佛學,只是因為江戶幕府時代的佛教被列入封建制度的體系裡,在一定的法規之下,佛學的研究、宗派的發展,大多延續上一個時代,而無特出的新表現。另一方面,因為社會穩定,學術研究風氣興盛,儒學、國學、文學、史學,乃至日本的神道,也在這時大放異彩,可說是日本文化史上最發達的時代。

日本佛教的改革

一、明治維新期的改革

幕府不斷與外國簽訂商業條約,以致國權喪失,內部分裂和喪失民心。在內憂外患,瀕臨傾覆的情況下,幕府於孝明天皇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將大政奉還,第二年開始了明治維新。

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在「王政復古」、「祭政一致」的原則下,廢除僧位、僧官,規定僧侶只是一種職業,應稱姓氏。認為僧侶有食肉、娶妻、蓄子、蓄髮的自由。在維新的過程中,廢佛毀釋運動越演越熾,寺院佛像被毀,經典被焚,僧侶被迫還俗。佛教界面對這一連串的毀佛行動,最後由大批佛教徒發起「護法一揆」運動來反抗,才停止了這項毀佛的蔓延。

明治政府以神道為國教,並讓佛教依附神道而存在,引發佛教內部的強烈不滿。島地默雷、赤松連城等人在明治五年赴歐洲考察,回國後,將他們在歐洲關於宗教所見所聞,公開介紹,以世界宗教大勢來評駁政府的宗教政策,並要求政教分離、信仰自由。這些意見,受到明治政府的採納。因此,佛教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有幾點改變:

(一)中央集權化的宗教組織

在明治十五年,政府規定神道與佛教各宗設立總本山,各派設本山。各宗各派設管長,由管長負責委派寺院住持及制定各宗法規。各宗須在首都東京設本山辦事處,地方設教區,置教務所。按選區遴選宗譯員,組成各宗的譯會,定期召開宗務會議。

(二)熱心辦學

明治政府鼓勵各宗辦學,從明治初年到大正年間(一八六八~一九二六),佛教各派興起辦大中小學的風氣。由佛教宗派創立的學校,除了講授宗學、培養佛教人才外,也設文理等其他學科,培養文教科技人才。

明治維新後,佛教學者紛紛前往歐美、印度、斯里蘭卡等國留學考察,在佛教的研究上,採用西方社會學和歷史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又藉助漢、梵、巴、藏等文獻的研究比較,在佛典的研究和佛教史、教義、藝術等方面的整理與創新,獲得豐碩的成果。

明治中期以降,各宗派開始海外布教活動,在夏威夷、美、加等地,設置布教中心,派遣專職布教人員。其中,以真宗本願寺派及曹洞宗信徒最多,成效最佳。

此外,佛教社會事業非常興盛,施設的機構一年比一年增加,如佛教創辦的養老院、孤兒院、學校等,不計其數。

(三)鎮護國家的傳統

明治維新後,佛教雖然失去以前備受保護的特殊地位,但從整體看來,還是脫離了傳統佛教鎮護國家的傾向。大正時期,僧侶獲得參政權,各宗管長聯合組成「佛教護國團」。在國家日益軍國主義化時,某些傳統教團表示「護持天皇制,協力戰爭」,展開擁護戰爭的宣傳和資助活動。相對的,佛教界內部也出現一些有民主意識的學僧,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和侵略政策進行批評,並提出各種改革主張。

二、新宗教的抬頭

(一)戰後初期的社會情形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以「盟軍」最高司令部的名義,在日本公布了一系列條例,對日本進行「民主化」改革,其中明文規定:信教自由和政教分離,因此宗教界最突出的現象是新宗教的崛起。

戰後,在佛教方面,都市的寺院在戰火中受到破壞,農村寺院在農地改革中失去舊有的土地和租佃關係,大量的僧侶還俗從事教育、文化和國家公務員的工作,有些雖未還俗,也兼領其他工作。此外,不少教團、寺院積極興辦托兒所、幼稚園、學校、旅館和各種觀光事業。

(二)新宗教的分類與現狀

新興宗教是舊稱,現稱新宗教,這是日本近代宗教史上的新形式教團。從一八〇二年開始,如來教的教主據說被金毗羅大神附體,而定八月十一日是創教日,這是近代日本新宗教最早創教的一派。其後,日本新宗教教團不斷地成立。據日本宗教史學者松野純孝在《新宗教辭典》一書中所載,共有兩千多個新宗教成立。

新宗教大約可分為四類:一、佛教系;二、神道系;三、諸教雜糅系;四、外來的新興教系。在佛教系中,以日蓮系信仰最多,日蓮系教團的信徒人數是所有新宗教信徒的七成,占諸教中的第一位。其次是屬於密教系統的修驗道信仰。淨土與禪宗二宗所開創的新宗教,為數極少。新宗教的大部份教派,教義都相當素樸、簡單,著重在追求現實利益為中心,以人為本的救濟教義。

在二次大戰期間,大部份新宗教的活動被阻止,甚至遭到彈壓。戰後,信仰自由得到保障,各新宗教相繼展開自主性的活動。一九五〇年以降,日蓮系的創價學會教勢急遽擴展。到了現代,新宗教廣泛將都市中的市民、小生意人、農民、婦女、學生等各階層加以組織,成為宗教運動的主流。相反的,舊有的宗教除了學校、學術團體的學術研究外,給人的印象是「葬式佛教」。

有力的新宗教教團在教義的體系化與設施擴充方面,不斷推陳出新,海外布教也頗為活躍。發展較大的有:日蓮系的創價學會、立正佼成會、靈友會、佛所護念會,真言系的真如苑,諸教雜糅系的 PL 教團、天理教,神道系的出雲大社教等。

日本佛教的特色

日本的佛教,是宗派分明的佛教。在早期,佛教各宗是由中國創設的,傳入日本後,逐漸演變為各宗混合的狀態,例如「禪淨雙修」、「教禪一致」、「八宗兼弘」等,信徒的信仰也以各宗兼修為常態。但在平安時期以後,日本的佛教信徒逐漸傾向專精信奉護持一宗一派,例如念佛的人不坐禪,坐禪的人不念佛,天台就是天台,華嚴就是華嚴,絕不容別宗的混入,所以專持一宗的修法,是日本佛教的特質。

宗派主義的修行法,在個人修養上能夠專一不混雜,固然有其優點,但從整個佛教的立場看,例如鎌倉、室町的佛教,可以說是宗派繽紛,百家齊鳴的時代;到了現代的新宗教間,常有因互不相讓的分歧見解,而引發教團間的紛爭事件,這是無法避免的缺失。因此,日本在近年來有各宗聯合會或友誼會的組織,就是為彌補此一缺點而產生的。

除了上述的特點外,佛教自印度興起,經中國、朝鮮而傳到日本,為適應日本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在彼此相互容攝之下,而產生一種獨特的日本佛教。總結其特色,有以下幾點:

1.日本佛教被視為保護國家的宗教,佛教徒也以護教者自居,因此佛教成為與皇室有密切關係的國家佛教。

2.日本為維護國家安危,特重密教的咒術祈禱,因此咒術祈禱深深融入日本民眾的生活之中,成為追求現世利益的良方。

3.日本初期佛教,僧侶並不參與死者的喪葬。到了中世,禪宗傳入以後,中國喪禮法也隨之傳入,僧侶始擔當死者喪禮的主持人。其後,由於淨土信仰普及,因此主持喪禮遂逐漸成為僧侶的重要職務。

4.江戶時代的檀家制度盛行,致使佛教成為家族宗教。

5.日本佛教因與古來的神道思想同化、融和,而有所謂「本地垂跡」思想的產生。本地垂跡說,揭示神祇為佛陀所化現,所以各種神都被指為佛菩薩的化身所變現;神祇既是佛陀,神佛乃是一體,因此佛菩薩變化為神。這樣佛教和神道之間有著共同的領域範圍,而神道也列入了佛教的體系。自此以後,佛教與神道便成為日本宗教思想的一個整體。

6.現代日本的佛教,是現代學術化的佛教。日本每個國立大學裡,幾乎都設有印度哲學科和中國哲學科,以資佛學研究,同時在各宗派中,都設有佛教大學或佛教專科學校,作為佛學的研究機關。由這些佛教教學系統培養出的佛教人才,不計其數。從早期開拓現代佛學,功績顯赫的原垣山、村上專精、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宇井伯壽、荻原雲來、境野黃洋、常盤大定、椎尾辨匡、佐佐木月樵、望月信亨、齊滕唯信、渡邊旭海、羽溪了諦、小野玄妙、南條文雄、河口慧海、衛藤即應、友松圓諦、島地大等,還有前田慧雲、鷲尾順敬、長井真琴、忽滑谷快天、立花俊道、宮本正尊、林屋友次郎,乃至近代的佛學專家水野弘元、中村元、平川彰、長尾雅人、結城令聞、鎌田茂雄、平井俊榮等,人才濟濟,深深影響了日本現代佛教的走向。

日本全國由各宗派所創建的佛教系大學,簡介如下:

1.駒澤大學(東京都):曹洞宗於一五九二年所創,一九二五年改制,以道元的禪學一如為校訓,設有佛教學部、禪學科,另外也有文學、商學、法學等科,是一所綜合大學。

2.愛知院大學(愛知縣):曹洞宗所創,明治九年(一八七六)設立。文學部宗教科,設有佛教學、禪學、宗教學等科。

3.大正大學(東京都):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天台宗大學和真言宗的豐山大學、淨土宗的宗教大學合併而成,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再加上「智山專門學校」而成三宗四派的聯合大學,佛教學科中設有梵文學、天台學、真言學、淨土學等科。

4.高野山大學(和歌山縣):古義真言宗所創。大正十五年,為貫徹空海的教育精神而正式成立「高野山大學」,設有密教學科、佛教學科。

5.大谷大學(京都市):淨土真宗所創,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設,真宗大學是它的前身,以親鸞的佛教精神為基盤。

6.龍谷大學(京都市):淨土真宗所創,前身起源於一六三九年京都西本願寺建立的一所學堂,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改制。

7.花園大學(京都市):明治五年(一八七二),臨濟宗所創,設有佛教學科,一九八八年成立國際禪學研究所。

8.佛教大學(京都市):明治初年,淨土宗總本山知恩院所創。

9.立正大學(京都市):明治五年(一八七二),日蓮宗所創。

10.種智院大學(京都市):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真言宗所創。

11.同日大學(名古屋市):大正十年(一九二一),淨土真宗所創。

其他還有四天王寺女子大學、創價大學、日本福祉大學等。

另外,在學術方面的研究學會有:印度學佛教學會、大谷大學宗教學會、駒澤大學宗教學研究會、駒澤大學禪學研究所、駒大佛教學會、種智院大學密教學會、禪學研究會、大正大學國際佛教研究所、大藏經學術用語研究會、東北印度學宗教學會、南部佛教研究會、日本宗教學會、日本佛教學會、佛教經濟研究所、佛教大學學會、佛教文學研究會、日本密教學會等,每一個學會都出有學報,半年一期或一年一期。

綜觀日本的佛教,早期在「教理」和「實踐」上,是承襲中國傳統。像天台宗的「圓頓戒」,淨土真宗的「信念主義」,禪宗的「生活即佛法」,密宗的「即身成佛論」等教理,都是中國原有的。日本佛教的優點,也是特色所在,是在教化方面,例如日本的佛教是國家化、社會化,從佛教初傳,日本就是以國家的立場來接受、創辦佛教事業,而且上行下效,佛教自然能深入社會各階層,不只是宗教層面的信仰,更融入人民的生活裡,日本人的婚喪喜慶都和佛教有密切關係,日本的文學、劍道、茶道、繪畫等等,都深受佛教的影響。

到了二十世紀,日本將佛教的理想訴諸於現實層面,一邊參加法會祝禱,祈福消災,一方面做學術性的文獻考證研究,其學術研究成果已取得國際間的重視與肯定,堪稱是當今佛學研究的重鎮。但在另一方面,日本佛教至今仍保有「在家化」的特色。早先最澄主張的「真俗一貫」,空海主張的「真俗不離」,及親鸞提倡的「在家佛教」等,都可以看出日本對出家、在家的界限並不很分明;現在日本的僧侶大都是可以娶妻生子,這種現象成為日本佛教的一大特色,但也失去了佛教的原點。

人間佛教在日本

佛光山在日本的弘法,緣於西原佑一居士於美國西來寺親聆開山星雲大師開示後,深受感動,希望在日本也有一個可以聽聞佛法的道場,當地信眾也提出建寺的請求,於是一九九一年在慈容法師的指導下,成立東京佛光協會,西原居士為首任會長;一九九三年佛光山東京別院(後更名「東京佛光山寺」)落成啟用。

此後,因應信眾的需要,先後又成立佛光山大阪道場(後更名「大阪佛光山寺」)、名古屋禪淨中心(後遷址更名為「名古屋佛光山寺」)、福岡佛光山寺、臨濟宗佛光山本栖寺、群馬法水寺,除了帶領當地信眾弘法共修,也提供給寫經班、短歌社和婦女商工會等個人與團體使用,進行文化交流;東京別院在二〇〇七年於原址重建啟用,開辦更豐富多元的社教課程,為日本佛教帶來了新氣象。

一九九九年東京佛光山寺首先由東京都廳取得宗教法人認證。二〇〇一年,大阪佛光山寺也由兵庫縣政府核准通過法人資格;二〇〇三年「臨濟宗東京佛光山寺」升格為全國性宗教法人。

東京佛光山寺二〇一二年開始在池袋車站西口舉辦「台日文化交流」,以園遊會和日本舞、台灣表演舞蹈活動,加強彼此的互動,也因為活動的成功,政府每年都主動邀請續辦。

在公益服務方面,包括清潔環境、急難救助等,也深受當地政府和民間的肯定。尤以災難救助,如二〇一一年三一一震災,佛光山不僅向全世界會員發動募捐,總共送了四百噸的救援物資,同時也提供東北三縣五十名學生三年的獎學金,以及到南華大學全額免費留學,充分讓日本民眾了解佛光山「以慈善福利社會」的宗旨,因此也和許多政府單位有了密切往來,並得以就援助救災實際功績,在二〇一三年申請通過成立 NPO 法人國際 BLIA,之後對外活動則都能以 NPO 法人為前導,突破了政教分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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