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83　人間佛教的文化事業

佛教的發展延續，文化事業於其中具有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影響力，諸如經典結集、翻譯、刊刻、雕像、著述、書畫藝術、科技文學等，均功不可沒。

一、經典結集

佛陀在世時，直接由佛陀為弟子們釋疑、指導等，佛陀入滅後，為了防止佛陀遺教佚失，及為教權之確立，因此佛弟子們集會於一處，將口口相傳的教法共同誦出，並加以整理編集，稱為經典結集。

從佛陀入滅之年，在阿闍世王的護持下，五百羅漢聚集於摩揭陀國王舍城北的七葉窟中，以大迦葉為上首，由阿難誦經、優波離誦律，舉行第一次結集始，至西元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七日衛塞節，緬甸佛教在國家贊助下，於仰光北郊藝固山岡上舉行三藏結集，佛教共歷經六次的結集，使經典更加完善，亙古至今而不變的佛法真理更廣泛的流通於各種族、各國家中。

二、譯經刻經

1.譯經：印度各種方言流傳的經、律、論三藏，被整理為梵語、巴利語的原典，及至佛教東傳，遂逐漸將之譯成各國語言。現今的漢譯佛典有直接由梵本譯出，亦有由西域之胡語重譯者。

在中國古代的譯經，大多由官方護持，設置譯經院以完成譯業，罕有獨自一人完成者。因譯經事業不易，除由學問廣博，精通梵語之僧人主譯外，大都一邊翻譯一邊開講，介紹新的經典，研究最新的佛學理論，以培養佛學人才從旁協助譯業。因此譯場很大，人員眾多，形成一股龐大的譯經事業。如：鳩摩羅什在姚興的護持下，於長安逍遙園、西明閣，與僧肇、僧嚴等從事譯經工作，先後譯出《般若》、《法華》、《大智度論》等七十四部三八四卷。玄奘大師於唐貞觀十九年（六四五）自印度取經返抵長安後，為太宗、高宗所欽重，從其志，助其譯經工作，建長安譯經院。玄奘與弟子窺基等人先後於弘福寺、大慈恩寺、玉華宮譯經十九年，共譯出《大般若經》、《瑜伽師地論》、《大毗婆沙論》等經論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

此外，如安世高、支謙、竺法護、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義淨、不空等，亦均為漢譯佛典的重要翻譯家。由於歷代僧侶從事譯經事業，推動佛經在中土的傳播，使佛法能在中國發展和弘揚。為因應時代的需要，星雲更自一九九一年成立「中國佛教白話經典寶藏」小組，結合海峽兩岸學者，從百部佛教經典中，擇取菁華，譯成現代白話，開創中國文化的殿堂。

2.刻經：佛教東來之後，佛經以抄寫、石刻、竹簡等方式大力傳播，以中文大藏經來說，其刊行地域並不限於中國，如朝鮮、日本等皆深受中華文化影響。

近千年來，中國佛教陸續刻印藏經，從中國第一部大藏經，開寶四年（九七一）宋太祖敕刊在蜀之益州開雕的「蜀刻」始，乃至洪楊以後，江北、金陵等刻經處、上海佛學書局的相繼倡導刻經，以及政府播遷來台後，星雲成立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對佛教文化發揚，貢獻殊大。

中國藏經的開雕，版本多達二十餘種。其中有官方護持敕命開雕的藏經，如：開寶藏、契丹藏、弘法藏、洪武南藏、北藏、龍藏等；有僧人為免大法湮沒而發願刊刻的私版大藏經，如：房山石經、崇寧萬壽藏、思溪圓覺藏、思溪資福藏、磧砂藏、普寧藏、徑山藏、佛教大藏經、佛光大藏經等；有佛教居士勸募刊刻的百衲藏、普慧藏、中華大藏經等。此外，日本所開版的有天海藏、黃檗藏、弘教藏、卍正藏、卍續藏、日本大藏經、大正藏等；朝鮮高麗王朝開版的有高麗藏。非漢文系統的藏經則有：巴利（pali）語藏經、西藏藏經、蒙古藏經、滿洲藏經、日譯南傳大藏經、日本國譯一切經以及今日歐洲所譯各種經籍等。

除了歷代祖師大德的刻經事業，今日的電子大藏經，更為經典的刊刻開創新紀元，使佛法的流傳益復普遍，利益廣大眾生。

三、學術論著

隋唐以來，由於中國佛教各宗派的祖師大德、學者專家們的創作和獨特的見解，產生了中國文化的風格。他們所撰述的佛教典籍、學術論著，是研究中國佛教史、哲學、文學、藝術等，不可或缺的資料。

歷年來影響後世人文思想、學術創作的重要撰述有很多，在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有提到的，例如：慧遠的《沙門不敬王者論》、《三報論》和《明報應論》，僧肇的《肇論》，吉藏的《三論玄義》，智顗的《法華經玄義》、《摩訶止觀》，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疏》和《大乘法苑義林章》，智儼的《華嚴經搜玄記》，法藏的《華嚴經探玄記》、《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華嚴金師子章》，湛然的《金剛錍》，惠能的《壇經》，宗密的《原人論》、《禪源諸詮集都序》，普濟的《五燈會元》，僧挺守賾的《古尊宿語錄》，延壽的《宗鏡錄》，契嵩的《輔教篇》，宗杲的《正法眼藏》等，都是重要的佛典名著。

此外，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弘明集》、唐道宣的《廣弘明集》、《法苑珠林》，也都是極為重要的佛教思想資料。又梁慧皎的《高僧傳》，唐道宣的《續高僧傳》和宋贊寧的《宋高僧傳》，更是研究中國佛教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四、出版雜誌

佛教之所以能流傳千古，廣被四海，文字般若的傳遞，功不可沒。尤其佛教要現代化為時代所認同，要大眾化為社會所肯定，要國際化為全世界、全人類所共信共行，則佛教文化之積極開拓必須高度重視，大力推展。在民國諦造後，中國最早發行的佛教刊物為《佛學叢報》，繼之有《海潮音雜誌》、《覺生月刊》、《人生雜誌》、《今日佛教月刊》、《菩提樹雜誌》、《覺世旬刊》、《獅子吼月刊》、《普門雜誌》等，接引了廣大的信眾進入佛門，也教育了為數眾多的信徒深入佛法義理，使他們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中，獲得了扎實而又安穩的安身立命之道。因此，佛教雜誌的出版，為佛法的弘傳貢獻甚多。

五、佛像雕刻

佛像，是指佛的形像。廣含有菩薩、羅漢、明王諸天等像。我們由禮拜佛像，可以使內心產生一種景仰的心理，這是佛教藝術的教化功用。此外，透過觀賞佛像造形，可以明了其與當代社會思想的關係，有助於探討追尋文化發展的脈絡。

有關佛像的起源，據《增一阿含經》的記載，佛陀在世時，優填王與波斯匿王曾各以牛頭栴檀與紫磨金雕製佛像。佛陀涅槃後，佛教徒多以金剛座、菩提葉、法輪、佛足、傘蓋等為膜拜對象，直至大乘佛教的興起，佛像雕刻始漸流行，因此諸大乘經典中有甚多關於造像因緣及其功德的記載。

佛像雕刻有各類材質，傳於後世者，以石像為最多，印度犍陀羅、摩菟羅、波羅奈之故址皆有石像出土。其他如柬甫寨的安哥窟、爪哇的婆羅浮圖等，皆有雕造精湛的石雕藝術。在中國，東晉戴逵以雕畫佛像著稱。至南北朝時代，造像風氣已大為盛行，梁代僧祐即於弘律之外，大力雕造佛像，北朝在平城武州山、洛陽龍門山等地皆有石像之形態。現今敦煌千佛洞中，猶存有六朝以下歷代的雕像與壁畫，為中國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六、書畫藝術

佛教藝術包涵的內容十分豐富，舉凡寺塔、石窟、繪畫、書法、文學、音樂、舞蹈、天文、曆法……種類繁多，不一而足。例如開鑿於西元前二世紀的印度阿旃多（Ajantā）石窟，素有「東方藝術之宮」的美稱，其壁畫藝術以規模宏大、筆致精妙、保存完整而著稱於世。

中國歷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畫，尤其在唐代，畫家若被任命繪製寺院壁畫，必引為一生中之殊遇。著名的畫家有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袁子昂、吳道子、李公麟等。于闐國的尉遲乙僧，被譽為初唐第一位佛畫家，擅用陰影法，使畫面具有凹凸的立體感，作品有長安慈恩寺的千臂千缽曼殊師利菩薩像、光宅寺七寶台後的降魔、淨土經變等。此外，中國禪僧的水墨畫，至今仍被畫界所重視，此類僅藉上墨色來表現宇宙風範精神之畫風，可視為禪宗特有之風格，亦為中國藝術之奇葩。

自宋以後，大型壁畫的獨特畫風逐漸衰微，代之以禪宗祖師像、羅漢像，又在禪僧指導下，墨畫與書法因而發達，著名的禪畫代表者牧谿、梁楷、石濤、八大山人、漸江、若芬等，其繪畫技巧特出，氣概壯大，予畫界極大的影響。其中尤以石濤最具代表性，其「一筆畫」之絕創，為中國禪畫最佳之寫照。日本十五世紀室町時代即集中國宋代墨繪之大成。

佛教界擅長書法者，如：唐代僧懷素，善草書，尤以「狂」草出名，對後世開草書的脈流、書法意境上的啟發，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其所流傳於世的〈自敘帖〉、〈千金帖〉、〈藏真帖〉等十餘種書帖，人稱瑰寶，是後世學習書法者最好的臨摹範本，更是中國珍貴的文化遺產。唐末貫休禪師，為詩人、畫家，又善草書，時人將他與懷素相比。

七、文化交流

佛教僧侶為了求法取經和弘傳佛法，經常有中國僧人西去和異國僧侶東來，他們除了求取佛典以外，也附帶攜來當地的珍異植物或佛教文物。例如唐代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往返十九年，行程五萬里，「所見所聞，百有三十八國」，其中「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大大促進了中印文化交流，並為佛教在中土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道路。鑑真大師，於天寶十二年（七五三）應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人邀請，第六次啟航，赴日本傳戒並開創日本律宗。隨船帶去了大量的佛教經像法物、藥物與藝術品等，對發展日本醫學、雕塑美術、建築皆有相當貢獻，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而西域僧侶的東來，輸入西域的醫藥學、繪畫方法，促使中國與西域醫藥學的相互吸收融合，及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

此外，經由寺院的活動，引進了西域的樂曲、舞曲、舞蹈、樂器演奏和各種雜技項目等，這些都是佛教在文化交流上的重要貢獻。

八、科技文學

古代的佛教徒，對於社會科技以及文學的造詣均有很大的貢獻。

1.科技：佛教天文學是經西域攝取自西方天文學知識，再經由漢譯經典傳至中國、日本。其中較重要的是二十八宿之設定，如《摩登伽經》上記載有印度的二十八宿。其次，於占星、曆法上，地位較重要的是十二宮。密教發達後，佛教徒乃將十二宮與二十八星宿重新組合，如《宿曜經》即載有密教占星法的構成。

唐朝密教高僧一行，不僅精通天文曆算、陰陽五行，更被及天文與人文之二大科學領域。中國向來所使用的《麟德曆》常與日蝕相違，玄宗乃於開元九年（七二一）請一行整理曆法，完成《大衍曆》。其後與梁令瓚同製黃道游儀，用以重新測定一百五十餘顆恆星的位置，並算出子午線的長度，得知子午線一度之長為三五點二七里。比西元八一四年回教王阿爾馬蒙的實測子午線早九十年。一行對於天文學的巨大貢獻，在中國歷史上，可說是難得的人才。

2.文學：佛經如簡潔金言集的《法句經》，故事性濃厚的《譬喻經》、《本生經》，或構想雄偉瑰麗的《維摩》、《法華》、《華嚴》等大乘經，均屬富於文學色彩之聖典。唐代詩人王維、白居易等，留傳許多佛教詩詞。居於始豐縣天台山國清寺寒巖中之奇僧寒山，遺有《寒山詩》三卷，可謂句句皆具獨特之風趣。至宋代，禪僧輩出，傑出之詩作不勝枚舉，其中以雪竇重顯禪師的詩風，被譽為具有翰林學士之風。

此外，舉凡中國的文學小說、戲劇、音樂、國音字母等，都受到佛教巨大的影響，譬如《西遊記》、《紅樓夢》、《老殘遊記》……這些不朽的古典名作，全都充滿濃厚的佛教思想，甚至現在的拳術、劍術、花道、茶道，都寓含著佛教的精神。佛法豐富了文學的生命內容，也提升了文化生活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