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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弘傳東密的持松法師

持松法師學通顯、密,為恢復中國漢地密教,先後三次東渡日本,為民國早期的留日學僧之一。持松法師得東密一系心傳,兼及台密義理儀軌,自日本攜金剛界、胎藏界兩部大法歸來,先建壇場於洪山,再興密法於滬上,復興了自五代以來失傳的密教,受其灌頂者達數萬之眾,堪稱密教大德,為中國密教歷史寫下新的一頁。

悟世無常 受學華嚴

持松法師(一八九四~一九七二),俗姓張,法名密林,字持松。湖北荊門縣人。其父緒炳,人稱南坪先生。

持松幼承庭訓,誦習四書五經。十四歲父歿,未幾,小弟又夭亡,母親經此打擊,一病不起,家境日益困頓,持松不得已只好輟學。三年後,襄水氾濫,持松舉家投靠母舅。經歷父親辭世,又遭逢無情洪水,持松在自傳裡描述道:「畏死之心,解脫之念,不禁油然而生。」於是,在十七歲這一年,投荊州鐵牛寺出家。

一九一四年,持松二十一歲,前往漢陽歸元寺受具足戒。因在寺中聽講《楞嚴經》時無法理解深奧的經義,遂於翌年趕赴上海,考入設於哈同花園的華嚴大學,親近月霞法師學習華嚴教義。此後三年,他有系統地接觸大小乘經論,為日後的弘法事業奠定良好基礎。後來,華嚴大學遷到杭州海潮寺,持松也隨校在杭州畢業。

東行求法 弘揚東密

完成學業後,持松回到湖北,拜謁當陽玉泉寺祖印老和尚,深究天台大意。

一九一七年,月霞法師圓寂,持松身為法子,因此受命繼應慈法師之後,出任江蘇常熟虞山興福寺住持。其間,持松兩度傳戒,還清寺中債務,贖回寺產,重新整頓寺務。此外,他並任教於該寺「法界學院」,培育僧才。

一九二一年,持松應太虛大師之邀,赴杭州淨慈寺講授《八識規矩頌》。次年夏,又到武漢宣講《攝大乘論》和《觀所緣緣論》。之後,應常惺法師之聘,前往其主辦的安慶迎江寺「安徽僧學校」執教,為學僧授《十二門論》。

當時,持松有感於如欲窮究華嚴教義,須先通曉瑜伽密部,因此,開始閱讀密教典籍《法輪寶懺》。但是,儘管他世學充實,顯學深厚,對其中的密義卻難以理解。後來,他得知日本密法歷久不衰,便決定為復興中國漢地密宗而負笈東瀛。

一九二二年冬天,持松二十九歲,辭卸方丈之職,與太虛大師弟子大勇法師連袂東渡日本紀伊真言宗根本道場高野山,禮天德院六十三世阿闍黎金山穆昭修學密法。持松天資聰穎,刻苦學習,深得穆昭器重,在短短兩年內,不但精通日文,還得古義真言宗第六十四世傳法阿闍黎位,是我國最早東渡日本求學密法者。

一九二四年春,持松返國,開始在上海弘揚密法,講經、傳戒、灌頂,幾無虛日,名噪一時。之後,持松在往武漢的途中,經過安慶迎江寺,常惺法師特別為他舉行歡迎會。持松即席致詞,略陳東行雖以學密為目的,實欲藉此探究日本佛教真相,以為改革中國佛教的借鏡。提到日本佛教的勝弱時,他說:「彼現在宗派,略分十餘種,而各宗皆有一專宗大學以培高深人才,而其小學中學,更不一而足。教徒鮮有不入學者……其教徒學識甚高,多能服務社會,……但其最弱之點,則為戒律廢弛,娶妻食肉,視為分內。彼邦佛法,名雖興盛,實則三寶之形神不完,以戒為師之語,彼早視為小乘不足重矣。」此番精闢的分析,一針見血地道出日本佛教的現況。

領眾修密 攜法歸國

是年秋,持松回到武漢,應地方善信之請,出任洪山寶通寺住持,為大眾傳授法印,自此,寶通寺成為復興中國密宗的道場,絕響千餘年的密教,得於武漢重振。不久,從九月二十六日起,湖北督軍省長蕭耀南祈請在寶通寺修建仁王護國般若經大法會七永日,祈求保國安民,並請持松為善信灌頂結緣。武漢名流陳元白、趙南山、杜漢三、鄧夢光、孫自平等居士,相繼學密。日日來山受法傳戒、習咒印密法者,不下百數十人,戶限幾為之穿。

持松之盛德,竟使武昌佛學院許多董事聞風而來,改信密宗,遂使名振全國的武昌佛學院因此一蹶不振,幾近停課。

一九二五年春,持松隨道階、太虛大師率領的「中華佛教代表團」赴日本,出席東京「東亞佛教大會」。在大會中,他被選為教義研究部理事,並結識著名學者木村泰賢、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河口海慧等,交流中日佛學。會後,到新潟縣從權田雷斧大僧正受新義真言宗各流灌頂,得四十九世大僧正位。

次年,持松第三次赴日本,到京都比叡山延曆寺學習台密儀軌,再至高野山依金山穆昭上師受三寶院安祥寺各流傳授及其口訣,兼學梵文,被授予五十一世阿闍黎位。穆昭上師還特地將珍藏多年的金剛界、胎藏界兩幅大曼荼(陀)羅相贈,做為永久紀念,此時持松不過是一位三十三歲的青年法師,能有如此成就,實緣於他對教法鍥而不捨,精進不懈的精神所致。

建寺築壇 傳密法燈

回國不久,持松在遼寧啟建「仁王法會」。法會期間,張學良將軍及省長翟熙人曾入壇護摩受戒。以後數年,持松往來於滬、寧、杭等地講經、傳戒、修法,受其灌頂者達數萬人。一九三七年,持松四十四歲,回到上海時得知洪山寶通寺毀於兵燹,不勝感慨,遂定居上海,駐錫聖仙寺前後十年,從事講經和著述。

一九四七年,上海千年名剎靜安古寺恢復為十方叢林,持松應諸方大德之請,出任該寺第一任住持,兼任靜安佛學院院長;後又出版《學僧天地月刊》,弘揚佛學。擔任住持期間,持松提出四條規約,首開以民主方式管理寺廟風氣之先。

一九五三年,持松在靜安寺建立密宗(真言宗)壇場,振興了自五代以來中國漢土失傳已久的密教。此距離他第一次從日本學成歸來,前後已近三十年,多年宿願終於得償。

國際交流 著述傳世

同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持松當選為常務理事。一九五四年,被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兩年後,又當選為上海佛教協會第二任會長。在其任內,他向有關部門遞上「我對佛教史籍整理的幾點意見」及「佛教研究工作計畫」兩份書面報告,做為佛教現代化的依據。

一九五七年,持松率領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到柬埔寨參加釋迦牟尼佛涅槃兩千五百週年紀念大會。一九六四年,隨中國宗教代表團出席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宗教徒和平會議。翌年,又隨中國佛教代表團訪問印度。數年內,持松對國際佛教文化的交流貢獻卓越。

一九六六年,大陸文革開始,持松弘法事業嘎然中止。一九七二年,持松修法,禮請其上師金山穆昭時,作偈曰:「我生已盡,所作已辦,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同年中秋,持松在上海安詳示寂,世壽七十九,法臘六十三。後人為其建塔於常熟虞山,上海靜安寺也建有「持松法師紀念堂」,陳列其所使用過的法器及遺著。

持松一生著述,達三十種之多,主要顯教典籍有:《攝大乘論義記》、《觀所緣緣論講要》、《因明入正理論義解》、《心經闡祕》、《菩提心論纂注》、《釋迦如來一代論》、《梵語千字文》、《華嚴宗教義始末論》等。密教典籍則有:《密宗通關》、《金剛頂大教王經疏》、《真言宗朝暮行法》、《密宗手印集》、《三陀羅釋》等。

持松性情沉靜,凝重寡言,諳通日文、梵文,精於華嚴與密宗,能詩詞,兼擅書法。他在研究方法上洄出眾流,融通顯密,互為譬喻佐證,在當時佛教界獨樹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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