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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護國衛教戴季陶

清末民初,局勢動盪不安,國人飽受內憂外患之苦,有識之士無不希望拯救國家出離困境。當此亂世,一位忠誠體國,悲心救世的黨國大老戴季陶先生,企圖以佛法振興民族,促進國家早日走向康莊大道。

戴季陶在黨國精英階層中,以既是理論家,更是實行家著稱。他所創立的中央通訊社,至今仍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新聞傳播機構。他任考試院院長二十年間,改變中國千餘年科舉制度的傳統,使之適應國家現代需要,並奠定選才制度的基礎,促進政治步上民主正軌。在他信仰佛教之後,對佛教亦有一番貢獻,他將佛法要義與中山先生革命建國的理想融會貫通,並行不悖;又舉行各種法會為國祈福,並對佛教界提出建言,整建寺院,刊印經書等。此外,加強中央與西藏的連繫,贈書與印度國際大學,增進中印關係等,都是將佛教與政治融和的具體例證。

神童聰穎 才氣縱橫

戴傳賢(一八九〇~一九四九),又名良弼,字選堂,又字季陶,筆名天仇。法名不空、不動,晚年號孝園。祖籍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

戴季陶四歲由祖父啟蒙識字,飽讀古代經史,兼習新學。從小聰明異常,讀書過目成誦,父母親友盛讚為神童。十一歲,作詩云:「神童佳號空歸我,小子高籌君來知。」清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戴季陶十三歲,父親去世,他忍著失怙的悲痛,進入成都江南會館的東游預備學校開始學習日文,在課堂上,他聽到新學領袖徐子休大倡革命的言論及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事,激起他的愛國情操,萌生民族主義思想,這是他立志革命的開始。

翌年,他以童生資格報考入川省客籍學堂高等班,但因不滿學堂監督評定課藝成績等第偏私不公,申述力爭,終被學堂開除。十四歲的戴季陶在氣概上已儼然是個少年革命黨。年十五(一九〇四),戴季陶遠離四川到日本留學,入東京日本大學法科學習。十八歲與王用賓、胡政之等人,聯合促成日本大學一千餘名中國留學生組織同學會,由於他的熱誠和才幹,被推選為會長,自此顯露其領袖才華。

天仇革命 忠誠體國

一九〇九年夏天,戴季陶二十歲自日本大學畢業回到上海,任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不久去職,加入言論界,主持上海《中外日報》、《天鐸報》筆政。又任《天鐸報》總編輯,用筆名「天仇」撰寫社論,抨彈君憲時政,言論犀利,對公眾影響甚大,清政府乃經上海道向公共租界當局交涉,指名緝捕,經上海會審公堂關炯的援助而得以脫險亡走日本。旋因同盟會會員雷鐵崖的電邀,赴南洋檳榔嶼,出任革命黨報《光華報》的編輯,加入「同盟會」,鼓吹革命思想。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後,戴季陶由南洋回到上海,以實際行動表現革命的勇氣與決心,策畫東北革命。孫中山先生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任他為關外都督府的交通部長。不久,清帝退位,他與李懷霜、周浩,共同創辦《民權報》,亦主持《民國雜誌》、《星期評論》等。他曾在《民權報》上闢「直刀直入錄」專欄,對袁世凱及其卵翼的官僚政客議員軍閥,口誅筆伐。不久,被租界當局拘捕,遭遇第二次文字獄,所幸後來以證據不足而獲釋。

一九一二年十月,孫中山先生受任為督辦全國鐵路事宜,委派戴季陶為機要秘書,從此朝夕追隨國父十四年,直至國父逝世為止。

戴季陶一生為國犧牲奮鬥,任內各項建樹均以奠定民國基礎為標的。一九二八年,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政治委員,兼任考試院院長長達二十年,戮力於制定考試規模、考銓制度及相關規章。一九三一年七月,第一屆高等考試在南京舉行,首次將中國古代科舉考試制度改成適應現代需要,符合教育體系,又配合國家政策,甄選適任人才的考試制度,為民國樹立良好的文官制度,也促進政治步上正軌。

另外,他在宣傳部長任內創辦「中央通訊社」,至今幾十年,一直是國內執牛耳的新聞傳播機構,並與全球各大通訊社有密切聯繫。平均地權土地改革、實施三七五減租辦法的訂定與立法,也是戴季陶奉命至浙江解決平均地權、減收地租方案時所完成,此一政策對農民經濟影響至鉅。

戴季陶對邊陲政治尤其關懷,如設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以振興西北農林事業。在西藏地區,則極力調和十三世達賴與第九世班禪,請二人以佛教、國家為重。且加強中央與西藏、青、康的聯繫,因此,國家雖處動盪,卻能免於邊疆之患。

戴季陶認為教育為立國之本,致力收集日本及各國教科書,希望作為修改國中、小學及女子師範教科書的參考,並曾於某次國父紀念週中,慷慨陳詞:「希望教育當局重視國民基本知識之改進。」一九二六年,戴季陶任中山大學校長,在短短四年中,將大學建樹一新,並作多項改革,徹底整頓。另外創立中國童子軍團,由蔣中正先生任團長,戴季陶與何應欽將軍任副團長,並擬定童子軍十二守則,後來成為國民黨黨員守則及青年守則,可見其對黨國教育影響的深遠。

皈依佛教 悲心救世

戴季陶的學佛因緣,肇端於祖父母信仰佛教,母親黃太夫人奉佛尤為誠篤,因受母親薰習,季陶自幼就有佛教的信仰。一九二二年八月,戴季陶奉中山先生之命,回四川聯絡川省各將領,勸阻息兵,主張和平統一,共同發展川省實業以利益國家社會。可惜川戰已無可免,他自覺辦事不力,在悲痛失望中,頓萌厭世之心。九月二十二日,他乘輪船赴宜昌,夜裡縱身投江自盡。黑暗中,呼救無門,當時江寒風冷,於半昏迷中,只見一圜很圓的白光由水面直射而出,心中忽然感動,頓覺此道佛光是其生機復現,後果浮至下游,被一農人撈起。生死輾轉間,戴季陶始信佛力不可思議,從此發大菩提心,化悲觀為積極,發願為多苦眾生效力。

戴季陶身居中樞要職,平日信佛誠篤,認為中國有三億人口為佛教徒,佛教若不能振興,則護國救世之業難成。再者,由東北至西北二萬餘里邊疆,數十種民族雜居,自唐以來唯佛教所繫。所以戴季陶致力於以佛教來振興國家,並提出建言,希望佛教界度死更能度生,使佛法普及於各階層,不可偏頗;也提醒僧眾加強關心世間學,學菩薩願行,對救貧賑災、興學施醫等認真興辦,自然可感化世人,使佛法大興。

戴季陶平時定有常課,精進修持,更發動僧信四眾為多難國家社會祈福消災。一九三〇年禮請班禪大師說法;一九三一年八月為長江流域嚴重水災啟建水陸道場;同年十一月因九一八事變,啟建仁王護國法會,作十大願文回向法界眾生;一九三三年啟建藥師七佛法會;一九三四年啟建時輪金剛法會,並為日本大阪風災死傷兒童啟建大悲懺法會,同時為追薦達賴喇嘛啟建法會;一九三八年追薦班禪喇嘛啟建法會;翌年二次大戰開始,修建護國息災法會四十九日;一九四二年全國佛教徒為連年兵災,啟建護國息災大悲道場;一九四五年因日本投降,勸請全國佛教團體虔誠修法以報佛恩等。

一九三一年,戴季陶曾請歐陽竟無編撰《在家必讀內典》一書,刻版印行,以利在家學佛者誦讀。書中選有男女必讀經書各七種,外附《四十二章經》。一九三二年,在河南佛學社講演「振興中國與振興佛教」。次年,於中央廣播電臺講「中國之宗教改革與救國事業」,針對政府對佛教的政策、對蒙藏等邊疆地區的宗教措施,提出五大根本問題的主張,對當時中央決策的考慮,頗具啟迪之功。

此外,自一九三〇年起,戴季陶亦在南京五台山孝園內建屋兩間,為施醫濟藥之所。每到冬天又於首都、湖沙、廣漢、金堂、洛陽、長安、武功等地,施放米票寒衣;遇到地方水旱天災,則竭力為捐款賑濟。戴季陶又於洛陽成立中原社會教育館、行都慈幼院,並且為吳興後林木橋頭地方捐辦小學一所,置地一百四十餘畝。一九三四年,戴季陶捐贈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圖書館一所,並為青海設立西寧、郿縣二地民眾教育館,並運贈大量書籍給蒙藏學校。一九三五年為四川成都蜀華中學、金堂、廣漢、翠亨村中學等添購大批書籍。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病逝廣州,享年六十歲。

戴季陶先生曾說他認為布施是「財法無畏,普濟眾生」,觀其一生作為,真可謂解行合一,為民國以來佛教界的大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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