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78　佛教的護法信徒

佛教要發展，要興隆，除了僧眾的熱心弘揚之外，信眾的護持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緣。由於護法信徒的長久護持，才能使佛法源遠流長。因此，凡我佛教弟子當有「佛教靠我」的信念，護持正法，俾使法水常流，人心淨化。

護法的內涵包羅萬象，舉凡參加講經法會或度人前去聞法，是「擁護」；對毀謗三寶者挺身辯護，是「保護」；支持正在受教育的僧青年，是「愛護」。總之，凡是對佛法的傳揚有正面的推動與助益，為佛教貢獻心力、財力、人力者，都是護法。

護法原不分在家、出家，然而在家信眾一方面要履行世俗的責任，一方面要投入護法事業中，誠屬難得，因此護法信眾可以說是佛教的功德主。

護法的意義

護法，就是保護、維持正法。護持佛法的方式很多，諸如建佛寺、塑佛像、印經典、弘佛法、護教難、施財物、當義工等，只要對住持三寶、弘揚佛法有助益的事，都是護法的表現。佛陀曾說：「三寶弟子感念佛陀教化之恩的最佳方式就是實踐佛法，護持佛教，令正法久住。」

佛弟子以財力、物力、人力、精神力表達對三寶的恭敬，稱為「供養三寶」。佛陀在印度建立教團時，所受的供養以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等為主，稱為「四事供養」。當時出家僧侶以托缽乞食維生，塔廟、僧房及一切生活物品皆仰賴在家信眾的供養，僧侶也因而能夠專心辦道，弘法利生，回饋信徒。

除了四事供養之外，《十地經論》又增列恭敬供養（以香、花、燈、塗、果、樂、幡蓋等表示對三寶的恭敬）和行供養（修行信行、戒行，以實踐佛法，回報三寶恩德）。恭敬供養除了以諸供養莊嚴佛殿外，最具體的展現，便是禮拜佛像，讚頌佛德，恭誦佛經。行供養不外是皈依三寶、奉行五戒、菩薩戒、六度波羅蜜。更積極者，應隨力隨分宣說佛法妙用，啟信世人。《法華經》云：「諸供養中，法供養第一。」

所以，護持佛教當以弘傳佛法功德為最。凡以身、口、意清淨三業來供養三寶，都是護法愛教。

自古以來，許多信眾勇於護法，樂於護法，但是缺乏正確的認知，以致於無法達到護法的目的，或局限一隅，或導致紛爭。因此，吾人應具備護法的正知正見：

1.護教重於護寺：護持整個佛教比護持某個寺院重要。

2.護佛重於護神：護持自覺覺他的佛陀比護持有求必應的神明重要。

3.護法重於護人：護持佛法弘傳比護持某位法師重要。

4.護眾重於護私：大眾福利比個人私情重要。

5.護道重於護情：護持有道者比護持私交者重要。

6.護小重於護老：護持青年佛教比護持老年佛教重要。

佛教護法的事蹟

佛經中記載，佛陀講經時，總有來自十方的信眾與會聆聽，在聽聞法義後，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以《藥師經》為例，在序分中陳述：「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佛陀）遊化諸國，至廣嚴城，住樂音樹下，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三萬六千，及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藥叉、人非人等，無量大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在流通分裡則說：「時薄伽梵說是語已，諸菩薩摩訶薩及大聲聞、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藥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以上說明佛教的護法在佛陀時代就已包羅十方諸眾了。今簡介佛教護法的事蹟如下：

一、守護善神

佛陀住世時，諸天善神聽聞佛法後，皆誓願護持正法，保護佛教寺院、經典及教徒。這些護法龍天包括梵天、帝釋、金剛力士、四天王、十羅剎女、十二神將、十六善神、二十八部眾、三十六神王、伽藍十八善神等諸天、龍王、鬼神等，統稱為護法善神。

《阿含》及諸大乘經中，常載大梵天深信佛法，助佛教化等事，並與帝釋天同受佛陀的付囑，護持國土，為顯密二教所共尊。

四天王常守護佛法，護持四天下，令諸惡鬼神不得侵害眾生。

十羅剎女發願護持《法華經》，如經云：「是十羅剎女與鬼子母，並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同聲白佛言：我等亦欲擁護讀誦受持《法華經》者，除其衰患。若有伺求法師短者，令不得便。」

十二神將，指《藥師經》中發願護持的十二位藥叉大將，如經云：「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不復更有惡趣之怖。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盡形歸佛法僧，誓當荷負一切有情，為作義利，饒益安樂，隨於何等村城國邑空閒林中，若有流布此經，或復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恭敬供養者，我等眷屬護衛是人，皆使解脫一切苦難，諸有願求，悉令滿足。」

十六善神，乃守護《般若經》及其誦持者；二十八部眾，是千手觀音的眷屬；三十六神王，傳說是帝釋天所遣，守護受三歸者；金剛力士及伽藍聖眾，則是專門保衛寺院，防止惡鬼邪道的護法。中國的關羽，皈依智者大師，求受五戒，是為佛教伽藍護法。

二、帝王崇佛

佛陀時代，摩竭陀國頻婆娑羅王是佛教的第一位外護，在王舍城郊建竹林精舍，供養僧伽；憍薩羅國波斯匿王是佛陀的忠誠護法；憍賞彌國優填王首開造像供養之先；摩竭陀國阿闍世王是佛陀入滅後，佛教教團的大檀越，護持第一次經典結集所需。

西元前三世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開創佛法的盛世，他禁殺、布施，建八萬四千佛塔，於華氏城舉行第三次經典結集，並派遣高僧到各國傳教。阿育王在各處樹立的石柱法敕，內容刻載尊重佛法、勸善斷惡、禁止殺生、仁慈平等等理念，成為重要的歷史遺蹟。西元前二世紀，統治今阿富汗地區的大夏王彌蘭陀，受到那先比丘的影響，崇信佛教，他曾鑄造印有佛教法輪的貨幣，並刻上隨法者的姓名，大量流通，足見其對佛教的重視。一世紀時，支配北印度的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受馬鳴菩薩感化，皈依佛教，護持在迦濕彌羅所舉行的第四次經典結集，此一時期所造就出的犍陀羅藝術，是印度佛教藝術的黃金時代。七世紀頃，中印度羯若鞠闍國戒日王，以大力保護佛教，獎勵文學著名，他於五印度廣建伽藍、塔廟，備置飲食醫藥，賙濟貧病；制定每年集僧行四事供養，五年舉行一次無遮大會，普度四方。戒日王對學術文化的提倡，促成佛教戲曲與歌讚的發展。

日本第四十五代天皇聖武與皇后同為虔誠佛教徒，曾經禮請六百位高僧至宮中諷誦《大般若經》，度僧三千人，獎勵文學與美術，力行慈善事業，迎請鑑真大師建立日本第一座戒壇。由於他們的推動，朝野造寺、塑像、抄經的風氣極勝，因而形成日本佛教美術發展的高峰。

韓國佛教早在中國魏晉時代就已傳入高句麗，西元四世紀的故國壤王下詔令百姓奉佛；廣開土王於平壤興建九座寺院；文咨王建金剛寺，至此佛教逐漸擴展。新羅時期，國王大多虔信佛教，他們設置僧職、派遣留學僧至天竺及中國留學，佛教十分盛行。高麗時代，太祖大興寺院，著〈太祖訓要〉，強調信仰佛教的重要，影響高麗後代的佛教發展；宣宗王受持菩薩戒，以佛立國，創造高麗佛教的黃金時代；高宗敕修《高麗藏》，貢獻極大。韓國佛教雖曾經沒落，但李朝世祖大舉復興，獎勵譯經，制定僧選試法，修建佛寺等，被尊稱為「李朝佛教大護王」。

十三世紀末，泰國坤蘭甘亨王建寺供養錫蘭比丘僧團，每半月則前往聽法，設立僧爵制度，在他的領導下，全國人民都信仰佛教。其後的立泰王是泰國史上第一位在位出家的國王，自此，泰國男子一生中至少要歷經一次短期出家，接受佛教生活的薰陶。

十五世紀清邁時期的三界王，致力於學術文化與藝術的推展，建造著名的大菩提寺，護持高僧結集三藏，因此帶動佛法的研究，人才輩出。十九世紀末，拉瑪五世護持巴利文三藏編修，十分重視佛教教育事業，設立巴利文研究中心「大舍利寺學院」及佛學研究中心「皇冕學院」。拉瑪九世協助東巴基斯坦佛教徒擴建佛教寺院，資助外語藏經的印刷，促進歐美佛教的發展。

錫蘭佛教在西元前三世紀傳入，當時天愛帝須王建立錫蘭第一座佛塔供養舍利，准許人民出家，並協助建立戒壇傳法。在他的護持下，摩哂陀主持三藏結集，奠定了錫蘭佛教的基礎。度他伽摩尼王，發起慶祝衛塞節，至今成為傳統的佛教節日。殖民統治期間，錫蘭佛教衰微，瀕臨滅亡，吉祥稱王獅子王乃遣使至泰國求法，度僧出家，錫蘭佛教因而得以復興。

阿奴律陀王有「緬甸的阿育王」之稱，他統一緬甸，政績斐然，對於佛教有許多積極的建設，如詔立佛教為國教、創建僧團、廣建塔寺、遣使取經等，對緬甸佛教產生深遠的影響。那羅波提王，精通三藏，帶動緬甸佛教研究的風氣。敏東王十分護持佛教，召集高僧結集三藏，並將經藏刻於石上，建塔豎立。

十一世紀越南李朝王，度僧、迎藏、傳戒，將越南佛教帶入黃金時代；三祖聖宗全力推展佛教，被譽為「越南的阿育王」；其後四主仁宗、六祖英宗、七祖高宗等，都是佛教的大護法。

中國自東漢明帝感夢求法，始傳佛教；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來華後，明帝敕令建寺，尊重佛教。後秦姚興設立逍遙園全力護持鳩摩羅什譯經說法，當時譯經人員多達八百人，不僅譯經事業成就非凡，也栽培了許多佛教人才。北魏太武帝毀佛後，文成帝與獻文帝立即下詔復興佛教，度僧、修寺、造塔、塑像，並著重石窟寺院的建設，因而留下千古不朽的雲岡、龍門等石窟藝術。

梁武帝奉佛虔誠，有「皇帝和尚」的美稱。他親自敕修佛寺，帶動王公貴族資助建寺，使全國寺院達二千八百餘座；餘如鑄造佛像、舉辦大型法會、延請高僧講經、禮遇僧侶、倡導素食、戒酒、四次捨身佛寺、致力佛經研究、講經著述、請僧注疏、推動佛教學術等等，都是武帝對佛教的貢獻。

隋文帝，廢除北周的毀佛令，廣建寺塔、設置僧官、譯經館、鼓勵人民立寺出家、令僧編撰《眾經目錄》。由於帝王的倡導，隋代佛教迅速昌隆。

唐太宗，崇敬三寶，禮遇僧侶，尊崇玄奘大師，為置翻經院，由國家資助一切費用，並作〈大唐三藏聖教序〉，奠定唐宋以後佛教弘化的基礎。高宗時，繼續支持玄奘大師的譯經事業，此一時期譯出大量的佛經，全賴高宗大力護持。武后則天崇佛，畢生度僧、造寺、塑像、寫經無數。

宋太祖，於開寶四年（九七一），下令在四川成都開雕木版，印刷大藏經，是中國第一部大藏經，計有十三萬餘版。宋太宗曾將該藏賜給日僧奝然。後應諸國之請而廣為流布，如高麗、女真、西夏等，對後來各國雕印佛經有重大影響。

清聖祖康熙皇帝，敕修塔廟碑文，並將明朝時隱居山林的高僧一一請回住寺，佛教再度出現一片生機。世宗雍正皇帝，喜閱佛典，嘗親編禪宗語錄──《御選語錄》；又開藏經館，繼明朝《北藏》後，再次雕刻大藏經，至高宗乾隆三年完成，即《乾隆大藏經》（又稱《清藏》、《龍藏》），並出版《大清三藏聖教目錄》；此外，乾隆令人編輯漢、滿、蒙、蕃四譯對照的《大藏全咒》，又作大藏經滿州語譯本，對刻印藏經頗多貢獻。

三、王子學佛

憍薩羅國的祇陀太子是第一位為佛陀攝受的王子，他受須達長者感動，親近佛陀，並捐獻祇園的樹林供僧團修行。佛陀的親眷，阿那律、跋提、難陀、阿難、羅睺羅等都是王子出家的典範。此外，王子出家還有阿育王的兒子摩哂陀、安息國王子安世高等。七世紀日本的聖德太子篤信佛教，興建諸寺，如著名的四天王寺、法隆寺、法興寺等，又親自講經著述，倡導佛教，奠定佛教在日本傳播的基礎。

三國魏陳思王曹植對佛教最大的功績是創始梵唄。曹植遊魚山時，聽到空中梵天之響，乃配合漢曲製成梵唄，而有魚山梵唄的流傳。在曹植傳裡記載：「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翫，以為至道宗極。」著有〈辯道論〉一文批判道教，足見曹植對護法的熱忱。

南朝齊竟陵王蕭子良，是齊國佛教的主要倡導者，勸人為善，始終不怠；屢次上諫蕭世祖慈悲戒殺，多方體恤百姓疾苦，或於災荒減稅，或開糧倉賑濟，其菩薩心腸，眾所周知。子良好研佛理，屢聘高僧大德講說佛法，其所管轄的邸國逐漸形成僧俗論說佛法的講學中心。他勤於著作，廣注經論，皆錄於《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中，計有一一六卷。梁武帝的長子蕭統，自幼薰習佛法，慈悲仁愛，終生尚佛；於宮內設慧義殿，廣集高僧說法，親撰《解二諦義》，其學佛涵養表現於治政：輕刑罰、憂民苦、濟羸弱、送貧終，後世以「仁孝寬明」讚譽其德。

四、宰官護教

中國民間佛教的信仰，始於東漢末年的笮融。據《佛祖統紀》載：「興平二年（一九五）下邳之相笮融，起佛祠，課人誦經、浴佛設齋，時會者五千餘人。」由於笮融的關係，初期佛教的傳播更加擴大。

三國時代吳國譯經家支謙，是一位悲智雙運的異國佛教居士。東漢末年，支謙避難至吳，吳王孫權聞名召見，聘為博士，遂將佛教傳行於江南。他致力佛典漢譯工作三十餘年，譯出《維摩詰經》、《太子瑞應本起經》、《大明度經》等，多達四十九部；又依《無量壽經》及《中本起經》製作讚菩薩連句、梵唄三契，並註解《了本生死經》。

東晉孫綽，官拜太學博士、尚書郎，信奉佛教，廣述佛論，其中以《喻道論》影響最大。《喻道論》論證釋道儒三教的關係，是一部捍衛佛教的論著。郗超，為桓溫執政時的中書侍郎，樂善好施，深研佛理，著作頗多，唯今僅存《奉法要》，其內容說明在家信眾奉持佛法的要點，簡述佛教基本教義，並貫通以儒家倫理，促成佛教信仰的普及。成帝時，宰相何充崇信佛教，修建佛寺，供養僧侶，竭盡資財而不吝惜。他以宰相之位而力護《沙門不敬王者論》，與朝中反對者辯難，積極衛護佛教，致使擾攘一時的「沙門向王者禮敬」一事，終未施行。

南朝宋謝靈運，曾任太尉參軍、永嘉太守，為著名的山水派詩人，同時也是一名佛教居士，與當時的僧侶多有往來。他折服於慧遠大師，不僅追隨修習淨土，又為慧遠在東林寺鑿池種蓮，「白蓮社」因此得名。著有《佛影銘》、《廬山慧遠法師誄》，並為慧遠親撰碑文。謝靈運的另一大貢獻是著作《辨宗論》，闡述道生大師的學說，光大佛教法義。此外，他協助《大般涅槃經》的改訂、潤飾，撰《曇隆法師誄》，為佛教投注許多心力。何尚之，宋文帝時官任吏部侍郎，衷心佛道，立身簡約，深獲朝野好評。他曾作《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辯護佛教實有助於帝王治世。

唐德宗時，翰林學士梁敬之從湛然大師學習天台，深得法要，將天台止觀說作有系統的闡述，著有《天台止觀》、《止觀統例》。武宗時，尚書裴休，世代奉佛，與黃檗希運、圭峰宗密等大師往來密切，共研佛法，嘗為宗密的著作《禪源諸詮集》、《華嚴原人論》、《法界觀門》等作序，並撰〈圭峰碑〉。盛唐中書令張說，是一代文豪，終生崇佛、護教，寫了很多佛教碑銘、經讚、偈頌和詩文。詩人王維一生好佛、習禪，顛躓的官途更加提升他的內在境界，其詩歌充滿禪趣，引導世人積極樂觀應世。柳宗元主張三教一致，曾因好友韓愈反佛而為佛教辯護；任柳州刺史時，曾為六祖惠能及當代高僧撰寫碑銘。白居易，捨宅為香山寺，自號香山居士；官卑奉薄，卻樂善好施，常修寺造像，曾耗鉅資令人造〈西方極樂世界圖〉一幅，終生以念佛為職志。

宋真宗時，駙馬都尉李遵勗，官至鎮國軍節度使，以其崇佛，尚簡樸，醉心佛學，輒上書請辭，歸隱山林，後因護持佛教而遭貶職，於是更專心於參禪問道，著有《天聖廣燈錄》三十卷。宋太宗時的翰林學士晁明遠，先學道家，聞佛法後，專研經藏，深契空理，著述豐富，八十四歲壽盡，端坐而逝，人稱「淨居天主」。宋仁宗時丞相王隨信奉佛教，仁民愛物，佛學修養甚高，編纂《傳燈玉英集》，受到詔書嘉獎。參政知事文彥博受華嚴洞老往生靈異所感化而崇佛，全力護持佛教，慈照大師稱之為「大檀越」。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素仰佛法，晚年罷相，專心佛道，著《楞嚴經疏解》等佛學文章，捨宅園、田地，捐為寺產，全然向佛。蘇軾一生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他的禪詩、禪歌、禪事，直至今日仍為人所稱道。張商英，號無盡居士，宋徽宗時累官至宰相，曾作《護法論》，針對韓愈、歐陽修排佛的觀點進行論駁，以捍衛佛教。

無相居士宋濂，每以慈悲仁義之說勸導好用兵刑的明太祖，於潛移默化中引導太祖行佛。曾推介《楞伽經》予帝，帝閱後，詔令天下僧尼共學，並曾於蔣山興國寺舉行法會，超薦戰亂亡魂。宋濂晚年專心學佛，閱藏著述，壽終端坐而化；袾宏大師將其佛教詩文、塔銘輯錄為《護法錄》，憨山大師喻為「當代僧史」。

明世宗時，陸光祖官拜吏部尚書，佛學造詣深厚，曾發起募捐刊刻《五燈會元》，請求百官大德協助重建育王塔殿，又與馮開元等共同發起募刻、流通小本藏經，熱心文教。明末太僕少卿瞿汝稷，盡心佛法，逢紫柏大師刊刻大藏，為撰緣起，並據破佛的《神滅論》加以駁斥，闡述佛學觀點，撰有《指月錄》一書行世。

民初戴季陶，一生為國奮鬥，更致力以佛教來振興國家，數度發動僧俗啟建法會，為多難的國家祈福消災，曾講演「振興中國與振興佛教」、「中國之宗教改革與救國事業」，他的主張與建議深獲重視。畢生行善無數，是民國以來佛教的大護法。

五、婦女奉佛

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領五百釋迦女跟隨佛陀出家，成立第一個比丘尼僧團；王妃耶輸陀羅也洗盡鉛華，出家修道，加入僧團。波斯匿王的皇后末利夫人，篤信佛教，經常請法，供養僧眾，又權巧方便勸導國王行善戒惡，歸信佛教；其女勝鬘受到雙親的薰陶，禮敬讚歎如來，並發願救度苦難眾生，講說大乘佛法。須達長者的兒媳玉耶，經過佛陀的開導，懺悔前愆，求受菩薩戒，發願生生世世作佛化家庭的優婆夷。家庭主婦毗舍佉，懇求佛陀允許他供養僧團粥食、雨衣，供養外出比丘食物與金錢，供養生病比丘湯藥與食物，又捐衣籌建鹿母講堂，其慈悲周到，令人讚譽。

英國戴維茲夫人致力巴利文佛典翻譯達二十年之久，詮釋佛典極具權威性和獨特性。十九世紀末，美國奧卡特在錫蘭協助佛教復興運動，他的夫人在錫蘭興辦佛教女子教育三十餘年，貢獻良多。

文成公主被西藏人視為觀世音菩薩化身的「綠度母菩薩」，他在應允嫁入西藏前，就提出鑄造釋迦牟尼佛像入藏供奉、廣傳佛教等條件。由於他的崇佛，西藏才有佛教殿宇的建築。文成公主勸說藏王遣使留學、請經、譯經，藏王受到公主的影響，以佛教十善建立法律，賞善罰惡，熱心宣傳佛教信仰。

東晉末年，康帝褚皇后，奉佛甚篤，於都城建康造延興寺，禮請僧基尼師住持，領百餘眾焚修；其後，穆帝何皇后為後宮嬪妃造寺，即何皇后寺。

隋煬帝時，靜琬大師發願刊刻石經，蕭皇后慨然捐施，因而帶動朝野競相護持，完成刻經事業，是為聞名中外的《房山石經》。

民國初年，呂碧城女士遊於歐美，廣說慈悲、戒殺、素食等佛教教義，深得敬重。返國之後，專心佛典的論述，並印贈諸方。孫張清揚女士對四十年代台灣佛教的振興，有莫大的貢獻，他護持「益華佛經流通處」的設立，開設「建康書局」，編印並流通佛典，又親自到各處宣揚佛教。在物資貧乏的彼時，他變賣所有，向日本購得一部大藏經，促成東初法師發起「全省響應影印大藏經」的活動。除此之外，只要是裨益佛教的事業，孫張清揚女士必定積極主動促成，如護持善導寺、捐助《人生雜誌》等，他都視為分內事。他以官夫人的身分，全力支援佛教，所作所為，令人欽佩。

近代，香港張蓮覺女士恭敬三寶，捨宅為寺，改建為「東蓮覺苑」，創建佛學院，培養佛教人才。其所創設的寶覺中學，將佛教法義納入課程之中，將佛法融入世俗教育，以收淑世之功。

六、居士弘教

舍衛城須達長者信奉佛教後，即積極建造祇園精舍，供養佛陀，並常將自己所聽聞到的佛法轉述他人，熱心度人學佛。維摩詰居士雖是一名在家信徒，但是他對佛法的體悟與實踐，充分體現大乘佛教的人間精神。經典中詳述他的為人：「毗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又說：「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毗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他雖為白衣，奉持沙門清淨戒行；雖有妻子眷屬，不為欲染；雖享受物質，心無繫念。他到處示教利喜，執持正法，攝諸長幼，饒益眾生，救護一切。如是悲智融通之士，受到諸佛的讚歎，廣為人天所尊敬。

錫蘭佛教居士達摩波羅，創立聞名世界的「摩訶菩提會」，復興十九世紀以來受到殖民統治破壞的佛教。他提倡整建聖地菩提伽耶，努力復興錫蘭、印度佛教，更進一步在各國設立分會，將佛教推展至世界各洲，是弘揚佛法於世界之先驅。

十九世紀英國阿諾德旅居印度，著作甚豐，其詩作《亞洲之光》，敘述佛陀的一生，促使英語世界對佛教的研究興趣。戴維茲教授創立「巴利聖典協會」翻譯佛典，至今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二十世紀初，傑克遜首先發起街頭佛教演講，並行銷佛教書籍。烏德瓦畢生從事巴利文佛典研究，他茹素、淡泊，是一位解行並重的佛教護法。韓福瑞於一九二四年創立「佛教協會」，對英國佛教貢獻極大。孔茲博士是英國研究大乘佛教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當代佛學學者。

十九世紀末，德國奧登堡著述確立佛教教主、教義及教團的實在歷史，打破佛陀是神話人物的謬誤。斯密特以佛教徒的身分，勘正德譯舊作的錯誤，並講說著述佛學。二十世紀初，塞頓杜克為了發揚佛教，創立「德國佛教傳道會」，並提倡佛學教育，其出版的《佛教徒》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佛教刊物。畢生從事佛教護法的斯坦因，在柏林創立「佛陀團體」，曾到中國學佛，皈依倓虛大師。一九三四年，他被選為第一次「國際佛學會議」主席，正欲力圖發揚佛教，卻受到希特勒政黨的禁止，然而斯坦因依然以寫作和講經默默護持佛教直到終老。

十九世紀末，美國瓦倫創辦《哈佛東方叢書》，是佛教在美國宣揚的原動力。依文思博士編撰《西藏度亡經》，對西藏佛教有精深的研究。臨終時捐獻大量財物給史丹福大學，護持東方哲學、宗教及倫理學的發展。

後漢末年的牟子，撰著中國第一部有關佛教的居士著述《牟子理惑論》；《理惑論》的貢獻是調和佛教與中國傳統思想、道德、文化的分歧點。安玄，為在家優婆塞，研講佛經，曾與嚴佛調合譯《法鏡經》，深獲好評。

西晉時代的竺叔蘭，原好清談，因親歷生死後，專志經法，譯有《首楞嚴經》、《異維摩詰經》等，並與無羅叉合譯《放光般若經》，對般若思想的弘傳極具貢獻。知識分子衛士度，安貧樂道，常以佛法為修行指導，曾譯《道行般若經》，作八關齋文，流通民間。此外，譯經僧竺法護在長安從事大規模民間譯經事業時，得到許多在家居士的援助，或筆受，或校對，其中以聶承遠、聶道真、帛元信最為著稱。

東晉劉遺民，隱居廬山，後師學慧遠法師，於白蓮社結集時，受命著文銘石。他秉持禁戒，精嚴佛理，時與學僧書信往來，切磋佛經大義，著有《念佛三昧詩》，是士大夫潛心學佛的典範。同為廬山蓮社「十八高賢」之一的宗炳，善於講論佛學，作《明佛論》，維護慧遠等提出的「神不滅論」，再度闡明三教合一的觀點。

南朝宋周顒，學識淵博，通黃老，長佛道。宋明帝好談玄理，召之論談，明帝輒言殺罰無償，崇鬼神，周顒乃曉以佛經因緣果報之義，明帝若有所悟。他所著作的《三宗論》，為復興江南般若三論學的先驅。南朝齊明僧紹，博通三教，尤精佛學，當時有道士作《夷夏論》論證道教優於佛教，引起佛教徒的反對，明僧紹乃作《正二教論》批駁。南朝梁傅翕，禪宗名士，倡躬耕悟道，慈悲度人，學徒雲集，弘化一方。劉勰，善文字，崇佛道，當時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多出自其筆，曾作《滅惑論》駁斥詆毀佛教的《三破論》。

唐高祖時，太史令傅奕上書請求滅佛，帝乃下令淘汰僧侶。當時法琳法師挺身為佛教辯護，服職於門下省的李師政則撰《內德論》批駁傅奕，並闡述佛教義理，其論點切中要害，且對大乘空觀有獨到的見解，堪稱唐代佛教居士的上流。中唐時，隱士李通玄鑽研《華嚴》數十餘年，著有《華嚴論》、《決疑論》等，並有文章、偈讚傳世，所作的《華嚴論》是後世研究華嚴哲學的重要參考書。頗負盛名的唐朝隱士龐蘊，以會通禪宗著稱，又因勘破生死，佳話傳世，留有詩偈、語錄行世。

南宋王日休棄官歸隱，撰《龍舒淨土文》勸人念佛，此文懇切易明，廣行世間。他發願將此娑婆世間變為極樂世界，為了提倡淨土，到處奔走演說。著名文人張孝祥，一生致力於佛教寺院的建設與復興。他看到被金兵侵襲過的江南名山處處淒涼，一方面募資修建，一方面尋訪長老大德住山弘化，因此在他的《于湖居士文集》中，收錄許多辭意俱佳的敦請疏文。

清高宗乾隆年間的彭際清，學佛以後，領導舉家向佛，熱心於佛教事業，如濟貧、刻經、供僧、放生等，經年不懈，作《一乘決疑論》，駁斥理學排佛之論，餘有《一行居集》、《二林居集》、《居士傳》、《善女人傳》等傳世。楊文會，清末復興中國佛教的樞紐人物，曾兩度至歐洲，於英國倫敦與達磨波羅、南條文雄等佛教界人士結識。歸國後，開始從事佛教事業：設立金陵刻經處；協助日本《卍字藏經》的出版；設立祇洹精舍，教授佛典、語文以培育後進；興辦「佛學研究會」定期講經；編撰英譯佛典等；其生平著述統編為《楊仁山居士遺書》。歐陽漸居士，受學於楊文會，協助金陵刻經處的事業。楊文會往生後，歐陽漸續其遺志，復於金陵創辦「支那內學院」，致力講學，造就許多當代佛教人才，其成就貢獻，影響至鉅。

晚年專務著述講學的梁啟超，一生論述不離佛教，為民初首開以學術研究方法探討佛法的先河，其佛學論述以《佛學研究十八篇》、《大乘起信論考證序》為代表，皆收於《飲冰室全集》。國學大師章炳麟，對佛教的革新提出獨到的見解，著有《告佛子書》、《告白衣書》等，界定居士學佛的職責；嘗與太虛大師在上海、蘇州等地弘法，深受敬重，為近代佛教史寫下新頁。湯用彤是近代研究中國佛教史學的泰斗，治學嚴謹，在考證及義理上多所創見，受到國際學界的肯定。

方東美乃一代文哲，鑽研大乘佛法，對華嚴哲學多所貢獻，晚年皈依佛教。李炳南是台灣光復後，第一位提倡結社念佛的居士；一生致力於著書、講學，接引無數青年學佛。呂澂師承歐陽漸，精通梵、藏及多國語言，畢生著述佛典，開拓佛教學術研究之風。張曼濤編撰《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一百冊，蒐羅民國以來的學術論文，至今仍嘉惠佛教學者。

除此之外，對現代佛教忠忱護持，大力推動者有（依筆畫順序）：勾純沅（勾峰）、文俱武（荷蘭）、西原佑一（日本）、江基民（法國）、朱殿元、吳伯雄、吳修齊、吳金蘭（西班牙）、吳劍雄（美國）、吳寶琴、沈尤成、沈智慧、沈家楨、呂林珠珠（菲律賓）、李世傑、何振威（瑞士）、車慧文（柏林）、林宗賢、林耀明（香港）、林慈超、林清志、紀文祥（巴拉圭）、洪冬桂、胡秀卿、高呈毅、高登博士夫婦（美國）、倪世健（英國）、夏鈴（美國）、徐槐生、陳履安、陳榮霖、陳信智、陳順章、陳夢膺（法國）、陳金鳳、陳逸民（日本）、陳鄭秀子、陳正男（美國）、陳潮派、陳劍城、曹仲植、黃英吉、黃金寶、黃葉美、陶奇夫（蘇聯）、許兩旺、游次郎、游象卿（澳洲）、曾敏敏（舊金山）、曾進朑、斯子林（巴西）、楊德勝、楊白衣、楊慈滿、廖德培（澳州）、趙辜懷箴（美國）、趙寧、趙翠慧、趙茂林、張少齊、張姚宏影、張迺彬（美國）、張勝凱（巴西）、張登旺、潘孝銳、潘維剛、劉招明（昆士蘭）、鄭石岩、賴義明、賴耀森（紐西蘭）、蔡國華、鍾榮吉、蕭碧霞、羅輔聞（荷蘭）、羅嘉穗（香港）、嚴寬祜（香港）等。

佛教的護法來自社會各階層，上至政治領袖、王公貴臣，下至平民百姓、山林隱士。他們秉持著對佛教的忠誠信仰，竭盡所能，以行動表達最高的支持。從歷代佛教護法的事蹟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高位者奉佛護法，對佛教的發展有風行草偃之效，特別是以佛法治世，更能拯救蒼生於倒懸。另一方面，當佛教不為主政者所支持，或遭到毀辱時，佛教徒必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為佛教史留下許多護法的感人事蹟。

過去龍樹菩薩為了度化南天竺王，加入國王的軍隊，以特出的表現，歷經七年，終於獲得國王的注意，最後不僅度化國王，也感動了異教徒。龍樹的弟子提婆，為度化國王，仿效其師，投入軍隊，領兵前鋒，功拜將相，但卻辭去優厚的軍餉，以勝才崇德度百餘萬人，因此為外道所忌妒，而為教殉身。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社會中，佛教正需要像龍樹與提婆善巧方便、勇於承擔的護教熱忱。今日社會，凡事講究民主，是一個集體創作的時代，弟子應將護法愛教的精神，表現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讓上司、同事肯定，而尊崇佛教；將佛法應用於生活中，讓親朋好友受到潛移默化的薰陶，而歸信佛教。

總之，佛教的各個團體應當結合起來，佛教的各種人才應當連繫起來，才能凝聚力量，發揮護法護教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