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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第四章 歐美佛教簡史

概說

西方對佛教最早的了解,可溯於西元前三世紀,那時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遣大批布教師到印度境外弘傳佛法,根據阿育王石柱敕文第十三的記載,佛教已遠播小亞細亞以西,遙及巴爾幹半島、埃及等地。同一時期,希臘使臣李迦斯特尼斯曾至摩竭陀華氏城,他的遊記中也提到佛教沙門。

希臘人在古印度西北部長期建有國家,依各種碑文記載,希臘人信仰佛教,供養佛陀舍利,捐獻佛教窟院者頗為眾多。西元前二世紀後半期,希臘的彌蘭陀王掌理大夏國政,與那先比丘一場論戰之後,心悅誠服,皈依佛教,依南傳佛教資料顯示,他在晚年將王位讓給兒子後,出家學道,後來證得阿羅漢果,建立彌蘭陀精舍。

西元一世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耶穌創立耶穌教,後來在歐洲各國廣為流傳。根據《密教律》等許多古書記載,耶穌曾至亞洲研習佛理,為時數年之久。在那個時期,佛法和耶穌的教義之間並無衝突,甚至根據一些學者考據,在西元第二世紀裡,耶穌教教堂中所奉祀的耶和華是由梵語的菩薩(Bodhi-sattva)轉變而來。直至今日,教堂裡一些規矩也與佛教相似,例如使用念珠、神父牧師的僧袍及許多儀式等。此外,根據《梁書》記載,宋大明二年(四五八),中國(又說罽賓國)有五位比丘航海到美洲(另有說為扶桑)流通佛法、經像,傳授比丘戒。五名比丘中有一位名慧深,是經阿富汗至墨西哥及中美洲,近代在一篇〈無名的哥倫布〉文章中,顯示中美洲仍可以看見類似佛教的遺蹟,如佛教寶塔、白象標幟、獅子座、穿著大袍的比丘像等等。

曾經有學者說:佛法與耶穌的教義混合在早期教堂之中,是佛教未能單獨傳播西方的主要原因。在西元第五至第九世紀之際,耶穌教為了集中教會權力,不僅佛教教義,即便是耶穌教許多道理、規矩都在教堂會議中否決摒除並予以改變,從此佛教教義漸漸失傳於歐洲。

西元十五世紀末,歐洲各國為擴張版圖,獲得商機,紛紛以其船堅炮利的威勢,脅迫東南亞諸國臣服,納入其殖民地範圍。為了便於統治異國人民,在當地宣揚耶教,西方各國開始研究東方人的文化思想、生活習慣、語文、宗教、歷史、地理,在剛開始時,耶教徒在解釋佛教時,總是刻意扭曲,多所貶抑,不意卻引起西方人士對佛教更加好奇。緬甸、錫蘭、印度及其他佛教國家的人民在無形中對發揚佛教精神也多有貢獻,因為他們協助救治侵略國的傷兵,表現出視敵如友的榜樣;佛教長老則以巴利文經典教導西人官吏及學人,不但不收取酬金,甚至以珍貴貝葉經典相贈,凡此都讓西方人士對佛教逐漸產生好感。

此外,阿育王石柱訓誡、佛教美術、建築物、巴利文經文等的陸續發現,更讓西方學人心生敬愛。一八六七年,馬克斯穆勒在大學開設比較宗教課程,繼而編纂五十冊的《東方聖書》,在他逝世前,歐美等國學者才將非耶穌教的宗教一視同仁,以宗教看待,佛教也開始受到西方人士的重視。一八七九年,阿諾德的《亞洲之光》以優美的詩篇歌頌佛陀的偉大,掀起英語系國家對佛教的興趣。一八八一年,奧登堡在柏林出版《佛陀生涯、教義、教團》,以史實為資料,敘述佛陀一生弘法的經過,掃除過去多種神話傳奇的假託,對於佛教的發展大有助益,後來該書因文意優美,先後被譯成十多國文字。同年,以佛教徒自居的戴維茲在他的鼓勵之下,成立「巴利聖典協會」,以畢生的精力刊行羅馬字體巴利文三藏和註釋,並翻譯經論,編纂英巴辭典,著作等身,方便了學者對於佛教的研究。

然而即使如此,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也只有少部份學者在學術上從事佛學的研究,大部份的民眾對於佛教依然十分陌生,直到十九世紀末葉,東方國家才主動加強佛教在西方的傳播。首先是錫蘭僧侶開始自覺,紛紛起而反抗耶教教士,甚至在公開辯論中取得勝利,而達摩波羅則以雄猛邁進的姿態,於一八九一年發起摩訶菩提協會之後,陸續在歐美及非洲等地設置分會,出版多種語文的佛典和刊物;中國的楊文會則與達摩波羅、南條文雄等相約協力弘揚正法,並於一八九四年時,與英人李提摩太合作,首譯《起信論》為英文,此後又培養梵語、英語及中西兼通的弘法人才,為佛教西漸作準備。

二十世紀伊始,佛教在西方國家開始生根發芽,一九〇六年,傑克森站在海德公園的自製肥皂箱上公開演說妙諦,並且經營書店,出售佛教書籍;一九〇二年,英人貝尼特出家,法名彌勒,為歐洲第一位佛教僧侶,他在緬甸成立「國際佛教會」,並於一九〇八年返回英國傳教;一九〇三年,顧也斯在緬甸剃髮為僧,法名三界智,是德國第一位佛教出家人,不但熱衷於著書立說,以文字般若弘揚佛法,而且一直留心在歐洲建寺的機緣。

其後,兩次世界大戰的烽火雖然讓佛教活動暫時中止,但對於佛教弘傳卻有推波助瀾之功,因為佛教徒們從斷垣殘壁中更能體悟貪、瞋、愚痴是人類爭執的根本原因,從而對於佛教真理更加渴仰,所以每次戰爭之後,不但佛教刊物激增,佛教團體也如同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中國以一佛教國家,於久久積弱之餘,竟奮起抗戰,出乎西人意料之外,緬錫等佛化國民也在軍事上給予盟軍協助。東方佛教國家在英吉利等列強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竟與之並肩作戰;緬、錫諸民族獨立運動的成功,中、印等佛教國家人民力爭自由的精神,凡此都讓西方人士發現佛教具有微妙的潛力,值得大家尊重、研究、傳播、學習。遺憾的是,佛教界一直缺乏全盤規劃的人才,以致無法將聖教弘傳十方。

一九二八年,太虛大師周遊歐美各國宣揚佛法,倡導設立「世界佛學院」,雖功敗垂成,卻為漢地佛教西傳開拓基礎;一九五〇年起,鈴木大拙在美國各地努力講學,將禪法介紹到西方世界;一九五九年,中共進入西藏,喇嘛紛紛出走,由於他們積極的活動,藏傳密教因而在歐美各地蓬勃發展;一九七五年,越南、高棉相繼為共黨統治,越南僧侶逃亡世界各地,同時也將大乘佛教帶往世界各地。一九八八年,我和慈莊法師暨全佛光山大眾本著「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願心,在美國創建西來寺以為大法西來的基地,此後,在全球陸續發展出百餘家別分院,分布在各地的佛光山千餘名出家弟子在二六時中辛勤弘法,接引眾生;一九九二年,星雲為凝聚在家居士的力量,提升他們在佛教的地位,又成立國際佛光會,並設置檀講師制度,迄今為止,佛光會已在世界五大洲成立一百七十餘所協會。如今可說有太陽照射的地方,就有佛光人在弘法利生,服務社會。佛光山與佛光會有如鳥之兩翼,人之雙臂,相輔相成,為佛教開啟嶄新的紀元。

一、英國佛教史話

人文歷史的背景

十九世紀,叱吒風雲的大英帝國,夾著船堅炮利的威勢,脅迫東南亞諸國臣服,納入其殖民地的範圍。為了便於統治異國人民,從中獲取商業利益,同時更為了在當地宣揚耶教,英國開始研究東方人的文化思想、生活習慣、語文、宗教、歷史、地理,並成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85-1904),輔助梵、巴語文的研究。

南傳教理的研究

一八六四年,曾於錫蘭服務公職的蔡特斯(Robert Childers)返回英國,並於一八七五年獨力完成巴利語辭典——最早的一部巴英辭典,開啟英人對巴利語佛典的研究。

一八七六年,曾在錫蘭法院服務的戴維茲(T. W. Rhys Davids)回到祖國英倫執教,並於一八八二年成立「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有計畫地將巴利三藏及註釋翻譯成英文出版問世,晚年有鑒於蔡特斯的巴利字典不敷使用,更與助手施鐵達(William Stede)合編英巴字典,不但使巴利語研究在西方成為組織,而且為英國佛教的發展鋪路,將佛陀的智慧展現在世人面前。一九二二年戴維茲去世後,他的夫人芙麗(Augusta Caroline Foley Davids)女士繼承夫志,接掌巴利聖典協會,佛學譯著豐富。

一八七九年,阿諾德(Edwin Arnold)的詩篇《亞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因詞藻優美,極受時人歡迎,被譯成十多國語文,使得許多讀者因此而信仰佛教。

大乘經典的傳入

南傳佛教固然在十九世紀受到英人的青睞,大乘佛教也隨著公職人員、學者專家、天主教徒的研究而傳入大英帝國。首先是荷吉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於一八三三年至一八四八年間出任尼泊爾公使時,與僧侶交遊,盡搜梵文貝葉經典,凡三八一部及紙本梵夾多件,不但自己致力於翻譯刊行,而且慨贈英國倫敦大學、牛津大學、法國著名佛教學者布諾夫(Burnouf Eugene)(後藏巴黎圖書館中)及印度學人密多羅先生(後藏加爾各答圖書館中),開啟了歐洲學者研究大乘佛教思想的濫觴。

穆勒(Friedrich Max Muller),祖籍德國,一八四六年,在布諾夫的指導下,認識佛教的真諦,為他的生命「開創新的天地」,一八四八年,穆勒定居英國,在牛津大學任教,一八五七年後,為「巴利聖典協會」主編《東方聖典叢書》(Sacred Book of the East Series),使佛教的學術價值與哲學意義備受重視。

匈牙利青年狄斯羅斯(Alexander Csoma de Koros)至西藏隨喇嘛學習藏文及佛教文學達四年之久,於一八三四年著《西藏語文法》(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次年,又出版《藏英大辭典》(Tibetan and English Dictionary),這兩本書便利歐洲學者從事藏傳佛教的研究。

英國學者比爾(Samual Beal)在一八五二年以布教師身分至中國,一八七七年歸國後,擔任倫敦大學教授,發表甚多有關漢譯佛典、中國佛教之論著,對於西人了解中國佛教有頗大的貢獻。一八九〇年,英國政府派鮑爾(Hamilton Bower)在新疆庫車發現梵文的《孔雀王經》樺皮寫本,引起史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探險西域的強烈欲望,遂於一八九九年來,率領英國探險隊至伊朗、印度西北部、中亞、中國大陸西部等地探險,造成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其中在敦煌發現千佛洞的古經典文物,震撼西方學界,引起敦煌熱潮,法、日、俄、德、美等國先後組織探險隊至西域發掘探究,對於西域佛教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精通巴利、梵文、中文、藏文、蒙古文、日文的孔茲是近代研究大乘佛教的佼佼者,一九五一年他出版《佛學本質及發展》(Buddhism: 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因深入淺出,條理分明,頗受讀者喜愛。一九五四年與華利(Arthur Waley)、荷娜小姐(I. B. Honer)及西藏佛教專家史尼古夫(D. L. Snellgrove)合著《各時代佛教經典》(Buddhist Texts through the Ages)。此後,他將全付身心奉獻於大乘佛教經典的翻譯與研究,以其學養豐富,譯筆精確,被譽為當代佛學大師。

弘法活動的開展

自一九〇六年英人傑克森(R. F. Jackson)在海德公園(Hyde Park)宣揚佛教教義,並自營書店,流通佛教書籍之後,佛教漸為一般民眾所知曉。一九〇七年,他與多人在倫敦發起成立「不列顛愛爾蘭佛教會」(Buddhist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以研究佛學為宗旨,並推舉戴維茲教授為首任會長,阿難陀‧彌勒長老(Anada Metteyya)為副會長,成員大多為學者及高知識分子。彌勒長老俗名貝尼特(Charles Henry Allan Bennett),生於倫敦,於十八歲時展讀阿諾德的《亞洲之光》之後,大為感動,於一八九八年至錫蘭學佛,一九〇二年在緬甸披剃出家,法名彌勒,一九〇三年在仰光召集佛教徒成立「國際佛教會」,在哈拉翁夫人(Mrs. Hla Oung)的資助下,組織弘法團到英國展開弘法工作,使佛教在當時受到矚目。一九二三年,彌勒長老逝世。「不列顛愛爾蘭協會」成立二十年間,重要幹部老成凋謝,幸有培因(Francis J. Payne),繼續把會員聚合起來,在艾薩克斯會堂(Essex Hall)主持一系列的佛教講座。一九二四年,他發起創辦「佛教徒聯合會」(Buddhist League),自任第一任會長,雖然不久也解散了,但他仍以無比的熱忱繼續演說佛法,度人學佛。

一九二四年,韓福瑞(Christmas Humphreys)合併靈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倫敦分會與「不列顛愛爾蘭佛教會」,成立「佛教協會」(The Buddhist Society),自任會長,出版《中道季刊》,撰文著書,宣說佛法妙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赴各國訪問,得到緬人支持,在倫敦印刷各種刊物,宣揚佛教,並將日本鈴木大拙的著作介紹給英國民眾。可惜自韓福瑞於一九八三年逝世後,「佛教協會」也隨之沒落。

摩訶菩提協會的創辦人達摩波羅(Anagarika Dharmapala)志在復興印度佛教,有鑒於弘法工作的重要,在一九二八年組織「佛教布教團」(Buddhist Mission),派遣法師輪流駐英弘法。一九五四年,在該會協助下,錫蘭佛教徒在倫敦創建「倫敦佛教精舍」(London Buddhist Vihara),這是南傳佛教在歐洲的第一座佛寺。一九二八年秋天,太虛大師環遊世界弘法,從法國來到英國,受到摩訶菩提倫敦分會及倫敦佛教會的熱烈歡迎。大師希望在歐洲設置「世界佛學院」,倫敦的佛教徒被大師為法忘軀的精神所感召,立即組成「佛教委員會」以為響應,可惜在大師赴往他國弘法之後,委員會的工作就告停止。

一九六四年,泰僧智成上座(Nansiddhi)與隨侍翻譯——帝須達多(Tissadatta)比丘,應加拿大籍比丘阿難陀菩提(Anandabodhi)的邀請,在泰英兩地信徒的出資供養下,遠赴倫敦弘法,受到西方高知識分子的歡迎,泰國皇室認為在英國組織僧團有其必要,所以在一九六六年成立「佛光寺」(Buddhapadipa Manastery)。

一九六七年,僧護法師(Ven. Sangharakshita)深感英國佛教若要在西方落實發展,必須在經濟上獨立自足,並且在戒律上予以改革,因而組織「西方佛教僧團之友」(Friends of the Western Buddhist Order),展開他的革新佛教運動,以實踐八正道中的「正業」為弘法的經濟後盾,在世界各地成立禪坐中心及餐館、印刷、建築等各種合作事業。

六〇年代,西藏喇嘛紛紛出走西方,藏傳密教因此傳入西方,例如:一九六七年,阿貢仁波切(Shetrop Akong Tarap)和創巴仁波切(Chogyamtrungpa)在英國創立的「三耶林西藏佛教坐禪中心」(Kagyu Samye Ling Tibetan Center)及奇美仁波切(Lama Chime Rinpoche)創立的「康藏之家」(Kham Tibetan House)等都是噶舉派的寺院;一九七七年,提列因仁波切(Karma Thinley Rinpoche)及其英籍法嗣塔耶(Jampa Thaye)所創的「薩迦派佛法中心」(Sakya Thinley Rinchen Ling)是薩迦派的寺院;一九七六年開辦的文殊師利佛學院(Manjushri Institute)主要在宣傳格魯派教義;索甲仁波切(Lama Soygal Rinpoche)主持的「蓮華生佛法中心」(Dzogchen Orgyen ChoLing)則是寧瑪派的寺院。七〇年代,日本佛教傳入英國。像「斯盧所洞修道中心」(Throssel Hole Priory)、「英國淨土真宗協會」(Shin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英國真言宗佛教協會」(The Britain Shingon Buddhist Association)等分別屬於曹洞禪宗、淨土真宗及真言宗系統。

人間佛教的弘傳——倫敦佛光山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星雲大師赴歐洲弘法暨成立佛光會,途經英國考察時,賦予當時正在當地深造的依益法師及永有法師兩項任務:一、在倫敦成立道場,二、在當地成立佛光會。他們不負眾望,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在倫敦最熱鬧的牛津街及里仁街側,覓得一座基督書院(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Studies, opened by Arthur Michael Ramsay in 1973)作為寺址,旋即籌組倫敦佛光協會,並於翌年四月邀請星雲大師前往主持成立大會暨佛學講座,承蒙當時台北駐英代表蒞臨參加。道場於六月二十日與屋主簽約,經裝潢後,在九月二十八日落成,名為倫敦佛光山。

一九九四年元月,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及台北駐英代表處主辦,倫敦佛光山協辦的第一屆倫敦海華文藝季,內容包括書畫展、音樂演唱會、國劇、舞蹈等,受到當地社會的重視;同年由倫敦佛光協會暨倫敦佛光山主辦的梵之旅——佛教藝術季與中華文化系列慈善義演,有來自十國,三千多人共同參與,台北駐英代表暨倫敦數位國會議員及當地僑領等貴賓均蒞臨觀賞,全部門票收入都捐給英國醫療機構,回響熱烈。

一九九五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是西方聖誕節的前夕,倫敦佛光山特舉辦佛光青年回家日,讓來自奧地利、愛丁堡、英留學的青年學子及博士班研究員等,在寺院裡共度溫馨的夜晚;一九九六年八月九日,星雲大師應邀赴英,與世界宗教代表大會主席布雷布魯克牧師及倫敦佛教協會祕書長梅多士先生,主持全英各宗教代表的「和平對話——宗教與社會的融和」,印度教、佛教、猶太教、天主教、耶穌教、回教教會均派代表參加討論,氣氛十分熱絡。

倫敦佛光山及佛光會每年在唐人街例行合辦的浴佛法會得到社會的肯定,一九九六年,西敏市市長特將這一天訂為唐人街的公定節日之一,每年市政府均有高級官員如市長、副市長等蒞臨參加,倫敦佛光山應邀在倫敦市中心舉辦全國最大的佛誕節慶祝活動。此外,每年都有各級學校學生在校方安排下,到倫敦佛光山參訪,作為課外研究的對象,乃至英國許多學校負責人或醫院教育部及監獄輔導者紛紛來函或電話聯絡佛光寺,詢問如何將佛法應用在生活上,也有學校希望寺方能協助將佛教編入教學課程之中……凡此均可看出佛光人不但融入當地社會,而且弘法成績斐然。

二〇一二年的倫敦奧運會,覺如、覺芸兩位法師從二十五萬名申請義工中脫穎而出,成為五十六位宗教輔導師中僅有的兩位漢傳佛教代表,在選手村為參賽選手提供服務。

曼城佛光山

一九九三年七月,應曼徹斯特信眾的要求,於第二大城曼徹斯特設立「佛光山曼徹斯特禪淨中心」,一九九六年再度承購 Trafford 專校大樓設立「曼城佛光山」,這棟原本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皇而建的公立圖書館,後來改辦學校。於該地成立曼城佛光山。一九九四年,雅適士市許瓊華女士捨宅為寺,供法師領眾薰修。

星雲大師於一九九四年八月應邀至英主持佛學講座,並為曼徹斯特佛光協會、雅適士佛光分會主持成立大會,英國佛光山的道場及佛光會合作無間,經常協力舉辦各種多元化的弘法活動,例如供僧法會、冬令營、才藝班、中小學教師研習營、各國寺院巡禮、中文班、慰問老人院、捐血救人、家庭普照、信徒聯誼會、素食品嘗會等。

慈善方面,曼城佛光山在二〇〇〇年為 Christie 抗癌專業醫院研究基金及二〇〇九年為皇家曼城兒童醫院新建大樓基金舉辦街頭募款和慈善募款齋宴;近年更到曼城南區與由基督教會發起的蒲公英社區合作,幫助各種弱勢團體,解決貧困的社會問題。

一九九五年,曼城佛光山暨曼城佛光協會在皮卡迪公園(Piccadily Garden)及唐人街舉辦的慶祝佛誕園遊會,當地市議員及政府官員均前來遊觀,並獲曼城首報《曼徹斯特晚報》全版報導;同年的僧寶節,倫敦佛光山於漢摩斯密千人大會堂(Hammersmith Town Hall)舉行第一次全英供僧法會,旅居英國八大宗派的僧伽及遠自日、韓、斯里蘭卡來此應供的比丘濟濟一堂,盛況空前。

教育方面,二〇〇二年成立的曼城佛光中文學校、二〇一四年的善童學園兒童學佛班,期望讓兒童從課程活動中學習中文、中華文化、佛陀教育,促進兒童人格健全之發展。

二〇一二年適逢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登基六十週年,為了感謝女王在英國推行多元文化、融和各民族,使得佛光可以普照當地信眾,星雲大師特地請倫敦佛光山住持覺如法師代表前往白金漢宮贈送一筆字書法「仁政仁心」;當時由總書記山達馬斯先生(Christopher Sandamas)代表女王接受。

倫敦佛光山與曼城佛光山,都是逾百年歷史的傳統建築,不僅體現了本土化的理念,也加深佛教與當地的連結。佛光山人間佛教在英國的發展與弘揚,從百年的神學院與學校起步,與其豐厚的歷史人文底蘊相得益彰。

二、德國佛教史話

佛教思想的萌芽

德國人稟性好學深思,是西方國家之中最早體會佛教真諦,並且禮讚佛教教義的國家。十七世紀時,萊布尼茲(Gottfried Wihelm Leibniz,1464-1716)著《辨神論》,曾引用一些佛學典故。十八世紀,大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經常在他的著作與演講中提及錫蘭、緬甸、西藏和中國的佛教,讚歎佛教僧侶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精神,並且對因緣業報的教義感到興趣。他在臨終時,曾向友人赫斯(Hesse)說:他堅信佛教輪迴的道理。

十九世紀初期,印度哲學在西方漸受歡迎,德國的哲學家如謝林(Schelling)、黑格爾(Hegel)等從翻譯的書籍中認識佛教義理的博大精深,其中尤以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對後人最具影響。他不但廣搜佛典,研讀經義,並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佛教義理,讚美佛教是「世界所有宗教中最卓越者」,更在住家裡供養佛像,以佛教徒自居。崇拜叔本華思想的德國大音樂家華格納(Wi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則頌揚「佛陀人生觀之偉大,使其他學說在相較之下,顯得微不足道」,同時在其作品中融入佛教體裁。大哲學家尼采雖然是耶穌教牧師的兒子,卻大膽地稱揚「佛教的真實性高於耶穌教一百倍」,並讚美佛教徒的祥和無諍。

由於這些哲學家、藝術家的啟蒙,佛學研究於十九世紀在德國向下扎根。第一個在德國開設梵文和印度學研究所的教授是薛立格(Augh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時為一八一八年,此後許多大學,例如:Tuebingen University(1856)、Goettingen University(1862)、Munich University(1867)相繼成立,迄今德國有十多所大學設立與佛學研究相關的研究所。第一本有關佛教的著作是科也本(Carl Friedrich Koeppen)的《佛教》(The Religion of the Buddha, 1853-1859),這本書代表德國佛教學術研究的開始。

佛教義理的傳揚

一八八一年,奧登堡(Oldenberg Hermann,1854-1920)的《佛陀生平、教義與教團》(Buddha, His Life, His Doctrine, His Order,1881),在柏林出版,該書確立佛陀與佛教僧團的歷史,打破部份學者視佛陀為神話傳奇的謬誤,意義非凡。續後,他又編纂巴利《律藏》,將其中「戒本」譯成英文,並鼓勵英國的戴維茲教授創立「巴利聖典協會」。

一九〇三年,德國第一個佛教團體在來比錫誕生,它的名字是「德國佛教傳道會」(Society for Buddhist),是由塞頓杜克(Karl Seidenstuecker,1876-1936)所創立,目的在弘揚佛法。一九〇五年,出版《佛教徒》(The Buddhist),是西方第一本佛教刊物。同年,他在柏林建立分社,將該會改名為「德國佛教會」(Society for Buddhist Mission in Germany),後來由於經費不足而不了了之。一九〇七年,塞氏另創「大覺中心」(Mahabodhi Center),但三年後又因缺乏財源而停辦。

一九〇三年,音樂家古斯(Anton Walter Florus Gueeth),在緬甸剃度為僧,法名三界智(Nyanatiloka,1878-1960),是德國第一位比丘,此後有許多德國人、法國人、美國人、荷蘭人跟著他學佛,甚至請求出家。一九〇六年,他出版《佛陀聖言》(The Word Of The Buddha),多年來,被譯為多種文字流通。他曾創立出版社,並發行《佛教世界——德國佛教月刊》(The Buddhist World:  A German Monthly for Buddhism)。一九〇九年,「德國巴利文學會」(German Pali Society)成立,其目的是為了要在西方建寺安僧。一九一一年,他意識到歐洲建寺機緣尚未成熟,於是來到波加斯都瓦小島(Polgasduwa)隱居苦修,受到當地居民的敬重,爭相供養。在兩次大戰中,他數度被視為德國間諜,鎯鐺入獄,卻無減其弘法熱忱,一九四六年獲准釋放後,他再度回到波加斯都瓦小島習禪修定,翻譯經典,終老於此。三界智長老富含精深哲理的著作,對德國早期學佛者而言,是莫大的啟示,他難忍能忍的精神更感召了當時許多德國人學佛修行,對於德國佛教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一九一一年,「摩訶菩提協會」在來比錫設立德國分會,齊麥曼(Friedrich Zimmermann,1851-1917)為第一任主席,塞頓杜克為祕書,並迅速將 The Buddhist Look-out 復刊,一九一二年又將此月刊更名為 Mahabodhi Leaves,此刊物到一九一六年刊行得很順利。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錫蘭修行的德籍比丘紛紛被押解至澳洲拘禁,如三界智長老,直至一九一八年才得以回到祖國。一九一三年,佛教生活聯盟從德國巴利學會中脫胎而出,他不像過去德國巴利學會那樣強調巴利文的研究,而注重佛教的適用性,同時發行《佛教月刊》(Journal for Buddhism)。在高等法院任職法官的格林(George Grimm,1868-1945),因為受到叔本華思想的啟發而研究佛教,修持止觀,並自學梵、巴語文,以期深入佛典。一九二一年,他合併「摩訶菩提協會德國分會」與「佛教生活聯盟」,捨宅成立「德國佛教團」(Buddhist Community for Germany),與塞頓杜克共同負責會務。一九二四年,改名為「三寶佛學社」(The Buddhist Lodge for the Three Jewels)。同樣是因為深受叔本華作品感動而轉信佛教的達爾克醫師(Paul Dhalke,1865-1928),向以弘法度眾為己志,一九一八年開始撰寫佛書,翻譯經典,並創立《新佛教學報》(New Buddhist Journal),一九二四年後更名為《零碎集——應用佛學雜誌》(The Scrap Collection: A Periodical for Applied Buddhism),以科學方法分析佛法。一九二四年,他在柏林建立「佛教精舍」(The Buddhist House),環境優美,藏書豐富,在當時是歐洲的佛教重鎮。一九二八年,達爾克醫生逝世後,由其胞妹接管,二次大戰期間,柏林在戰火的蹂躪下損失慘重,精舍無法維持,遂由「錫蘭德國弘法使團」(German Dhammaduta Society of Ceylon)買下,轉為寺院。

一九二一年,斯坦基(Martin Steinke,1882-1966)在柏林創立「佛陀團體」(Community around the Buddha),一九三三年來到中國,皈依倓虛法師,法號照空。一九三四年返國,被選為第一屆國際佛學會議主席,在倫敦召開會議。後來「佛陀團體」改名為「佛教團體」(Buddhist Community)。

納粹時代的禁佛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取得政權,禁止宗教活動,焚毀佛教著作,許多佛教團體領袖被祕密逮補,但仍有人不畏強權,暗中進行佛教活動,像格林「三寶佛學社」的會員另創「老佛教團體」(Old Buddhist Community),格林在烏亭(Utting)的房舍就是他們聚會活動的地點;斯坦基則住在德國南部,著書講經,借此續佛慧命;費雪(Kurt Fisher)在「佛教精舍」繼續發行《佛教生活與思想》(Buddhist Life and Thinking)刊物,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捨報往生為止。在錫蘭弘法的德國比丘也受到戰爭波及,一九四一年被監禁在印度德拉屯(Dehra Dun),直到一九四六年才被允許返回錫蘭。

戰後佛教的恢復

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投降,飽受戰爭摧殘的百姓急於擁抱宗教,佛法尤其能撫慰心靈的創傷,各地佛教團體因此紛紛成立。先是「韋勒出版社」(Kurt Weller Publishing House)推出「阿育王文庫」(Asoka Edition),以文字般若弘揚佛法。一九四九年,自從慕尼黑佛教團體加入「摩訶菩提協會」以後,許多大城市如柏林、法蘭克福、漢堡、基爾、科隆等地也都相繼加入。一九五一年,柏林佛教徒成立柏林佛教會。一九五四年,漢堡佛教徒成立漢堡佛教會,一九六二年由佛友捐贈羅斯堡一處風景優美的房舍作為禪修中心,名為靜廬(House of Quiet)。一九五二年,葛文德喇嘛同時在印度及西柏林成立「聖彌勒壇城西方教團」(Western Order Arya Maitreya Mandala),是德國第一座密教寺院。其後日本佛教各宗派也來德國建立道場。一時之間,林林總總,佛教在戰後的德國呈現百花齊放的繁茂景象。

為了使德國法律承認佛教團體是德國的宗教團體,佛教徒自一九五二年便著手開會,進行立法程序,於一九五五年成立德國佛教會(The German Buddhist Society),將各個組織團體納入,一九五八年正名為德國佛教聯盟(The German Buddhist Union)。一九八四年,德國佛教聯盟為與耶穌教取得平等的合法地位,成立德國佛教總會,制訂組織章程及共同目標。一九八六年,兩個佛教會共同設立全國辦事處,並協辦全國性活動。

人間佛教的發揚

近幾年來,中國佛教也在德國生根,其中以建設人間淨土為主旨的佛光山與佛光會在此發展最為迅速。自一九八八年開始,就有德籍人士專程前往美國西來寺及在台灣的總本山——佛光山求受三壇大戒。一九九二年,佛光山派滿徹法師到沒有任何信眾基礎的西柏林弘法利生,短短數年中,不但接引無數德國人士學佛修行,並且在千辛萬苦的情況下籌建柏林佛光山、萊茵禪淨中心、法蘭克福禪淨中心及漢堡布教所等四所道場。

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柏林、萊茵等地分別成立佛光協會,除例行的共修會、讀書會、佛學班、禪坐班、抄經班、才藝班、語文班等之外,每月出版中、德文《佛光世紀》,還有不定期的佛學講座、信徒講習會、青少年學佛營、青少年心理座談會、婦女法座會、各種佛像、念珠、禪畫、油畫、佛像、花藝、中國結、國劇臉譜展覽、園遊義賣會、素食品嘗會、樂團表演等等,不但經常接受當地媒體採訪報導,而且也受到當地政府及社會人士一致肯定,比方自一九九五年起,柏林勞工局有感於佛光人弘法利生的善行義舉,特准今後凡佛光山派來德國的法師名額不限,並可獲得居留權,這在沒有移民政策的德國而言,是稀有難得之事;一九九六年九月五日,柏林佛光協會十位代表應總統賀隆(Roman Herzog)先生的邀請,到總統官邸參加文化活動,此乃中國團體首度獲得的殊榮,所以當地德國人咸表歡喜,讚揚佛光山及佛光會讓他們認識佛教,也使他們深深體會到人間佛教思想可以開拓他們的心靈領域,是當今德人所迫切需要的。一九九八年成立「柏林佛光山」,後來德國中南部信眾日增,便於一九九七年在法蘭克福成立禪淨中心,二〇〇三年遷至現址,二〇〇七年正式更名為「法蘭克福佛光山」。

從一九九九年起,柏林佛光山代表佛光文化出版社參與世界最大規模的「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並與當地出版社合作出版德譯本《佛光菜根譚》、《人間佛教經證》、《迷悟之間》等書籍,以及《天之籟》佛光梵唄 CD,藉以將人間佛教推介予更多民眾認識,得到相當多的回響與好評。

二〇〇四年,柏林佛光山舉辦歐洲佛教史上首屆短期出家修道會,以中英文同步的方式,讓歐洲十三個國家、一四四位不同國籍的戒子同霑法益,創下歐洲佛教史上的新頁。二〇〇七年,柏林佛光山正式成為德國佛教協會成員,二〇〇九年獲邀參加由十一個宗教團體共同成立的「宗教諮詢委員會」,靠著廣結善緣建立不少跨界友誼與合作關係,讓人間佛教在德國走出一片天空。

二〇〇八年三月,柏林佛光山幾過多年的努力,終於完成第一版的「佛光山德文課誦本」,這是根據柏林佛光山共修、法會及諸多經文所編輯而成的,除了經文外,還有中文注音、漢語拼音及德文譯文。這本課誦本象徵著德語弘法跨出的一小步,在學術著作之外,藉由傳統中國佛教誦經的儀式,而深入德語人士日常生活的弘法方式。

三、法國佛教史話

歐美佛學研究之先驅

在西方世界中,法國是首先以系統化的方法來研究佛學的國家。在一八二六年以前,巴利文鮮有人知,直到法國的布諾夫(Eugene Burnouf,1801-1852)與德國的拉森合寫了一本《論巴利語文》(Essaisur le Pali),西方人士才開始興起研究巴利文的浪潮。其次,布諾夫著手研讀荷吉森贈給他的一七六卷梵文經典,於一八八四年出版《印度佛教史導論》(L' Introduction al' Historie du Buddhism Indien, 1884),此書對佛傳及佛教義理有獨到見解,且對《般若經》、《楞嚴經》、《華嚴經》、《金光明經》、《法華經》等大乘經典的內容作提要分析,是一部劃時代的大書。這種主要依據梵文佛典,並參考漢文與藏文的版本,採取分析抉擇的方式,為西人研究佛學開創一條新路。後來他在巴黎組織法亞協會,並將《妙法蓮華經》由梵文譯成法文。由於他開研究佛學風氣之先,故又有「歐洲佛學研究之父」的美名。

布諾夫逝世後,研究梵文原典的翻譯工作仍繼續進行,在這個領域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列維(Sylvain Levi,1863-1935),曾遊歷印度、日本、俄國、巴勒斯坦、美國、中南半島、中國、朝鮮等國家,曾任法蘭西學院、俄國聖彼德堡、印度三提尼肯坦大學教授,回到法國後,出任法亞協會副總裁,日法會館館長等職。一八九八年,在尼泊爾搜集一批梵、藏資料,其中最重要的有安慧的《唯識三十頌釋》、無著的《莊嚴經論》等,列維將其校勘翻譯成法文後出版。他的許多著作打開了佛教哲學與歷史研究的新天地,也引起人們對藏文佛典的注重。

列維的歐洲學生中,以比利時人蒲仙(Louisdela Vall'ee Poussin)的成就最為卓著,他將世親的《俱舍論》譯成法文,並依據漢、梵、巴等資料,詳加註釋,是一本獨步當代的大作,內容不僅包括說一切有部,也包括一般的佛教哲學,幾乎可以視為佛教百科全書。其根據漢譯本《成唯識論》的法譯本,也以梵、藏有關資料作為註釋。蒲仙在譯介北傳佛教方面貢獻至鉅。

繼蒲仙之後,以拉莫特(Etienne Lamotte)最為優秀。他將《大智度論》及《攝大乘論》翻譯為法文,包含豐富的註腳,受到時人之好評。

戴密維(Paul Demi'eville)曾任中國廈門大學教授、日本法日研究所所長,並主編荷蘭出版的漢學雜誌《通報》。他注重漢藏佛學的研究,對當代學界影響很大。

太虛大師弘法之影響

佛教在法國成為一種宗教信仰始於太虛大師的巡迴說法。他於一九二八年啟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國弘化,於一九二八年九月到法國馬賽、巴黎,主持多場佛學講座,備受法國學者及知名人士熱烈歡迎,並共同發起籌建「世界佛學院」,法國政府還決定捐地作為院址以示支持,當時也曾有法國佛教徒馬格爾李維與太虛大師商議成立「巴黎佛教會」,可惜這些組織都在大師離去之後,沒有繼續發展。一九二九年,在太虛大師的促成下,羅絲貝莉(Constant Lounsbery)女士成立「法國佛教友誼會」,後改名為「巴黎佛教協會」,於一九三九年出版《佛教思想雙月刊》,並定期舉辦佛教活動、佛教藝術展覽等。這個組織與當時英國的佛教團體成員多出身於中產階級不同,其領導人都來自上層顯貴,如索爾波那等,可惜該會於一九六九年時停止活動。

越南佛教徒移居法國

由於法國曾將越南、柬埔寨、寮國納為殖民地,所以一九四五年越南戰爭爆發後,越南人民開始移居法國,在巴黎建立「法國佛教聯盟」,遺憾的是他們主要仍在本國人民的圈子中發展,因此對法國佛教影響不大,但現在也有一些越南佛教團體開始發展,如設在巴黎近郊的國際佛教文化中心——「靈山寺」,一九八八年時,該寺又在離里莫四十公里的項貢市購地二十八公頃,建立佛法市,計畫培養越南、柬埔寨、斯里蘭卡等籍法師,以便將來在法國,甚至在西方各國弘法。

日本禪宗、日蓮宗傳入

一九七〇年之後,日本禪師將禪的修行引入法國,促使許多禪寺紛紛建立。首要者為位於巴黎的國際禪學會。此外位於羅爾河和謝河的大溪禪寺與在亞德斯市的禪修中心,兩者都是日僧 Deshimaru Taisen 法師建立,現已捐給法國人。日蓮宗在法國有兩個中心,一是在巴黎近郊的梭區,一是它們的歐洲中心,位於崔慈市。信徒有五百組以上,每組約十二至十五人,他們定期聚在一起打坐修行,討論佛法。

藏傳佛教重集體修行

藏傳佛教約在本世紀七〇年代傳入,藏傳修行中心的生活是一種集體修行的寺院生活,有的辦佛學課程,分三年、三個月及三天多種,由喇嘛來帶領大眾打坐修行,其中有三間較大的團體:一、Dhagpo Kagyu Ling,成立於一九七七年,位於威賽河的聖里昂省;二、Kagyu Ling,成立於一九七四年,位於布諾市的巴勒虛古堡,另為男、女眾各設一修持中心,並設立翻譯中心;三、Karma Ling,位於阿威亞省,創立於一九八〇年,由法國喇嘛丹尼斯鄧突負責,以融和傳統佛教與西方宗教為其特色,定期舉辦以宗教、佛教、現代主義為主題的辯論會,吸收許多知識分子參加。

法國佛教協會之成立

法國佛教協會成立於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下設六個委員會:一、宗教對話委員會,積極參與大型的公眾辯論會;二、佛教性與現代性委員會,其下所屬之倫理小組委員會曾發表關於墮胎、人工授孕、安樂死與遺傳學等社會問題的意見,引起社會大眾,乃至天主教會的興趣;三、資訊傳播委員會,提供佛教訊息給各傳播媒體;四、社會活動委員會,其下設有監獄布教小組委員會、宗教教育小組委員會、聯繫人道組織之小組委員會,數年前監獄布教委員會已經得到司法部同意在監獄或感化院布教;五、法律訴訟事項委員會,保障佛教的權益;六、國際關係委員會,負責與不同的國際機構,如聯合國考察團、歐洲議會等保持良好關係。

佛光人西來弘法度眾

一九八九年,越南靜心禪寺落成,翌年,住持明禮法師邀請佛光山慈容法師前往主持開光。當地僑民求法若渴,一再邀請星雲大師在巴黎建寺弘法。一九九一年四月,慈莊法師與依晟法師在巴黎郊區梵得樂鎮(Verdelot)尋得一座建於十四世紀的法國古蹟——盧瓦雷諾古堡(Chateau Launoy Renault)作為道場,是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第一座寺院,由慈莊法師擔任第一任住持。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七日,星雲大師到巴黎古堡為巴黎佛光協會主持成立大會,隨即在古堡舉行孝親報恩盂蘭盆法會及觀音法會,許多人因深受感動而自願申請加入佛光會,並要求皈依成為信徒。後為便利大眾禮佛,在巴黎第十三區設立臨時辦事處,弘法活動以家庭普照、幹部訓練及佛學講座為主。隨著信徒日益增加,空間不敷使用,第二任住持依照法師在佛光會前後任會長江基民、詹行琨等多位居士協助下,於一九九三年遷址於韋提市九十四區史達林大道旁的一座倉庫,成立「巴黎佛光山」道場,正式展開弘法工作,而佛光會也舉辦了多項文化、教育、慈善、聯誼等活動。

一九九五年八月,獲市政府核准修建,除例行法會之外,還辦有佛學研讀班、兒童班、醫學講座、文化藝術展覽等活動。此外,慈莊法師、依照法師等人更遠赴瑞士、比利時、荷蘭等國家輔導成立佛光協會。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巴黎佛光協會暨巴黎佛光山在樊尚森林舉辦的浴佛法會,人潮不斷,盛況空前,法國菲加報紙、第二國家電視台及第三電視台特作現場採訪。同年八月,國際佛光會在巴黎國際會議廳舉行第五屆世界會員代表大會,美國柯林頓總統、台北李登輝總統、美國高爾副總統均致電祝賀,法國國會議員高樂加雅馬庫士先生、美國加州參議員馬丁尼茲女士、中華民國僑務委員祝基瀅先生、立法委員潘維剛女士、法國佛教協會會長傑克馬丁居士等貴賓,皆蒞臨觀禮,參與的代表有五千餘人,盛況空前。凡此都說明了佛光人在法國短短數年內弘法度眾的成績已受到社會人士的肯定。

歷經十餘年後,現有場地再度不敷使用,加上都市計劃,道場面臨土地被政府徵收之困境。二〇〇四年,巴黎七十七區碧西市規劃成立多元宗教文化區,市長雨歌宏多(Hugues Rondeau)邀請佛光山至該市建寺,二〇〇六年奠基。但礙於各項法規、程序繁瑣,到二〇一〇年底興建工程才獲准通過,二〇一二年,佛光山法華禪寺落成啟用,成為佛光山在歐洲的總部。而原設韋提市的道場,於二〇一一年獲准重建,二〇一五年落成;「巴黎佛光山」獲得市府認可為合法的宗教團體,並主動將道場所在的地圖和公車站牌的位置特別標示「temple」。

二〇一二年啟用以來,法華禪寺於每年在元旦舉辦跨宗教祈福活動,藉以加強和各宗教的合作與互動;而在《查理周刊》恐怖攻擊事件後,市政府更在該事件的追悼會上,特別提到法華禪寺在元旦舉辦多元宗教祈福的意義。法華禪寺和各宗教之間的相互友愛,可說是落實了「同體共生、尊重包容」的理想。

自二〇一二年起,巴黎佛光文教中心中文學校開設數十個班,每學期有六百名學生在學習中文。二〇一三年,歐洲巴黎佛光緣美術館落成,經常舉辦各種展覽活動,例如剪紙、織繡、書畫、攝影等,常有不少民眾慕名不遠千里前來參觀,給予熱烈的回響,也拉近了一般人對佛教寺院的距離感。

四、歐洲其他各國佛教史話

荷蘭佛教

「荷蘭佛光山荷華寺」位於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是佛光山在歐洲第一座中國傳統寺院建築。緣起於應僑民羅輔聞、文俱武居士的敦請及各項善緣成就,決定在荷蘭成立道場;一九九六年奠基、二〇〇〇年落成,開光啟用典禮當天,荷蘭女王碧雅翠絲並親臨剪綵。自二〇〇〇年落成以來,荷華寺每年在阿姆斯特丹市新廣場舉辦的佛誕節浴佛法會,都吸引超過五千人參加,不僅讓荷華寺成為當地佛教信仰中心,更是慈善公益以及民眾認識中華文化最具代表之地。根據圖賓根大學馬賽爾‧普爾修斯等學者在二〇〇九年的研究,佛教在荷蘭已成為繼基督教、伊斯蘭教之後的第三大宗教,估計現有約二十五萬佛教徒,且大多數都是白人。相較一九九八年佛教徒只有一萬六千人,其中一萬二千人是亞裔移民,顯見佛教十年來在荷蘭發展蓬勃,也受到當地民眾的認同。

二〇一二年開始,每年舉辦「兒童三好文化日」活動,邀請荷蘭領養家庭的親子共同參加,其中有大多數的兒童是中國人,不僅讓孩子認識自己的根源文化,同時亦對養父母的無私愛心表達感恩與敬意,此項活動深受社會的肯定支持。經過十餘年的努力,人間佛教已逐漸融入當地社會,凡荷華寺舉辦的活動,皆吸引許多民眾參加,甚至學校、社團等參訪預約也相當踴躍,參觀人數更是逐年增加。

比利時佛教

佛光山在比利時弘法的歷程,先是一九九四年成立佛光會比利時協會,一九九七年成立安特衛普協會,並於安特衛普市唐人街購置一棟四層樓房作為弘法基地,隔年落成啟用,命名「比利時禪淨中心」,二〇〇一年更名為「比利時佛光山」。硬體設施上,比利時佛光山至今仍保留傳統雕刻天花板、彩繪玻璃窗以及壁爐等古老建築特色,是佛光山於歐洲唯一具有歐陸室內設計風格的道場。

比利時佛光山是安特衛普市政府自二〇〇六年起舉辦「宗教巡迴參訪團」中國大乘佛教的代表,也是指定的宗教參訪場所,平均每年要接待數十個團體和學校、近千名本土人士參訪。

二〇一二年在唐人街康年廣場舉辦「寵物嘉年華」活動,宣導愛護動物及尊重生命的理念,並首度為動物舉行祈福及皈依三寶典禮;每年與安特衛普市政府共同合辦「浴佛祈福法會暨園遊會」,許多民眾參加,甚至不同民族都穿上各自的傳統服裝來參與遊行。二〇一二年,更首次以開篷巴士打造的雲水浴佛車定點停泊,讓更多民眾參與、了解浴佛的內涵與意義。

奧地利佛教

佛光山在奧地利的弘法,始於一九九六年。維也納舉行佛學講座暨皈依典禮,信眾洪梓源表示願提供大眾共修之處,而成立「維也納布教所」。一九九八年因信眾日增,原有的場地已不敷使用,而另行租屋弘法,並經奧地利政府審核通過,成為當地政府唯一核准的正信中國佛教寺院。

一九九九年,佛光會維也納協會成立、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到歐洲巡迴演出,首演在維也納,二〇〇二年始於市中心區覓地,展開建寺籌備,二〇一〇年「維也納佛光山」落成開光。

維也納是聞名的「音樂之都」,「維也納佛光山」的道場規劃,特設有音樂教室,以當地最熟悉的音樂來接引民眾;在這樣的方向下,舉辦過多場音樂會,二〇一五年「維也納佛光青年愛樂團」正式成立,並至世界各地巡迴演出,成了維也納佛光山弘法的一大特色。

葡萄牙佛教

一九九六年佛光會里斯本協會成立之後,由於信眾求法心切,經由顧問莊傳成伉儷發心捐贈四十平方米的住屋,成立「葡萄牙布教所」,幾年後,由於信眾人數增加,共修空間不足,在一九九八年首都里斯本世界博覽會館旁的 Centieira 街,找到了現址,二〇〇四年落成啟用。

過去幾年,葡萄牙發生的幾次重大天災,如:二〇〇三年的森林大火、二〇一〇年馬德拉島的暴風雨等,葡萄牙佛光山與佛光會皆在第一時間,投入後勤救援工作,提供災民生活與心理上最大的援助。每年固定舉辦寒冬送暖活動,關懷各地的孤兒院、老人之家;每星期里斯本協會定期送便當給街頭流浪漢。

此外,為幫助移民提升語言能力以增加就業,甚至申請永久居留或考取葡籍機會,國際佛光會里斯本協會特地向歐盟蘇格拉底教育計畫單位及葡萄牙移民署申請語言學習經費補助,提供以每半年為一期,免費的移民學習課程,至今已嘉惠上百民眾。二〇〇九年成立葡文讀書會,他們不僅聚會研討佛法,也一面進行翻譯工作。如:Conceitos Fudamentais do Budismo(《佛法概論》)、Budismo Signficados Profundos(《佛教教理》)。

西班牙佛教

佛光山在西班牙設有二〇〇九年落成的馬德里「西班牙佛光山」以及「巴塞隆納布教所」兩處弘法道場,除了法會、共修之外,也透過各項慈善、文化、教育等活動,積極建立與當地社會和民眾的連結網,為人間佛教在西班牙的發展打下基礎。在二〇一一年也首度於華人東方廣場舉辦大型佛誕節浴佛法會,透過戶外活動的方式,讓更多人了解佛教文化,隔年轉移到市中心 Plaza de Cascorro 舉辦,受到更多媒體與民眾關注與喜愛。

自二〇一一年開始參與強貝里區文化服務部舉辦的「社區兒童文化日」活動,將書法、剪紙、佛教經典等中華文化帶入社區,相當受歡迎,而成為該活動的一大特色。二〇一二年起道場開辦「三好兒童夏令營」,除了華人子弟,也有不少西班牙兒童參加,於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時,更是為佛教本土化播下了菩提種子。

瑞典佛教

「瑞典佛光山」於一九九九年成立後,秉持人間佛教以「文化弘揚佛法」的精神,在文化教育方面屢有建樹,尤其佛教典籍的譯著,以及透過參與當地書展,讓更多民眾得以認識佛教,對於人間佛教的在地弘揚有一定的影響力。

歷年來,除了定期舉辦的中英文佛學講座、禪坐、世界佛學會考、共修法會、佛誕節慶祝等活動,瑞典佛光山也提供佛教書籍、佛學影音光碟等借閱服務,以及每月出版瑞典版《佛光世紀》、《普門雜誌》、《覺世旬刊》、《佛光小叢書》、英文佛教小叢書等出版品與十方結緣,提供大眾學習佛法的因緣。二〇〇一年,第一對瑞典籍人士以佛教儀式舉行婚禮。

瑞典開放、自由的教育制度,例如,明文規定受教育的青少年和兒童必須對世界各宗教有確實的認知,瑞典佛光山於二〇〇五年開始,陸續翻譯出版《佛陀的一生》畫傳、《佛光菜根譚》、《迷悟之間》以及《人間佛教的經證》等瑞典文系列典籍,並特別將瑞典版《佛陀傳記》贈與全國各學校及圖書館等教育單位,讓更多民眾都能認識正信的佛教,落實人間佛教的本土化。

瑞士佛教

瑞士日內瓦被譽為和平之都,超過二百個國際組織及人道主義機構設於日內瓦,一九九二年佛光會瑞士協會成立,後來在依照法師與何振威顧問、關湖會長等人的協助下,於哥爾芬根鎮(Gelfingen)租下了一間舊鋸木工廠作為佛堂,歷經四年向政府申請,一九九六年終於正式取得批准成立「瑞士佛光山」。

在瑞士第一間道場成立之後,相隔十年,二〇〇六年佛光山日內瓦會議中心也相繼落成。關於日內瓦會議中心的啟建,源於二〇〇四年瑞士佛光山在日內瓦參加書展,當時覺如法師巧遇國際佛教學府成員福瑞女士(Nicola Furey),向他提起日內瓦州政府於 Grand Sacoonex 區撥地二四五〇平方公尺土地,租用時限五十年,給他們作國際佛教用地,但如果年底興建期內無法履行計畫,就必須歸還;由於組織遇到困難,聽說佛光山是個服務社會、弘化全球的寺院,國際佛光會又是 NGO 非政府組織成員,所以希望佛光山能協助接管。

佛光山日內瓦會議中心位於日內瓦四十五個區域的勒格朗薩孔內(Grand Saconnex)區,交通方便,步行兩分鐘即與梅蘭(Meyrin)區為鄰,十五分鐘到聯合國駐歐洲總部與國際展覽館( Palexpo)、紅十字會以及日內瓦國際會議中心,是國際文化交流重鎮,距離日內瓦國際機場及法國邊界僅幾分鐘車程。

二〇〇六年,星雲大師前往日內瓦聯合國國際會議中心作了一場專題演講,講題為「融和與和平」,後受邀到世界十大名校之一,有一五〇年歷史的愛因斯坦母校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講演,現場年輕學生提問踴躍,展現出歐洲人喜好思考的性格。二〇〇八年起,歐洲各道場及協會聯合主辦「日日是好日——茶禪悅樂」心靈饗宴活動,從日內瓦總部出發,在歐洲十一個主要城市舉辦了將近四十個場次,有超過三千人參加,其中當地人就占了一半以上,「茶」與「禪」是成功搭起文化交流的關鍵橋梁。於二〇〇九年起的兩年間,佛光山日內瓦會議中心向日內瓦聯合國爭取參與活動,如:於「歐洲佛光青年營」中特別安排由聯合國事務官員主講「青年如何參與聯合國、NGO 的事務」,並爭取到國際事務研習會研究生集體報名參與,計有四十三國青年菁英代表並蒞臨佛光山日內瓦會議中心參訪,了解國際佛光會發展概況以及跨宗教事務等國際交流特色!

五、俄國佛教史話

蒙古佛教初傳俄國

儘管十多年前,蘇聯的考古隊宣稱在俄境內的西土耳其斯坦發現了多處屬於一至二世紀的佛教遺蹟,但俄國佛教真正有歷史可考是在十七世紀的時候,由卡爾米克人及布利亞人從蒙古高原傳到俄國本土。

卡爾米克人原本居住在外蒙地區,在一六二〇年左右,經過吉爾吉斯遠達裡海西北方的窩瓦河,也就是俄國的南部定居下來,同時也將佛教在此落地生根,後來蘇俄在此設立「卡爾米克自治州」。

布利亞人是貝加爾湖一帶的遊牧民族,十七世紀時成為白俄帝國的殖民地,後來蘇聯在此成立「布利亞自治共和國」及「赤塔州亞金民族管區」。由於佛教具有哲學、醫學及工藝等多種文化內涵,喇嘛僧成為當地的知識階級,自從蒙古人須與俄國官僚接觸之後,喇嘛僧就充當協調的任務。例如:一七一二年時,就有一五〇名西藏喇嘛來此,同時也有布利亞人到西藏去研習佛學。

帝俄女皇敕封可汗

一七四一年是布利亞佛教的轉捩點,在這一年,俄國伊莉莎白女皇下詔封立可汗喇嘛為其佛教行政之最高首長,此後當地佛寺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建立。如禪理學會、慈國寺的曼巴醫學會、阿津廟的佛教信條學會等的成立,使寺院在當地不但是宗教中心,也肩負文化、教育、醫學研究的使命,而若干佛寺從事印製佛典、收藏

圖書、精美的繪畫雕刻等工作,更增進佛教在當地的重要性。

佛教僧侶地位重要

十八世紀時,布利亞喇嘛沙亞額夫受凱撒林大帝之命到西藏觀光,這是第一次歐洲國家的人民到達西藏。阿津廟的住持丹日赫諾夫及龍多額夫喇嘛有許多蒙古及俄文的佛典著作,還有一些喇嘛由於曾在蘇俄各大學擔任教授、講師,使得佛教僧侶在蘇俄歷史中頗占地位,像哥姆波額喇嘛曾在卡根大學執教,潘迪喇嘛有豐富的西藏文學譯著,依諾圖額夫喇嘛不但是佛教著名學者而且曾周遊亞洲各國。多爾耶夫(Dorjiev)喇嘛尤其著名,他於一八八六年在哲蚌寺學佛六年後,得到「格西」(相當於佛學博士)的最高頭銜,並且被指派為西藏第十三世喇嘛的宗教顧問為期十年之久。此外,他在西藏、蘇俄的外交關係上穿針引線,也使得他倍受朝野重視。一九一二年,他得到達賴喇嘛的五萬銀幣的支持,授命他在聖彼得堡建寺。儘管希臘正教教會強烈反對,Kalacahakra 寺還是在一九一五年落成。這座外觀融和西藏、蒙古及歐洲建築樣式的道場,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禮懺法會,每年有一次的結夏安居活動,是第一座在歐洲國家首都實踐佛教儀禮的佛寺。這裡的佛教活動,除了提供住在首都裡為數不少的布利亞人及卡爾米克人宗教上的需要之外,也引起東方研究院(Oriental Institute)中佛教學者的興趣。

政府鼓勵研究佛學

在沙皇政府的鼓勵下,佛教研究大為興盛,十九世紀開始,俄國出現不少佛教學者,例如:米那耶夫(一八四〇~一八九〇)是聖彼得堡大學印歐系語言和比較語言學教授,先後三次赴印度、錫蘭等國考察佛教,著重探討佛教的起源和本質問題,也翻譯了一些佛教文獻。瓦西里也夫(一八一八~一九〇〇)是喀山和聖彼得堡大學教授,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通曉梵、漢、蒙、藏、韓、日和突厥方言,特別強調漢文和藏文文獻在早期佛教研究中的地位,他的主要著作是《佛教及其教義、歷史和文獻》、《東方宗教》、《佛教札記》等,此外還翻譯多羅那他的《印度佛教史》、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及世友的《異部宗輪論》等。徹爾巴斯基(一八六六~一九四二)是前蘇聯最有成就的學者,他曾兩次參加奧登堡指揮的中亞探險隊,發現許多梵文和藏語文獻,從此致力於佛學研究,對於陳那和法稱的學說尤其感到興趣,整理出法稱的《正理一滴論》梵文本和藏文本及陳那的《集量論》,並且將《俱舍論》、《辨中邊論》、《明句論》等翻譯成英文出版。一八九七年起,他參加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奧登堡的「佛教文庫」編纂工作,一九三六年出版了二十卷。此外他與法國的列維、英國的羅斯、比利時的蒲山、日本的荻原雲來等合作研究世親的《俱舍論》,自一九二八年起,主持科學院的佛教文化研究所,其佛學論著豐富,其中尤以《佛教邏輯》最為著稱。他曾到印度參訪,得到許多寶貴的佛教資料。雖然他兩度接到西藏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邀請,但聖彼得堡的外交部均以政治理由沒有批准他的護照申請,後來經由多爾耶夫喇嘛的關係,建立與布利亞之間的管道,因此他們師生終於得以直接和「格西」們研習佛法。

赤色政權摧毀佛教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際,布魯雪維克主義者對卡爾米克人發動征服戰爭,這是蘇俄佛教首度遭受摧殘。

蘇聯紅軍取得政權之後,首先鎮壓耶穌教會,駁倒一神論的教理,至於佛教,由於多爾耶夫具辯才,機智地聲稱佛教非但不是一神論,而且提倡利他的人生觀,因而使佛教暫免一劫。在多爾耶夫的領導下,布利亞和卡爾米克境內的寺院到處林立。一九二七年,「蘇聯佛教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會中發言人強調佛教和共黨的相同點,甚至致函達賴喇嘛,讚歎蘇聯的政策。當時就有人倡言:真正共產黨的創始人是佛陀,而非馬克斯,唯有佛陀的精神才能賦予列寧生命力。

然而曾幾何時,史達林於一九二九年鞏固政權之後,便開始大事鎮壓及肅清行動,佛教自然也無法免於禍難,卡爾米克及布利亞的寺院或被破壞,或被改作倉庫、牛圈,所有佛教典籍、佛像、法器等一概焚毀。一九三四年,溫和派的政治領袖基羅夫(Kirov)被暗算之後,史達林更將積壓多年的憤怒發洩到極點,不到三年內,將喇嘛全部逮捕,或送去勞改,或被處決。多爾耶夫於一九三七年被捕,次年死於烏蘭烏克的監獄中。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蘇聯共黨為爭取巴爾幹半島各正教教會的同情,並表示蘇俄國內信仰自由,以與同盟國建立友好關係,因此與希臘正教妥協,暫時廢除反宗教政策,同時又為了爭取近東回教國家的同情,回教傳教士也安然無事,然而對於佛教,蘇聯並未採取同樣措施。列寧格勒(聖彼得堡)佛寺的卍字全被拿掉,佛教建築物被改為無線電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卡爾米克人中約有一千人左右,經由西德移民美洲大陸,定居紐澤西等地,他們在漂泊流浪的旅程中,未曾忘記自己的根源,所到之處均手捧佛像、佛具及經卷。

不久,蘇聯政府准許佛教建寺,靠近烏德蘭德的依瓦金斯基寺及吉達的阿津斯基寺得以建立。少數在勞改中倖存的喇嘛也被派駐在這些寺裡主持佛教儀式。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當第一批好奇的俄羅斯人前來參觀時,年老的喇嘛們傾囊相授,此後,歐洲的俄國人即由此管道得到傳統佛教的精髓。

一九五七年,布魯雪夫繼位,風氣稍微開放,被放逐國外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卓越佛教學者羅雷之(George Nikolaievich Roerich)回到蘇聯,被選派為莫斯科東方研究院佛學系首屆主任。他的回國激起佛教學術研究的浪潮,一九五八年,曾在西伯利亞長達二十二年勞改的丹德龍喇嘛與他邂逅之後,相約攜手合作。其後,佛教典籍接二連三的被譯成俄文,學術刊物上也頻頻出現討論佛理的文章。

一九七二年,勤於弘法度眾的丹德龍喇嘛再度被捕,兩年後在貝加爾湖的勞改營捨報往生。雖然老成凋謝,一股新的佛教運動默默興起,地下刊物以複印方式,由匿名者將現代佛教人士,如鈴木大拙、艾倫‧華茲、伊凡斯溫茲、大衛尼爾、葛文達喇嘛的禪學及西藏佛學著作,翻譯成英文,悄悄分發。

一九八五年,歐俄人士到布利亞學佛的人驟增,其後來自美、韓、印度等國的佛學教師也開始到蘇聯授課。一九八七年,達賴喇嘛經由列寧格勒到了蒙古。多爾耶夫在列寧格勒的寺院也回復為佛教團體,一九八九年,布利亞籍青年三摩耶夫喇嘛被派任為該寺住持。儘管佛教有復甦的跡象,但是振興佛法尚待努力。

佛光協會努力弘法

有鑒於此,一九九三年,國際佛光會在聖彼得堡與莫斯科成立協會,國立東方博物館米達沙莎館長在成立大會上致辭時,慷慨激昂地說道:「目前蘇俄正是人心空虛的時候,佛光正好普照而來,這真是全俄羅斯人的福氣。」

接下來的三年,聖彼得堡及莫斯科佛光協會除成立佛學班研習佛法、舉行佛學講座之外,幾乎每年都舉辦一次佛學學術會議,針對佛教歷史、哲學、心理學及佛光學進行探討,並將《星雲大師講演集》第一集、天台哲學、法藏的《華嚴金獅子章》、《圓覺經》第一品等譯成俄文。此外,也參加當地佛教社團的聯誼活動。

六、美國佛教史話

淘金熱潮與佛教的傳入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歷經鴉片戰爭及洪楊之亂,民生艱難,因此當沿海華人聽說美國加州發現金礦時,就不顧生命的危險,一窩蜂地懷著挖金之夢遠渡重洋,來美國打天下,也將他們所信仰的佛教帶入,但當時華人備受排擠,只是在小小的佛堂廟宇中拜拜而已,並沒有將佛法弘揚開來。儘管如此,佛寺扮演了撫慰心靈的角色,是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十九世紀末葉,夏威夷需要大量勞工種植甘蔗與鳳梨,這又吸引了大量的日本人抱著衣錦還鄉的美夢,千里迢迢來此謀生。

中國的滿清政府腐敗無能,不但不管移民生死,而且責備移民觸犯國法,遑論弘揚佛教,宣慰僑胞;相對於此,日本佛教則因為:一、得到本山(總部)的支持,派遣傳教師來此建寺弘法;二、夏威夷卡拉烏阿國王訪日期間得到日本盛情,而且當時民族學知識不完備,許多夏威夷人以為與日本人是同族關係,而得到先天上的優勢。一八八九年,日僧曜日蒼龍(Soryu Kagai)到達夏威夷,以法水來撫慰日本移民的思鄉之情,兩年後,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宮本惠順(Eijun Miyamoto)來此建寺。但這些僧眾的布教活動都局限在日本僑民的圈子裡。

宗教會議與佛教的生根

一八七五年,奧葛特上校在紐約創立「靈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經由這個組織所出版的刊物和主辦的演講,使一些美國人對轉世、因果及涅槃等觀念漸有認識。一八八〇年,奧葛特上校赴錫蘭受持五戒,是為第一位美籍優婆塞。同年,英國阿諾德爵士的《亞洲之光》詩集在波士頓出版,激起美國人對佛教的興趣。一八九一年,達摩波羅在可倫坡成立「摩訶菩提協會」,其所出版的《摩訶菩提月刊》(Mahabodhi Journal)受到重視,因而被邀請出席一八九三年的「世界宗教會議」(World's Parliament of Religions)發表論文。在這次會議中,出席者大部份是耶教徒,但達摩波羅及宗演禪師的演說卻傾倒全場,使更多人認識到佛法的偉大。此後,愈來愈多的美國知識分子從事佛學的研究,佛書的出版也驟然增加。其中,尤以華倫(Henry Clarke Warren,1854-1899)創辦的「哈佛東方叢書」(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成績最為斐然,其他如蘭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克拉克(Walter Eugene Clarke)、印加斯(Daniel H. Ingalls)、依文思(W. Y. Evans-Wantz)、史特勞斯(C. T. S. Strauss)、哥達德(Dwight Goddard)、陳觀勝(Kenneth Chen)等美國一流的教授學者,都為佛學在美國的傳播作出貢獻。暢銷書《佛陀的福音》(The Gospel of Buddha)作者卡洛斯(Paul Carus,1852-1919),在「世界宗教會議」中對於宗演禪師的論文大為感動,遂於一八九七年聘請他的弟子鈴木大拙(Daisetz Teitaro Suzuki)到伊利諾州的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擔任編輯,寫下為數頗多的佛教論文、翻譯及書評。一九〇九年,他返回日本從事教學、研究,編輯英文版的《東方佛教》(Eastern Buddhist)雜誌,同時又用英文寫了很多有關佛學,尤其是禪宗的著作。

「世界宗教會議」之後,日本佛教徒發現美國是宣揚佛教的一塊沃土,一八九四年,日本淨土宗本部派岡部學應(Rev. Gakuo Okabe)到夏威夷,他背著阿彌陀佛的聖像四處傳教,一八九六年在夏威夷島上的甘蔗農場設立第一座淨土宗寺院;一八九九年,淨土真宗西本願寺僧侶園田宗惠(Rev. Shuei Sonoda)及西島覺了(Rev. Kakuryo Nishijima)銜命抵達舊金山弘法,創立北美佛教會(Buddhist Mission of North America),是為美國第一個佛教組織,一九四二年,改名為「美國佛教會」(Buddhist Church of America)。此後日本佛教各宗派均紛紛派人在美國建寺弘法。一九〇五年,舊金山的羅素夫婦前往日本隨宗演禪師習禪,翌年,宗演禪師應邀訪美之後,認為在美國宣揚禪宗的時機已經成熟。他的弟子宗活(Sokatsu Shaku,1869-1954)於一九〇六年率領六名弟子來美,在舊金山建立禪中心,返日時,留下一名在家弟子佐佐木指月(Shigetsu Sasaki,1882-1946),他在一九三〇年於紐約成立「美國佛教協會」(Buddhist Society of America),一九四五年改名為「美國第一禪堂」(First Zen Institute of America)。佛教道場的建立不但安定人心,也增進移民對故鄉的強烈認同,其所舉辦的各種佛教活動,更使得佛寺成為多元化的文教中心。

中國佛教方面,太虛大師曾於一九二九年來美國及檀香山各個大學及宗教組織巡迴講演,受到熱烈歡迎,各大報紙也視為重要消息予以登載,但可惜沒有僧團繼踵而來,所以中國佛教八宗圓融的大乘妙諦雖然適合歐美人士的心性,但終歸只有播種而無耕耘,無法在此開花結果。

戰爭洗禮與佛教的開展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是國勢最強的時代,但經過戰爭的洗禮,也是道德觀念與哲學思想開始革命的一個時代,知識分子開始對耶穌教教義產生懷疑,人們開始對意識活動及心理狀態的研究產生興趣,並且嚮往禪宗那種無言的境界,剛好鈴木大拙也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八年間又來美國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餘暇口說筆書,敷演禪法,在天時、地利、人和一應俱全的情況下,禪風靡漫整個美國,除了日本禪師來美國指導坐禪之外,美國本地的禪師也急速增加,甚至有所謂披頭禪、嬉皮禪的產生,雖然這兩種禪與正統禪有別,但是也有嬉皮後來成為正統禪的修行者。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士兵派駐日本,其中有許多人娶了當地的女子為妻,據統計,當時大約有五萬個戰爭新娘。這些婦女大多信奉日蓮正宗,他們隨丈夫回到美國之後,當然也就把這個宗派帶到美國,甚至使他們的夫家改變原有信仰,而且自從一九六三年貞永昌靖(Maysyasu Sadanaga,後來改名為 George Williams)投入該宗,在他的積極運作下,信徒大增,日蓮宗成為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美國佛教的主流之一。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開始參與亞洲各國的軍事行動,接著韓戰、越戰、第七艦隊防守台灣海峽等等,凡此都使美國人有機會接觸到東方文化的主流——佛教,甚至在美國大學的課程裡也出現相關課程。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許多華人移居香港、台灣,其中也有少數人移民美國,七〇年代以後,由於台灣及美國當局均放寬限制,許多出家人相繼赴美弘法,中國佛寺也因此在華埠地區相繼成立,例如:一九五三年由知定法師創辦的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虛雲寺,與一九五五年由鄧燮榮居士等人籌建的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檀華寺(Hawaii Chinese Buddhist Society),都是檀島著名的中國佛寺;一九六二年應金玉堂女士在紐約創辦的「美東佛教會」,是美國東部中國佛寺的嚆矢;一九六〇年舊金山的「美洲佛教會」,則是西海岸第一間佛寺。一九六八年,宣化法師在舊金山成立的金山寺(Sino-America Buddhist Association),收了許多美國籍的弟子;沈家楨居士於一九七〇年之後,相繼在紐約創辦的「大覺寺」、「莊嚴寺」及「國際譯經院」,目的在提倡佛學研究;一九七五年,聖嚴法師創立禪中心(Ch'an Center);一九七八年,淨海法師及永惺法師在休士頓成立德州佛教會。

一九五九年,中共進入西藏,喇嘛紛紛出走印度、歐洲,並輾轉來到美國,其中將藏傳佛教傳入美國者,主要有三位:一、川巴(Chogyan Trungpa):於一九六七年來到美國,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巴內特(Barnet)創立虎尾禪坐中心(Tail of Tiger Meditation Center),於科羅拉多州(Colorado)的寶爾多(Boulder)成立Karma Dzong 禪坐中心。二、塔尚(Tarthang Tulka):於一九六八年來到美國,翌年在加州柏克萊校園旁的山坡上設立西藏寧瑪坐禪中心(Tibetan Nyingmapa Meditation Center),是第一個專為美國人設立的西藏禪坐中心,後來又陸續設立佛學院、出版社、印經院及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西藏佛教社區——奧地安西藏寧瑪文化中心(Odiyan Tibetan Nyingma Culture Center)。三、噶瑪巴(Kamapa):於一九七四年率弟子到美國,後由數位喇嘛在紐約市建立道場,在加拿大創辦佛學院。

大法西來與佛光普照

一九七六年,星雲大師組團代表中國佛教會訪問美國,慶祝美國立國兩百週年及弘揚大乘佛法,此後美國不少友人及信徒前來佛光山參訪,並邀請星雲大師前往西方建寺弘法。一九七八年,時機已經成熟,慈莊法師及依航法師先到美國準備籌建道場事宜,並預先將此道場命名為「西來寺」,取其「大法西來」之意,一個月後,星雲大師隨即赴美勘察建築用地,並接受東方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八月八日,國際佛教界人士如越南天恩博士(東方大學校長)、美國普魯典博士、麥克律師、錫蘭毗雅藍達、德國阿難達比丘、西藏格爾深喇嘛、英國蒲如丁醫師、日本中嵨清先生、中國褚柏思居士、香港了知法師、阿根廷王國正居士、馬來西亞吳美雲居士等二十餘人,以推動國際佛教為宗旨,共同發起組織「國際佛教促進會」(International Buddhist Progress Society),一致推舉星雲大師為會長。當星雲大師發現原先的寺址是住宅用地,不能作為宗教集會場所時,旋即於附近購得七公頃山坡地,以「國際佛教促進會」的名義,向洛杉磯政府申請建寺,同時又於一九七九年,先在洛城市區購買一座耶穌教堂,改建為白塔寺,暫作信徒活動集會的場所。經過六次公聽會、一三五次協調會,西來寺終於在一九八五年獲准建寺,並於一九八六年正式奠基開工,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舉行佛像開光,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落成典禮暨傳授三壇大戒、水陸法會,同時承辦「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十六屆大會」,尤其這是世佛會第一次在亞洲以外的國家舉行大會,也是海峽兩岸代表首次同台出席,深具里程碑意義。當期《生活雜誌》(Life)形容西來寺為「美國的紫禁城」,而且譽之為「西半球第一大寺」。一九九二年,國際佛光會在美國成立總會之後,美洲各地的協、分會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成長。各地佛光道場與佛光會同心協力合辦點亮希望的燈、浴佛法會、兒童夏令營、青年生活營、佛光成年禮、佛教文化藝術展覽等,都受到大眾的歡迎,在歷任住持慈莊、心定、依空、慈容、慧傳、依恆、慧濟、慧東法師的領導下,創下很多「第一」的紀錄,除了前述提到的三壇大戒傳戒會、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在西方國家召開,及第一所華人創辦的大學,還有第一場在美國舉辦的水陸法會、第一次英文大悲懺與英文水陸法會「藥師壇」、第一屆花藝浴佛節、第一個中華學校、第一支佛教青年交響樂團等等。法務蒸蒸日上,不但舉辦各種修道戒會、共修法會、講習會議、佛學班、技藝班、國際學術會議、慈善救濟活動外,並設立相談中心、視聽小組等弘法單位,同時又邁開腳步向外拓展弘法的因緣,如今佛光山在加拿大、北美、中美、南美,共有四十餘座道場。

一九八九年,星雲大師在西來寺宣講《六祖壇經》,為美洲大陸首次以佛門傳統「開大座」方式講經,計千餘人參加。同年,應美國加州州議會之邀,為加州州議會主持新年度開議灑淨祈福法會;此乃該議會首次以佛教儀式舉行祈福,也是佛教儀式第一次在西方議事殿堂舉行。一九八九年成立西來寺中華學校,後來更名為佛光西來學校。一九九三年成立西來寺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一九九五年起,每年元月初皆舉辦祈求世界和平法會,邀請全球不同族裔與各大宗教代表,在大雄寶殿以各自的宗教形式唱誦祈福,共同祝禱世界和平。一九九六年八月成立國際翻譯中心,翻譯佛典,使人間佛教廣為弘傳。

一九九九年,佛光山玫瑰陵落成啟用,落實佛教照顧眾生的終極關懷。二〇〇〇年美洲《人間福報》於全美洲發行。二〇〇一年成立西來佛光童軍團、美國佛光出版社,更讓佛光山在國際弘法的推動上,向前邁開一大步。二〇一二年七月,西來寺被 BBC 列入《佛教世界七大奇蹟》拍攝對象,它是唯一地處西方國家的中國佛教建築,也是該片最「年輕」的聖蹟;同年,西來寺獲 CNN 評選為「美國的八大宗教聖蹟」之一。二〇一三年成立西來寺英語系佛教推廣委員會(Lotus SoCal)。

西來大學

有鑒於培養人才的重要性,一九九〇年,星雲大師在洛杉磯哈仙達崗西來寺內創校創立西來大學,於立案之初,即被教育當局評為「特優」等級,一九九四年政府准予核發 I-20,招收國際學生,校務擴大發展,遂於一九九六年遷址於柔似蜜校區,《聖蓋博谷論壇報》在報導中盛讚西來大學將是「佛教中的哈佛」。二〇〇六年獲得美國西區大學聯盟(WASC)認證,創下佛教在美國辦學的歷史新頁。二〇〇八年成立布教師系,培養佛教布教師等專業人才,是全美國第三所提供正式與完整佛教布教師課程的大學,二〇一一年第一位畢業自該學系的佛教布教師,進入美國軍隊為近四千名佛教徒軍官服務。同年,成立中國佛教研究中心。二〇一〇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聘為「國際大學校長協會(IAUP)」會員。

佛光山在美國弘揚人間佛教,從西來寺為起點,後來因應信眾的需要,陸續在聖地牙哥、舊金山、拉斯維加斯、紐約、丹佛、北卡、波士頓、休士頓、達拉斯、奧斯汀、邁阿密、坎薩斯、聖路易、芝加哥、佛州、奧蘭多、夏威夷、關島等地成立寺院道場,接引十方信眾,集聚各界的善美因緣,也促成了美洲佛教的發展。

紐約道場、舊金山三寶寺

一九九三年十月,於美國第一大都會紐約市皇后區法拉盛,設立佛光山紐約道場,原為二次大戰期間建成的倉庫,由當時的西來寺住持心定和尚及在天普大學修讀博士學位的慧開法師等人接洽購得,之後由慈莊法師指導下修建完成;自一九九五年十月正式註冊成立童軍團,為紐約區佛教團體的首創,也是在美華人子弟邁入主流社會的一個起點。國際佛光會自二〇〇三年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會員後,二〇〇九年於紐約市中心設立駐聯合國辦事處,為台灣第一個在曼哈頓設立聯合國專屬辦公室的民間團體。三寶寺位於舊金山市最大的街道 Van Ness 上,一九九一年元旦落成,同年北加州第一家佛教文物流通書局「舊金山佛光書局」開幕。

佛州光明寺

光明寺位於美國東岸的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國際機場附近,近郊有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和海洋世界等旅遊景點,是世界知名的觀光休閒勝地。一九九一年,星雲大師偕心平和尚及慈莊、慈惠法師等蒞臨佛州時,發現當地需要一個正信的佛教道場,於是決定在此創建寺院。繼宋岱夫婦奉獻旅行社房舍作為「佛州禪淨中心」用地後,因應信徒日增,再於二〇〇二年由佛光會督導葉依仁伉儷發心捐地興建新道場,取佛州乃「佛光普照之州」寓意,命名為「光明寺」,二〇〇七年落成啟用。光明寺仿中國古代廡殿頂的金色琉璃瓦屋頂,流暢的曲線、飛檐與精細的雕刻和作工,更於二〇一五年《奧蘭多周刊》(Orlando Weekly)舉辦的「奧蘭多之最」網路票選活動中,獲當地民眾票選為「最佳屋頂建築」,成為奧蘭多當地極具代表的建築、佛州旅遊的特色景點之一。

光明寺在傳統節日舉辦的佛誕節浴佛活動,已列為中佛州亞太裔傳統文化月的重點文化,二〇一二年的浴佛法會,更獲地方首長頒發褒揚狀,宣布當日為橘郡「佛誕節」。二〇一三年開始光明寺響應政府與宗教團體合作,長期認養位處貧困地區的岩湖小學,除提供文具、食物、衣服等物資以及經費的協助,並配合學校課程,提供學生各種學習機會,為當地唯一響應該項活動的佛教團體,二〇一五年更獲政府頒贈「最佳宗教團體教育夥伴」殊榮。

奧蘭多市議會於每年十二月舉辦,由市長親自主持、各行政區市議員列席、開放市民參與並提出建言的「與市民有約」月會,光明寺是唯一受邀與會的佛教團體,自二〇一四年來,已經連續兩年受到市府邀請於會前為市民進行祈福。

休士頓中美寺

「中美寺」位於美國南部德州休士頓的史丹佛市,一九九五年,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在世界總會副總會長嚴寬祜居士的推動下正式成立,同時展開在休士頓建寺的各項籌備工作。後經時任國際佛光會休士頓協會會長趙辜懷箴的多方奔走下覓得合適土地,一九九八年動土,並蒙休士頓市長頒贈榮譽市民獎狀。寺院命名「中美」,更具深意,除了休士頓位處美東、美西及中南美洲的重要樞紐,有助於東西文化與國家之融合,也代表美洲與亞洲的結合,期許中美寺可以成為佛光山在國際弘法的一個重要舞台。

二〇〇九年,南京棲霞寺住持隆相和尚陞座兼任中美寺住持一職,成為佛光山在美國與兩岸交流的一大盛事。此外,在趙元修、趙辜懷箴伉儷積極籌劃與推動之下,中美寺也在同年,效法大陸揚州鑑真圖書館開辦「揚州講壇」的形式,開設「中美文化講壇」,以跨越宗教、種族、語言的理念,邀請不同領域如經濟、藝術、音樂、健康與醫學界的專家學者前來講演,歷年來邀請的知名人士有萊斯大學經濟學教授 Dr. Kenneth B. Medlock 和 Dr. Steven Lewis、白先勇、于丹、嚴長壽、胡乃元、姚任祥等,每每造成座無虛席的盛況,也讓「寺院即學校」的教育功能性獲得了充分的發揮。

奧斯汀香雲寺

奧斯汀是德州首府的所在地,城市中諸多丘陵地形,而「香雲寺」就建在這個湖光山色的地區。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奠基典禮上,奧斯汀市議員卡斯格爾斯亞(Gus Garcia)代表市長宣布九月十日為「奧斯汀佛光日」。香雲寺在嚴寬祜居士出資、時任奧斯汀佛光協會會長的陳勝亭居士出力下,財、力一起,再由佛光山發起興建而成,經過六年建設,香雲寺在二〇〇〇年完工落成。二〇〇四年舉辦佛學講座,近千名聽眾,有半數以上是美籍人士,尤其碩博士乃至大學教授多達百人以上。

達拉斯講堂、芝加哥佛光山

「達拉斯講堂」位於美國德州達拉斯理察遜區,一九九二年應宏意法師與嚴寬祜居士的邀請,成立達拉斯佛光協會。一九九三年在葛光明居士等人奔波籌募建寺基金下,於購得講堂大樓,經過整修裝潢,一九九四年達拉斯講堂開光落成。「芝加哥佛光山」坐落於納波維爾市(Naperville),從最初二〇〇三年租用房屋作為弘法場所,隨著信眾增加場地不敷使用,幾經尋覓,終於在二〇〇七年覓得現址,二〇〇九年落成啟用。二〇一二年佛誕節當天,伊利諾州政府頒文公告每年的五月十六日為伊利諾州的「國際佛光日」。

關島佛光山

一九八六年虔信佛教的張姚宏影女士主動提供了一棟房屋,作為佛光山在關島的道場。後來因為信徒人數逐漸增加,道場空間不敷使用,一九八九年在巴里加達(Barrigada)購買一處占地近二千坪的農場作為建寺用地。一九九九年道場落成,當天有總督 Mr. Carl. T. C. Cutierrez、副總督 Mrs. Madeleine Bordallo 等貴賓共同主持落成剪綵儀式,有二千人共同見證這歷史的一刻。

七、加拿大佛教史話

星雲大師於一九九一年造訪加拿大,感於眾多華人離鄉背井為生活打拚,心靈上需要有所依歸與安定,因此興起建寺弘法之念,遂由隨行的依宏法師留駐多倫多,肩負在地弘法的先鋒重任。二十五年來,先後設有溫哥華佛光山、多倫多佛光山、愛民頓講堂、滿地可佛光山華嚴寺以及渥太華佛光山等五個弘法道場,成就了人間佛教在北美洲弘揚的大願。

溫哥華佛光山

溫哥華佛光山位處華人聚集的列治文市鬧區、統一廣場大樓六樓,一九九四年落成啟用,為熱鬧喧囂的市鎮注入一股詳和寧靜的氣息。

溫哥華佛光山設「人間學苑」分為兩個部份,一是「人間佛教學苑」,有經典導讀班、佛學班,二〇一四年又特別規劃了英文佛學班,以民眾更熟悉的語言來帶領他們,對佛學及經典能有更深入的理解。其二是「藝術學苑」,包括太極、瑜珈、素食烹飪、國畫等課程,提供民眾更多精神生活與學習上的需求。在養成教育部份,溫哥華佛光山設有「善童學苑」,對象為五至十二歲的兒童,除引進蒙特梭利教學,另外又與佛光青年結合,由專業師資訓練青年帶領小朋友學習,同時培育從事幼兒教育工作的人才。

二〇一三年,該市市長馬保定親自頒定道場舉辦慶祝佛誕節暨佛光園遊會的兩天活動為「佛光週末日」,更連續多年邀請溫哥華佛光山參與市政府主辦的「社區開放日」活動,以實際行動展現列治文市政府對於溫哥華佛光山的肯定。

多倫多佛光山

多倫多佛光山座落於加拿大第一大城多倫多市西南方,一九九七年落成啟用,是佛光山繼美國西來寺後,在美洲宣揚人間佛教的重要據點,也是加拿大規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大多倫多地區幅員遼闊,多倫多佛光山在二〇〇二年於東增設萬錦佛光緣,二〇一二年於西增設滑鐵盧佛光緣。

多倫多佛光山規劃不同組織、活動課程來接引他們,如:佛光會、義工團、青年團、童軍團、龍獅團、二十四節令鼓團,也設有英語教授的佛學班、禪修、瑜伽、太極等課程,也吸引許多非佛教徒參加,而善童學苑、中文學校和兒童才藝班則是專為兒童而設。而人間學院、電台弘法節目、網路視訊的設立,更為信徒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平台。

二〇〇一年二月開始,多倫多佛光山製播了《心靈花園》與《歡喜自在》兩個電台節目,分別以國語和廣東話講解人間佛教的意涵,同時也在網路轉載流通,讓民眾可以方便聽聞佛法;每年再選出五集製作成紀念帶,分送不同對象,讓更多人得以蒙受法益。

八、南美洲佛教史話

南美洲有多達百分之八十九的人口信奉天主教,過去向被視為佛法的邊陲地帶。直到十九世紀末,日本人大量移民,帶來了佛教信仰,之後陸續又有台灣、韓國、越南以及藏傳、南傳等佛教傳入。一九九二年,南美洲的企業家許疊先生,邀請星雲大師到南美洲為他興建的觀音寺主持開光落成典禮,因而開啟人間佛教在南美洲弘法的開始。

巴西如來寺

一九九二年,僑商張勝凱居士將位於巴西聖保羅郊區的「靜心精舍」獻給佛光山作為道場,後更名為如來寺;後歷時近十年的建設,如來寺在二〇〇三年落成開光。當天,同時舉辦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三屆第三次理事會議,佛光會全球四十六個國家分會代表與聖保羅各社團代表、華僑逾千人與會。不僅巴西總統魯拉特別賀電祝福,包括聖保羅州長等巴西政要、台灣和中國駐外大使也都親臨道賀。

如來寺是南美洲第一大佛寺,位於 Cotia、Osasco、Carapicuiba 三個行政區的交界,所在之處有數個聖保羅市知名的貧民窟,在這當地人俗稱的「二十一公里」,不僅偷盜搶劫和幫派火併事件時有所聞,甚至兒童和青少年遭黑道利誘販毒、運毒也是司空見慣,而失親、失學、早婚、未婚生子等情況更是處處可見。如來寺從一九九三年開始進入貧民區協助弱勢居民,二〇〇三年起正式「如來之子」計畫,每期招生名額只限一百人,卻來了四、五百人,在場地不敷使用的情況下,二〇〇六年,政府提供了一塊可以使用三十年的土地,興建「光明教育中心」。「如來之子」計畫開辦以來,已培養逾三千多位巴西的兒童、青少年,由於覺誠法師在當地弘法的成就,加之計畫受到當地政府和居民的肯定,Cotia 市政府還特別頒發給他「榮譽市民獎」,這也是巴西首次有比丘尼獲得這個獎項。二〇一六年起「光明教育中心」與南華大學簽訂合約,有十七位如來之子,將以體育績優生身分獲全額獎學金進入南華大學接受教育,並成為南華大學足球代表隊,之後每年將遴選十位品學兼優的如來之子前往南華大學就讀。

如來寺自二〇〇四年起開辦佛學院,是南美洲第一所佛學院,二〇一二年成立如來翻譯中心,翻譯出版葡文經典、二十餘種佛教葡文重要參考書,以及編排葡文《佛光世紀月刊》和架設葡文網站供民眾瀏覽。平日也開辦假日都市佛學院、禪修營,期許未來能培養更多當地的弘法人才,讓佛教本土化的理想在南美洲落實發展。

過去,巴西民眾普遍信仰天主教,但近年根據巴西民調顯示,學歷越高者,對佛教的認同度也就越高。在二〇一二年,巴西總統羅賽芙(Dilma Rousseff)還特別頒布每年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為國定「佛陀日」。

佛光山在巴西的道場還有:里約禪淨中心(一九九六年落成)、海習飛佛光緣(二〇〇一年落成)、聖保羅佛光緣(二〇〇五年啟用,位於聖保羅市中心自由區)。

巴拉圭禪淨中心

巴拉圭位處南美內陸,四周為巴西、阿根廷、玻利維亞所圍,形成一重要的轉運中心。唯貧富差距懸殊,生活條件與環境明顯落後其他國家。

一九九二年成立佛光會,一九九三年在一大樓的五樓設立巴拉圭禪淨中心;一九九六年再於亞松森成立佛光分會,後由僑界共同發心捐贈六百坪的房舍,整建設立亞松森禪淨中心,二〇〇〇年落成啟用。

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自一九九八年展開義診、輪椅捐贈、食物籃發放至今,二〇〇一年成立了「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二〇一四年授證為「國際佛光會巴拉圭華人慈善基金會」),號召佛光人及僑界共同加入;二〇〇二年正式設立「中巴佛光康寧醫院」,專為婦女和嬰兒免費服務,並加強早產兒病房和保溫箱急救設施;每日看診人次超過二百人,月平均接生近三百個嬰兒,十餘年下來,受惠人數超過五十萬,救活了逾四千名的早產兒。

在「中巴佛光康寧醫院」的帶動下,巴拉圭所有公家醫院也跟進免除貧民掛號、門診和藥品的費用,東方市市長 Sandra Zacarias 更在全市陸續成立了二十七個免費義診施藥診所,使更多貧苦民眾得以受惠。

二〇〇〇年開始的「愛心豆漿零飢餓合作計畫」為巴拉圭佛光人另一項重要的慈善工作。開辦至今,基金會直接管理的豆漿站總計也已超過百處,每月生產超過八萬公升豆漿,逾四千戶家庭受惠,帶動超過二千多位巴拉圭貧民區的居民加入成為義工。

佛光山在巴圭拉的弘法據點,除了巴拉圭禪淨中心還有:亞松森禪淨中心,於一九九七年,在第二任會長洪鴻榮聯合僑界共同發心下,捐贈了六百坪房舍作為道場,二〇〇〇年,可容納百人的大殿完成,增添活動中心和圖書館。

阿根廷佛光山

一九九二年,星雲大師應邀到阿根廷主持佛學講座,駐阿根廷商務代表王允昌先生與夫人林淑惠女士,便積極發起組織阿根廷佛光協會,一時諸多信眾紛紛響應,一九九三年正式成立。在信徒、會員日增的情況下,巴西協會會長張勝凱伉儷,發心捐出位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雙層樓房作為「阿根廷佛光山」所在地。

二〇〇〇年成立「阿根廷佛光山國際翻譯中心」,延攬西文語言人才從事佛教翻譯工作,像是《迷悟之間》、《佛光祈願文》、《人間佛教的基本思想》等著作至少已有四十種西文譯本。這些書籍後來也被引進智利、巴拉圭、烏拉圭、哥斯大黎加等中南美洲西語系國家。自二〇〇四年起,阿根廷佛光山每年應邀參加南美洲最盛大的「阿根廷國際書展」,是唯一參加書展的佛教團體。

二〇〇九年,阿根廷佛光山開辦了精緻型的「佛光中文書苑」,成為政府認可的第五所中文學校,不僅為華人子弟的中文能力扎根,也加強倫理道德的教育。連土生土長的阿根廷人,也將自己的子女送到書苑來接受教育。

智利佛光山

智利位於南美大陸的西部,是全世界土地最狹長的國家,也是拉丁美洲最主要的工業國,擁有世界最大的銅礦儲量,人民勤勞和善。

人間佛教傳入智利,最早是一九九五年覺誠法師在巴西弘法之餘,多次前往智利考察,而與當地信眾結下的緣分。一九九七年,智利佛光協會正式成立,二〇〇一年,智利佛光協會因為佛教發展的需要,在協會顧問梁政淵居士以及諸多護法信眾共同成就之下,購得聖地牙哥地區 Talagante 市一塊土地,並捐贈為智利佛光山的道場用地。

南美洲除了上述幾個國家設有寺院道場,還有哥斯大黎加福慧精舍(一九九五年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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