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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近代佛學巨擘呂澂

近代研究佛學的學者當中,以呂澂的貢獻最為睥睨世人。呂澂通曉多國文字,佛學著作等身,半個多世紀以來,呂澂以其探隱抉微,窮原竟委的治學精神,深為後人所敬重,而他研究領域的廣袤,在中國佛學界中亦少有人堪與比擬。他誨人不倦,甘於淡泊的出世情懷,以及不慕榮利的高潔情操,至今令人景仰,可謂近代佛學巨擘。

絕世天資 佛學啟蒙

呂澂(一八九六~一九八九),原名呂渭,後改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鶖子,江蘇省丹陽縣人。自幼天資聰慧,刻苦向學,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便能獨力閱畢《大英百科全書》,又利用餘暇自修,精通英、日、法、德、梵、藏等各國語言。當時他的胞兄呂鳳子任教於兩江師範學堂,是江蘇著名的畫家,尤其喜歡繪畫佛像,常往金陵刻經處聽楊仁山居士講學,返家後即為呂澂複述,此為呂澂接觸佛法的開端。

一九一一年楊仁山逝世,歐陽漸繼其業,負責金陵刻經處的編校。當時在全國的刻經處中,以金陵的校勘規模最大、最精。呂澂至刻經處購書時得晤歐陽漸,遂虛心請教。呂澂才思敏捷,歐陽漸甚為激賞。此後,呂澂便常與之信札往返,討論佛法。

一九一四年,歐陽漸在金陵刻經處設研究部,呂澂與邱晞明、姚伯年、徐鐘峻入學就讀,同為第一批學人。一年後赴日留學,進入日本高等預備學校深造,繼而在日本美術學院專攻美術。呂澂學習認真,成績優異,博得日本教師一致的誇讚。第二年,因與留日學生共同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而罷學回國。

金陵事師 創新講學

一九一六年呂澂歸國後,旋被劉海粟聘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任教期間,呂澂撰著《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西洋美術史》以及《色彩學綱要》等,對二〇年代初期美學研究和傳播西方美學,有重要影響。

一九一八年,歐陽漸欲在刻經處籌辦「支那內學院」,邀請呂澂協助。籌備之初,經費極度窘迫,呂澂曾隨歐陽漸四處奔走,向當時的雲南督軍唐繼堯、北京政府鐵路督辦蒯若木募款。籌備時間前後達四年,呂澂逐漸放棄美學,專志於佛學的研究。

一九二二年,支那內學院在南京半邊街(今公園路)正式成立,歐陽漸為校長,呂澂任學務處主任。因呂澂字秋子,歐陽漸嘗稱他為「鶖子」,鶖子是釋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譯名,由此可見歐陽漸對呂澂的倚重。歐陽漸曾說道:「先師咐囑漸十餘年來,得超敏縝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篤實寬裕之黃樹因可以推廣,吾其庶幾乎!」呂澂從此矢志佛學,追隨歐陽漸左右,未曾暫捨。往後支那內學院一切的成就,以及在佛學學術上的貢獻,與呂澂的努力密不可分。

支那內學院藏書數十萬卷,其研究學風是從學術意義上研究佛教文化。因此,在開課之初,學人薈集,人才鼎盛,如呂澂、王恩洋、湯用彤、聶耦耕、邱晞明、景昌極等,均在院任教。在開辦「法相大學特科」後,支那內學院一時聲譽鵲起,與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遙相輝映,成為全國兩大佛學中心。

除行政教學工作外,呂澂還從事大量佛學研究、佛典校勘與整理的工作。這段時期,呂澂撰寫《聲明略》、《佛典泛論》、《佛學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綱要》。呂澂的授課方式與眾不同,他根據歐陽漸的《院訓釋‧釋教》,將佛學分成五科(後人稱其為五科佛學),以毘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組成內學院院學。這個教學體系涵蓋整個印度佛學,可謂近代佛學教學史上的創舉。

勤奮研究 揚名國際

呂澂追隨歐陽漸二十餘年,深得其學問之精髓。他孜孜不倦的鑽研精神,加上聰敏的天資,曾被熊十力慧眼識才,指其學識較之歐陽漸「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並在給呂澂的信中讚歎說:「較師更加精詳。」

一九二六年後,由於北伐方酣,支那內學院和武昌佛學院都先後為軍隊占用而停辦,上百多間房舍的金陵刻經處只留下存放經書及日常作息的空間,支那內學院也只剩下呂澂和邱晞明陪侍歐陽漸,繼續未完的研究工作。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未幾,戰火蔓延到南方。歐陽漸率領部份門人弟子,由呂澂護送大批重要資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內學院的「蜀院」。蜀院並未招生,只是繼續著述研究工作。正值四十二歲壯年的呂澂,在入川後數年間,於處理院務之餘,更全心投入學術研究。他對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讀,尤為特出,曾校勘藏文《攝大乘論》、《因明入正理論》,及梵文《楞伽經》,並完成《雜阿含經刊定記》、《因明入正理論講解》等重要佛學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學術論文。呂澂同時與法國東方學者萊維,及日本佛學家木村泰賢等往返論學,解決歷史遺留的許多問題,為內學院在國際學術界中樹立聲譽,也為中國佛教爭得光榮。

著述研究 為教忘我

一九四三年二月,歐陽漸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喪,門人組織院友會,公推呂澂繼任院長,王恩洋等擔任院友會理事。

呂澂繼師遺志,繼續辦理蜀院,開始聚眾講學。其間曾與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編《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支那內學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呂澂續掌院務。三年後(一九五二),該院院友開會決議自行停辦,自此創立三十餘年,中國高等第一佛學院——支那佛學院宣告停辦。

一九五三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呂澂被選為常務理事。由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對他頗為重視,自第三屆起,呂澂便獲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二年後,斯里蘭卡佛教徒為紀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發起編纂《英文佛教百科全書》,邀請各國佛教學者合作。中國佛教協會當即成立「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推舉趙樸初為主編,呂澂任副主編,聘請國內佛教學者撰稿。呂澂同時撰寫百萬字的《中國佛教》,獲得國際間的肯定和榮譽。

一九五六年,呂澂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兼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六一年,呂澂受科學部委託,在南京開辦一個為期五年的佛學班,為北京、上海、內蒙古派來的三個研究生,開設「中國佛學」和「印度佛學」兩門課程,後整理講課筆記,輯成《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兩書。

一九六二年,呂澂希望中國能出版一部優於日本《大正藏》的大藏經,翌年即開始編寫《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它是呂澂數十年讀經的心血結晶,不只將經籍內容分類,還勘同出一七七部佛籍,歷時三年完成。後因大陸文革開始,編印藏經的弘傳計畫被迫中止。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佛學班及多年研究成果、資料全數毀壞殆盡。七十一歲的呂澂遂避居江蘇故居,後再遷居北京清華園,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享壽九十三,這二十三年間形同退隱,不曾再有佛學著述問世。

振響當世 流韻未來

呂澂在佛學研究上的貢獻,除了在唯識研究上獨樹一幟外,並溝通漢藏佛學,重視藏傳佛學的研究,同時發揚唯識與因明學。他在學術上主要成就有:

一、在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最後二十卷中,發現〈攝事分〉的大分是引用全部《雜阿含經本母》,因此明白瑜伽一系學說真正來源為上座部禪法。他更訂正翻譯後弄亂的《雜阿含經》次第,寫成《雜阿含經刊定記》,此一見解,遠比日本佛學界早六十年左右。

二、在《瑜伽師地論》裡發現引用《小品寶積經》的舊注,而刻成《寶積經瑜伽釋》一書,不僅看出大乘學說前後的聯繫,且訂正舊譯《寶積經論》的錯誤。

三、認清梵、藏本唯識論書的文義自成一系,與玄奘所傳不同,而確定唯識古今學說分歧之所在,從此,唯識學前後變遷跡象一目了然。

四、尋出《俱舍論》與南北雙方《毘曇論》的關係,判明小乘毘曇學說的系統。

五、校勘編印《藏要》一書,凡四百餘卷。此書整理考訂各地所發現歷代大藏經刻本,因而廓清藏經版本源流,確定文字正謬的標準。又從國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種刻版的西藏大藏經比較研究,而見到漢文翻譯的優劣。《藏要》被用作校釋佛籍的重要參考本,更是日本佛教大學教科本,及印度國際大學研究資料。

呂澂個性純厚,律己甚嚴,據學生張春波所描述:「先生已六十六歲,那麼大年紀,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漱洗畢,即開始工作,或研究學問,或備課。……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學習、研究和教學上。這恐怕是先生在學問上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呂澂治學精神令人讚歎,對佛學界的貢獻照古耀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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