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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人間佛教的文化事業

佛教的發展延續,文化事業於其中具有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影響力,諸如經典結集、翻譯、刊刻、雕像、著述、書畫藝術、科技文學等,均功不可沒。

一、經典結集

佛陀在世時,直接由佛陀為弟子們釋疑、指導等,佛陀入滅後,為了防止佛陀遺教佚失,及為教權之確立,因此佛弟子們集會於一處,將口口相傳的教法共同誦出,並加以整理編集,稱為經典結集。

從佛陀入滅之年,在阿闍世王的護持下,五百羅漢聚集於摩揭陀國王舍城北的七葉窟中,以大迦葉為上首,由阿難誦經、優波離誦律,舉行第一次結集始,至西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衛塞節,緬甸佛教在國家贊助下,於仰光北郊藝固山岡上舉行三藏結集,佛教共歷經六次的結集,使經典更加完善,亙古至今而不變的佛法真理更廣泛的流通於各種族、各國家中。

二、譯經刻經

1.譯經:印度各種方言流傳的經、律、論三藏,被整理為梵語、巴利語的原典,及至佛教東傳,遂逐漸將之譯成各國語言。現今的漢譯佛典有直接由梵本譯出,亦有由西域之胡語重譯者。

在我國古代的譯經,大多由官方護持,設置譯經院以完成譯業,罕有獨自一人完成者。因譯經事業不易,除由學問廣博,精通梵語之僧人主譯外,大都一邊翻譯一邊開講,介紹新的經典,研究最新的佛學理論,以培養佛學人才從旁協助譯業。因此譯場很大,人員眾多,形成一股龐大的譯經事業。如:鳩摩羅什在姚興的護持下,於長安逍遙園、西明閣,與僧肇、僧嚴等從事譯經工作,先後譯出《般若》、《法華》、《大智度論》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玄奘大師於唐貞觀十九年自印度取經返抵長安後,為太宗、高宗所欽重,從其志,助其譯經工作,建長安譯經院。玄奘與弟子窺基等人先後於弘福寺、大慈恩寺、玉華宮譯經,凡十九年,共譯出《大般若經》、《瑜伽師地論》、《大毗婆沙論》等經論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

此外,如安世高、支謙、竺法護、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義淨、不空等,亦均為漢譯佛典的重要翻譯家。由於歷代僧侶從事譯經事業,推動佛經在中土的傳播,使佛法能在中國發展和弘揚。為因應時代的需要,星雲更自一九九一年成立「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小組,結合海峽兩岸學者,從百部佛教經典中,擇取菁華,譯成現代白話,開創中國文化的殿堂。

2.刻經:佛教東來之後,佛經以抄寫、石刻、竹簡等方式大力傳播,以中文大藏經來說,其刊行地域並不限於我國,如朝鮮、日本等皆深受中華文化影響。

近千年來,中國佛教陸續刻印藏經,從我國第一部大藏經,開寶四年(九七一)宋太祖敕刊在蜀之益州開雕的「蜀刻」始,乃至洪楊以後,江北、金陵等刻經處、上海佛學書局的相繼倡導刻經,以及政府播遷來台後,星雲成立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對佛教文化發揚,貢獻殊大。

中國藏經的開雕,版本多達二十餘種。其中有官方護持敕命開雕的藏經,如:開寶藏、契丹藏、弘法藏、洪武南藏、北藏、龍藏等;有僧人為免大法湮沒而發願刊刻的私版大藏經,如:房山石經、崇寧萬壽藏、思溪圓覺藏、思溪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徑山藏、佛教大藏經、佛光大藏經等;有佛教居士勸募刊刻的百衲藏、普慧藏、中華大藏經等。此外,日本所開版的有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卍正藏、卍續藏、日本大藏經、大正藏等;朝鮮高麗王朝開版的有高麗藏。非漢文系統的藏經則有:巴利(pali)語藏經、西藏藏經、蒙古藏經、滿洲藏經、日譯南傳大藏經、日本國譯一切經以及今日歐洲所譯各種經籍等。

除了歷代祖師大德的刻經事業,今日的電子大藏經,更為經典的刊刻開創新紀元,使佛法的流傳益復普遍,利益廣大眾生。

三、學術論著

隋唐以來,由於中國佛教各宗派的祖師大德、學者專家們的創作和獨特的見解,產生了中國文化的風格。他們所撰述的佛教典籍、學術論著,是研究中國佛教史、哲學、文學、藝術等,不可或缺的資料。

歷年來影響後世人文思想、學術創作的重要撰述有很多,在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有提到的,例如: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三報論》和《明報應論》,僧肇的《肇論》,吉藏的《三論玄義》,智顗的《法華經玄義》、《摩訶止觀》,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疏》和《大乘法苑義林章》,智儼的《華嚴經搜玄記》,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華嚴金師子章》,湛然的《金剛錍》,惠能的《壇經》,宗密的《原人論》、《禪源諸詮集都序》,普濟的《五燈會元》,僧挺守賾的《古尊宿語錄》,延壽的《宗鏡錄》,契嵩的《輔教篇》,宗杲的《正法眼藏》等,都是重要的佛典名著。

此外,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弘明集》、唐道宣的《廣弘明集》、《法苑珠林》,也都是極為重要的佛教思想資料。又梁慧皎的《高僧傳》,唐道宣的《續高僧傳》和宋贊寧的《宋高僧傳》,更是研究中國佛教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四、出版雜誌

佛教之所以能流傳千古,廣被四海,文字般若的傳遞,功不可沒。尤其佛教要現代化為時代所認同,要大眾化為社會所肯定,要國際化為全世界、全人類所共信共行,則佛教文化之積極開拓必須高度重視,大力推展。在民國諦造後,中國最早發行的佛教刊物為《佛學叢報》,繼之有《海潮音雜誌》、《覺生月刊》、《人生雜誌》、《今日佛教月刊》、《菩提樹雜誌》、《覺世旬刊》、《獅子吼月刊》、《普門雜誌》等,接引了廣大的信眾進入佛門,也教育了為數眾多的信徒深入佛法義理,使他們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中,獲得了扎實而又安穩的安身立命之道。因此,佛教雜誌的出版,為佛法的弘傳貢獻甚多。

五、佛像雕刻

佛像,是指佛的形像。廣含有菩薩、羅漢、明王諸天等像。我們由禮拜佛像,可以使內心產生一種景仰的心理,這是佛教藝術的教化功用。此外,透過觀賞佛像造形,可以明了其與當代社會思想的關係,有助於探討追尋文化發展的脈絡。

有關佛像的起源,據《增一阿含經》的記載,佛陀在世時,優填王與波斯匿王曾各以牛頭栴檀與紫磨金雕製佛像。佛陀涅槃後,佛教徒多以金剛座、菩提葉、法輪、佛足、傘蓋等為膜拜對象,直至大乘佛教的興起,佛像雕刻始漸流行,因此諸大乘經典中有甚多關於造像因緣及其功德的記載。

佛像雕刻有各類材質,傳於後世者,以石像為最多,印度犍陀羅、摩菟羅、波羅奈之故址皆有石像出土。其他如柬甫寨的安哥窟、爪哇的婆羅浮圖等,皆有雕造精湛的石雕藝術。在我國,東晉戴逵以雕畫佛像著稱。至南北朝時代,造像風氣已大為盛行,梁代僧祐即於弘律之外,大力雕造佛像,北朝在平城武州山、洛陽龍門山等地皆有石像之形態。現今敦煌千佛洞中,猶存有六朝以下歷代的雕像與壁畫,為我國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六、書畫藝術

佛教藝術包涵的內容十分豐富,舉凡寺塔、石窟、繪畫、書法、文學、音樂、舞蹈、天文、曆法……種類繁多,不一而足。例如開鑿於西元前二世紀的印度阿旃多(Ajantā)石窟,素有「東方藝術之宮」的美稱,其壁畫藝術以規模宏大、筆致精妙、保存完整而著稱於世。

我國歷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畫,尤其在唐代,畫家若被任命繪製寺院壁畫,必引為一生中之殊遇。著名的畫家有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袁子昂、吳道子、李公麟等。于闐國的尉遲乙僧,被譽為初唐第一位佛畫家,擅用陰影法,使畫面具有凹凸的立體感,作品有長安慈恩寺的千臂千缽曼殊師利菩薩像、光宅寺七寶台後的降魔、淨土經變等。此外,我國禪僧的水墨畫,至今仍被畫界所重視,此類僅藉上墨色來表現宇宙風範精神之畫風,可視為禪宗特有之風格,亦為中國藝術之奇葩。

自宋以後,大型壁畫的獨特畫風逐漸衰微,代之以禪宗祖師像、羅漢像,又在禪僧指導下,墨畫與書法因而發達,著名的禪畫代表者牧谿、梁楷、石濤、八大山人、漸江、若芬等,其繪畫技巧特出,氣概壯大,予畫界極大的影響。其中尤以石濤最具代表性,其「一筆畫」之絕創,為我國禪畫最佳之寫照。日本十五世紀室町時代即集我國宋代墨繪之大成。

佛教界擅長書法者,如:唐代僧懷素,善草書,尤以「狂」草出名,對後世開草書的脈流、書法意境上的啟發,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其所流傳於世的〈自敘帖〉、〈千金帖〉、〈藏真帖〉等十餘種書帖,人稱瑰寶,是後世學習書法者最好的臨摹範本,更是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唐末貫休禪師,為詩人、畫家,又善草書,時人將他與懷素相比。

七、文化交流

佛教僧侶為了求法取經和弘傳佛法,經常有中國僧人西去和異國僧侶東來,他們除了求取佛典以外,也附帶攜來當地的珍異植物或佛教文物。例如唐代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往返十九年,行程五萬里,「所見所聞,百有三十八國」,其中「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大大促進了中印文化交流,並為佛教在中土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道路。鑑真大師,於天寶十二年(七五三)應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邀請,第六次啟航,赴日本傳戒並開創日本律宗。隨船帶去了大量的佛教經像法物、藥物與藝術品等,對發展日本醫學、雕塑美術、建築皆有相當貢獻,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而西域僧侶的東來,輸入西域的醫藥學、繪畫方法,促使中國與西域醫藥學的相互吸收融合,及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

此外,經由寺院的活動,引進了西域的樂曲、舞曲、舞蹈、樂器演奏和各種雜技項目等,這些都是佛教在文化交流上的重要貢獻。

八、科技文學

古代的佛教徒,對於社會科技以及文學的造詣均有很大的貢獻。

1.科技:佛教天文學是經西域攝取自西方天文學知識,再經由漢譯經典傳至我國、日本。其中較重要的是二十八宿之設定,如《摩登伽經》上記載有印度的二十八宿。其次,於占星、曆法上,地位較重要的是十二宮。密教發達後,佛教徒乃將十二宮與二十八星宿重新組合,如《宿曜經》即載有密教占星法的構成。

唐朝密教高僧一行,不僅精通天文曆算、陰陽五行,更被及天文與人文之二大科學領域。我國向來所使用的《麟德曆》常與日蝕相違,玄宗乃於開元九年(七二一)請一行整理曆法,完成《大衍曆》。其後與梁令瓚同製黃道游儀,用以重新測定一百五十餘顆恆星的位置,並算出子午線的長度,得知子午線一度之長為三五點二七里。比西元八一四年回教王阿爾馬蒙的實測子午線早九十年。一行對於天文學的巨大貢獻,在我國歷史上,可說是難得的人才。

2.文學:佛經如簡潔金言集的《法句經》,故事性濃厚的《譬喻經》、《本生經》,或構想雄偉瑰麗的《維摩》、《法華》、《華嚴》等大乘經,均屬富於文學色彩之聖典。唐代詩人王維、白居易等,留傳許多佛教詩詞。居於始豐縣天台山國清寺寒巖中之奇僧寒山,遺有《寒山詩》三卷,可謂句句皆具獨特之風趣。至宋代,禪僧輩出,傑出之詩作不勝枚舉,其中以雪竇重顯禪師的詩風,被譽為具有翰林學士之風。

此外,舉凡中國的文學小說、戲劇、音樂、國音字母等,都受到佛教巨大的影響,譬如《西遊記》、《紅樓夢》、《老殘遊記》……這些不朽的古典名作,全都充滿濃厚的佛教思想,甚至現在的拳術、劍術、花道、茶道,都寓含著佛教的精神。佛法豐富了文學的生命內容,也提升了文化生活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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