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52　近代佛學巨擘呂澂

近代研究佛學的學者當中，以呂澂的貢獻最為睥睨世人。呂澂通曉多國文字，佛學著作等身，半個多世紀以來，呂澂以其探隱抉微，窮原竟委的治學精神，深為後人所敬重，而他研究領域的廣袤，在中國佛學界中亦少有人堪與比擬。他誨人不倦，甘於淡泊的出世情懷，以及不慕榮利的高潔情操，至今令人景仰，可謂近代佛學巨擘。

絕世天資　佛學啟蒙

呂澂（一八九六～一九八九），原名呂渭，後改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鶖子，江蘇省丹陽縣人。自幼天資聰慧，刻苦向學，初級師範學校畢業後，便能獨力閱畢《大英百科全書》，又利用餘暇自修，精通英、日、法、德、梵、藏等各國語言。當時他的胞兄呂鳳子任教於兩江師範學堂，是江蘇著名的畫家，尤其喜歡繪畫佛像，常往金陵刻經處聽楊仁山居士講學，返家後即為呂澂複述，此為呂澂接觸佛法的開端。

一九一一年楊仁山逝世，歐陽漸繼其業，負責金陵刻經處的編校。當時在全國的刻經處中，以金陵的校勘規模最大、最精。呂澂至刻經處購書時得晤歐陽漸，遂虛心請教。呂澂才思敏捷，歐陽漸甚為激賞。此後，呂澂便常與之信札往返，討論佛法。

一九一四年，歐陽漸在金陵刻經處設研究部，呂澂與邱晞明、姚伯年、徐鐘峻入學就讀，同為第一批學人。一年後赴日留學，進入日本高等預備學校深造，繼而在日本美術學院專攻美術。呂澂學習認真，成績優異，博得日本教師一致的誇讚。第二年，因與留日學生共同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而罷學回國。

金陵事師　創新講學

一九一六年呂澂歸國後，旋被劉海粟聘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教務長。任教期間，呂澂撰著《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西洋美術史》以及《色彩學綱要》等，對二○年代初期美學研究和傳播西方美學，有重要影響。

一九一八年，歐陽漸欲在刻經處籌辦「支那內學院」，邀請呂澂協助。籌備之初，經費極度窘迫，呂澂曾隨歐陽漸四處奔走，向當時的雲南督軍唐繼堯、北京政府鐵路督辦蒯若木募款。籌備時間前後達四年，呂澂逐漸放棄美學，專志於佛學的研究。

一九二二年，支那內學院在南京半邊街（今公園路）正式成立，歐陽漸為校長，呂澂任學務處主任。因呂澂字秋子，歐陽漸嘗稱他為「鶖子」，鶖子是釋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譯名，由此可見歐陽漸對呂澂的倚重。歐陽漸曾說道：「先師咐囑漸十餘年來，得超敏縝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篤實寬裕之黃樹因可以推廣，吾其庶幾乎！」呂澂從此矢志佛學，追隨歐陽漸左右，未曾暫捨。往後支那內學院一切的成就，以及在佛學學術上的貢獻，與呂澂的努力密不可分。

支那內學院藏書數十萬卷，其研究學風是從學術意義上研究佛教文化。因此，在開課之初，學人薈集，人才鼎盛，如呂澂、王恩洋、湯用彤、聶耦耕、邱晞明、景昌極等，均在院任教。在開辦「法相大學特科」後，支那內學院一時聲譽鵲起，與太虛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遙相輝映，成為全國兩大佛學中心。

除行政教學工作外，呂澂還從事大量佛學研究、佛典校勘與整理的工作。這段時期，呂澂撰寫《聲明略》、《佛典泛論》、《佛學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綱要》。呂澂的授課方式與眾不同，他根據歐陽漸的《院訓釋‧釋教》，將佛學分成五科（後人稱其為五科佛學），以毗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組成內學院院學。這個教學體系涵蓋整個印度佛學，可謂近代佛學教學史上的創舉。

勤奮研究　揚名國際

呂澂追隨歐陽漸二十餘年，深得其學問之精髓。他孜孜不倦的鑽研精神，加上聰敏的天資，曾被熊十力慧眼識才，指其學識較之歐陽漸「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並在給呂澂的信中讚歎說：「較師更加精詳。」

一九二六年後，由於北伐方酣，支那內學院和武昌佛學院都先後為軍隊占用而停辦，上百多間房舍的金陵刻經處只留下存放經書及日常作息的空間，支那內學院也只剩下呂澂和邱晞明陪侍歐陽漸，繼續未完的研究工作。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未幾，戰火蔓延到南方。歐陽漸率領部份門人弟子，由呂澂護送大批重要資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內學院的「蜀院」。蜀院並未招生，只是繼續著述研究工作。正值四十二歲壯年的呂澂，在入川後數年間，於處理院務之餘，更全心投入學術研究。他對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讀，尤為特出，曾校勘藏文《攝大乘論》、《因明入正理論》，及梵文《楞伽經》，並完成《雜阿含經刊定記》、《因明入正理論講解》等重要佛學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學術論文。呂澂同時與法國東方學者萊維，及日本佛學家木村泰賢等往返論學，解決歷史遺留的許多問題，為內學院在國際學術界中樹立聲譽，也為中國佛教爭得光榮。

著述研究　為教忘我

一九四三年二月，歐陽漸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喪，門人組織院友會，公推呂澂繼任院長，王恩洋等擔任院友會理事。

呂澂繼師遺志，繼續辦理蜀院，開始聚眾講學。其間曾與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合編《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支那內學院改名為「中國內學院」，呂澂續掌院務。三年後（一九五二），該院院友開會決議自行停辦，自此創立三十餘年，中國高等第一佛學院──支那佛學院宣告停辦。

一九五三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呂澂被選為常務理事。由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對他頗為重視，自第三屆起，呂澂便獲選為全國政協委員。

二年後，斯里蘭卡佛教徒為紀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發起編纂《英文佛教百科全書》，邀請各國佛教學者合作。中國佛教協會當即成立「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推舉趙樸初為主編，呂澂任副主編，聘請國內佛教學者撰稿。呂澂同時撰寫百萬字的《中國佛教》，獲得國際間的肯定和榮譽。

一九五六年，呂澂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兼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一九六一年，呂澂受科學部委託，在南京開辦一個為期五年的佛學班，為北京、上海、內蒙古派來的三個研究生，開設「中國佛學」和「印度佛學」兩門課程，後整理講課筆記，輯成《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和《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兩書。

一九六二年，呂澂希望中國能出版一部優於日本《大正藏》的大藏經，翌年即開始編寫《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它是呂澂數十年讀經的心血結晶，不只將經籍內容分類，還勘同出一七七部佛籍，歷時三年完成。後因大陸文革開始，編印藏經的弘傳計畫被迫中止。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佛學班及多年研究成果、資料全數毀壞殆盡。七十一歲的呂澂遂避居江蘇故居，後再遷居北京清華園，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享壽九十三，這二十三年間形同退隱，不曾再有佛學著述問世。

振響當世　流韻未來

呂澂在佛學研究上的貢獻，除了在唯識研究上獨樹一幟外，並溝通漢藏佛學，重視藏傳佛學的研究，同時發揚唯識與因明學。他在學術上主要成就有：

一、在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最後二十卷中，發現〈攝事分〉的大分是引用全部《雜阿含經本母》，因此明白瑜伽一系學說真正來源為上座部禪法。他更訂正翻譯後弄亂的《雜阿含經》次第，寫成《雜阿含經刊定記》，此一見解，遠比日本佛學界早六十年左右。

二、在《瑜伽師地論》裡發現引用《小品寶積經》的舊注，而刻成《寶積經瑜伽釋》一書，不僅看出大乘學說前後的聯繫，且訂正舊譯《寶積經論》的錯誤。

三、認清梵、藏本唯識論書的文義自成一系，與玄奘所傳不同，而確定唯識古今學說分歧之所在，從此，唯識學前後變遷跡象一目了然。

四、尋出《俱舍論》與南北雙方《毗曇論》的關係，判明小乘毘曇學說的系統。

五、校勘編印《藏要》一書，凡四百餘卷。此書整理考訂各地所發現歷代大藏經刻本，因而廓清藏經版本源流，確定文字正謬的標準。又從國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種刻版的西藏大藏經比較研究，而見到漢文翻譯的優劣。《藏要》被用作校釋佛籍的重要參考本，更是日本佛教大學教科本，及印度國際大學研究資料。

呂澂個性純厚，律己甚嚴，據學生張春波所描述：「先生已六十六歲，那麼大年紀，每天都是凌晨四點起床，漱洗畢，即開始工作，或研究學問，或備課。……幾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學習、研究和教學上。這恐怕是先生在學問上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呂澂治學精神令人讚歎，對佛學界的貢獻照古耀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