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級大小:

A-

A

A+

198 第九章 西域佛教的光輝

近百餘年來,由於東西方的考古學者不斷在新疆及中亞一帶從事探險,先後在新疆境內發掘許多文物古蹟以及西域古代語文,如龜茲語、于闐語、吐貨羅語、粟特語等所寫的佛典斷片。一八九〇年,英國鮑爾(Hamilton Bower)在庫車附近發現梵文寫經,經英國學者霍寧(Rudolf Hoernle)考證,斷定是第四世紀及五世紀的梵文《孔雀王咒經》的古寫本,這是西域古代語發現最早的佛教經典。

一八九二年,法國格林勒(Fernand Grenard)在新疆和闐發現梵文《法句經》的斷簡,至少是第二世紀的寫本,比鮑爾所得更古遠。一九〇〇年,敦煌藏書大批古寫本、卷子、版本、印本流入西歐,幾乎震盪了整個西方世界。

自古以來,我國佛教高僧活躍於西域廣大地區,一方面吸收西陲各民族佛教活動的精華,一方面傳播中原的華夏文化,因此,才能導致四方的歸化,促進民族、宗教不斷的融和與交流,在宗教史、文化史上來說,貢獻極為重大。

佛教東傳的河西走廊

佛教創立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古印度,主要流行於恆河中上游一帶。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期,佛教開始向印度各地及世界各國傳播,向南傳到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國家,向北傳入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並越過蔥嶺,傳入我國西北地區,最後傳入中原內地。在佛教傳入我國的過程中,漢朝對西域地方的開闢與交通起了催化的作用。

一、西域的範疇

歷史上所指的西域,並沒有一定的範圍,而且西域各國的名稱也隨時代變遷而經常改變。佛教史上的西域,是指印度佛教興起之後,由陸路東傳中國所經的地區,大致上包括西元前三世紀大月氏統領下的大夏及阿富汗斯坦一部份、迦濕彌羅、今旁遮普一部份、安息國勢力範圍下的波斯北部、康居國勢力範圍下的栗弋(Sogdiana)等地。

西域各國中與佛教較有關係的是,蔥嶺以西的月氏(今俄屬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北印度)、安息、康居(今土耳其斯坦北部、西伯利亞南部)、犍陀羅(今阿富汗之干達馬克)、迦濕彌羅(罽賓,北印度喀什米爾);蔥嶺以東的龜茲(今庫車)、疏勒(喀什噶爾)、高昌(今吐魯番)等國。各國之中,以犍陀羅與迦濕彌羅兩國最重要。

二、漢朝與西域交通

漢朝時,西域三十六國長期處在匈奴的勢力範圍下,漢武帝想聯合大月氏共同夾擊匈奴,於是在建元三年(西元前一三八年)派遣張騫出使大月氏。張騫被派出使,越過河西走廊不久,即被匈奴俘虜。後來伺機向西逃到大月氏,希望遊說大月氏聯合對抗匈奴,但事與願違,而逃回漢朝。張騫出使時,一行一百多人,十二年後回到長安,只剩下張騫和他匈奴籍的僕人。

雖然張騫沒有達成出使的目的,但他發現中亞各國和南亞印度的地理位置、歷史源流與各地物產等,為中國人打開了廣大的新視野,他的貢獻只有以後的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可以媲美。張騫在大月氏遊說時,曾到過大夏(巴克特里亞),發現當地居然有成都出產的布匹,和四川境內出產的竹子。經大夏人告知,才曉得是從身毒(印度)買來的。於是張騫回國後向漢武帝建議,如果從四川成都出發,就可避免匈奴阻撓或扣留的危險,因而有漢朝對西南夷的開拓。

元狩四年(西元前一一九年),漢武帝為了想聯合烏孫來夾擊匈奴,再度派遣張騫率三百人出使。張騫停留一年多,又失望而歸。但在這次的出使中,張騫曾派遣部屬分別前往康居、大夏(阿富汗一帶)、安息(伊朗)、身毒、于闐等國,宣揚中國的聲威,另一方面,張騫還邀請烏孫國派遣大使跟他同行,到中國訪問。自此,漢朝跟西域各國正式往來。此後,漢武帝為了征服匈奴,在河西走廊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以便進一步聯絡西域各國,擴大在這個地區的政治勢力。漢武帝又出兵樓蘭、姑師(車師,吐魯番盆地)兩國,並且降伏了大宛,掠得汗血寶馬三千多匹。西域各國震攝於漢朝的軍威,紛紛派遣使者前來朝貢。此後,漢在輪台、渠梨兩地置兵屯田,以供應來往使者。宣帝時置西域都護,將西域諸國納入管轄之下;元帝時設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務。

漢朝與西域各國的交通路線主要有兩條:天山南路、天山北路。漢朝先進的冶煉生產技術、絲綢等物品和科學文化,透過這兩條主要幹道傳到蔥嶺以西,直到歐洲,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具有偉大的貢獻。西方的物產,如家畜、苜蓿、葡萄、胡桃等植物,也陸續傳到中國。這個溝通中西聯繫的道路,就是世界文化史上名聞遐邇的「絲綢之路」。就在東西方經濟、文化廣泛交流的過程中,佛教從印度向西北,越過蔥嶺,傳入了中國。

三、阿育王傳教至西域

在西元前三世紀(西元前二七三~二三二)時,阿育王統一全印度,並以佛法治國,派遣布教師到印度各地及印度周圍的國家傳教。其中,摩訶勒棄多前往印度西北的希臘殖民地臾那國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闡提則在犍陀羅、迦濕彌羅等地布教。所以,在阿育王時期,佛教在中亞地區傳播的道路已被打通,接著在西域迅速流布,至西元四世紀,高昌將佛教奉為國教,這是西域佛教的鼎盛時期。

四、希臘遺民傳承佛教信仰

西元前二世紀,原本受希臘人統治的大夏,侵入西北印度,占領喀布爾流域、巴基斯坦西部一帶地方,佛經上稱為舍竭國。二世紀中葉,大月氏從東方征服大夏,一些希臘式的城市也同時被併吞,因此,大月氏的佛教主要傳承自印度西北地區和大夏。在漢譯《那先比丘經》,即巴利文的《彌蘭陀王問經》中,記載大夏國王彌蘭陀向罽賓的高僧那先比丘請益有關精神與身體、善惡果報、生死輪迴等一系列問題,雙方在幾番精彩的佛法問答、辯論之後,彌蘭陀國王皈依了佛教。

五、部派佛教的傳入

西元前一世紀以後,佛教發展屬於部派佛教時期,由上座部和大眾部分出十八部和二十部之多;與西元一世紀初興起的大乘佛教相對稱,部派佛教被視為小乘佛教。因此,這個時期從印度本土傳到印度周圍各國的,都屬於小乘佛教。其中,從印度西北地區迦濕彌羅和犍陀羅傳到安息、大夏、大月氏等中亞地區的,則以說一切有部為主。最初的佛教經典不用文字記載,全靠口耳相傳,直到西元前一世紀以後,才逐漸利用樺樹皮與貝葉為書寫材料,形成使用文字書寫的佛教經典。

西域各國的佛教

一、大月氏

先秦時代,中國北方有熱河與察哈爾的東胡,綏遠的匈奴,甘肅、寧夏的月氏等三大外族分據。在漢文帝時,大月氏被匈奴打敗,向西潛逃,不久,征服了大夏。大月氏後來分裂為五部,以貴霜部最強大,西元一世紀上半葉,建立貴霜王朝,攻占整個印度西北地區。迦膩色迦王以後,貴霜王朝統領了印度恆河及印度河流域,幅員之大,西起鹹海,東到蔥嶺,成為擁有中亞廣大領土的大帝國。這個時期開始,大月氏從遊牧社會轉型為農耕生活,迅速吸收古波斯、希臘和印度文化。

西元前二世紀時,大夏入侵印度西北所建立的舍竭國,早已流行佛教。因此可以推知,大月氏最慢在西元前一世紀也開始有了佛教信仰。據《三國志‧魏志》所載,漢哀帝時,佛教傳入我國,就是透過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佛經的。

西元一世紀,大月氏犍陀羅國的迦膩色迦王是一位大力護持佛教的君主。他常在公務之暇研習佛經,每日請一位高僧入宮說法。由於各部派所講的佛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國王就下令召集各方僧侶,在迦濕彌羅舉行第四次經典結集,由說一切有部的著名論師脅尊者主持,集成《大毗婆沙論》一書。在這次的結集中,說一切有部最占優勢,但正量部和大眾部等也有一定的影響。

由於大夏原本是希臘的殖民地,受希臘藝術影響最深。勢力逐漸強大的大月氏在征服大夏後,也隨之受到希臘藝術的薰陶。迦膩色迦王時,大月氏的藝術一方面伴隨佛教文化東越蔥嶺,傳入中國;另一方面則南向印度犍陀羅地區發展,產生印度與希臘融和特色的藝術,稱為犍陀羅藝術,這在東方藝術發展史上,是個極為重大的變化。

在出土的一枚當代錢幣上,刻有穿著希臘服飾的佛陀像,周圍用希臘字母拼成「佛」字,清楚顯現了犍陀羅藝術的風格。另外,在西域庫車南方石洞的壁畫及佛像也明顯帶有犍陀羅風格,中國境內雲岡、龍門、敦煌等地的石刻與壁畫也同樣受到犍陀羅藝術的影響。

犍陀羅國貴霜王朝疆域的中心,剛好是橫貫中亞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漢朝與西域各國之間,不僅有政治往來,而且還有經濟、文化的交流。在歐亞各國進行的通商貿易中,我國的絲綢、漆器、鐵器,印度的珠寶、香料,埃及和西亞的玻璃,都必須通過貴霜王朝的核心地帶。而印度佛教也是以大月氏作為中印交通的媒介,最早向中國傳入。東漢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時,漢使在大月氏遇到迦葉摩騰和竺法蘭等人,他們便是從大月氏來到中國的第一批高僧;在東漢桓帝、三國時期,從大月氏東來的支婁迦讖及支謙,則是最早在中國傳譯大乘經典的高僧。另外如西晉的竺法護,他生於敦煌,但祖先是月氏人,當時人稱他為敦煌菩薩,又稱為月氏菩薩。據高僧傳記載,竺法護曾在晉武帝時,前往蔥嶺以西求取大乘經典,當時大月氏勢力還未衰頹,他所譯的經典大部分得自月氏國。其他如有支法度、支施崙、曇摩難提、道泰、月婆首那等沙門,也都是大月氏人。

大月氏以方等教為中心,由東來的譯經師所譯出的大乘經典,包括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五大部;原始經典如《中阿含》、《增一阿含》等經,也完備無缺。依據當時大月氏流行經典的漢譯情形,即可推知當時大月氏佛教的狀況。在當時漢譯經典中,以大乘經典居多,尤其以寶積部、大集部為第一,其次為方等部,再其次是華嚴部。

二、安息

安息國位於波斯(今伊朗),在大月氏的西部,西洋史上稱為 Parthia。都城在今天的但干(Damghan)一帶。由於是阿爾薩克斯王(Arsakes)在西元前二五〇年左右所建,所以也稱作阿爾薩克斯王朝,「安息」是它的音譯名稱。王朝最盛時,從印度河畔到美索不達米亞,都是安息國的領土。後來因為和古羅馬帝國發生戰爭,加上內亂頻仍,就在西元二二六年被波斯帝國薩珊王朝所滅。但是部分的安息人往東竄逃,移居到阿姆河以東之地,歷史上仍稱它為安息,只是國力已大不如前,一直到隋朝之時才完全滅絕。

安息國的地理位置,正好位在東西貿易交通的要道,與我國絲織品的貿易非常頻繁。中國所產的絹布繒綵,一向受到歐洲人,尤其是羅馬人所珍愛,但中國的絹綢要輸入歐洲,必須經過印度和安息,由於安息人想要壟斷東方貿易,經常從中阻撓,爭端不斷。除了貿易之外,安息也是四方國情交換的要衝,這是因為安息人常常行商於四方,自然見聞廣博,漸漸的,安息就成為思想及文化交流的媒介。

安息國本來流行祆教,但因領土深入印度西北,和印度內地有密切的經濟往來,大約在大月氏貴霜王朝建立時,安息國人也開始信仰佛教。安息國主要流行小乘佛教,特別是說一切有部的教義。在安息領土的遺址,就是現在的阿富汗西部,靠近古印度犍陀羅的地區,曾經發現西元一、二世紀的佛塔遺址,足見當時佛教弘傳的事實。

在東漢末年來到中國,並對中國佛教有巨大貢獻的安世高,就是一位安息王子。之後,也是安息人的安玄,曾在漢靈帝時,來到洛陽譯經。安息被薩珊王朝滅亡後,當地恢復流行祆教,佛教在安息失去維護,這時大約是中國的魏晉之際,不少安息的高僧大德來到中國,如曹魏時的曇無諦,西晉時的安法欽、安法賢等,相繼來華譯經。所譯出的經典,包括大小乘經典,廣涉經、律、論三藏。由此可知,在東漢、三國之際,安息國所流行的經典,應該兼含大小乘經典,大乘經中,以方等部為主,華嚴部次之,這是因為安息佛教原本就與大月氏屬同一系統。

移居到阿姆河之後的安息國,不知何時才恢復佛教信仰的,但從《續高僧傳》卷十一可以推知,約在西元五世紀末,安息已經再度復興佛教了。高僧傳所記載的嘉祥大師,也就是三論宗集大成的吉藏,在梁武帝太清三年(五四九)生於金陵,他的祖父是安息人,因避仇來到中國,世代都是佛教徒。根據這個記載,吉藏的祖父還居留在安息國時,應當是在五世紀末葉,因而可以確知當時的安息國已經恢復佛教信仰。

三、康居

在安息西北方、大月氏北方的國家是康居。康居與大月氏同是土耳其系的遊牧民族。自錫爾河下游,至吉爾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帶。

康居人擅長經商,常常到各地去進行貿易,往返於中亞全境,因此康居也成為中亞各國交換國情及傳播文化的媒介站。漢武帝派張騫出使大夏時,康居還是一個弱小之國,經常派遣質子來華,並且經常貢獻禮品。

佛教是在何時傳入康居的,目前並沒有文獻資料可供研判,不過可以確定,在西元二世紀時,佛教已經非常盛行。從東漢末年到東晉之際,康居已經有不少的譯經僧來到漢土,例如康巨、康孟詳、康僧鎧、康僧會等沙門;他們當中,有的自己就是康居人,有的是祖先為康居人。由於康居國與大月氏、安息國,都屬於中亞地區民族,因此由康居國傳入中國的佛教,多半都是方等部、寶積部等的大乘經典,原始佛教經典方面則為阿含部。大致而言,康居國所流行的經典,與大月氏是大同小異的。

四、敦煌

敦煌,又作燉煌、墩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自漢代以來,此地就是我國與西域諸國的交通要衝,聚集各種民族,文化風俗複雜,佛教早已在此傳播,高僧輩出,譯經僧歷來也是不計其數。例如被當代人稱為「敦煌菩薩」的竺法護,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的竺法乘,前往西域求法的于道邃及東晉的單道開、竺曇猷,南朝蕭齊的法穎、超辯,北魏的道韶,隋代的慧遠等。又北涼曇無讖曾在此地譯出《菩薩戒本》及《大般涅槃經》(北本)的後六品;劉宋時,曇摩蜜多也在此廣開田畝,營建精舍,大力弘法。

敦煌在佛教史上最大的貢獻,在於佛教藝術的輝煌成就。由於西域地帶一出敦煌即為大漠,生死莫卜,商賈旅人往往祈佛庇佑,佛教因此從敦煌一帶發展起來,這也是敦煌佛教藝術發達的原因。

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沙門樂僔雲遊四野,來到敦煌時,已是夜晚時分,想找個地方棲宿。突然發現三危山金光燦爛,像是千佛躍動。樂僔感動之餘,發願鑿窟造像,使它成為真正的聖地,這是敦煌第一個石窟的營建。其後歷代增鑿營造,逐漸成為千餘洞窟的大石窟群。如沙門法良、東陽王、唐代李廣等,都相次鐫鑿,或營造洞窟,或雕琢佛龕,或修葺樓閣,或描造壁畫等,石窟群範圍包括安西縣附近的榆林窟與小千佛洞、敦煌西南的西千佛洞。

一般稱敦煌的千佛洞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是位於鳴沙山東麓的石窟群,又稱莫高窟、千佛巖、雷音寺。經近代探險家發掘,清理查覈,得知保存至今者有四九二窟,洞內的壁畫計有四萬五千多平方公尺,彩塑二千四百餘尊。開鑿的洞窟,最大的高達四十公尺,小的高不及一公尺。洞內造像均為泥質彩繪,有單身也有群像,最大的高三十三公尺,小的不過十公釐,多彩多姿,神態各異。壁畫的內容豐富,題材廣泛,主要是常見於龜茲石窟的本生、因緣故事和彌勒像。北魏前期的人物造型樸拙,面相肢體豐腴,神態恬靜淡然,也與龜茲壁畫無異。菩薩造像的衣冠服飾,保留有西域和印度的風尚,北魏晚期則轉變為清秀飄逸的形像。壁畫上不僅表現佛教思想,並反映我國古代狩獵、耕作、紡織、交通、建築、藝術、婚喪嫁娶等現象,藝術成就極高。

西千佛洞開鑿在黨河崖壁的北側,北朝晚期開始興建,以後歷代都有興修。現存洞窟十九個,自西向東排列,窟頂是平坦的戈壁灘。安西榆林窟位於甘肅省安西縣南約七十公里處,開鑿於隋唐以前,現存洞窟四十一個,其中有一個洞窟繪有唐僧西行取經彩畫,是極為珍貴的文物資料。

各洞窟的形式,從早期附有修行小龕的型式漸轉變為中央塔式、中心柱式、中央佛壇式等。隋唐以後,因為適應大幅經變的構圖,中央後方為莊嚴肅穆的佛壇,四壁均繪滿金碧輝煌的壁畫,與現今佛寺內的殿堂型態已漸相近。

因為敦煌地處玉門礫岩帶,地質雖不易自然崩壞,但也不宜雕刻,而我國古代的藝術巧匠融合周、漢的壁畫技術與傳統泥塑及夾紵塑法,形成風格特殊的「繪塑合一」的綜合藝術。各洞窟中塑造佛像為主,天花藻井及四壁則繪滿五彩繽紛的繪畫,繪畫作為塑像的延續,兩者相互輝映,不僅使敦煌藝術大放異彩,對日後寺院壁畫與塑造藝術也有倡導之功。

由於敦煌處於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地位,因而石窟藝術中反映了傳統藝術與外來藝術相結合的特徵。明代以後,由於航海發達,絲路驟衰,敦煌石窟遂鮮為世人所知。清代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一說光緒二十五年),王圓籙道士無意間發現了藏經洞,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的寶庫,敦煌之名始為世人所知。藏經洞內藏有從五世紀初晉代到十一世紀初宋代諸朝的經卷、文書、帛畫、織繡、銅像等文物六萬餘件。經卷中除了佛經以外,另有道教經典,所使用的文字,除漢文之外,藏文、梵文、粟特文、古和闐文、回紇文等少數民族文字的寫本占六分之一。此一發現,震驚國際,西方探險家陸續前來探查攫取。

首先到達敦煌者,為俄國的地質學者奧布傑夫(Vladimir Afanasievich Obruchev,1863~1956),他所竊走的古抄本與佛畫,今存於列寧格勒的埃密達吉博物館。光緒三十三年,英籍匈牙利人史坦因(Aurel Stein)也聞風而至。那時是史坦因第二度至中亞探險,他賄通王道士,私啟石室,擇其精要,廉價換取二百餘包的古本經典與畫像,計有古寫經約三千卷及其他文卷等三千之數,運回倫敦。

次年,法國學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也到這裡,自行選取五千餘卷寫本,並勘查諸洞,對無法搬運的壁畫,則選其精品加以攝影、編號而攜返。在歸途中滯留北京,將所得的卷帙一部向我國學人展示,至此中國政府方知悉內情,速將王道士判以盜賣國寶的罪名,並收拾殘餘經卷,僅得八千餘卷而已,今藏於北京圖書館。期間,尚有美國華爾納、日本大谷探險隊橘瑞超等人,或黏揭、切割壁畫,或竊取經卷寫本,或盜運塑像,或收購流落民間者。迄今,敦煌石室藏書及壁畫多流入法、英、日、印、俄、美、德等國博物館中。

一九四三年,國民政府特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敦煌寶物加以整理研究。一九五〇年,中共將該機構改稱敦煌文物研究所,文革後又擴大為敦煌研究院,以期對敦煌石窟研究作更大的推展。像這種對敦煌文物的自然、地理、社會、經濟、歷史、宗教、文學、美術等的綜合研究,或狹義對敦煌文獻如藏書卷子的整理、解釋、研究,就通稱為「敦煌學」,在近代國際學術界蔚然成風,成為一門獨立的顯學。

近人據史坦因、伯希和等所搜得彙集成書者,有《敦煌石室遺書》、《鳴沙石室古佚書》、《敦煌寶藏》等,都是前所未見的祕笈。載錄群籍而成目錄者,有由史坦因蒐集的《敦煌漢文寫本說明目錄》(一九五七)、《敦煌西藏文寫本目錄》(一九六二),伯希和蒐集的《敦煌藏文寫本目錄》(一九五〇~一九六一)、《敦煌漢文寫本目錄》(一九七〇),王重民所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一九六二),由蘇俄蒐集的《敦煌特藏漢文寫本解說目錄》(一九六三~一九六七),日本龍谷大學的《龍大所藏敦煌古寫經現存目錄》(一九五八),大谷大學的《大谷大學所藏敦煌古寫經》(一九六四~一九七二)等。

近年蘇俄公布所藏卷子目錄,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也印行所藏全部卷子。中國與日本少數收藏家亦有私人珍藏的情形。凡此種種敦煌文獻的發現,無不具珍貴的學術價值,是治中古學術史及佛教史學的重要資料。

五、龜茲

在蔥嶺以東的塔里木盆地,南北兩側各有一系列沙漠綠洲接連起來的通道,是溝通東西方關係的主要管道,也是佛教輸入中國的主要路線。北道以龜茲為中心,南道以于闐為中心。

龜茲,梵語 Kucina,就是現在的庫車(Kucha),位於新疆天山南路的重要都域,中國史書稱它為龜茲,佛經中則有丘茲、歸茲、屈支、屈茨、邱茲、拘夷、曲先、苦叉等諸多的名稱。龜茲居民多屬於雅利安人種,王室以「白」為名,勢力強大,文化進步。唐朝置龜茲為都督府,安西都護也曾駐治於此。自南北朝到唐朝,活躍於中國的出家人中,凡是姓「白」及「帛」的,多半是該國出身的。

據推斷,佛教傳入龜茲,最晚應該在西元一世紀時;到三世紀時,當地佛教已隆盛到極點。由於漢唐以來,龜茲、于闐等國已經成為中印交通的要衝,因此很多佛教經典都是先傳到龜茲、于闐等地,然後再傳入我國。如鳩摩羅什所譯的《妙法蓮華經》,原本就有類似龜茲語的傳本。因此也可以說,魏晉以前的龜茲,不但是東西文化融和交會的樞紐,更是佛教文化的第二中心,大乘佛教經典的寶庫。

由於魏晉南北朝以前,龜茲是佛典的傳播中心,很多佛經由龜茲傳入我國,或由龜茲沙門直接參與漢譯工作。如曹魏時,龜茲王子帛延參與支施崙譯出《首楞嚴經》;又如西晉時,竺法護手執胡經,口宣《正法華經》,就有龜茲居士帛元信參校;僧純曾經從龜茲的佛圖舌彌之處獲得戒本,從那些戒本及授戒法才確信戒法是如來所制,經過傳譯後,漢土戒法也就從此開始盛行。佛圖舌彌在龜茲的佛教地位極高,是東晉時(西元四世紀)來到我國的小乘佛教論師。自西元三世紀中葉以來,龜茲的佛教高僧大德前來我國傳譯經典的,包括有僧侶、居士及王子,乃至有的還親自攜帶佛典到敦煌一帶,他們傳教的熱忱,由此可以想見,也可以推知早在西元二世紀中葉,龜茲佛教就已經非常興隆了。五世紀初,鳩摩羅什來到長安,廣譯經論,除了《法華經》、《般若經》、《阿彌陀經》等大乘經典外,更有系統地譯出龍樹中觀學派的論書。他的譯筆生動簡潔,曉暢易解,不拘泥於一辭一義的生澀僵化,被譽為我國的四大譯經家之一,對佛法在我國的發展,影響極為重大。

鳩摩羅什還沒有來到漢土以前,住在龜茲的王新寺,諸王常跪蹲左右,恭聽他說法,可知當時龜茲佛教的興隆氣象。另一方面,龜茲佛教所以能盛行於上流社會,主要原因是高僧碩德輩出,並受到國王保護。鳩摩羅什早年在罽賓及沙勒國遊學,潛心研究大乘教義,後來在溫宿國說服一切神辯外道,聲望更隆。龜茲國王白純親自前往溫宿,將他迎請回國,並為他鑄造了金剛座、師子座,上以錦褥鋪飾,恭請羅什昇座說法。影響所及,社會民眾崇法敬僧風氣普遍,發願出家修道者日增。

龜茲原屬小乘佛教,後來因大乘論師鳩摩羅什出世,論戰小乘教派的佛圖舌彌,大乘佛教才漸漸抬頭;但鳩摩羅什前來我國以後,龜茲的大乘佛教聲勢漸低,小乘佛教也就因而順勢成長。唐朝玄奘大師西行印度之際,龜茲雖然已是小乘盛行地區,但是全國上下對於大乘僧侶仍是崇敬備至。玄奘大師初抵龜茲時,國王親率群臣及僧侶大德數千人前往迎接,隔天迎入王宮,恭敬供養,臨別之時,還贈與駝馬和腳夫。

唐朝之時,龜茲佛教的伽藍規模宏大,裝飾華麗,各寺僧眾極多。到八世紀末葉,龜茲佛教還很活躍,佛教學術研究依然昌盛。但往後的二百多年,龜茲就進入了黑暗時代,在十世紀左右以後,淪為土耳其的領地,龜茲的名稱從此不見於史書,而佛教也隨之消聲匿跡。

整體而言,龜茲雖盛行小乘佛教,但東來的三藏譯經師所譯出的經典,包括了大乘與密教的典籍,因此可以推知該國也弘傳大乘教法。近年來,考古學者曾發掘出許多龜茲語經典及古代遺物。一八九〇年,英籍鮑爾上尉在這裡發現貝葉形樺皮的梵文經典的古寫本。隨後,日本、蘇俄、德國等各國學者也多次發現,所出土的龜茲語佛典斷片有《大般涅槃經》、《法句經》、《古城比喻經》、《悲華經》、《十誦比丘戒本》等。

六、于闐

于闐,梵語 Ku-stana。又譯作于填、于遁、于殿、谿丹。位於我國新疆西部,就是今天的和闐(Khotan)。西元三世紀前後,稱為瞿薩旦那,意譯作地乳,印度人則稱之為屈丹。于闐自古是印度、波斯、中國之間必經的貿易途徑,也是東西文化往來的要道。

據《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載,于闐國王自稱是毗沙門天(四天王之一)的後代。關於于闐國的建立,有一段傳說:相傳阿育王的太子遭到阿育王妃陷害,雙目被人挖出,阿育王遷怒於身邊的大臣,就把他們全族驅逐到雪山以北。這些人在于闐西邊自行推舉酋長,尊立為王,與東邊族人形成對立的局面。後來東西雙方發生戰爭,東方取勝,為了收攏西方的民眾,就在于闐地方建國。然而因為國王年老無子,擔心斷絕後嗣,就向毗沙門天的神像祈禱,結果,神像額頭裂開,現出一個嬰兒,並且在神像前的地面上湧出乳汁,哺育嬰兒,因此于闐國王自稱是毗沙門天的後代,並以瞿薩旦那為國號。

在七世紀玄奘西行時,于闐國已大半是沙磧,但是,氣候和暢,盛產寶玉及多種礦、植物,人民的性情也溫恭有禮而崇尚佛法。另外,還有不少關於于闐國建國的傳說,例如《于闐國懸記》所記載:早在迦葉佛之時,佛法就盛行於此地。後來人民漸漸怠惰而不信佛法,使得諸龍大怒,把全國各地化為湖水,直到佛陀出世,來到此地,命令舍利弗及多聞天使湖水枯竭,佛陀入滅後,稱呼這裡為 Liyul,並預言未來這裡將會陸續建設城市。

阿育王的時代,曾經派遣九位布教師中的末闡提前往迦濕彌羅傳布佛教;西元前二年,大月氏國王也派遣使者伊存來到中國傳揚佛教。于闐因為接近東北印度,又是當時西域交通與文化的中心地,因此可以推定,在西元前,佛教已傳入于闐。

根據《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行記〉載,北魏使者宋雲曾在于闐聽到這樣的傳說:于闐國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後來,有個商人帶領一位比丘毗廬旃前來,對國王說:「今天有一位異國沙門來到城南杏樹下,願王能信受供養。」國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並且建塔供養他。《大唐西域記》卷十二也有類似的記載,並提到那位比丘名為毗廬遮那阿羅漢,他來自迦濕彌羅。由此可以推想,于闐的佛教可能是從迦濕彌羅直接傳入的。

于闐是中國佛教入傳的必經之地,原本盛行小乘,然而到西元五世紀初,盛行大乘佛教,凡傳入中國的經典,十之八九都要經過這裡,歷代以來,它是西域各國與我國最親善的一國。早期來華的譯經高僧,如于闐沙門祇多密傳來《光讚般若經》;唐代提雲般若來我國,譯出華嚴部和密教的經典各二部,其他有《大乘法界無差別論》一卷;此外,還有實叉難陀譯出《八十華嚴》等大乘經典。唐中宗時,有一位于闐王的質子在我國出家,法名智嚴,後來譯出《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法華經》、《藥王經》及《決定業障經》等四部。另外如佛馱跋陀羅、曇無讖、沮渠京聲、達摩摩提、月首婆那等人,雖然不是于闐人,但他們所譯的經典原本,如《六十華嚴》、《涅槃經》、《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等,都來自于闐。三國時代,朱士行到于闐取得《大品般若經》的梵本。總之,于闐不但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要道,而且是大乘佛教經典孕育的中心。依照近代學者的研究可知,許多大乘經典是從于闐文譯成漢文或藏文的。

在《法顯傳》、《大唐西域記》以及近代的史料記載,西元七世紀中葉,于闐還有百餘所伽藍,僧眾至少也有五千多人,大多學習大乘教法。《西域記》載,十世紀以後,回教徒入侵于闐,到十一世紀,佛教已經全然衰頹,加上天災人禍,往日莊嚴盛大的寺院、佛塔,全部埋入沙土之中,直到近代中央亞細亞的探險,才在這裡發掘出不少的佛教遺跡與珍貴史料。

于闐的語言屬於伊朗語系的于闐語,在敦煌千佛洞發現了不少于闐語所書寫的佛教經典,現存的有《金剛般若經》、《金光明經》、《大乘無量壽經》、《一百五十頌般若波羅蜜多經》等。

七、高昌

位於現在新疆吐魯番東南的哈喇和卓,漢時稱為車師前國,晉時稱為高昌郡。曾經一度獨立為高昌國,後被唐太宗征服,稱為西州。安史之亂以後,歸附回紇,後再度歸屬我國,是一大佛教中心。

在車師前國的時代,佛教已經流行於高昌。西元四世紀下半葉,佛教正式成為國教,以大乘教法為主。《出三藏記集》卷二記載,高昌沙門法眾曾經應北涼的沮渠蒙遜之請,在北涼都城張掖譯出《方等檀特陀羅尼經》四卷。北涼沮渠蒙遜遣使高昌求取《大般涅槃經》的胡本,由曇無讖譯出。然而,曇無讖感慨此經的品數不足,乃發願尋得完足的經本。到南朝宋文帝之時,道場寺慧觀奏請文帝派遣高昌沙門道普等十人,西行求取《涅槃經》後分,道普行至長廣郡涉水,船破傷足,死於外地。臨終之時,道普感嘆《涅槃經》後分與宋地無緣。

西元六世紀時,高昌王派遣慧嵩等,隨使入北魏研習梵學,專攻毗曇與成實之學,通究奧義,時人譽稱為「毗曇孔子」,聲名遠播四海。高昌王三次徵召他回國,慧嵩都不願意,引起高昌王大怒,竟殺害他的父母、兄弟等族人。隋煬帝時,沙門慧乘奉煬帝之命,特為高昌王麴伯雅宣講《金光明經》。昇座講經之時,國王布髮於地,請慧乘以足踏之,王崇敬三寶的虔誠,由此可以想見。

唐代玄奘大師西遊,途經高昌時,高昌王麴文泰盡禮款待,並懇請其永留高昌,以便終身供養,令全國上下都成為佛弟子。玄奘大師深感王的厚意,不過為了求取大法,誓必西行。國王再三固留,甚至下令守衛不准玄奘出城。玄奘大師無計可施,只好決意絕食,滴水不飲,如此三、四天之後,氣脈微弱,國王大為恐慌,立即向大師懺悔謝罪,懇請大師在將來回程時,能夠在高昌留住三年,國王願效法波斯匿王、頻婆娑羅王護持佛陀一樣供養玄奘。最後玄奘大師決定再停留一個月,為王宣講《仁王般若經》。每到講經之時,國王必定親自執香,前來迎請,在引昇法座時,國王還低身跪下,以背為凳,讓玄奘登躡座上。玄奘臨告別時,國王為他製作法服三十具、棉帽裘毯、黃金百兩、銀錢三萬、綾絹等五百匹、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作為玄奘西行往返二十年之用;並寫了二十四封信函,分別送達龜茲等二十四國,每國一封,懇請各國協助法師順利通行。出發之日,王與高僧、大臣、百姓等,列隊送別,國王痛哭流涕,道俗四眾也都悲不自勝。玄奘大師得以順利到達印度,實因高昌王的大力幫助,而在當時西域各國中,高昌國也是崇法敬僧事蹟最多的一國。

回紇族原本信仰回教,但移居高昌以後,也逐漸改信佛教。因此在佛教經典中,不少是譯成回紇語的。十九世紀後,經多次考古探險,出土無數的佛像、佛畫與梵語、胡語、回紇語的經典。著名的佛教遺跡,包括高昌故城、交河故城、貝沙克魯克千佛洞、吐峪溝等,前二者是建造於地面上的伽藍遺跡,貝沙克魯克則為兩群洞窟組成的石窟洞。

八、疏勒

疏勒,梵語 Khāsa。又作沙勒、伽沙、佉沙、奇沙、室利訖栗多底。約當現在新疆的喀什噶爾,自西漢以來,就成為東西交通的北道樞紐。《大唐西域記》卷二記載,該國人民性情狂暴,民俗多詭詐,文字取自印度。西元三世紀左右,佛教已經傳入這裡,到唐朝初期,逐漸興隆,以小乘教法為主。

西元四世紀時,鳩摩羅什曾在疏勒禮拜佛缽,並在此國留住一年,潛心誦習阿毗曇六足論、《增一阿含》,深達奧義,又為國王宣說《轉法輪經》。國王對他崇敬有加,熱心供養,國內的百姓也因而崇信佛法。五世紀初,後秦智猛則於該國見到佛陀的文石唾壺,東晉高僧法顯也曾在此國見到佛牙塔。可見,疏勒國保有許多佛陀的遺物。

隋代達摩笈多來華途中,在該國為僧眾宣講《說破論》、《如實論》各二千偈。到玄奘西行之時,疏勒的小乘教僧眾已增至一萬多人,較法顯時代增加十倍之多。此外,佛典中記載了許多有關疏勒的傳說:有的說它是佛法隆盛的邊國之一;有的認為疏勒的牛頭山是菩薩的住處,或疏勒國是達摩波羅神的住處;或佛陀曾以該國付囑髮色天子、畢宿,或此處曾出現九十八佛。總之,從諸多不一而足的記載,以及佛缽、唾壺、佛牙等遺物來看,可以推知疏勒當年佛法興盛的狀況。

中唐以後,因回教徒入侵,在回教勢力的統轄之下,疏勒佛教也因而斷絕。現代在喀什噶爾附近仍保留有多處的佛教寺塔遺跡。

九、迦濕彌羅

迦濕彌羅(梵 Kaśmira),又作羯濕弭羅國、迦葉彌羅國、箇失蜜國。位於西北印度犍陀羅地方的東北、喜馬拉雅山山麓的古國。約為現在的喀什米爾地區。我國漢朝時稱為罽賓,在魏晉南北朝時代稱為迦濕彌羅,到隋唐時代改稱為迦畢試。據說,阿育王派遣末闡提到此地布教時,曾感化當地的蠻人龍族,使其解脫罪業;夜叉盤荼鬼的妻子及五百弟子也相繼皈依佛法。當時信奉佛法的有八萬人,僧侶有十萬人。

犍陀羅國的迦膩色迦王曾在此地召集五百位高僧編纂《大毗婆沙論》,並鏤鐫經論於銅牒之上,再封存於石函中,建塔藏納。相傳,當時藥叉神保衛迦濕彌羅,不讓外道竊持該塔所藏的經論,如果有人想要學習,就必須在塔中受業。由此推知,迦濕彌羅的佛教,當時還處在保守的風氣中。所以在西元二世紀末葉,西域諸國如月氏、安息、康居等地的高僧陸續來華譯經傳教,而號稱佛教極盛的迦濕彌羅國反而遲至西元四世紀初期,尚無一人來華弘法。直到四世紀以後,迦濕彌羅國的佛教才逐漸開放,容許他國的沙門前來學習有部的教義。

佛圖澄在東來中土以前,曾經前往迦濕彌羅修學佛法;鳩摩羅什也曾經到迦濕彌羅參學,師事盤頭達多,研習小乘經典。後來羅什回到龜茲,宣揚大乘教法,遠近馳名,盤頭達多得知後,還以高齡之軀,不辭長途跋涉之苦,前往龜茲去會晤羅什,聽聞大乘妙趣,因而回小向大。

當時,自迦濕彌羅來華從事譯經的高僧有僧伽提婆、僧伽跋澄、佛陀耶舍、求那跋摩、佛陀多羅等。我國赴迦濕彌羅求法的有智猛、法勇、智嚴等數十人,或尋訪聖蹟,或修學禪法,或求取經典等,都直接促進了中迦佛教的交流。

迦濕彌羅國雖以小乘教法著稱,但五世紀初期,由此地傳來我國的經典,不少是屬於大乘方等部的經典,可知迦濕彌羅在當時也弘傳大乘經典。七世紀末,也有許多該國沙門來到中國翻譯經典,如唐高宗時代的佛陀波利、日照等人先後來華,譯出大小乘經典,而祕密教同時也很盛行。八世紀時,唐僧悟空由犍陀羅入迦濕彌羅,在此停留四年,學習小乘教。其時,當地有寺院三百餘所,靈塔瑞像極多。九世紀以後,天息災、繼業也曾到過此國。十二、三世紀後,同樣因回教徒入侵,一千五百年以來的佛教盛況,從此消聲匿跡。

十、犍陀羅

犍陀羅(梵 Gandhāra, Gāndhāra, Gandha-vati),又作健駝邏、乾陀衛。意譯香行、香遍、香風。位於今西北印度喀布爾河下游,五河流域之北。犍陀羅國的領域,經常變遷,西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入侵印度時,它的都城在布色羯邏伐底,約在今天巴基斯坦白夏瓦東北之處。西元一世紀時,貴霜王朝興起於印度北方,漸次擴張版圖,併有喀布爾河一帶。迦膩色迦王即位時,定都布路沙布邏,就是今天的白夏瓦地區。王去逝後,國勢逐漸衰微,至寄多羅王,西遷至薄羅城,以王子留守東方。

在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五世紀,前後七、八百年間,佛教曾盛行於此國;阿育王派遣布教師到此布教,是佛教在犍陀羅的發端。此國原是上座部,尤其是說一切有部的中心,但後來國內的僧眾吸收了大眾部的學風,因此大乘思想也曾風行一時。迦膩色迦王統轄廣大的領土,當時犍陀羅是他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東西文化交會的樞紐之地。國王後來皈依佛教,在都城廣建寺塔,造立佛像,開啟了著名的希臘式犍陀羅佛教藝術。

大致來說,犍陀羅屬小乘有部教派,世友、法救、脅尊者等,都是犍陀羅有部的傑出論師。西元四、五世紀,世親造《俱舍論》三十卷,這部論書將有部繁瑣的教義予以整理、統一、批判,歷來被視為有部學說集大成的論著。

世親之兄無著,出家於犍陀羅國,先在化地部修學,後轉赴東方,受教於一位羅漢,研習小乘空觀,但仍不能滿意,於是前往中印度學大乘空論,在阿踰闍國入禪定三昧,上升兜率天,會見彌勒菩薩,學習《瑜伽師地論》、《大乘莊嚴經論》、《中邊分別論》等大乘經義,回到人間後,為大眾廣說妙理,又教化其弟世親皈依大乘。世親回小向大後,專研大乘教法,遍歷憍賞彌國等中印之地,宣揚大乘教,又作大乘論書百部,親炙受教的弟子約有一千多人。

無著、世親之時,犍陀羅也奉行大乘,但小乘教是主流。東晉的法顯、宋雲等人都曾到過此國,稱道該國國民崇敬佛教,好讀經典。宋雲曾把在犍陀羅等地的見聞撰成《宋雲行紀》。在宋雲返回洛陽三十多年後,有犍陀羅國人闍那崛多來到長安,在四天王寺譯出《金色仙人問經》二卷、《妙法蓮華經‧普門品》重頌偈等三十九部。由此可見,西元四世紀到六世紀間,犍陀羅佛教與中國佛教間的來往交流已經逐漸受到重視。

自西元六世紀以後,佛教失去王室護持,後雖有突厥王一時再興,然而到第十世紀,又為回教徒所迫,佛教終於絕跡。據《大唐西域記》卷二載,犍陀羅國的疆域,東西約千餘里,南北有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今印度河),都城名布路沙布邏,王族絕嗣,隸屬迦畢試國,市井空荒,人煙稀少。可見國力曾鼎盛一時的犍陀羅國,在七世紀玄奘大師西行之時,不但已荒廢沒落,且已臣屬於他國。

總括而言,西域佛教自西元前二、三世紀到西元四、五世紀之間,教派多屬小乘,當時盛行小乘的有疏勒、罽賓、犍陀羅等國;至於大小乘思想混合,而仍以小乘為主流的有安息、康居、龜茲等國;主要盛行大乘的則有大月氏、高昌、于闐等國。四、五世紀以後,犍陀羅因無著、世親二位大乘論師的出世,大乘佛教遂有流行北印度的趨勢。

隨著佛教的流布,佛塔、雕刻、繪畫等佛教藝術也因而發達,佛像多以泥土、漆灰為原料,佛畫以壁畫為主,樣式則多為融合希臘、羅馬、波斯、大夏、印度等風格的犍陀羅藝術,此外還有回紇式、喇嘛式等。七世紀以後,中國美術色彩漸濃,遺物多見於吐魯番一帶。至於取材範圍,佛像主要有佛陀及觀音、文殊等菩薩,繪畫以《賢愚經》、《六度集經》的故事為對象。經典的編纂、書寫、翻譯也極盛行,僅高昌、于闐二地,就發現了中阿含、般若、祕密等二十餘種。

隋唐之際,穆罕默德在大食創立回教,由於用武力傳教,馬蹄所到之處,佛教盡為所滅,安息、大月氏、康居、迦濕彌羅、犍陀羅、疏勒、于闐、龜茲、高昌等各國的佛教,從三國時代到明代之間,先後被祆教、回教侵略吞併,西域佛教也因而從此沒落。

【習題】

1.試述西域佛教的重要貢獻。

2.試述西域各國佛教信仰狀況。

回到頁面頂端
回到星雲大師全集首頁
搜尋
調整
關注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