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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 佛教與印刷

印刷術是中國人偉大的發明之一,透過印刷技術的運用,可以快速而大量的複製各種文字、圖畫等書面資料,對於保存人類的歷史文獻,傳承祖先的經驗智慧,促進時代的教育普及,提昇人民的知識水準,溝通各國的文化交流,進而帶動世界文明的發展,印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印刷術的發明,可以說是引領人類邁向文明的原動力,對人類文明有重大的貢獻。

現在世界各國的印刷術,都是直接或間接由中國傳入,或在中國印刷術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朝鮮是最先接受中國印刷術的國家,其次是日本。但不論是韓國或日本,印刷術的傳入,都是由佛經傳播開始的。由此可見,佛教與印刷有著深厚的淵源,兩者關係密不可分。

印刷術的發明助益佛法流通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的弘揚、推廣,除了靠弘法布教人才的宣講傳布之外,經典的書寫流通,也是不可缺少的助緣之一。在佛教傳世二千六百年間,佛教經典的流傳,大體上經過了背誦、書寫、印刷三個時代。當佛陀住世、入滅後的幾百年間,佛典都是口口相傳背誦下來的,即使最初結集三藏時,也只透過問答的形式,將佛陀所說的教法編成簡短的語句,以便佛弟子們能夠背誦而已。後來隨著佛教分別往南方及北方國家弘傳,在一世紀的時候,南方的錫蘭開始利用文字記錄佛陀的教法,北方則在二世紀時的西北印度開始使用文字書寫佛典。不過,當時紙張尚未發明,使用最廣泛的是用貝多羅樹葉刻字,稱為「貝葉經」,其後才以書寫及印刷的方式流傳。

我國現存的漢譯大藏經,是從印度和西域輸入的貝葉經原典翻譯過來的。大藏經在古代或稱為「一切經」,是將大小乘經、律、論匯集而成的一大叢書。漢譯大藏經的流傳,大概可分為「寫本」和「印本」兩個時代。自漢朝至五代,為「寫本」時代;期間唐與五代事實上已有單行本的「印本」佛經出現,但真正大規模刻印大藏經,則始於宋代。

宋代所刊刻的大藏經,主要分四種版本,即蜀本、閩本(福州本)、浙本(湖州本)和磧砂本(延聖寺本)。

蜀本大藏經是由宋太祖敕雕,自開寶四年(九七一)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歷時十二年刻成,世稱《開寶藏》,這是我國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經,共十三萬餘版,五千零四十八卷。由於這部藏經是在蜀地益州,即今之四川成都雕刻,而後送回宋都開封印行,因此又稱《蜀藏》,是歷史上第一部官版大藏經。

福州本的《崇寧萬壽藏》又稱《福州東禪寺本》,宋神宗元豐三年(一〇八〇),由福州東禪寺住持沖真法師等人所募刻,至徽宗崇寧二年(一一〇三)完成。《思溪圓覺藏》又稱《湖州本》,是湖州思溪王永從及大慈院淨梵法師、圓覺院懷深法師等,發願為利樂一切有情而募刻的大藏經。《磧砂藏》又稱作《延聖寺本》,南宋理宗時,由法音法師、趙安國等發起,於平江府(江蘇吳縣)磧砂延聖院開雕的私版大藏經。

自宋代刊印大藏經以來,此後歷代陸續有大藏經刊刻流通。先後分別有遼代的《契丹藏》,金代的《趙城藏》,元代的《普寧藏》、《弘法藏》,明代的《洪武南藏》、《永樂南藏》、《北藏》、《武林藏》、《嘉興藏》,清代的《龍藏》、《百衲藏》,民國的《頻伽藏》、《中華大藏經》、《佛教大藏經》、《佛光大藏經》等。

五代十國是歷史上的動亂時期,然而當時吳、蜀一代佛經印刷卻極為普遍,吳越國國王錢弘俶和延壽禪師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經、佛像、塔圖、咒語等,其中印數可考的有六十八萬多卷,印數之大,可謂史無前例。

及至元朝,統治者為防範知識分子反抗,實施民族壓迫政策,嚴格限制出版圖書,印刷業因而日漸凋敝,但佛經的刻印卻依然蓬勃發展,在吐魯番還發現有漢文、蒙文、藏文、西夏文、維吾爾文、梵文等六種文字的刻版,對佛教的傳播,貢獻至鉅。

以上的史實,其實也正說明:若以單行本的佛經或佛書的「印本」而言,則年代應可溯及五代之前,甚至更早。

根據史學家考據證實,現存最早有年代可考的雕版印刷書,是在我國敦煌莫高窟發現的一卷首尾完整的《金剛經》,卷首印著一幅佛陀說法像,卷末印有「咸通九年(八六八)四月十五日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一行字,這是我國現存最早有年月可考的雕版印刷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有插圖的刻本。但它並不是現存最古老的印刷品,現存最古老的雕版印刷書是《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這是一九六六年在南韓東南慶州佛國寺的一座石塔中發現的,經卷上沒有註明年分,但經文中出現了幾個武則天在位時期(六八四~七〇四)創造的新字,因此,推斷這卷經文是七〇四年左右在中國印成的,很可能是中國送給佛國寺的落成賀禮。

這個印本的發現,證明了中國雕刻版印刷術的發明,早在這卷佛經問世之前,同時說明由於印刷術發達,間接使佛經能夠廣為流通而惠及韓國,乃至澤被日本。

早在七至九世紀之間,日本數度派遣「遣唐使」到中國,帶回中國的典章制度、文化技術和佛教經卷,我國唐朝高僧鑑真大師於七五三年東渡日本,也帶去了很多佛教經典。及至北宋刊印的第一部大藏經《開寶藏》,當時宋太宗也曾將此藏賜贈日僧奝然(法濟),請回日本,高麗國王也派遣使者至我國請回此藏。此後,兩國又分別陸續請回《契丹藏》、《思溪圓覺藏》等,並依此為藍本,相繼出版《高麗藏》、《天海藏》等藏經,不但開啟了日後日韓佛教蓬勃發展的機運,同時也促進中日與中韓千百年來源遠流長的文化交流。

佛教興隆帶動印刷業的發展

佛教經論在中國流傳,經過歷代高僧大德的翻譯、註釋,整理彙編成各種不同文字的大藏經,實在是一件艱巨而偉大的事業。這項成就固然得力於印刷術的發明,然而相對的,由於佛教的傳播日漸普及,經典的需要量日漸增加,因此帶動印刷業的蓬勃發展。例如宋朝時代的西夏王國十分重視文化教育,並與遼、金一樣崇尚佛教,常以馬匹向宋朝交換佛經,譯成西夏文的藏經,國王、皇后尤其經常大量施印佛經,一次印數多至五萬卷、十萬卷,因此印刷業也隨之發展起來。

尤其從北宋起,杭州刻書業興盛,刻印的精良,居全國印刷業之首,當時高麗國也曾經委託商人在杭州代刻佛經。

日本、韓國也自宋朝開始,陸續由中國請回各種藏經,並且仿照中國的雕版印刷技術,刊印再雕本,此舉對該國印刷業的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此外,大藏經及各類佛書的印刷流通,也促使印刷技術不斷的進步改良,舉其要者,有以下三點:

1.裝幀藝術的產生:書籍的裝幀包括版面、插圖等的設計與製作。五代以前,佛經的印行大部分以卷軸式或折本居多,這種形式的書籍,閱讀時有諸多不便。印度佛經是用貝多羅樹葉做成,將樹葉切成大小適中,然後以金屬製的銳利硬筆刻上經文,再把煤煙等製成的墨汁淋上之後擦乾,一頁一頁裝訂成冊,便是所謂的「貝葉經」。貝葉具有耐磨、輕便的特色,攜帶、翻閱都很方便。此種獨特的裝幀方式,啟發了我國經書摺裝及線裝書的流行,也促進佛經的廣泛流通。

2.活字印刷的應用:佛教徒為了使佛經易於流通,除了在經書的裝幀下功夫外,更進一步運用最新的印刷技術來縮短經書出版的時間。一〇四一年,繼雕版印刷之後,北宋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元代繼續發展,迭有創新。除了沿用泥活字外,又發明錫活字、木活字,元朝的木活字,曾在甘肅敦煌千佛洞中發現數百個,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古的木活字實物。

由於活字印刷的發明,大大提高了印刷的速度,也擴大了佛經的傳播。日本在一六三七年刊刻,一六四八年完成,自行出版的第一部大藏經《天海藏》,就是以活字版印行,此後也都採用活字版陸續印行佛經。中國則直到清末民初印行的《頻伽藏》才開始運用活字印刷。

3.彩色套印的發明:套印的發明,是印刷技術的一大突破,以往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都是單色。套印是兩種顏色配合印刷,現存最早的木刻套印本,是元末至正元年(一三四一)資福寺所刻,由無聞和尚註解的《金剛經注》,卷首靈芝圖和經注都用朱墨兩色套印。十六世紀末,吳興、杭州、南京等地書肆也用朱墨和多色套印各種書籍,這些圖文並茂的套色印本,正是套印本的初期作品,也說明套印本首先運用於佛經。

及至現代科技發達,佛經的印刷不但快速,而且品質精美,尤其一九九六年佛光山率先將《佛光大辭典》輪入電腦,製作了世界上第一片光碟版佛教辭典,不但攜帶方便,搜尋容易,這是佛教界在不斷改良印刷技術外,又一項利用現代科技所作的突破性進展,此舉對佛教的弘傳,將發揮無遠弗屆的影響與貢獻。

佛教徒刻印佛經展現護教情操

佛教傳入中國,歷經時代變遷,物換星移,以及多次的毀佛事件,依然屹立不搖,蓬勃發展,不僅深入中國社會,更傳揚於海外,其中最大的原因,當然是靠歷代高僧的努力弘揚;此外,印刷技術的發明,使佛經能大量印刷、流通,亦具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歷代佛教徒,不論古今中外,多少人為了續佛慧命,讓法寶流通,窮畢生的心力為刻印藏經而奔走,為了保護法寶,即使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佛教徒所展現的護教情操,成為千古傳誦的美談。例如:

1.八四五年,中國發生「唐武宗毀佛」事件,河南洛陽敬愛寺珍藏的毗尼藏印本被毀,八六九年之後,敬愛寺的惠確法師發起重新刻印,當時的文學家司空圖為之撰寫勸募緣起,獲得社會大眾的熱烈迴響,終於重新刊印完成。

2.金代刻印的《金藏》,又稱《趙城藏》,一一四八年起,由山西潞州的女眾崔法珍斷臂募刻,歷經二十餘年雕刻完成,是一部完全由山西民間自資刊刻的大藏經。最初藏於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內,一九四二年,日本企圖搶走這部藏經,幸我軍得悉,乃與廣勝寺力空法師合力動員群眾,以「運公糧」為名,在游擊隊的掩護下,冒死護送藏經到太岳軍區。沿途雖然有人為教犧牲,《金藏》卻因大眾的保護而流傳下來,目前收藏在北京圖書館,這是我國僅存的一本孤本佛經。

3.一二三六年,蒙古軍入侵高麗,高宗為喚起士氣,共同抵禦外侮,決定號召全國人民共同發起刻印大藏經,以信仰來凝聚全國的力量。當時在漫天烽火、冰天雪地,加上物資、經費缺乏的情況下,人人全力以赴,死而後已,終於歷經十六年雕刻完成,共計八一二四〇片經版,即所謂《高麗藏》再雕版,又稱《八萬大藏經》,現存於韓國海印寺,海印寺因此又稱法寶寺。

4.一六六九年,日本黃檗宗僧鐵眼禪師有感於日本佛教大藏經嚴重缺乏,佛法難以普及,因此發願刻印一部大藏經。歷經十餘年的奔走、勸募,期間有二度已募足經費,卻因日本境內遭逢天災,禪師為了拯濟災民,將募款移作救災之用,隨後又重新勸募,雖然備嘗辛苦,終於如願完成一部總數七三三四卷的大藏經,世稱《鐵眼藏》,又稱《黃檗版藏經》。

5.一八六六年,位於南京市延齡巷的「金陵刻經處」創立,這是一處以刻印流通佛典為目的的佛教文化機構。創始人楊仁山居士因感於清末兵亂,佛教經典多所佚失,遂與同志十餘人四處勸募,著手佛典的開版流通。他曾由日本尋回我國失佚的隋唐佛教著述,如《中論疏》、《百論疏》、《成唯識論述記》等,刻印流通。期間並曾精心校刻了《大藏輯要》等經書二百十一種,一一五五卷,佛像版共計四萬七千餘片,同時於刻經處開辦佛學學堂,稱祇園精舍,培養振興佛教的人才。

一九一一年,楊仁山罹疾,臨終委託歐陽漸等人繼承遺志,繼續維持刻經處。金陵刻經處是目前大陸唯一的佛學研究和木刻水印佛經的出版機構,收藏了漢、藏大藏經,其在經典的保存、校勘、刻印的成就上,可謂功不唐捐。

此外,一九六七年開山的佛光山,深體文教弘法的重要,因此揭櫫「以文化弘揚佛法」為開山四大宗旨之一,成立「佛光出版社」,出版各類精美的佛教雜誌、叢書,提高佛教刊物的水準。為了因應世界各地人士的請求,更進一步將拙作翻譯成英、日、韓、西班牙文等多種語言流通,並相繼成立「佛光山國際翻譯中心」、「人間衛視」、「佛光山電視中心」,製作各種佛教錄音帶、錄影帶、廣播劇、電視劇、電視教學等,透過音聲、影視的傳達,促進社會人心的淨化。

一九七七年,星雲有感於宋元明清歷代所刊各版藏經編排古板,且未將三藏分段標點,致令現代人望經興嘆,於是成立「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集有志者數十人,經年累月,採集各版藏經,分成十六大類,作文字的校勘、全經的考訂,以及經文的分段、逐句的標點,乃至名相的釋義、經題的解說、經後的索引、諸家的專文,而編纂一部現代人人能讀,讀而易解,解而能信,信而易行的佛教聖典。目前(二〇一六年)已完成《阿含藏》十七冊、《禪藏》五十一冊、《般若藏》四十二冊、《淨土藏》三十三冊、《法華藏》五十五冊、《圖像藏》——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二十冊、《唯識藏》四十冊、《本緣藏》十九冊。其中,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禪藏》,於一九九五年由佛光山贈送一千部予世界各大學、圖書館、寺院,及對文化、學術有貢獻的學者專家。為了使佛教典籍從排版印刷到達電腦資訊,佛光山出版光碟版的《佛光大藏經》,透過現代科技,將佛法弘揚到世界各地,讓我佛子皆有機緣親炙佛陀的教誨。

佛法猶如黑夜中的明燈,為人類帶來幸福與光明。可惜的是,佛典卷帙浩繁,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望而生畏,有鑑於此,自一九九一年起,佛光山即著手編纂一三二冊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取各經菁華,將傳統的大藏經白話化、現代化,其內容包含阿含、般若、禪宗、淨土、華嚴等經典,每冊均有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另有原典、譯文、註釋等單元,使讀者能一目瞭然,深入妙諦,是一部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的叢書,為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

一九九六年,星雲更發起「百萬人興學運動」,創辦佛光大學、南華大學等,並於南華大學設立「出版學研究所」(現改名為文化事業管理學系暨碩士班),成為國內第一所設立出版學的研究所,為國家培育具有國際宏觀的出版人才,此舉對未來佛教文教出版事業的發展,必能發揮重大的影響。

佛教非常重視文字般若的傳播,在印刷術未發明之前,《金剛經》已明白鼓勵信徒「布施四句偈的功德勝過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乃至「十法行」中更提倡書寫、演說、披讀、印經的利益殊勝。由於經中在在處處指陳抄寫經書、流通佛法的功德無量無邊,因此印刷術發明以後,自然更加引起信徒出資印刷佛書的發心,以為護法衛教奉獻心力。

目前台灣佛教的文化出版事業如雨後春筍,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此中雖然不乏優良的出版品,只是多數精緻不足,格調不高,例如:一再翻版影印,乃至盜版流通、濫寫濫印等。更常見不少佛教徒自資印刷佛書置放在一些公共場所,不但內容正邪不分,而且印刷粗製濫造,又乏人管理而雜亂堆置,反而有損佛教形象,令人難以對法寶生起恭敬、稀有難得之心。因此,我們希望未來佛教所有的出版品,都能經過重新標點、分段、註釋、索引、題解,都能重新打字、排版、美工、精印、發行。藉著現代化的電腦科技,使佛書印刷更精緻、更完美,讓佛教文化再度綻放光芒,讓佛教的真理散播人間,發揮淨化人心、端正社會風氣之功,這樣來助印佛書,其功德才是無量無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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