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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 佛學思想家梁啟超

梁啟超為大時代中一位出類拔萃的思想家,他關心國事,著述豐富,一度為中國思想界的領導者,更是促使中國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開拓者,經他拔識的人才,或受他影響的青年,不知凡幾。

梁氏多方面的學術成就為眾所周知,其生平著作一千數百萬字,晚年尤其深入佛學研究,注意西域佛教、發掘佛典目錄學、重視部派佛教,凡此種種,都是開風氣之先河,而且極具啟發性的學術識見,值得讚歎。

拜師啟蒙 法友砥礪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滄江、新民子、哀時客等。廣東省新會縣人,生於一個世代書香的小康家庭,祖父名維清、父名寶瑛,皆為秀才。

梁啟超四、五歲起,習四書、詩經。六歲入私塾就學,九歲能寫上千字的文章,十二歲考取秀才,十七歲中舉人,十八歲,拜南海秀才康有為為師,聽受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和佛典的精奧博大。他曾說:「草堂常課,除《公羊傳》外,則點讀《資治通鑑》等。又時習古禮,啟超弗嗜也,則相與治周秦諸子及佛典。」此後,便開始接觸佛學。

任公體格魁偉,豪氣縱橫,興趣廣博,尤以書法著名。朋輩交遊中,有麥孺博、江孝通、曾剛甫、夏曾佑、曾重伯等人,共同致力於佛學研究。他們「文酒之會不輟,更喜談佛學」,後來又結識「才識明達,魄力絕倫」的譚嗣同以及楊叔嶠、吳季青等。諸子奔走國事之餘,亦涉獵佛教經論,或為茶餘閑話,或者談法竟日,或書信往來,或當面詰難,其間各抒己見,切磋砥礪,彼此於佛學上相得益彰。譚嗣同就是在任公的影響下,悟出佛教的精要所在;而任公又是在與譚嗣同「相互治佛學」的過程中,不斷受到啟發,而漸至悟解。

吳鐵樵、夏曾佑等亦是任公學佛同道,他們「縱談近日格致之學多暗合佛理,人始尊佛書,而格致遂與佛教並行於世」,其中夏曾佑、宋恕二人尤其學兼內外,精通釋典,堪稱任公學佛的接引者。

持論精闢 躬與國事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後,任公惋憤時局,提倡變法,與康有為等三千人上書變法維新思想,成為維新派領袖。次年,在京師、上海創立「強學會」,旨於聯合志士,開通風氣,爾後強學會為守舊派反對,遭到解散。一八九六年七月,任公在上海主編《時務報》,發表《變法通議》、《經世文新編》、《西政叢書》、《大彼得變政考》、《孔子改制考》等書,文名滿天下,啟發國人的新思想。三月寫信給好友夏惠卿:「啟超近讀經,漸漸能解,觀《楞伽記》,於真如生滅兩門情狀,似彷彿有見,然不能透入也。大為人事所累,終久受六根驅役,不能自主,日來益有墮落之懼,既不能斷外境,則當擇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由此可見任公早期佛學思想形成的過程。

翌年,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聘,至時務學堂任主講,其時蔡鍔(松坡)、范源廉等人,同為時務學堂學生。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任公奉召到北京見光緒帝,受命辦大學堂及譯書局。是年八月,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等六人遇害,任公出亡日本,時年二十六歲。

任公赴日本橫濱後,廣讀西方學術著作。十月創刊《清議報》,批評時政,發表《戊戌政變記》等作品,因此觸怒慈禧太后,祕密遣人放火燒報館。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任公遠渡南洋、澳洲等地,不久回到日本,著《新大陸遊記》等,創刊《新小說》。一九〇二年,再辦《政論雜誌》及《國風報》、《新民叢報》,國人競喜讀之,輾轉傳回國內四處翻印,銷售至十萬份以上。清廷雖然嚴禁,卻無法阻止國人的熱愛。當時任公還著有〈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一文,力闢世人誤認佛教為消極、厭世、迷信的說法,指出佛教乃智信、兼善、入世、無量、平等、自力之宗教,故「佛教有益於群治」。翌年,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中,認為「康氏哲學大近佛學」,以佛學傳播康德思想,以康德哲學抬高佛學。他一邊鼓吹政體改造,一邊介紹西方的政治經濟學說,在當時國內外知識界蔚為風潮。

倡導國學 環遊各國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後,民國肇建,任公自日本返國,出席報界歡迎會,結束十四年的流亡生涯,此時已屆四十歲。任公歸國後,喜好詩文古辭,每有興致,便抒詩文遣懷。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當國,國務總理熊希齡延攬任公出任司法總長。後又到天津創刊《庸言報》。

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間,袁世凱欲謀稱帝,任公策動蔡鍔出走,組織護國軍維護共和。任公並在天津報館發表〈異哉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對於遏阻袁氏稱帝產生了影響,同時,他的文章風格漸由復古文學轉為語體文。一九一七年,段祺瑞復出組閣,任公再出任財政廳長,未幾,在軍閥混亂及政客鬥爭中失勢辭職,結束其政治生涯。

翌年,任公赴歐洲考察,協助外交,歸國後將各種觀察感觸,寫成《歐遊心影錄》一書。他因見國內軍閥稱兵,黨人橫議,於是誓言不談政治。此時適逢胡適提倡白話文,風靡一時,任公則發起「共學社」,著手寫白話文,公開講學,所講內容包括中國史書、文學、佛教、法制、目錄學,以至於人生修養、國際文化交流種種。他所作的《中國文化史目錄》,分三部二十五目,幾乎廣涉全面中國傳統學術。不僅如此,任公並邀請英國羅素、德國杜里舒、印度泰戈爾等各國文豪來華講演,公餘並翻譯外國名著數十種。此時,他開始從林宰平修習淨土,廣泛涉獵佛典。

始著佛書 教化社會

歐遊回國後,任公決心編著一部中國佛教史,為此,任公開始系統地研讀佛典,並將研究所得撰文發表,計有〈佛教之初輸入〉、〈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佛教與西域〉、〈中國佛法興衰沿革說略〉、〈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等,全書名為「佛學研究十八篇」,正文十八篇,並收十篇目錄。

一九二一年,任公致力於教育工作,先後任教於北京高等師範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南京東南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等校。並出任過北京圖書館館長、司法儲才館館長等職。

任公在東南大學講學時,常到支那內學院,聽歐陽漸講佛學、唯識學,雖病不輟,並從歐陽漸學大乘法相宗的教理,和張君勱、德人杜里舒博士共同切磋佛學,遂使其佛教文化研究推向另一新的層峰。

翌年,任公參考日本佛教學者著作,撰述《大乘起信論考證》,認為這部論非由梵本所譯,是中國本土作品,他譽此書為「偉大傑出的思想論著」,是我中華民族的光榮。八月,任公至武昌,適中華大學舉辦暑期講習會,太虛大師應邀講「因明大綱」,任公偕友人高一涵、傅佩青與會聽講,適與太虛大師晤識。第二年,「武漢佛教會」專請太虛大師及任公蒞會演講,未久,大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成立董事會,任公被推為董事長,當時他也是支那內學院的發起人。

一九二三年,任公又寫了一篇〈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的關係〉。任公文章多由廣泛蒐集、整理,加以鑑別史料的方法而寫成。《佛學研究十八篇》一書,正是他運用近代學術方法,為佛學和佛教史研究開闢一條啟蒙道路。此外,他從該書抽出十二篇,另行編輯為《中國佛教研究史》。其他著作如:《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墨子學案》、《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一〇四種膾炙人口的不朽之作,都收入《飲冰室文集》。

一九二九年元月,任公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世壽五十七歲。他的一生可分成兩個階段,前期投身政治運動,後期則從事社會教育和學術研究,佛教文化研究則是他後期綻放的生命之花。他曾說:「吾以為今後而欲昌明佛法者,其第一步當自歷史的研究始。」可見梁啟超研究佛教歷史的目的是復興佛教。

梁任公的言論在中國思想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在戰亂時代,能透視佛教對國家社會的影響,力闢國人對佛教的誤會,並提出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無希望、無解脫、無忌憚、無魄力,此一富有創造性、啟發性的見解,不僅開風氣之先河,其高瞻遠矚的眼光,更令後人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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