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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第十二章 邊疆佛教的概況

藏傳佛教

印度佛教從西元前五、六世紀,發展到西元一世紀前後,興起了大乘佛教;到了七世紀左右到十三世紀初,印度的佛教逐漸發展成以密教為其主流。相反的,傳入中國、朝鮮、日本的所謂「三國佛教」,則屬於八世紀以前的印度佛教。西元一世紀到八世紀左右,印度佛教經由西域傳入中國的階段暫告一段落。這個階段的中國佛教,大致是以玄奘與義淨兩位求法高僧齎回的梵文經典為基礎,從事譯經工作,發展成別具特色的中國佛教。印度佛教傳到西藏本土時,則是直接由印度德學兼優的阿闍梨與西藏學問僧傳入的,因而盛行於西藏地區。該區位於亞洲大陸中部崑崙山脈與喜馬拉雅山脈之間,地勢高峻,氣候嚴寒,形成與內地完全不同的人文風俗,所以佛教史學家稱這一系統的佛教為藏傳佛教,或西藏佛教。

在佛教未傳到西藏以前,當地居民信奉一種土著原始宗教,稱作「苯教」(Bon)。苯教,又稱苯波教,俗稱黑教,是植根於西藏原始社會時期的一種巫教。此教崇拜萬物有靈,以動物為犧牲來祈福消災,占卜吉凶,驅鬼辟邪。佛教傳入之後,千餘年來對藏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人生哲學、價值觀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尤其是佛教的慈悲、布施、業報等教義,深入人心;大乘佛教的利他主義與解脫思想,成為藏族追求的終極目標。

又因西藏佛教特別注重師資相承,通常由出家眾中的大德行者直接祕密傳授佛教要義,所以稱之為密教。這位教授師的智德往往在眾人之上,所以稱為上人,西藏語叫作喇嘛(bla-ma)。喇嘛特別受到西藏人的尊崇,所以一般又稱西藏佛教為喇嘛教,只是藏族並不自稱為喇嘛教,而稱「桑格耶基確斯」(梵 Saṅs-rgyas-kyi-chos),意指佛陀的啟示,或佛陀的宗教。

現在就根據藏傳佛教的歷史,以朗達磨法難為界,分為前後二個時期來介紹:

一、前弘期(六四〇~八四〇)

(一)松贊干布

據西藏佛教史的記載,大多認為佛教是在松贊干布(藏 Sroṅ-btsan-sgam-po)時傳入西藏的。藏王松贊干布(即棄宗弄贊)先娶了尼泊爾波利庫姬公主為妻,公主自尼國攜來阿閦佛像、彌勒菩薩像、度母像等,後來又與唐朝文成公主和親聯婚,更給西藏佛教帶來新契機。

文成公主到西藏時,除了攜帶中國的四書五經外,還帶了數百位的文士技工,和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大批的高僧經像。藏王因此大受感化,建造大昭寺、小昭寺供養兩位公主分別自印度、中國傳來的佛像、經典、法物,成為西藏佛教的濫觴。

又當時的宰相端美三菩提(藏 Thon-mi-sambhoṭa)奉藏王之命,率領十六名藏族青年前往印度學佛學及聲韻學等,為創造藏文作準備。當他學成歸藏時,仿效印度梵文,融合了西藏語,創造藏文字母;並運用新創的藏文,翻譯帶回的大乘佛經,這是西藏譯經的嚆矢。

於是,西藏佛教在松贊干布時期,進入播種的階段。松贊干布也依佛說的十善戒制定法律,又規定十六條人道倫理法軌,第一條是「敬信三寶」,但因苯教是當時西藏的傳統民間信仰,對於剛傳入的佛教難免排斥,因此在當時西藏佛教的流布還有許多阻力,所以佛教在松贊干布時期只是起步階段而已,並沒有很大的發展。

(二)赤松德贊

松贊干布之後的兩代,贊普芒松芒贊(藏 Mang-srong-mang-btsan)及都松芒波結(藏Vdus-srong-mang-po-rje)在位時,貴族噶氏家族當權,王朝則致力於對外武力的擴張。都松芒波結死後,其子赤德祖贊(藏 Khri-ide-gts-ug-btsan)開始致力於佛教的發展。唐朝金城公主與赤德祖贊聯姻,公主攜帶佛經入藏,贊普派遣出家人至印度學習梵語,聘請中印度高僧來藏弘法,將佛教帶入西藏,他的功勞不可忽視。他並且將雜技百工、音樂及《毛詩》、《左傳》、《禮記》等儒家典籍傳入西藏,這對漢藏經濟、醫術、文化交流有極大貢獻。所以後人曾作詩「自從貴主和親後,一半胡風似漢家」,來讚頌公主對漢藏文化的影響。

此時佛教得到不少的發展,漢族的僧侶也在王朝中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赤德祖贊死後,原來信奉苯教的貴族便準備全面徹底推翻佛教,年幼的新贊普赤松德贊(藏Khri-sroṅ lde-btsan)登基時,便發布了「禁佛」敕令,展開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運動。可以說,西藏佛教在經歷了苯教的反對和破壞後,呈現困頓的局面。

直到八世紀中葉,赤松德贊成年後,知道先王曾致力佛法的弘揚,於是開始建立制度,力圖護持佛教。赤松德贊二度派人迎請印度那爛陀寺長老寂護大師到西藏弘揚佛法。寂護大師在第二次入西藏時,邀請鄔仗那(位於現今巴基斯坦境內)著名的密教行者蓮華生大士一同入藏。寂護專攻中觀,帶去許多中觀派論著,而蓮華生乃印度密教大師,極力宣揚瑜伽祕密法門,翻譯經咒,編成了藏傳佛教的藏經《甘珠爾》。此外,他更運用神通力摧邪顯正,創建三耶寺,並有「七覺士」(七名藏族僧侶)歸投在他座下出家,首開藏人出家為僧的先例。大士因為將苯教的自然神列為佛教的保護神,融合了原始苯教到密教體系中,開創密教而呈現顯密並行的局面,為西藏佛教注入一股生命力。

赤松德贊又在西元七九一年正式宣布佛教為西藏國教,禁止苯教流傳。這些大規模的改變,大多得力於蓮華生大士之功,所以後來寧瑪派尊蓮華生大士為祖師。

(三)赤祖德贊

赤松德贊之後,牟尼贊普和赤德松贊二人繼續弘揚佛教,到了赤祖德贊(藏 Khri-ralpa-can,八一五~八三六在位)時,是前弘期佛教的巔峰期,被譽為西藏佛教的黃金時代。而赤祖德贊與赤松德贊、松贊干布三位,成為西藏佛教的護法大王。

赤祖德贊在位期間,譯經事業一直持續,成立了最古老的譯經目錄《丹噶目錄》,幾乎收錄全部大小乘主要經論。這段時期,為使僧侶安心辦道,乃設立了「七戶養僧」制度,就是每七戶供養一位僧侶,又讓僧侶參政,下令凡是毀謗三寶者,則需處以重刑。

正因如此,隱伏了赤祖德贊的危機,促使信奉苯教的貴族在西元八三六年發動政變,刺殺赤祖德贊,擁立其兄朗達磨(八三八~八四二在位)為王。

(四)朗達磨法難

朗達磨在位期間,展開了大規模的滅佛運動,封閉佛寺,塗抹壁畫,焚燒經典,迫害僧侶。這次滅佛行動給西藏佛教帶來嚴重的打擊,史稱「朗達磨法難」。這一時期,是西藏佛教史中的「黑暗時代」,也結束了西藏佛教的前弘期。

二、後弘期(九七八~)

西元九七八年,佛教重新傳入西藏,進入了復興西藏佛教的後弘期。此時,佛教經由兩個途徑傳入西藏,就是阿里、多康。一般稱從阿里傳入的佛法作「上路弘法」,把從多康傳入的佛法稱為「下路弘法」。

(一)阿底峽尊者復興藏密

阿底峽尊者是西藏佛教迦當派的開祖,出身孟加拉王室,長大後到過印度那爛陀求師訪道。十一世紀初期,阿底峽應藏王的邀請到西藏,當時西藏的佛教徒大多修習邪法,不重德行,他為了恢復真正的佛教,乃著書立說,傳徒授法,振興戒律,創立迦當派,並從事經典翻譯與著述,形成西藏佛教復興的空前盛況。因此他對佛教密宗教理和修持的系統化、規範化,起了劃時代的作用,也對西藏佛教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此以後,西藏佛教步入了百花齊放的「後弘期」。

(二)教派時期

自十一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初,西藏佛教產生了許多流派,這些教派間的宗教教義、儀式各有不同,各教派的顯密經典漸趨完備,各派主張的修持方法也自成體系,形成了後弘期佛教的特色。

1.寧瑪派(古派或舊派之意):寧瑪派是藏傳佛教各派中歷史最久遠的一派,尊蓮華生大士為祖師,重密輕顯,因此以傳承及弘揚密法為主。本派的僧侶多從事生產,可以娶妻生子,以無上瑜伽為究竟,行持從俗,不尚律儀。由於本派僧侶習慣戴紅帽,所以俗稱「紅教」。

2.薩迦派:薩迦,藏語是「灰土」的意思。因薩迦寺是座落在灰白色岩石山坡上的一座城堡建築,才以顏色命名該寺及其教派,因此稱為薩迦派。本派以瑜伽行中觀派的見解為主流,傾向於顯教教學,盛行研究唯識、中觀。該派五祖八思巴曾被元世祖敕封為國師,使密教成為元朝國教。又因薩迦寺的圍牆上塗有象徵文殊、觀音、金剛手等菩薩的紅、白、黑三種顏色的花紋,所以俗稱「花教」。

3.迦當派(教誡派):由阿底峽尊者的弟子仲敦巴創立的教派,是後弘期各派中最早出現的派別。本派認為顯教和密教是相通的,但密教更有特殊的功用。

4.噶舉派(迦當派的支派):噶舉,是口傳之意。因本派師徒教學法注重口授傳承。本派主張顯密兼修,特別注重密法的修鍊與實踐。其修身法,包括無上瑜伽密的「雙身修法」。相傳始祖馬爾巴、密勒日巴在修法時沿用印度僧侶的習俗,身穿白色僧衣,所以俗稱本派為「白教」。此派發展奇特,從居士教的馬爾巴到戒律精嚴的、苦行修行的密勒尊者,而後則因出家比丘剛波巴的著書立說,成為以出家僧伽為主流的淨化教派。

5.格魯派:十五世紀初,宗喀巴以「迦當派」的教義為基礎而創立的教派,本派雖是最晚興起的,但卻是勢力最大的派別。格魯,是善律之意。因為本派倡導嚴守戒律,並嚴格劃分教義階段,不能越級,所以本派以教義完備著稱於世。本派僧侶穿戴黃色衣帽,故俗稱「黃教」。

(三)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宗喀巴是十四、十五世紀西藏佛教的改革者,博學而持律嚴謹,因目睹西藏佛教出現種種頹廢的現象,於是決心振興佛法,力挽頹風。他從薩迦派的仁達瓦學中觀,採用阿底峽的佛學理念,確立了綜合大乘、小乘、金剛乘的三士教教義來進行改革,要求僧侶嚴守戒律,獨身不娶,並強化寺院組織和管理制度。這些措施獲得支持而成效卓著,因此奠定了格魯派的基礎,逐漸傳播而成為後世達賴、班禪喇嘛的源流。

宗喀巴的教化披靡全藏,徒眾日盛,不數年間,盡奪紅教喇嘛說法之席。他的聲譽遠揚,成為西藏的學術泰斗。藏傳佛教因他的改革,使格魯派成為正統教派,傳承至今。

三、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

(一)活佛轉世制度

西藏佛教認為修行有成就的喇嘛,他的神識不會隨著肉體的死亡而迷失,相反地,神識能夠清楚地通過另一個肉體而獲得新生。活佛生前能預卜自己的神識在哪一個方向轉世,並暗示下一代活佛的人選。尋訪者按照活佛指定的方位,便可找到符合條件的嬰兒,叫作「靈童」,經過佛前占卜對靈童加以確認後,他便在寺院中繼承原來活佛的宗教地位。這就是活佛轉世制度。

在宗喀巴時,黃派並無活佛轉世的制度,這一制度開始於噶舉派的噶瑪巴希。因為他幼年出家研習堆松欽巴創立的白教教義,造詣很深,信眾推崇他為堆松欽巴的轉世繼承人,噶瑪巴希於是成為藏傳佛教的第一個活佛,也是活佛轉世制度的濫觴。

在宗喀巴的再傳弟子根敦嘉穆錯去世後,找到了年僅三歲的索南嘉慕錯作為轉世靈童,成為格魯派活佛。此後,格魯派將這個制度進一步普遍化。格魯派有極其嚴格的戒律,禁止僧侶娶妻生子,因此大小活佛全靠活佛轉世找到寺院繼承人,這一制度長期以來成為藏族全民的信仰,也廣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

活佛轉世的範圍,僅限於藏族聚集區或蒙古等地區。黃教所轄的寺院都效法沿襲,因此出現了成千上萬的轉世活佛,其中最主要的系統是達賴和班禪兩大活佛系統。

(二) 達賴喇嘛

達賴(dalai),是蒙古語,大海之意;喇嘛(lama),為西藏語 bla-ma 的音譯,上人之意。總和起來「達賴喇嘛」的尊號,就是統治西藏的法王之意。

這一稱號源自於第三世達賴索南嘉慕錯,前二世根敦珠巴、根敦嘉慕錯都是後來追認的,成為一世、二世達賴喇嘛。明萬曆六年(一五七八),索南嘉慕錯應邀到青海,會見蒙古土默特部落首領俺答汗,弘傳密法有功,俺答汗贈予「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尊號,此後就成為達賴喇嘛全體系譜的稱號。

西藏佛教在佛、法、僧三寶中,最尊崇喇嘛僧,所以主張在精神、物質方面供養喇嘛僧就可以成佛。達賴喇嘛自第一世以來,就被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更受到全藏士庶的無上尊崇。自第五代達賴喇嘛從蒙古接受西藏全土政權後,歷代達賴喇嘛遂成為掌握政治、宗教的最高權力者。

彙集歷世喇嘛所著的各類著作,稱為《喇嘛歷世全書》。其中,第五世達賴所著的論叢,廣攝顯密二教的文獻以外,並涵括西藏歷史、經錄等部分,是全書中最重要的著作。

(三)班禪喇嘛

班禪,西藏語 Paṇ-chen 的音譯,意思是大博學者、大智慧者。

以班禪喇嘛作為歷代轉世活佛的稱號,是從第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贊開始(前三世都是後來追認的)。清世祖順治二年(一六四五),統治衛藏的蒙古語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率軍進藏,尊羅桑卻吉堅贊為「班禪博克多」(博克多是蒙語,乃對睿智英明之人的尊稱),並敕令他主持札倫布寺,劃分後藏地區歸他管轄,是為班禪四世。從此以後,原來西藏地區習慣上用於博學高僧的「班禪」稱號,成為相對於達賴喇嘛系統的歷代轉世活佛的專有稱號。

到了第五世班禪時,清聖祖派員入藏,封羅桑益西為「班禪額爾德尼」(額爾德尼,光顯的意思),正式確立了班禪的地位。藏人認為班禪是金剛的化身,或為阿彌陀佛化身。歷代班禪大多住於後藏日喀則的札倫布寺,在政治上,擁有地方政權。

(四)達賴與班禪的關係

自宗喀巴創立格魯派,從他的兩大弟子根敦珠巴與凱珠開始,各自形成兩大活佛轉世系統——達賴與班禪,代代相傳,他們同為格魯派教主。在清王朝的大力支持下,成為西藏佛教的正統派和西藏地方執政的教派,並在蒙古地區廣為傳播。

班禪與達賴的關係並非全然友好,如第九世班禪羅桑卻京曾久居中國內地,直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土丹嘉慕錯噩耗傳出,才返回西藏,卻不幸歿於返藏的途中。一九四四年,第十世班禪宮保慈丹被迎到後藏,力主改革佛教。中共進入西藏後,全藏成為中共地方政權之一,十四世達賴喇嘛於是流亡到印度,而班禪喇嘛則採取容共的態度,顯示西藏佛教的發展與生存有著立場不同的微妙關係。

四、藏傳佛教的發展與影響

(一)發展與現況

西藏佛教歷經後弘期的發展後,形成以格魯派為主的「達賴與班禪」體系,來主導西藏佛教界。但自從西藏成為中共地方政權之一後,許多寺院都遭到嚴重破壞,迫使一些喇嘛離開西藏,越過喜馬拉雅山,流亡海外。

不過也由於這樣的因緣,使喇嘛們得以將藏傳佛教傳到西藏之外的世界各地去,受到世界各國人士的喜愛及推崇。尤其十四世達賴喇嘛能適時把握機緣,大力向全世界宣揚佛法,同時還全力推動世界和平運動,使他在一九八九年十月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不但是西藏人的光榮,也是全世界所有佛教徒的光榮。

此外,這些流亡在外的喇嘛,更在喜馬拉雅山麓附近地區建立「西藏人民自治區」,使離開西藏的藏胞也因此擁有一個重建家園的棲身之所。除了西藏之外,西藏佛教在青海、甘肅及蒙古各地區也都有悠久的發展歷史,一直盛行至今。

(二)佛教對西藏的影響與貢獻

印度佛教自第七世紀傳入西藏,經過長期與苯教衝突、融合過程的前弘期,和教派林立的後弘期,終於形成獨樹一格的西藏佛教。一千多年來,佛教對西藏社會的文化、經濟、政治、教育,乃至生活習俗等,都產生深遠而廣泛的影響,今簡要說明如下:

1.深入民間,生活佛法化:佛教是藏族全民信仰的宗教,藏民不論出家或在家,在生活上均與佛教息息相關。傳統的西藏人,無論走路或做事,都是在念誦祈禱詞,甚至再貧窮的人家,也都安置有小小佛龕。僧侶每日都行誦經、辯經、禮佛、聽經等修持,時時不離開佛法的信仰。

轉經輪更是藏人所喜愛的禮敬法寶的方式。西藏的寺院設有轉經輪,信徒一手搖動經輪,一手持念珠誦經,這是累積功德的方法。

西藏人常在山口路旁用石頭堆起「瑪尼堆」,在石堆上插有風幡和樹枝,枝頭上掛有經文紙帶,在瑪尼堆上刻有六字真言,或佛菩薩、度母的造像。藏人經過山口石堆,都要下馬表示敬意,並祈禱平安吉祥。每逢宗教節慶日,經幡蔽日,香煙繚繞,圍著瑪尼堆祈禱念經,頗為壯觀。

2.喪葬習俗佛法化:藏人長期以來受佛教影響,認為人的死亡只是軀體部分,而神識永恆存在。藏族的喪葬形式,一般常見的有塔葬、火葬、水葬、土葬及天葬等多種。其中,塔葬限於大活佛,天葬最為普遍。藏人活著的時候,行善積功德,死後便把屍體布施給禿鷹吃,並請喇嘛誦經,超度亡靈。

3.政教合一:宗教領袖同時也是政治領袖,擁有崇高的地位與權力。

4.轉世活佛制度:如上所述,活佛轉世是班禪及達賴的傳承系統,成為西藏佛教獨特的宗教制度。

5.寺院教育制度:傳統的西藏教育,就是寺院教育,所謂「捨寺院外無學校,捨宗教外無教育,捨僧侶外無教師」之說,就是對過去藏族教育狀況的高度寫照。

在西藏,一所寺院猶如一間大學,或專門學校。但寺院的經法教育制度因各派教旨、寺院規模及社會背景等的不同而有差別,比較完備的當推格魯派。按照格魯派「先顯後密」的學經程序,入寺分科有三種辦法:(1)是先入顯宗學院,然後再轉入密宗學院學習,畢業後仍不失為顯宗學院博學的學者;(2)是先入任何密宗學院,不得轉入顯宗學院;(3)是專在顯宗學院學習,不再入密宗學院。顯宗屬於基本教育,由顯入密,比較自由;密宗注重修持,是一種權宜教育的捷徑,所以由密入顯,就絕無僅有了。

顯教學院的學經程序,主要是次第學習五明的五部經論:因明學、般若學、中觀論、戒律學、俱舍論。按此程序,學完大約需要十五到二十多年時間,相當於大學畢業,就可以考取不同等級的「格西」。

凡是取得格西學位的,有三種出路:一是在大寺院的「札倉」(學校)任職,或出任中小寺院的「堪布」(住持)。二是轉入密宗學院修習密宗,繼續深造,研習密宗四續部:事部、行部、瑜伽部和無上瑜伽部。灌頂受戒,研修數年期滿,就可考取密宗學位,合格者授予「昂仁巴」,相當於碩士或博士學位。三是住寺清修,或收徒傳法。

總之,格魯派寺院經法教育的特點有三:(1)嚴格的學程,固定的教材,嚴謹的學制;(2)嚴格的考試制度和獨特的教學方法;(3)注重背誦。

6.建築藝術:西藏寺院的大小建築以山勢為基座,主要建築如佛殿都建在地勢較高之處,主殿巍峨聳立,僧舍等則沿著地勢向山腳延伸,使整個建築群富有節奏感,再配合歇山式屋頂、斗栱、琉璃磚牆、彩畫裝飾等,顯出寺院的莊嚴宏偉。殿內有真絲繡織的唐卡和幢幡,佛龕裡雕龍刻鳳,金碧輝煌,在在充滿著藝術的美感。

密宗的造像有的是猙獰憤怒,有的是青面獠牙,有的是怒目張口,凶悍可怖,有的手持骷髏,身繫人頭纓絡等不同姿態。這些造型,主要是藉著降魔的象徵,讓人產生敬畏之感,此與苯教融合的歷史有關。

總之,西藏的寺院建築是佛教與藝術的結合體,我們可以看到藏族人民的智慧、技術與藝術的高度創作和表現。

7.《西藏大藏經》的文化資產:西藏佛教為藏人及世人留下最偉大的貢獻,便是《西藏大藏經》的彙編。這部藏經是根據梵文,採取逐字直譯的方式譯出,是藏文佛教經論的總集。

《西藏大藏經》是彙輯西藏譯的經典及西藏撰述的章疏等所成的藏經,分為《甘珠爾》與《丹珠爾》兩部份:《甘珠爾》譯為佛語部,是正藏,收有經和律;《丹珠爾》為論疏部,是續藏,收有論、經的註釋、讚頌,與語言、文學、歷史、醫學等資料的一般論書。在當今的印度佛學領域內,可視為研究佛學的重要資料。由於其可部份彌補大多已散逸的梵文經典,在國際佛學研究上,自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西藏人自古就以堅毅不拔、刻苦耐勞的精神在青康藏高原上繁衍不息。他們創制文字,發展藏傳佛教,在文學、藝術、歌舞、醫學、建築文化、藏曆等方面,都有豐碩的成就,使西藏在千餘年歷史中,創造出獨特的佛教文化。

蒙古佛教

蒙古位於亞細亞中部,北部諸山與西伯利亞為界,比鄰高麗、中國、細渾河及裏海,西以阿爾卑斯山與新疆相鄰,東抵日本海。自古以來,為突厥、韃靼、蒙古等三種遊牧民族所居之地。他們信仰薩滿教,承認宇宙間有一位主宰,叫做「騰格里」;他們也崇拜日月山河及五行,對著木製的偶像「翁剛」禮拜,相信死亡是從這一世到下一世的輪迴;人的災難都是惡鬼所降,因此請薩滿(宗教師)來祈福消災,如同巫師般透過神靈附身方式,斷言吉凶,預卜未來。當西藏的黃教傳入之後,薩滿教就逐漸被融入了。

一、元朝諸帝的信仰

佛教傳入蒙古,最遲在元憲宗蒙哥之世(一二五一~一二五九在位),而佛教成為普遍信仰,則始於元世祖忽必烈時代。忽必烈尚未即位以前,已經皈依喇嘛上師。忽必烈即位後,模仿漢制,在京城燕京建立太廟,落成時,禮請僧侶做佛事七晝夜,並於此後每年定為永式。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忽必烈敕命八思巴等參對勘定漢、藏兩種藏經,撰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元成宗即位後仍信佛虔誠,因此當時大臣叫必蘭納識里代皇帝出家,而且奉敕翻譯梵文經典為蒙文,歷經數代,受賜「普圖明廣照宏辯三藏國師」。元武宗至大三年(一三一〇),西藏高僧法光入蒙,增訂蒙古新字,又有中國、回紇學者翻譯西藏藏經為蒙文。其後的仁宗、英宗、晉宗、明宗、文宗、順帝,歷代都崇信西藏佛教。明太祖即位,元順帝北退後,蒙古佛教一時衰落,經過一百多年,才有西藏黃教傳入蒙古,蒙古佛教於是再度復興。

二、外蒙古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明神宗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內蒙古俺答汗遣使入西藏,迎請第三世達賴喇嘛巡錫蒙古,並在綏遠歸化城為三世達賴喇嘛建寺,俺答汗從此息武崇佛,禁止殺戮,這是黃教盛行內蒙的開始。而外蒙古開始佛教信仰,則是阿巴岱汗的功勞。阿巴岱汗曾經延請三世達賴喇嘛的大弟子大慈邁達里呼圖克圖,在喀爾喀圖拉河邊的一所寺院宣揚佛法,甚受蒙人歡迎,因此贈賜「大慈諾門汗」的尊號。到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藏 Rje-btsun Dam-pa Khotokto)時,更加光大外蒙古的佛教。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是住在蒙古庫倫的蒙古佛教的教主,也是喀爾喀蒙古地區西藏佛教格魯派的最大轉世活佛。明朝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達賴喇嘛四世派遣爵南派高僧多羅那他前往漠北傳教,被蒙古汗王尊為「哲布尊丹巴」。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多羅那他在庫倫示寂,喀爾喀土謝圖汗袞多爾吉剛生下一子,被認定是多羅那他的轉世,以後入藏學法,改宗格魯派。清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受封為呼圖克圖大喇嘛,就是哲布尊丹巴一世(一六三五~一七二三)。相傳哲布尊丹巴是彌勒的化身,起源溯自印度、西藏,認定初祖正是釋迦牟尼佛。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一七二四~一七五七)在庫倫創辦札尼特高等宗教學院,當時僧侶雲集,於是庫倫成為外蒙政教中心、蒙古喇嘛教育的聖地。從此,歷世的哲布尊丹巴都被清代諸帝厚加禮遇,每年都應請到北京接受各種榮寵賞賜。直到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情況轉變,庫倫的滿州大臣志剛廢除了從來對哲布尊丹巴的三拜九叩禮,並強要八世哲布尊丹巴(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對辦事大臣起立相迎,以後清蒙關係惡化,清朝於是大肆破壞蒙古佛教的勢力,一直到清朝覆亡,外蒙古宣布獨立(一九一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在庫倫自稱皇帝,成立大蒙古國。

一九一五年六月,外蒙古取消獨立,北京政府冊封哲布尊丹巴,政治上採取由外蒙政府自治的方式,這時候的外蒙古佛教極為興盛。到一九二四年時,八世哲布尊丹巴示寂,政府改組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不許尋覓哲布尊丹巴的轉世,廢止汗、王公、呼圖克圖、呼畢勒罕的尊稱及特權,禁止喇嘛參加政治活動,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不准出家。一九二八年,「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七屆大會更決議沒收寺產,強迫僧尼還俗,因此激起了蒙古大眾的反抗,以致到了一九三一年的第八屆大會不得不改而採取佛教溫和政策。

三、內蒙古與章嘉呼圖克圖

章嘉呼圖克圖(藏 Lcan-skya)是內蒙古地區藏傳黃教的最大轉世活佛,其名稱是「章嘉地方聖者」的意思,通常他被視為文殊的化身。他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並稱為蒙古二大喇嘛。章嘉從十四世開始,就進入清代的治世,大抵來說,清代對章嘉呼圖克圖相當禮遇,不僅授與管理宗教事務的權力,並令參與內蒙行政大事,在京師更居上位,支給月廩,夏秋兩季在五台山或多倫諾爾避暑。在高宗時所設的大活佛抽籤金瓶也是委託章嘉保管。章嘉十四世本是青海人,九歲住進格倫札巴里寺,二十三歲入藏親近五世達賴,受具足戒,成為第十四世章嘉呼圖克圖。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奉敕駐錫北京法源寺。康熙四十五年,受賜「灌頂普照廣慈大國師」的尊號。五十二年,聖祖巡幸多倫諾爾,授與章嘉十四世掌管西藏以東的教權(黃教)。五十四年,章嘉十四世在多倫諾爾示寂,聖祖還親自送他的龕座到西寧。

雍正皇帝時,曾就教於十五世章嘉呼圖克圖,並認為禪的造詣是傳承自章嘉活佛的,讚歎他「乃真再來人,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蕃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章嘉十五世受封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的尊號,隨從達賴七世研習梵典,又從班禪五世受具足戒。乾隆元年(一七三六),高宗頒贈「管理京師寺廟喇嘛札薩克達喇嘛」之印,十六年,受封「振興黃教大慈大國師」的尊號。五十八歲示寂。他精通滿、藏、蒙、漢等語言,著作豐富。曾與碩莊親王共同纂修《欽定同文韻統》八卷,並以此書為底本,編纂《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八卷,其他另有《楞嚴經》的編校、《丹珠爾》的蒙古翻譯、滿文藏經的整理,多被奉為蒙藏佛典的圭臬。

章嘉到了第十九世時,備受殊榮,曾受德宗敕封「札薩克達喇嘛」之號及「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之印,並駐錫北京。一九一二年以後,章嘉受到政府尊崇如故,成為民國四大喇嘛、黃教四大呼圖克圖之一。先後受封宏濟光明、召因闡化、護國淨覺輔教等大師德號。歷任蒙藏委員會委員、蒙旗宣化使、中國佛教理事會理事長、總統府資政等要職。一九五二年,代表參加在日本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向日本交涉請回玄奘大師的頂骨,建塔奉安在南投日月潭。一九五七年在台北示寂。

蒙古佛教最盛時期,喇嘛約占住民人口的三分之一(二十世紀初期),佛教重鎮為甘丹德成寺。因為蒙古佛教是傳承自西藏,所以宗教儀式、寺院組織、活佛轉世等,大多與西藏相同。

四、蒙古佛教中心——甘丹德成寺

至今蒙古憲法明定人民有信仰的自由,本此條文,甘丹德成寺成了蒙古佛教中心,除每天例行功課以外,也舉行其他法會。陰曆新年更有為期長達二十天的大法會,祈求來年安康如意。每年有十五天的結夏安居,在此期間,喇嘛誦經祈福,並有系統地研讀佛學典籍。

在蒙古,無論是寺僧或信徒都遵循佛教傳統,努力研究教史和文化,並致力於翻譯、編纂、刊印佛教典籍及修復歷史古蹟。甘丹德成寺一群飽學的喇嘛即專職於這些工作,成效卓著。他們不但搜集、記載和整理佛教典籍與歷史文物,同時尋求斷簡殘篇,編製目錄。甘丹德成寺圖書館藏書甚多,是世界上研究佛教歷史文化的主要機構之一,其中西藏典籍就有七萬多冊珍藏在這裡。

近年來,《法句經》與《小部經》引起世界佛教學者的廣泛注意,該寺的學僧將這兩部經典譯成蒙古文,並以藏、蒙對照,寫成序言及評註。他們也致力研究早期出版的各種蒙、藏文字典,其中具相當水準的《新蒙藏字典》亦在陸續出版中。此外,他們也從事名相及語言學上同義字的字典編彙,對於研究蒙古佛教文化傳承尤具深遠意義。歷史學者譚亭喇嘛和達磨達賴二人都著有《蒙古佛教史》,他們的著作和其他有關佛教史的書籍,均已由藏文譯成蒙古文。薩讀丹達喇嘛勘校西藏版本《甘珠爾》,也出版成書。甘丹德成寺為了教育青年學僧,特別設立了一所佛學院。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蒙古分會更是積極參與大會及其他各項活動,並將本身的宗旨目標著眼於全人類永久的和平。該分會已與其他三十多國分會諦結了良好友誼,經常邀訪參觀蒙古,以增進對宗教生活風貌的了解。

大理佛教

中國雲南省西部的大理市,於漢武帝元封二年(西元前一〇九),在此設置「葉榆縣」後,即納入中國版圖的一部份;唐宋期間白族的先民聯合彝、納西等民族在這裡建立了南詔、大理國。元初,大理是雲南行省省治所在地,歷明清至今,一直是滇西交通、文化、政治經濟的重鎮。

大理古有妙香佛國之稱,是西南地區佛教傳入較早,佛法十分興盛的地區。如詩云「葉榆(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鳴鐘」、「伽藍殿閣三千堂,般若宮室八百處」,都是古代大理佛教興盛的寫照。

大理地區的佛教名剎,如崇聖寺三塔、感通寺、無為寺、宏聖寺一塔等古剎,都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其中,崇聖寺三塔所保存的六百餘件佛像與寫本佛經等文物,是研究雲南佛教文化的珍貴資料。此外,崇聖寺三塔及宏聖寺塔在佛教建築藝術方面,無論就美術史觀點或藝術角度而言,都深具研究價值。在繪畫藝術方面,南宋時期大理畫家張勝溫所繪製的佛教巨幅名畫〈張勝溫畫卷〉,長達數十公尺,內繪人物數百人,是佛教藝術史上的珍品。

因此,佛教文化在大理的歷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大理社會、政治背景與佛教的關係

(一)社會背景

西元前二世紀末,漢武帝征服「西南夷」,大理地區的部份地方隸屬於益州郡管轄。東漢王朝又通過大理地區開闢滇西,建立永昌郡,漢族移民及官吏於是不斷移入大理。居民種植水稻,並有水上養殖,且能建造重檐式樓房。可見漢族文化的傳入,曾予當地文化相當影響。

西元六、七世紀左右,洱海地區有由土著居民與漢族移民融合而成的「西洱河蠻」,是今白族的先民,當時已有文字,居民文化程度較高,農業及建築水平進步,也有城市的出現。

西元八世紀初,南詔逐漸統一六詔,並征服洱海地區諸部落,在西元七三八年建立統一政權。從此,大理地區成為白族政權的中心,政治、經濟、文化乃有進一步發展。

古代佛、道、儒三教並存於大理地區,其中尤以佛教影響最深最廣,故中古時期的大理文化實可稱為佛教文化。茲舉以下三事來說明佛教對白族文化的影響:

1.文字:唐初「西洱河蠻」已有文字。南詔諸王均通文墨,使用漢字。白文的出現,是到南詔末年,為傳布佛教的需要而創立。這是因為南詔上層人士通漢文,可閱讀內地傳入的佛典,但對一般民眾而言,自感困難。因此,就現成的漢字記錄當地的語言(白文),則人易讀,此即鳳儀寫經中白文註釋的由來。

此外,夾雜白文的碑刻共有六種傳世,大半亦與佛教有關係。如鄧川的〈段信苴寶碑〉(一三七〇年立),記載舍田建寺之事。著名的楊黼〈詞記山花‧詠蒼洱境碑〉,頌蒼洱的勝景,抒發自我的懷抱,其詞多為佛家語彙,如云「菩提達摩做知音,迦葉做師主」、「雲窗下析大乘經,看公案語錄」。其他在大理喜洲附近發現的墓碑,如〈史城蕪山道人健庵尹敬夫婦預為冢記〉(一七〇三年立)宣揚佛教的無常空性思想。《大本曲》的曲本,內容多記載佛教故事,亦多用白文寫成,至今仍流傳於民間。

2.藝術:在雲南諸族中,大理白族繪畫、雕塑較為發達,並有特殊工藝品,如大理石著名於當世。溯其來由,均與佛教有關。

大理地區現存的早期繪畫,僅有佛教畫作,即著名的〈南詔畫卷〉及〈張勝溫畫卷〉。古代大理地區寺廟菴院很多,明代謝肇淛《滇略》卷四載「點蒼、雞足、九鼎之間,緇徒雲集,搭挂蘭若,金碧輝映相若」。佛教建築物之所以金碧輝煌,這是因為多施繪畫的緣故。寺院繪畫的題材,多取自佛教故事,如大石菴韋馱殿版畫繪〈觀音鬥羅剎圖〉、文殊寺版畫繪〈十六羅漢過海圖〉等。

飾畫之風由寺院而普遍到一般民間住宅。今日大理白族房屋的門樓、照壁及牆壁仍多施壁畫。此種建築風格成為白族文化重要特色。

又古代大理的文人畫多出自僧侶之手,例如知空法師擅長畫梅,擔當法師的山水畫,畫中有詩,詩中有禪,馳譽海內。

大理早期的雕塑品,也全是佛教題材,可以說是隨著佛教的普及而產生。例如近年在三塔及佛圖塔(蛇骨塔)發現的佛像、劍川金華山北方天王像及臥佛等。大理地區的墳墓地亦多採石雕,雖年代較晚,仍多因襲佛教石窟雕塑的風格。

木雕堪稱為白族雕刻藝術的奇葩,亦先流行在寺廟建築中。劍川沙溪南神廟的木雕屏,大理喜州聖元寺門上觀音故事組雕,是其中最著名的作品。

3.葬俗:火葬是白族歷史文化的又一特點。大理白族火葬,興起於佛教盛行之後,主要是受佛教徒火葬習慣所影響。他們大抵以陶罐來盛放骨灰,偶爾也用銅罐。骨灰上多見覆有金箔,上有硃書梵文經咒,穴或以石板砌成,板上或刻梵文經句及十二生肖像等。

(二)政治背景

佛教何時傳入雲南,各家說法不一。有謂佛陀大弟子迦葉在西元前五世紀左右,曾到雲南地區傳法,是為雲南佛教的肇端。或云雲南佛教始自漢代(西元前二〇六~二二〇)。根據元代李京的《雲南志略》記載,雲南太宗王在開元二年(七一四),派遣宰相張建成入京,玄宗厚禮之,敕賜佛像,雲南開始有佛教。另外南詔王尋閣勸(八〇八~八〇九在位)曾修曲靖崇真寺,勸龍晟鑄佛三尊,送佛像給頂峰寺,並曾重修崇聖寺。

由此可知,佛教傳入南詔,受到南詔統治者的信奉和提倡。因此,社會穩定,與周圍地區的聯繫加強,尤其是異牟尋時和中原政治上的重歸和好,文化上積極吸收中原文化,佛教亦隨之得到發展。

此外,南詔王室受佛教影響後,在外交上,始終要求和唐朝維持平等關係。閣羅鳳時代,因唐邊吏的侵侮,認為「至忠不可以無主」,轉與吐蕃結盟,仍有天下一主的觀念。至南詔中晚期結合佛教重新建立王室的權威,則不再有「不可無主」的觀念,而堅持和唐維持對等的關係,唐朝甚至要透過僧侶來和南詔建立外交關係。

二、大理佛教的特點

(一)白族的阿吒力教

密宗是最早傳入大理的大乘佛教教派,白語稱阿吒力教。

阿吒力,意思是軌範師,或導師,白族語稱為師主簿。他有妻室兒女,子孫世代相承。印度阿吒力到贊陀崛多時,在南詔保和十六年(八三八),經過西藏來到大理國。南詔王勸豐佑對他極為信任,封他為國師,又以族女越吳公主嫁給他。從此,阿吒力在南詔王族護持下,大修佛寺,塑造佛像,吸收白族信徒,密教因此蓬勃興起,歷代為南詔大理國師。元代以後,大理結束獨立狀態,阿吒力在白族上層的影響力受到削弱,但往後的四百多年,其在白族農村依然盛行。到清康熙時,阿吒力的勢力更進一步被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內地佛教的禪宗,阿吒力則被視為土教。

(二)佛教是國教

南詔中期以後,王室、貴族都皈依佛教,並敕諭全民虔敬三寶,恭誦三皈依,家家供奉佛像,誦經念佛,每年正、五、九月持齋,禁宰牲畜。勸豐佑的母親出家,用五千兩銀鑄佛像一尊;蒙世隆的母親段氏也信佛,母子在今四川西昌創建白塔寺(原名景淨寺)。世隆因威服四方,感佛所成,於是建八百所大寺,稱為蘭若;小寺三千座,稱為伽藍,遍於雲南境內,家喻戶曉,都以弘傳佛法為要務。隆舜用黃金八百兩鑄造文殊、普賢二聖像,供奉在崇聖寺;又用金鑄一〇八尊觀音像,於各里巷街頭供民眾瞻仰膜拜。

南詔後,大長和國王鄭買嗣鑄佛萬尊,為他殺絕南詔王室八百人而懺悔。大理國段思平,也藉佛教教化治理國政,為感佛恩德,歲歲建寺鑄佛。在大理建國三百多年時期,共有二十二位國主,其中有九人禪位為僧,這是中外歷史所少見的。大理國時期的佛教,不僅在民間廣為傳播,而且與政體緊密結合。大多數的官員,從相國到一般官員,是從佛教徒中選拔的,但他們也讀儒書,故稱「儒釋」。這不僅可以說明密教在大理白族中影響的深刻,也說明了密宗在大理國的政治勢力之大。大理國「用僧為相」,並從僧侶中「設科選士」,治理國家。可以說,這是一種近乎政教合一的制度。元憲宗二年(一二五二),忽必烈奉命征討大理,革囊渡江,分三路進逼大理。次年,大理亡國,但大理佛教仍昌盛不墜。

元代至元十七年至二十年(一二八〇~一二八三),郭松年以西台御史的身分巡行雲南,在他所作的《大理行記》中談到大理佛教的狀況:「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

在明代,大理佛教繼續興盛,朝廷設有專門統理僧尼的僧綱司、僧正司,大理有「阿吒力僧綱司」。明代謝肇淛《滇略》卷四也說:「葉榆(即今大理)以西接壤竺國,故自唐宋以來崇奉釋教,日甚一日。朔望則裹飯袖香,入寺禮佛飯僧。俗云:信三寶家,永為和合。」南詔、大理時期,佛教盛極一時,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清代,大理佛教逐漸衰微,但仍具有相當的規模,清初的吳偉業在詩中寫道:「蒼山與洱海,佛教之齊魯。」對佛教的讚頌之意,溢於言表。

此外,大理國人民在姓之下雙名並列,其中一名必取自佛名法號,這個風俗,一直到明代還流傳著,至今在偏僻農村中仍保有遺風。

三、佛教信仰對大理建築、雕塑藝術的影響

(一)佛像造型藝術

南詔、大理時期佛教流行,佛教造像藝術也發展蓬勃。明代楊慎編著的《南詔野史》說,南詔王勸龍晟(八〇九~八一六在位)曾用黃金三千兩鑄造佛像三尊。此外,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曾發現了不少南詔、大理的金銅佛像,而且在劍川、安寧、晉寧等地,也保存了一些南詔、大理時期的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

南詔、大理佛教造像活動長達四、五百年,依其特色,約可分為三期:

1.南詔時期,以雄渾粗壯,寫實生動著稱,和唐朝的佛教造像關係密切。

2.大理國前期,秀雅細緻,菩薩衣飾華麗,深受北宋美術的影響。

3.大理國後期,是雲南佛教造像的成熟期,造像面貌變化多端。

這些風格的形成和演化的軌跡,顯然和南詔、大理國及其鄰近地區的往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大理地區留下的珍貴佛教造像作品中,最有名的當屬崇聖寺的「雨銅觀音」。《南詔野史》胡蔚註云,唐朝天寶年間(七四二~七五六),崇聖寺有一名僧侶勸募一尊丈六觀音像未成,夜裡忽然下雨,天明之後一看,竟然是銅,即取之鑄成佛像。佛像完成後,放光三天三夜,世人稱為雨銅觀音。這尊佛像經過清代補修,於文革之後,下落不明。

(二)塔

大理地區的古塔,在南詔中後期已經開始大規模的建造,至民國終止,在千餘年中,古塔的建築隨著朝政的變更,佛教的發展,呈現不同的造型和藝術特色。

根據各種志書及出土文物的分析研究,大理地區的古塔,歸納起來有下列幾種建築造型:

1.窣堵波式:這種古塔,最早源於印度,是佛教徒供奉佛陀舍利和遺物而建造的。它是由台基、半球體塔身、塔剎三部份組成的實心或空心的建築物。在雲南劍川石鐘山的一號石窟「阿姎白」造像,在右邊石壁上就雕刻這樣的塔模——圓形的基座、半球體的塔身及塔剎。

2.亭閣式塔:亭閣式塔是在窣堵波式塔的基礎上,融合我中國亭閣台榭建築造型的發展第一步。它的基座有一至三層不等的方形台子,有的是須彌座。在基座上造立一個方形塔身,再上為四坡式的頂層,頂上置剎。現在的大理地區,雖沒有保存這類塔的實物,但在一些雕刻圖案和出土文物中,仍可看到這種塔模的圖案,如劍川石鐘山十四號窟的左右兩側就有陰線雕刻的亭閣塔式圖案。在維修大理三塔、弘聖寺塔、下關佛圖塔等古塔時,從中就出土了不少這樣的塔模。另外,被譽為南天瑰寶的大理國畫卷上,也繪有這樣的塔形。由此可見大理地區亭閣式塔曾經風靡一時。

3.密簷式塔:密簷塔是在樓閣塔的基礎上,將建材由木料改為磚石材的一種造型,因簷與簷間的距離很短,故遠遠望去,簷與簷是緊密相連的;簷與簷之間的塔身距離很近,每面塔身上的窗洞也不是很大。密簷式塔是窣堵波式塔傳入中國後,演變成中國式塔的典型範例。現今大理境內尚存的古塔,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密簷塔。

4.喇嘛塔:喇嘛塔是根據喇嘛教所遵奉的經典教義而建造的佛塔造型,由窣堵波式塔發展而來。它的形狀是在方形的基座上造立塔身,塔身的樣式,下周舒張,中部束縮,上部鼓大,須彌座升高。塔剎也有變化,剎竿拔高,相輪增至十三圈,寶蓋的裝飾極其繁褥。

5.圓柱式塔:這是清代中晚期的建築,屬風水塔之列。基座為方形,塔身平面呈圓形。各級塔簷收分不明顯,簷級伸出較短,每層塔簷用石料仿磚塔正反疊澀出挑。這種塔的規模不大,通常只有三、四公尺高。

(三)大理國經幢

大理國經幢位於雲南昆明古幢公園內,又稱地藏寺古幢、梵文經幢,俗稱古幢。幢高八點三公尺,由石所造,呈七層八角稜形。第一層刻有段進全所撰的漢文《佛頂尊勝寶幢記》及梵文《佛說般若般羅蜜多心經》、大日如來發願文、發四弘誓願文;第二層刻有四天王及梵文《陀羅尼經》;第三層以上雕刻釋迦牟尼佛、菩薩、四大天王、樓宇、飛禽等。這座石幢是大理國時期(九三八~一二五四)段氏的布燮(高級官員)袁豆光為歌頌其國鄯闡侯(官名。鄯闡,今昆明)高明生的功德而建造的。雕刻精緻,線條鮮明細膩,形象維妙維肖,被譽為雲南藝術的極品。

四、大理佛教的發展現況

現在大理著名的佛寺有雞足山、感通寺、觀音堂、寶象寺等,長年僧侶雲集,晨鐘暮鼓,誦經之聲不絕於耳。每逢盛大佛事法會,熱鬧非凡,周圍數十百里,香客蜂擁而至,萬人空巷。總之,大理佛教的歷史已逾千年,至今仍有深遠的影響。

近四十年來,大理地區的重要佛寺佛塔分別被列為國家級、省級、州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重點文物。例如劍川石鐘山石窟、大理崇聖寺三塔等,在五〇年代就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並公諸於世;更於大理地區發現幾批重要的佛教文物,提供了研究大理佛教的實物資料,引起世人廣泛注意。

一九五六年,在大理市鳳儀北湯天村法藏寺發現一批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寫本佛經。這些佛經夾有大量的白族文批註,是研究佛教在白族傳播的第一手資料。近幾年來,從崇聖寺三塔、弘聖寺一塔、佛圖寺塔等古建築中出土了大批重要的佛教文物,有木質經幢、佛像、觀音像、天王像、西域比丘尼像、佛塔模、法器、經卷等。總計大理的佛教文物出土的有千餘件之多,受到國家保護,現在分別陳列在昆明的雲南省博物館、大理市下關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大理市中和鎮的大理市博物館、崇聖寺三塔文物陳列室等。

至於大理佛教的研究「大理州南詔史研究會」,在大陸學者的倡導下,多年來進行了大理佛教與大理歷史的研究。一九九〇年由財團法人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全額贊助「雲南大理佛教文化考察團」,進行大理地區實地調查的研究工作,並將海峽兩岸學術界的研究論著彙集出版《雲南大理佛教論文集》一書,打開台灣佛教學術界大理佛教文化實地研究的風氣。

【習題】

1.試述佛教對西藏的影響與貢獻。

2.試述佛教信仰對大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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