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62　第七章 佛教的教難

隨著佛教的迅速普及，對國家、社會的影響日漸增大；相對的，歷朝各代政經方針走向、文化思潮的演變，乃至社會大眾對佛教容受態度的起落等因素，也直接影響佛教發展的命脈。魏晉南北朝時，當中國北方出現鳩摩羅什的譯經事業達到巔峰狀態的同時，法顯西行印度求法，回到東晉首都建康，也在南中國翻譯佛經。由此可以想見，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南北兩地發展的普及情況。另一方面，釋道儒三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彼此間教義的相容或相斥也深深影響佛教的興衰演變。例如在北魏到唐、五代時期，出現了四位帝王對佛教歷史性的摧殘，造成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難，這是典型的文化思潮衝擊下的歷史慘劇。四次教難中，後兩次除了宗教思想因素外，還加上了經濟或政治的原因。到了清末，又因耶穌教在中國發展的極端化，使佛教再度遭到大劫難，這就是洪楊之亂。一九一二年以後，馮玉祥、邰爽秋等人所造成的毀佛風潮，表面上看來是肇因於「廟產興學」等社會經濟的動機，其實也是由於一般知識分子對佛教容受能力的式微所致。

自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統理大陸之後，由於共產主義信奉唯物思想，所以形成文化大革命期間毀佛的情況，這不但是中國人在二十世紀的浩劫，更是佛教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嚴重、最徹底的創傷。

三武一宗

歷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難，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後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帶來的四次大禍害。當時，無數的寺院、經書、佛像、法器等被焚毀、破壞，數以千萬的僧侶遭到殺戮，或被迫還俗。這一次次的打擊，使得佛教的發展遭到嚴重的扼殺，甚至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

一、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太武帝的滅佛，起因於武帝聽信道士寇謙之及宰相崔浩的讒言所致。

鮮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後，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並興建不少寺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禮敬沙門。北魏滅北涼後，還帶回許多沙門到京師，當時對北魏佛教產生重大影響的沙門玄高、師賢、曇曜等人都是來自涼州。

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為兵。那時，由於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他還聽信宰相崔浩的讒言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並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崔浩出身於著名世族，博覽經史，善於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歷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經常參與軍政機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結識寇謙之之後，信奉道教，受其法術。寇謙之早年就熱中仙道，修持漢末張陵、張衡、張魯創立傳承的五斗米道，隨方士入華山、嵩山學道修煉，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師之位及《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結交崔浩，常通宵達旦聽崔浩談論古代治亂史，為之嘆美。後來，寇謙之把儒家學說和佛教經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重新改造五斗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納。

太武帝始光初年（四二四），寇謙之獻上道書，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於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並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並親受符籙，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四四四）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養沙門，並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門，若有隱瞞，誅滅全門。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陝西黃陵）起義，有眾十餘萬人。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帝滅佛，於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毀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當時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一向篤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勸阻，雖然都不被採納，但也由於如此，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論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倖免於難，史稱太武法難。廢佛後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後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餘人。廢佛後六年，太武帝駕崩，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

二、北周武帝滅佛

第二次的廢佛事件發生在北周武帝之時，距北魏太武帝的廢佛，約有一百一十餘年。武帝宇文邕，繼明帝之後即位，後改元保定。北周繼西魏之後，統領關隴地區，這一帶從晉代以來佛教盛行，其中長安曾有鳩摩羅什的僧團在此長期譯經傳教，影響很大。當時，全國的僧尼有兩百多萬人，佛寺有三萬多所。北朝的歷代帝王，不少都篤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禮敬沙門，但由於他勵精圖治，一心想用儒術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術。他在親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門、道士討論釋、道、儒三教的問題。當時，他對佛教並沒有特別憎惡排斥的觀感。顯然的，他後來的廢佛政策，主要是受到衛元嵩和道士張賓的影響。

衛元嵩是四川成都人，精通陰陽曆算，性情譎詐。年少時隨益州野安寺亡名禪師為沙彌，不耐清苦，佯裝狂放，以吟詩詠賦來博取聲名，並四處向人預卜未來。後來還俗，從四川到長安，結交北周權貴。天和二年（五六七），他向武帝上奏：一、寺塔佛像對國家治安無益，應該刪減。二、徹底改革佛教，將佛教納入國法的規範中。三、以經濟措施改革佛教界貪婪腐敗的風氣。據《廣弘明集》卷七記載，衛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條：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奉、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

衛元嵩著有《佛道二論》，論辯大小乘；又著有《齊三教論》七卷，闡揚會通三教的思想。他認為當時佛道二教崇尚空論，違背大慈為本、安樂眾生的立教宗旨，主張應該用古代聖王的治道來矯正這些弊病。他的論點，剛好契合武帝的心意，因此受到重用。

又據《廣弘明集》卷八記載，當時民間普遍流傳著一句讖語，說「黑衣當得天下」。深信讖緯之學的武帝，對此預言非常忌諱，衛元嵩和道士張賓就乘機毀謗佛教，指沙門身穿黑衣，必為國禁，道士穿黃衣，必為國祥。武帝聽信他的話，漸漸重道輕佛。天和四年（五六九），先後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學者，論議教義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但因幾次聚眾議論，三教各執一詞，因此懸而不決。後來甄鸞上《笑道論》，道安上《二教論》等書，極力為佛教辯護，破斥道教。武帝對於佛道二教互相攻擊，極感不快，敕令暫時擱置二教優劣的議論。建德二年（五七三）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門等，辯論三教先後，結果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後。如此一來，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應，先後有猛法師、道積等人的抗旨直諫。建德三年（五七四），武帝已決心毀佛，召集僧道二眾在太極殿辯論，張賓極力斥佛揚道，卻被智炫法師論破，武帝乃親自昇座，試圖加以論難，不料智炫法師應對安詳，陳義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離開太極殿。次日，下詔廢佛、道二教，破毀寺塔，焚燒經像，勒令沙門、道士還俗。當時，被迫還俗的沙門有二萬多人，關隴一帶的佛法被破壞殆盡。

建德六年（五七七），北周滅了北齊，武帝又對北齊之地實行排佛政策，焚毀一切經像，廢四萬所寺廟，被迫還俗的僧尼達三百餘萬。北方佛教一時之間銷聲匿跡，史稱周武法難。次年，武帝罹患劇瘡而亡。宣帝、靜帝相繼即位，佛教才又漸漸恢復。

在周武帝廢佛以後，部分僧侶混跡民間，或逃匿山林，另有部分僧人則南渡陳朝，因此促進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三、唐武宗滅佛

唐代佛教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對佛道二教的態度頗為不同，有的揚佛抑道，有的佛道並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為祖先；太宗曾下詔置道教於佛教之上；武后則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採納姚崇的奏章，令僧尼還俗，他雖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註釋《金剛經》流傳天下；憲宗時，韓愈諫阻迎佛骨，寫〈論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還依歷朝慣例，在宮中設齋行道，但敬宗本人篤信道教；文宗時已有毀佛之議，而且曾經禁止度僧及營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貶斥佛教。

另一方面，雖然歷經幾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間的力量反而愈加熾盛，僧尼的人數愈來愈多，寺院也愈建愈廣。寺院往往領有廣大的莊園，並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結果，不免增加國庫的負擔。當時不少士大夫基於儒家治術的觀點，認為佛教的蓬勃發展將危害國家的經濟，因而大加抨擊。唐武宗時，排佛的呼聲愈演愈烈，這使得本已篤信道教的武宗更加決心毀佛。這時，道士趙歸真與宰相李德裕推波助瀾，趁機煽動，佛教因而面臨一場「三武一宗」法難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會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國忌日，敕令行香，設千僧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誕辰之日在大內設齋時，敕令兩街供養大德及道士四對論議，其中有兩位道士被賜紫衣，卻禁止釋門大德披著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術修攝之事，曾經召請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在三殿修金籙道場，並親受法籙。會昌元年（八四一）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劉玄靖入內，與趙歸真同修法籙。

會昌二年（八四二）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錄在僧籍名冊的僧尼，又不許置童子沙彌，這時已略見毀佛的跡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眾在殿前論議，道士二人賜紫衣，僧門仍不得披著紫衣。

會昌三年（八四三）二月，敕令已經還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於沒有登錄名籍的僧尼，不僅嚴禁住在寺中，且不許住在京城或進入鎮內。同年九月，下令各級地方政府嚴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縱使是登錄有案的，如果無法詳細說明出身來歷，應予逮捕，送到官府盤問。

武宗廢佛的政策，是採取漸進方式的，從史料看，其法令之嚴酷，與日俱增。會昌四年（八四四）三月，下令不許供養佛牙、佛骨，如果違反法令，送一錢供養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時之間，寺院的四處，人跡斷絕。而在宮中的內道場，歷來往例均安置佛教經像，武宗卻下令焚燒經教，拆毀佛像，在道場內安置天尊老君之像。六月，在武宗誕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內議論。又不許僧尼在街里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鐘聲未響前歸寺；也不許別住他寺，違者敕罪。由於武宗深信趙歸真，趙乘隙進言，認為佛教並非中國本有的宗教，蠹害生靈，應該盡除。於是，是年七、八月開始，發動空前的法難，敕令拆毀天下山房、招提、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凡是寮房未滿兩百間，或沒有獲頒寺額的道場，則勒令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八四五）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諸寺不許置莊園，並隨時檢查寺舍的財產。四月，敕令僧尼還俗，如有抗命不從的，以違抗聖旨論罪，當場決殺。八月下詔，大舉毀寺，總計會昌年間，拆毀佛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等四萬餘所，被迫還俗的僧尼有二十六萬餘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又將佛像、鐘磬等法器改鑄為錢幣、農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銀等像亦敕令限時送官。此一空前浩劫，歷史上稱為會昌法難。晚唐以後諸宗的衰頹不振，與這次毀佛有密切的關係。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誅殺趙歸真等人，並大力復興佛教。

四、後周世宗滅佛

第四次法難發生於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世宗為了貫徹以儒教為主的統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構成國家財政上的負荷為理由，下詔禁止私自出家；訂立嚴苛的出家條件，並規定必須在國家公認的戒壇受戒，否則無效；不許創建寺院或蘭若，違反的僧尼，課以嚴刑；未受敕額的寺院，一律廢毀；民間的佛像、銅器，限五十日內交由官司鑄錢，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處死。總計，廢毀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鐘、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世稱一宗法難。相傳世宗下詔毀壞佛像時，鎮州有一尊銅製觀世音菩薩極為靈驗，因此無人敢去毀損。世宗乃親自前往該寺，用斧頭砍毀菩薩胸部。顯德六年（九五九），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發癰疽而身亡。

三武一宗的教難，雖然使得佛教幾經摧殘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以後的茁壯成長，精深偉大的思想已深植社會民心，普受大眾的肯定與歡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擊之後，卻始終屹立不搖，並很快地復興佛法；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毀法廢佛，最後也不免自食惡果，遭到悽慘的報應。

洪楊之亂

自鴉片戰爭（一八四○）開始的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急劇變化的時代，而近代的佛教也隨著國史的劇變，遭受到一連串重大的衝擊，其中，太平天國的排佛，其禍患比起過去三武一宗的法難，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洪秀全、楊秀清等人利用鴉片戰爭失敗後，國人仇恨帝國主義的情緒，及一般人崇拜洋教的心理，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宗教戰爭。勢力所及，擴至十六省，幾乎占據了大清的半壁河山。由於他們以耶穌教為號召，禁止耶穌基督以外的一切信仰，以致兵力所到之處，無論佛寺、道觀，或民間祖先祠堂，乃至儒教孔廟等，全都被焚毀一空，佛像經卷也被徹底破壞，不但中國文化遭到嚴重打擊，佛教受到的破壞尤其慘重。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自幼熟讀儒書，尤其喜好史學，對古今興亡大事常有駭人的見解。他立志循科舉仕途為官，但屢次應考失敗，憤怨之餘，又見清廷政治腐敗，官吏貪黷，民生困窮，於是立下革命的決心。當時有朱九疇組織上帝會，陰謀反清復明，洪秀全便與表弟馮雲山同往師事。洪秀全崇拜耶穌所描繪天國中的太平景象，成為一個狂熱的教士。其後，廣西大饑荒，盜匪群起，各地掠奪殺害，洪秀全乘機與馮雲山、楊秀清等人設立「保良攻匪會」，洪秀全假裝死亡，七日後又復甦，他告訴大眾說：「上帝告訴我，天下有大災難，命我出來平定，凡是進入我的國度，禮拜我的人，都可以安然無事。」他宣稱耶穌不是獨生子，還有一個弟弟，就是洪秀全；上帝是天父，耶穌是天兄。朱九疇死後，洪秀全被推為上帝會教主。他把家中的佛像神像和孔孟百家經書、《論語》等，全部焚毀。

道光三十年（一八五○），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起事。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攻陷南京，改稱天京，定為國都，並頒行天條書，用來箝制軍民的信仰，內容主要是：獎勵日曜（週日）禮拜、讚美上帝恩惠、禁止崇拜一切邪神等。強制規定，軍人入營後二十一日，如不能背誦，一概格殺勿論。他又說，上帝憤怒世人崇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條，特命天王（他）誅妖，作世間的真主。清室因承平日久，將驕卒惰，無法應戰。太平天國的軍隊，所至之處，連戰皆捷，十餘年間，就占領了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雲南、貴州、四川、山東等重要地區。由於洪、楊等人倡導信仰上帝教，因此太平軍所到之處，「無廟不焚，無神不毀」，把素有佛教花園之稱的江南一帶及雲貴、兩廣等地的佛教，作了徹底的摧殘。

山西佛光寺始建於北魏孝文帝時期。唐武宗滅佛後，僅祖師塔及幾座墓塔倖存。

咸豐四年（一八五四）二月，曾國藩為保衛中國歷史文化，組織湘軍，對太平軍發布討匪檄文，正式宣戰，歷經十年，終於在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光復南京，才把禍害十五年之久的太平天國消滅，劫後餘生的佛教才又得以再次重建。

廟產興學

清末民初之際，由於部分知識分子及政府官員對佛教缺乏了解，以及土豪劣紳等野心分子覬覦廟產，乃藉興學之名，行吞併寺產之實，造成寺廟財產被損毀、侵占，僧尼被勒令還俗等迫害佛教的風潮。

所謂廟產，就是指寺廟中的一切財產，如寺田、寺塔房舍及附屬的法物等。清末，在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後，寺廟遭到嚴重破壞，佛教正處於重創難復，有待重建的狀態。在另一方面，繼鴉片戰爭後，國難頻頻，英法聯軍、甲午戰爭等外患相接而至，一般知識分子基於民族覺醒，紛紛要求自強維新，改善軍事，創辦實業，振興教育；於是，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的戊戌變法應運而生。在當時，被太平軍破壞的寺院田舍雖然還有不少未能重整恢復舊觀，但根據調查統計，全國寺廟數目仍有十六萬餘所之多，引起社會人士的覬覦野心，尤其是變法中鼓吹興辦教育而經費無著時，竟然主張把寺廟祠堂改為學校。例如在變法時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湖廣總督張之洞，作〈勸學篇〉，上書朝廷，力主動用全國寺廟財產作為興學的經費。經德宗批准後，就在百日維新期間開始施行廟產興學。當時的實施辦法，要點如下：

1.以寺廟十分之七為校舍，其餘作為僧道的居處。

2.以寺廟田產等財產中十分之七供作學堂之用，其餘作為僧道膳食之用。

3.將使用廟產的總額明奏朝廷，以便表揚該僧道。對於不願接受表揚的僧道，可將這項殊榮移給俗世的親人，並給與相關職位。

百日維新失敗後，慈禧太后雖曾一度下令禁行廟產興學，但佛教寺院所受的威脅，始終未除。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八月，滿清政府命各省州縣設置學堂；光緒三十二（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奏准「奏定勸學的章程，責成各村學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廟宇鄉社，可租賃為學堂之用」。因而引起各省土豪劣紳假借興學的名義，公然兼併寺田。這種變相侵占寺產的風潮，瀰漫全國，除了學校以寺院為課室外，連警察、地方軍隊及各種團體也都堂而皇之地占據寺廟，形成前所未有的怪異現象。當時佛教界缺乏強有力的領導階級，無法維護自身權益，但佛教已經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部份，因此，引起社會名流學者的重視。其中，章太炎首先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發表〈告佛子書〉，喚起僧眾認清時代，須自辦學校，迎頭趕上，並忠告世人，不但不應對佛教做這種荒謬的舉動，而且更應該加以保護發揚。

早在光緒初年（一八七五）時，日本淨土真宗就相繼在上海、南京、杭州、蘇州等地設置本願寺。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在金陵日本淨土宗本願寺特設東文學堂，以教導華人。廟產興學的風潮期間，日僧水野梅曉、伊藤賢道等人，因見滿清政府壓迫佛教，便乘機來華引誘杭州三十多所寺廟投向真宗，讓中國僧侶接受日本領事的保護，經過中日雙方的交涉，議定日本真宗取消對中國寺院的保護，滿清政府立即下詔保護佛教，全國各省縣並相繼組織僧伽教育會，藉著自動興學來保護寺產。

一九一二年，寄禪、道興等教內外人士在上海留雲寺發起「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大會，共擬保護廟產的對策。一九一五年，袁世凱頒布《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企圖將全國佛教寺產納入社會公益事業。一九二一年，政府修改條例為二十四條，但只刪除細節之處，重要條文仍保留如故。一九二七年，馮玉祥以打倒迷信為由，在河南境內沒收白馬寺、少林寺、相國寺，同時驅逐僧尼三十萬眾，勒令還俗。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後，內政部部長薛篤弼建議改僧寺為學校，欲以行政命令摧毀佛教，翌年，頒布《寺廟管理條令》二十一條。

由於這些法令的公布，對缺乏組織的佛教界帶來致命的打擊，當時各省軍閥、地方官吏，便以興辦教育慈善事業為名，將地方寺廟強行接收。不久，由於太虛、圓瑛、諦閑、印光諸位法師及王一亭居士等人提出強烈的反對，政府也惟恐引來更大的風波，影響民心擁戴，於是將前《寺廟管理條令》予以廢止，另外公布《監督寺廟條令》十三條，立意與措辭上雖比《寺廟管理條令》和緩，但對佛教並無積極的整理，掠奪廟產的風潮，也並未因此遏止。

「中華佛教總會」為因應時勢，於一九二九年更名、改組，成立「中國佛教會」，推選太虛大師為理事長。一九三○年底，南京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他在一九二八年所倡議的廟產興學方案，主張「打倒僧閥，解散僧眾，劃撥廟產，振興教育」，並組織廟產興學促進委員會。這個方案，經由國民黨第三屆第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並發交教育部、內政部等部門執行。消息傳來，全國佛教界譁然，認為無異是置佛教於死地，於是紛紛致電駁斥，同時呼籲全國各地佛教團體，在存亡關頭同心協力，共挽狂瀾，因而形成全國佛教徒空前的大團結；並於一九三一年四月，在上海召開第三屆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由太虛大師撰〈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見書〉，送達正在首都召開的國民會議，才打消廟產興學方案。同年八月，國民政府公布維護寺產的訓令，明文規定，凡是軍警或任何機關團體，如果有侵奪占領佛寺僧產的情事，一概依法辦理，興學風潮才告一段落。

變法維新產生廟產興學的風潮，帶給佛教無限困擾，但也帶給佛教僧侶自覺自救的契機。各省縣紛紛成立僧伽教育會，以佛教寺產興辦佛教教育，各地佛教領導人亦深知非興辦學堂不足以保護寺產。文希在揚州天寧寺設普通僧學堂，浙江的寄禪、松風、華山及北平的覺先等人都相繼設立學堂，成為一時興辦僧學的領導人物。然而在最初所設立的，大多是國民小學或僧侶小學，如普陀僧眾小學直到一九三一年才改制成「普陀佛學院」。

由於各省興辦佛學院大半以保護寺產為目的，並無意興辦教育，因此缺乏組織健全，辦理完善者，其中以江蘇省僧教育的組織較為健全，辦學也較有成績。文希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在天寧寺所創立的「普通僧學堂」，為近代第一所僧學堂，招收的青年僧眾有仁山、智光等二十餘人，除佛學課程外，並教授英、日文，經費由鎮江、揚州各寺共同負擔。但在當時，諸山長老囿於寺產保護及頑固守舊的觀念，以致文希遭到排擠而難以為繼，普通僧學堂因而停辦。此外，楊仁山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在金陵刻經處以自費成立「祇洹精舍」，招集僧俗青年梅光羲、歐陽竟無、邱虛明、仁山、太虛、智光、觀同等十餘人，教授佛學、漢學，並授以英文，作為進修梵、巴文的基礎。

兩江總督端方一向支持佛教界興辦教育，在普通學堂停辦後，飭令江蘇省僧教育會繼續辦學，於宣統元年（一九○九）在南京開辦「僧師範學校」，培育佛教師資人才，入學者的程度較以往提高，先後聘請月霞、諦閑兩位大師主持教務，入學的僧青年有仁山、太虛、觀同、智光等。上面所提的三所學校，開辦時間雖不長，但所培育的人才，大多成為日後中興佛教的領導人。

馮玉祥毀佛

在國民政府北伐前後，馮玉祥盤據華北，他是個基督徒，更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軍閥，向來歧視佛教。一九二七年，馮玉祥的主要勢力在河南一帶，他為了不斷擴充武力，苛捐雜稅，連全省各地大小佛寺也一概不放過，即使是位居河南首剎的開封相國寺，也不能例外。馮玉祥的部屬鹿鍾麟與該寺住持敘惠法師原本相識，因此鹿鍾麟特意前往相國寺，勸說敘惠捐出五千塊大洋就可了事。由於敘惠堅持不肯屈服，於是觸怒了馮玉祥，當日黃昏，便派出大批軍警包圍相國寺，驅逐所有的僧侶，並沒收寺院全部財產，把相國寺改為中山市場。所有的佛像，除了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被認為有美術價值而予以保留外，其餘全數搗毀。千年的佛寺，毀於一旦。這是洪楊以後，又一次毀滅佛教的慘案。

馮氏沒收相國寺後，當地的學閥土豪立即趁火打劫，策動沒收其他寺院產業，以此作為升官發財的機會。內政部部長薛篤弼更是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策劃沒收河南境內的佛教寺院。包括佛教東傳漢土的第一座佛寺白馬寺，及菩提達摩面壁九年的禪宗祖庭少林寺等各大佛教重鎮，也都無一倖免。於是，全省大小寺院財產遭受空前浩劫，所有僧眾一律驅逐，勒令還俗，強迫從軍。所有寺產充公，寺院改為學校，或作救濟院、圖書館，或成為娛樂場所。全省數百所寺廟，三十萬人的生命財產，兩千年的歷史文物，就此毀於馮玉祥一人之手。繼河南之後，陝西、山東、河北等地，也都紛紛盲從，華北佛教因此幾乎滅絕。

馮玉祥毀佛以後，政治聲望一落千丈。一九三○年之後，更是一敗塗地。二次大戰後，他想利用第三國際的關係，企圖東山再起，竟然被俄人毒死在黑海俄輪上，因果報應，絲毫不爽。

河南佛教自一九三○年以後，先後有太虛大師、章嘉大師蒞臨宣化；又經慕西、淨嚴兩位法師及袁西航居士等人積極推行佛化教育，從事復興運動，設立河南佛學社，成立省佛教會，整理佛教寺產，請求政府發還寺產，籌辦河南佛學院；及考試院院長戴傳賢發起修葺洛陽白馬寺等一連串的重建工作，才逐漸走上復興之途。

文革毀佛之災禍

佛教傳入中國，雖經三武一宗法難，卻遠不及馬列主義迫害佛教程度的千百萬分之一。共產黨自一九四九年統治中國大陸之後，主張唯物思想，而漠視人類精神層面的需求。一九六六年，共產黨發起「文化大革命」運動，利用無知盲動的青少年組成紅衛兵，實行「破四舊、立四新」，提倡無神論，以《毛澤東語錄》為必讀著作，毛澤東成了共產黨唯一膜拜的神。他們對各種宗教視為共產思想的大敵，而佛教在中國的根深柢固，自然成為共黨首當其衝的箭靶。

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止，全國除了大都市幾所樣板寺院暫予保留外，其餘各佛寺庵堂大部份被機關、學校、人民公社、工廠、軍隊、倉庫、特務機構等所占用。一九五三年在北京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會中竟然有人偽裝為沙門，提議廢除戒律，改革僧服，僧尼得聽任自由還俗等，幸有虛雲老和尚嚴詞駁斥，力挽厄運。教難雖暫免擴大，但偏僻地區的寺庵卻飽受騷擾迫害，如逼迫僧尼參加學習唯物論、馬列思想等，甚至被迫參加鬥爭大會，清算寺產所屬私有財產。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九年期間，慈舟、虛雲等幾位大師相繼圓寂，政府領導人更是計畫性的迫害佛教，規定男女不得出家，青年僧尼迫令還俗參軍及婚嫁，年老僧尼也需參加集體勞動。寺院納入人民公社，佛像、法器、經書等，則予以焚毀或沒收。

中共因為篤信馬列主義，在宗教政策上，基本上是採取高壓管制的方式來限定宗教的發展。從一九七九年起，中共對海峽兩岸有所謂「三通」和「四流」政策主張。台灣則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起，才准許台灣的居民赴大陸探親。此時，台灣的宗教團體，特別是佛教團體，紛紛前往大陸著名道場或本宗祖庭去參拜和朝聖。但是，中共並不鼓勵純宗教活動的交流。

【習題】

1.請說明「三武一宗」法難的原因與影響。

2.請說明洪楊之亂與馮玉祥毀佛的原因與影響。

3.試述民國以來廟產興學的過程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