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98　佛教與印刷

印刷術是中國人偉大的發明之一，透過印刷技術的運用，可以快速而大量的複製各種文字、圖畫等書面資料，對於保存人類的歷史文獻，傳承祖先的經驗智慧，促進時代的教育普及，提昇人民的知識水準，溝通各國的文化交流，進而帶動世界文明的發展，印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印刷術的發明，可以說是引領人類邁向文明的原動力，對人類文明有重大的貢獻。

現在世界各國的印刷術，都是直接或間接由中國傳入，或在中國印刷術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朝鮮是最先接受中國印刷術的國家，其次是日本。但不論是韓國或日本，印刷術的傳入，都是由佛經傳播開始的。由此可見，佛教與印刷有著深厚的淵源，兩者關係密不可分。

印刷術的發明助益佛法流通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弘揚、推廣，除了靠弘法布教人才的宣講傳布之外，經典的書寫流通，也是不可缺少的助緣之一。在佛教傳世二千六百年間，佛教經典的流傳，大體上經過了背誦、書寫、印刷三個時代。當佛陀住世、入滅後的幾百年間，佛典都是口口相傳背誦下來的，即使最初結集三藏時，也只透過問答的形式，將佛陀所說的教法編成簡短的語句，以便佛弟子們能夠背誦而已。後來隨著佛教分別往南方及北方國家弘傳，在一世紀的時候，南方的錫蘭開始利用文字記錄佛陀的教法，北方則在二世紀時的西北印度開始使用文字書寫佛典。不過，當時紙張尚未發明，使用最廣泛的是用貝多羅樹葉刻字，稱為「貝葉經」，其後才以書寫及印刷的方式流傳。

中國現存的漢譯大藏經，是從印度和西域輸入的貝葉經原典翻譯過來的。大藏經在古代或稱為「一切經」，是將大小乘經、律、論匯集而成的一大叢書。漢譯大藏經的流傳，大概可分為「寫本」和「印本」兩個時代。自漢朝至五代，為「寫本」時代；期間唐與五代事實上已有單行本的「印本」佛經出現，但真正大規模刻印大藏經，則始於宋代。

宋代所刊刻的大藏經，主要分四種版本，即蜀本、閩本（福州本）、浙本（湖州本）和磧砂本（延聖寺本）。

蜀本大藏經是由宋太祖敕雕，自開寶四年（九七一）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歷時十二年刻成，世稱《開寶藏》，這是中國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經，共十三萬餘版，五千零四十八卷。由於這部藏經是在蜀地益州，即今之四川成都雕刻，而後送回宋都開封印行，因此又稱《蜀藏》，是歷史上第一部官版大藏經。

福州本的《崇寧萬壽藏》又稱《福州東禪寺本》，宋神宗元豐三年（一○八○），由福州東禪寺住持沖真法師等人所募刻，至徽宗崇寧二年（一一○三）完成。《思溪圓覺藏》又稱《湖州本》，是湖州思溪王永從及大慈院淨梵法師、圓覺院懷深法師等，發願為利樂一切有情而募刻的大藏經。《磧砂藏》又稱作《延聖寺本》，南宋理宗時，由法音法師、趙安國等發起，於平江府（江蘇吳縣）磧砂延聖院開雕的私版大藏經。

自宋代刊印大藏經以來，此後歷代陸續有大藏經刊刻流通。先後分別有遼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趙城藏》，元代的《普寧藏》、《弘法藏》，明代的《洪武南藏》、《永樂南藏》、《北藏》、《武林藏》、《嘉興藏》，清代的《龍藏》、《百衲藏》，民國的《頻伽藏》、《中華大藏經》、《佛教大藏經》、《佛光大藏經》等。

五代十國是歷史上的動亂時期，然而當時吳、蜀一代佛經印刷卻極為普遍，吳越國國王錢弘俶和延壽禪師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經、佛像、塔圖、咒語等，其中印數可考的有六十八萬多卷，印數之大，可謂史無前例。

及至元朝，統治者為防範知識分子反抗，實施民族壓迫政策，嚴格限制出版圖書，印刷業因而日漸凋敝，但佛經的刻印卻依然蓬勃發展，在吐魯番還發現有漢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維吾爾文、梵文等六種文字的刻版，對佛教的傳播，貢獻至鉅。

以上的史實，其實也正說明：若以單行本的佛經或佛書的「印本」而言，則年代應可溯及五代之前，甚至更早。

根據史學家考據證實，現存最早有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書，是在中國敦煌莫高窟發現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剛經》，卷首印著一幅佛陀說法像，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一行字，這是中國現存最早有年月可考的雕版印刷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插圖的刻本。但它並不是現存最古老的印刷品，現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書是《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這是一九六六年在南韓東南慶州佛國寺的一座石塔中發現的，經卷上沒有註明年分，但經文中出現了幾個武則天在位時期（六八四～七○五）創造的新字，因此，推斷這卷經文是七○四年左右在中國印成的，很可能是中國送給佛國寺的落成賀禮。

這個印本的發現，證明了中國雕刻版印刷術的發明，早在這卷佛經問世之前，同時說明由於印刷術發達，間接使佛經能夠廣為流通而惠及韓國，乃至澤被日本。

早在七至九世紀之間，日本數度派遣「遣唐使」到中國，帶回中國的典章制度、文化技術和佛教經卷，中國唐朝高僧鑑真大師於七五三年東渡日本，也帶去了很多佛教經典。及至北宋刊印的第一部大藏經《開寶藏》，當時宋太宗也曾將此藏賜贈日僧奝然（法濟），請回日本，高麗國王也派遣使者至中國請回此藏。此後，兩國又分別陸續請回《契丹藏》、《思溪圓覺藏》等，並依此為藍本，相繼出版《高麗藏》、《天海藏》等藏經，不但開啟了日後日韓佛教蓬勃發展的機運，同時也促進中日與中韓千百年來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

佛教興隆帶動印刷業的發展

佛教經論在中國流傳，經過歷代高僧大德的翻譯、註釋，整理彙編成各種不同文字的大藏經，實在是一件艱巨而偉大的事業。這項成就固然得力於印刷術的發明，然而相對的，由於佛教的傳播日漸普及，經典的需要量日漸增加，因此帶動印刷業的蓬勃發展。例如宋朝時代的西夏王國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並與遼、金一樣崇尚佛教，常以馬匹向宋朝交換佛經，譯成西夏文的藏經，國王、皇后尤其經常大量施印佛經，一次印數多至五萬卷、十萬卷，因此印刷業也隨之發展起來。

尤其從北宋起，杭州刻書業興盛，刻印的精良，居全國印刷業之首，當時高麗國也曾經委託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經。

日本、韓國也自宋朝開始，陸續由中國請回各種藏經，並且仿照中國的雕版印刷技術，刊印再雕本，此舉對該國印刷業的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此外，大藏經及各類佛書的印刷流通，也促使印刷技術不斷的進步改良，舉其要者，有以下三點：

1.裝幀藝術的產生：書籍的裝幀包括版面、插圖等的設計與製作。五代以前，佛經的印行大部分以卷軸式或折本居多，這種形式的書籍，閱讀時有諸多不便。印度佛經是用貝多羅樹葉做成，將樹葉切成大小適中，然後以金屬製的銳利硬筆刻上經文，再把煤煙等製成的墨汁淋上之後擦乾，一頁一頁裝訂成冊，便是所謂的「貝葉經」。貝葉具有耐磨、輕便的特色，攜帶、翻閱都很方便。此種獨特的裝幀方式，啟發了中國經書摺裝及線裝書的流行，也促進佛經的廣泛流通。

2.活字印刷的應用：佛教徒為了使佛經易於流通，除了在經書的裝幀下功夫外，更進一步運用最新的印刷技術來縮短經書出版的時間。一○四一年，繼雕版印刷之後，北宋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元代繼續發展，迭有創新。除了沿用泥活字外，又發明錫活字、木活字，元朝的木活字，曾在甘肅敦煌千佛洞中發現數百個，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古的木活字實物。

由於活字印刷的發明，大大提高了印刷的速度，也擴大了佛經的傳播。日本在一六三七年刊刻，一六四八年完成，自行出版的第一部大藏經《天海藏》，就是以活字版印行，此後也都採用活字版陸續印行佛經。中國則直到清末民初印行的《頻伽藏》才開始運用活字印刷。

3.彩色套印的發明：套印的發明，是印刷技術的一大突破，以往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都是單色。套印是兩種顏色配合印刷，現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是元末至正元年（一三四一）資福寺所刻，由無聞和尚註解的《金剛經注》，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種書籍，這些圖文並茂的套色印本，正是套印本的初期作品，也說明套印本首先運用於佛經。

及至現代科技發達，佛經的印刷不但快速，而且品質精美，尤其一九九六年佛光山率先將《佛光大辭典》輪入電腦，製作了世界上第一片光碟版佛教辭典，不但攜帶方便，搜尋容易，這是佛教界在不斷改良印刷技術外，又一項利用現代科技所作的突破性進展，此舉對佛教的弘傳，將發揮無遠弗屆的影響與貢獻。

佛教徒刻印佛經展現護教情操

佛教傳入中國，歷經時代變遷，物換星移，以及多次的毀佛事件，依然屹立不搖，蓬勃發展，不僅深入中國社會，更傳揚於海外，其中最大的原因，當然是靠歷代高僧的努力弘揚；此外，印刷技術的發明，使佛經能大量印刷、流通，亦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歷代佛教徒，不論古今中外，多少人為了續佛慧命，讓法寶流通，窮畢生的心力為刻印藏經而奔走，為了保護法寶，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佛教徒所展現的護教情操，成為千古傳誦的美談。例如：

1.八四五年，中國發生「唐武宗毀佛」事件，河南洛陽敬愛寺珍藏的毗尼藏印本被毀，八六九年之後，敬愛寺的惠確法師發起重新刻印，當時的文學家司空圖為之撰寫勸募緣起，獲得社會大眾的熱烈迴響，終於重新刊印完成。

2.金代刻印的《金藏》，又稱《趙城藏》，一一四八年起，由山西潞州的女眾崔法珍斷臂募刻，歷經二十餘年雕刻完成，是一部完全由山西民間自資刊刻的大藏經。最初藏於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內，一九四二年，日本企圖搶走這部藏經，幸我軍得悉，乃與廣勝寺力空法師合力動員群眾，以「運公糧」為名，在游擊隊的掩護下，冒死護送藏經到太岳軍區。沿途雖然有人為教犧牲，《金藏》卻因大眾的保護而流傳下來，目前收藏在北京圖書館，這是中國僅存的一本孤本佛經。

3.一二三六年，蒙古軍入侵高麗，高宗為喚起士氣，共同抵禦外侮，決定號召全國人民共同發起刻印大藏經，以信仰來凝聚全國的力量。當時在漫天烽火、冰天雪地，加上物資、經費缺乏的情況下，人人全力以赴，死而後已，終於歷經十六年雕刻完成，共計八一二四○片經版，即所謂《高麗藏》再雕版，又稱《八萬大藏經》，現存於韓國海印寺，海印寺因此又稱法寶寺。

4.一六六九年，日本黃檗宗僧鐵眼禪師有感於日本佛教大藏經嚴重缺乏，佛法難以普及，因此發願刻印一部大藏經。歷經十餘年的奔走、勸募，期間有二度已募足經費，卻因日本境內遭逢天災，禪師為了拯濟災民，將募款移作救災之用，隨後又重新勸募，雖然備嘗辛苦，終於如願完成一部總數七三三四卷的大藏經，世稱《鐵眼藏》，又稱《黃檗版藏經》。

5.一八六六年，位於南京市延齡巷的「金陵刻經處」創立，這是一處以刻印流通佛典為目的的佛教文化機構。創始人楊仁山居士因感於清末兵亂，佛教經典多所佚失，遂與同志十餘人四處勸募，著手佛典的開版流通。他曾由日本尋回中國失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如《中論疏》、《百論疏》、《成唯識論述記》等，刻印流通。期間並曾精心校刻了《大藏輯要》等經書二百十一種，一一五五卷，佛像版共計四萬七千餘片，同時於刻經處開辦佛學學堂，稱祇園精舍，培養振興佛教的人才。

一九一一年，楊仁山罹疾，臨終委託歐陽漸等人繼承遺志，繼續維持刻經處。金陵刻經處是目前大陸唯一的佛學研究和木刻水印佛經的出版機構，收藏了漢、藏大藏經，其在經典的保存、校勘、刻印的成就上，可謂功不唐捐。

此外，一九六七年開山的佛光山，深體文教弘法的重要，因此揭櫫「以文化弘揚佛法」為開山四大宗旨之一，成立「佛光出版社」，出版各類精美的佛教雜誌、叢書，提高佛教刊物的水準。為了因應世界各地人士的請求，更進一步將拙作翻譯成英、日、韓、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流通，並相繼成立「佛光山國際翻譯中心」、「人間衛視」、「佛光山電視中心」，製作各種佛教錄音帶、錄影帶、廣播劇、電視劇、電視教學等，透過音聲、影視的傳達，促進社會人心的淨化。

一九七七年，星雲有感於宋元明清歷代所刊各版藏經編排古板，且未將三藏分段標點，致令現代人望經興嘆，於是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集有志者數十人，經年累月，採集各版藏經，分成十六大類，作文字的校勘、全經的考訂，以及經文的分段、逐句的標點，乃至名相的釋義、經題的解說、經後的索引、諸家的專文，而編纂一部現代人人能讀，讀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教聖典。目前（二○一六年）已完成《阿含藏》十七冊、《禪藏》五十一冊、《般若藏》四十二冊、《淨土藏》三十三冊、《法華藏》五十五冊、《圖像藏》──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二十冊、《唯識藏》四十冊、《本緣藏》十九冊。其中，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禪藏》，於一九九五年由佛光山贈送一千部予世界各大學、圖書館、寺院，及對文化、學術有貢獻的學者專家。為了使佛教典籍從排版印刷到達電腦資訊，佛光山出版光碟版的《佛光大藏經》，透過現代科技，將佛法弘揚到世界各地，讓我佛子皆有機緣親炙佛陀的教誨。

佛法猶如黑夜中的明燈，為人類帶來幸福與光明。可惜的是，佛典卷帙浩繁，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望而生畏，有鑑於此，自一九九一年起，佛光山即著手編纂一三二冊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取各經菁華，將傳統的大藏經白話化、現代化，其內容包含阿含、般若、禪宗、淨土、華嚴等經典，每冊均有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另有原典、譯文、註釋等單元，使讀者能一目瞭然，深入妙諦，是一部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的叢書，為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

一九九六年，星雲更發起「百萬人興學運動」，創辦佛光大學、南華大學等，並於南華大學設立「出版學研究所」（現改名為文化事業管理學系暨碩士班），成為國內第一所設立出版學的研究所，為國家培育具有國際宏觀的出版人才，此舉對未來佛教文教出版事業的發展，必能發揮重大的影響。

佛教非常重視文字般若的傳播，在印刷術未發明之前，《金剛經》已明白鼓勵信徒「布施四句偈的功德勝過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乃至「十法行」中更提倡書寫、演說、披讀、印經的利益殊勝。由於經中在在處處指陳抄寫經書、流通佛法的功德無量無邊，因此印刷術發明以後，自然更加引起信徒出資印刷佛書的發心，以為護法衛教奉獻心力。

目前台灣佛教的文化出版事業如雨後春筍，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此中雖然不乏優良的出版品，只是多數精緻不足，格調不高，例如：一再翻版影印，乃至盜版流通、濫寫濫印等。更常見不少佛教徒自資印刷佛書置放在一些公共場所，不但內容正邪不分，而且印刷粗製濫造，又乏人管理而雜亂堆置，反而有損佛教形象，令人難以對法寶生起恭敬、稀有難得之心。因此，我們希望未來佛教所有的出版品，都能經過重新標點、分段、註釋、索引、題解，都能重新打字、排版、美工、精印、發行。藉著現代化的電腦科技，使佛書印刷更精緻、更完美，讓佛教文化再度綻放光芒，讓佛教的真理散播人間，發揮淨化人心、端正社會風氣之功，這樣來助印佛書，其功德才是無量無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